(※紅字及粗體為後期所加。)

10月4日

明報—副刊

世紀.Positioning of Hong Kong:次主權,斷了線?


9月29日

明報—觀點

保釣船折返之謎——解構中策組委託研究的香港「次國論」 /沈旭暉


9月15日

信報—時事評論

「次主權」是個好東西 /練乙錚


9月13日

明報——咫尺地球

梅德韋杰夫.曾蔭權.塔維斯耶夫.劉兆佳 /沈旭暉


9月11日

明報—副刊—世紀.Voice & Silence

心酸城市 吳志森x陳雲對談.二之二(節錄)


9月8日

信報—政情

劉兆佳撰文指香港無「次主權」 指用詞不當 或惹政治衝擊

反次主權論或「有人動員」

信報—時事評論

「授權」還是「次主權」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政治地位 /劉兆佳

文章的使命 專欄的去留 /王岸然 (僅摘錄後記)


9月7日

信報—時事評論

最後的「次主權」 回應劉迺強、王岸然及張楠迪揚 /沈旭輝

信報—時事評論

        次主權是超假議題 /劉廼強


9月6日

博客評論—砲台山學會

與其忌談主權,何不釐清治權?就特首致電阿奎諾一事回應張楠迪揚 /丁宏量、區諾軒


9月4日

信報—時事評論

天下本無事 「次主權」名稱出事 /江麗芬


9月3日

信報—社評

沒有「次主權」 只好「掹衫尾」


9月2日

信報—社評

從「人質慘劇」探討香港「次主權」

明報—觀點

「次主權」是偽概念 ——就特首致電菲國總統回應「次主權」概念 /張楠迪揚

信報—時事評論

反對香港次主權等同反對一國兩制構想 /黃世澤


9月1日

信報—時事評論

再解讀阮次山現象﹕曾蔭權有錯嗎﹖ /沈旭輝

信報—時事評論

大香港思想與「次主權」論 /王岸然


8月31日

信報—時事評論-大陸與港

香港沒有「次主權」 /劉廼強

信報—時事評論-新思維網絡

香港外交能走多遠? /施家潤

博客:每日一膠—荒謬的香港

劉迺強左丁山出賣香港人 /林忌


8月30日

明報—社評

致電菲總統涉外交事務 特區對外權責必須釐清

博客:歐洲動態

(節錄)雜談菲人質事件 /示芒


8月27日

明報—論壇

解構香港次主權 ——從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談起 /沈旭暉


8月24日

Youtube視頻:阮小山評論菲律賓挾持人質事件



2010年8月24日

視頻:阮小山評論菲律賓挾持人質事件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_l1mxrzoU4


明報

2010年8月27日

論壇

解構香港次主權 ——從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談起

沈旭暉

【明報專訊】菲律賓慘劇發生後,有認為香港不是國家,只應通過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周旋﹔也有認為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乃自取其辱,因地位不對等。最具代表性的是曾以「飽暖思淫慾」評論香港遊行的前輩阮次山先生﹕

「香港悲痛之餘不要過分……香港地區的特首,你不該打電話給人家的總統,你只能打給人家的外長或警察總長。菲律賓總統是國家元首,香港地區的特首不是國家元首,你不要搞錯了。要打也是胡錦濤打,不是你打﹗何况胡也不可能打,這小題大做……香港你這個特首必須知道你的地位,不是有這個悲劇就可以亂碰亂跳的……要菲律賓提出責任報告,報告提出來,誰有責任,關你香港什麼事?……我們碰到災難,碰到意外,就是要考驗政治人物的智慧跟你的處理方式。」

主權國家從不是唯一單位

阮老的代表性,在於其主權思維停留在前全球化時代。現實主義學者將1648至1991年演繹為威斯特里法主權體系,但主權國家從不是唯一單位﹕

●主權國家之上有歐盟        等「超主權」(supra-sovereignty);

主權國家之下有「次主權」(sub-sovereignty),即國家賦予其領土在個別範疇有主權能量

●主權國家競爭者為「片面主權」(unilateral sovereignty),多是單方面立國的分離主義運動;

●主權之旁有「類主權」(quasi-sovereignty),像當年東印度公司,或今天部分取代國家的跨國企業。

冷戰結束後,主權概念進一步模糊化,「主權成分」興起。筆者曾在不同文章參與了相關概念的研發,可作參考。

香港擁有的就是次主權

香港擁有的就是次主權。根據《基本法》,北京處理國防外交,但香港擁有高度自治涉外關係(external relations)權,包括涉外經濟、治安、文化、體育等,作為一國兩制的最後憑藉。何解非得把營救人質鎖定在國防外交,而非涉外關係﹖

●不少國際組織的參加單位是「經濟體」(member economy)。在亞太經合組織,香港、中華台北與中國平起平坐,特首與菲律賓總統一起穿民族服裝合照。香港參加世貿,因為是獨立關稅區﹔不能參加世衛,因為世衛出自聯合國        。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是反洗錢金融工作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成員。9.11期間,香港是FATF輪任主席,領導了不少國際金融反恐議題,美國曾專門表揚。菲律賓沒有參加FATF,反被列入「不合作洗錢國家」,特首足以在FATF表達對菲律賓安保不滿。就是派代表營救、談判、調查、起錨,也毋須觸及國防外交。

●警隊負責治安,軍隊負責國防,香港警隊、海關一直獨立和國際交往。9.11後,美國成立貨櫃安全計劃(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tive),參與單位不是國家,而是港口。香港同意加入,成了中國境內唯一開放予美國檢查的貨櫃碼頭。菲律賓同樣沒有參加。

●香港獨立派隊參加奧運,澳門不能,因為在1996年,前奧委會主席西班牙人薩馬蘭奇為打擊祖國分離主義制定新例,規定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賽,舊成員不在此限,讓次主權變相分流,香港「舊權」略高一籌。

可惜回歸以來,香港未有充分發揮次主權優勢,經常因政治正確或其他原因投鼠忌器。像新加坡        以經濟體身分簽署了大量自由貿易協定,香港才剛與新西蘭簽定第二個協定(CEPA為首個),這已是多年破冰成果。涉外危機出現時,政府明顯沒有次主權的既定方案,僅靠應變。就此筆者一直和當局交流,卻擔心特區政府根本沒有對口單位。若不制度化涉外方略,一國兩制是不能長久的。

轉捩點正是那電話

為比較,我們可舉另一次主權例子﹕菲律賓附近有一個北馬里亞納聯邦,它並非獨立國家,而是美國自治邦,塞班島就是其部分。世人多分不清其性質和帛琉等鄰近主權島國有何分別,反正後者也由美國內政部照顧。但假如塞班人在菲律賓被綁,北馬里亞納民選總督致電阿奎諾三世,相信可以接通。

在上述結構性局限下,我們卻須肯定特區政府的後期處理,轉捩點正是那電話。直到致電曝光,阿奎諾三世變臉,菲律賓上下才發現香港是次主權實體,不是上海廣州。筆者的菲國大學朋友嘗試解釋﹕政府絕非歧視香港,阿奎諾三世當時在會議指揮,警局不駁電話以免騷擾,只是基層警官行政失當。「香港特首致電要聽」這信息忽然傳遍世界,曾蔭權的電話、他將議題主動交給公眾的策略,捍衛了一國兩制的尊嚴,鞏固了香港的國際空間,值得久違的掌聲。這電話並不易打,不少港人一句「不是國家」即閉關,何况特首身旁不無自我矮化的信差,外頭還有阮老。電話撥出後,特區政府愈加得體,要求菲國提交報告、提出參與種種善後,都合乎次主權涉外關係章法。這不獲接聽的電話,將成為曾蔭權的政治遺產﹕「這次意外是對領導的政治智慧和處理方式的考驗」,阮老說的。


明報

2010年8月30日

社評

致電菲總統涉外交事務 特區對外權責必須釐清

【明報專訊】曾蔭權以特首的身分致電菲律賓總統,是否恰當?《基本法》雖然規定國防及外交事宜由中央負責,但香港與內地其他省市不同,的確有需要獨自處理部分具體的對外事務。在這次菲律賓慘劇之後,特區政府須與中央政府外交部商討,清楚釐定香港處理對外事宜的方式及權限,確保日後再遇上緊急事宜須與外國接觸時,讓外國政府清楚知悉特區政府所獲授權,避免不必要的混淆和誤解。

菲律賓人質事件發生後,曾蔭權曾經致電菲律賓總統,但對方翌日才回覆。事件引起討論,有人質疑曾蔭權以地區首長的身分致電他國元首並不恰當,也有人質疑菲律賓總統因為來電者地位不對等而拒絕接聽,甚至對曾蔭權的要求置若罔聞。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區的外交事務由中央負責,因此有政界人士指出,致電菲國總統其實應由北京外交部負責,甚至質疑曾蔭權的行為可能已經違反《基本法》。

引起不必要聯想

避免使用「次主權」

根據《基本法》第13條,香港並非完全不能處理對外事務。條文列明:

「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香港設立機構處理外交事務。

 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

換句話說,只要獲得中央授權,香港絕對可以處理對外事務。在學術圈,有學者以「次主權」來形容這種地方政府獲得授權下處理對外事宜的情況,更有人指香港應在可行情況下爭取較大自主空間。

香港崇尚學術自由,「次主權」這詞彙有其特定的學術涵意,在學術圈當然可以自由使用,但若在香港的政治現實操作上當作日常用語般使用,是否適當,值得斟酌。

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主權清晰而明確,沒有什麼主次之分,而香港在對外事務上有什麼權限,已由《基本法》作出界定。此外,在部分人眼中,「次主權」更會令人有香港擁有部分獨立主權的聯想,甚至有走向政治獨立的想法,因此,為免引起不必要誤解,應避免使用為宜。

惟不使用這詞彙,不等於香港對外事務問題不存在。香港早已用不同的名義加入大多以國家為單位才可加入的國際組織,例如世貿組織、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在APEC會議期間與各國元首舉行雙邊會議、穿上民族服裝拍攝大合照,曾蔭權過去也曾與APEC的元首通電話,香港也獨立組隊參加世界盃及奧運等國際性活動。無論以什麼詞彙去稱呼這種對外關係,香港跟內地其他省市的確有着本質上的分別,即使外交事務由中央負責,但部分「對外事務操作」的確須由香港自行處理。因此,相關的處理模式、權限,就要清楚釐定,以確保操作順利。

以這次人質事件為例,若曾蔭權致電菲總統屬身分不合,那麼阿奎諾三世回電時,難道曾蔭權就應拒絕接聽,並要求對方改為致電中國外交部,又或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如今曾蔭權選擇接聽了,曾蔭權會否被人質疑違反《基本法》,甚至造成港獨的客觀效果?正正因為特區相關的權限未有清楚的向外交代,才會引起公眾的疑惑。

釐清香港獲授權

確保外國政府重視

香港的一國兩制在國際上仍屬新事物,存在了只有13年,外國已接納香港雖屬中國一部分,但個別情況會以相對獨立的身分出現在國際舞台,香港的對外角色千變萬化,難以全面預先釐清。菲國總統有否因為來電者並非國家元首而擱下不理,外界無從知悉,這次慘劇發生後所暴露的尷尬情,特區政府必須借此機會,與外交部商討,盡快釐清香港在處理類似事件時所獲得的授權,以及應以什麼方式確保對方知悉這種授權。

例如,特區政府與外交部應否設立熱線,讓特首在重要時刻立即請示特區所獲得的授權;特首在什麼情況下可以直接致電外國元首;致電時應以什麼方式表明已獲北京的授權;應否以外交部聯同特區政府的名義致電,還是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一同作出聯絡。盡快釐清上述情,他日若遇上同類突發事件,特區政府可更快的作出反應,毋須顧慮身分是否恰當;更重要的是,確保外國政府清楚知悉香港政府官員的地位,對特區政府的訴求作出相應的重視。

這次菲律賓人質慘劇所引起的香港對外事務問題,現實上仍未完結。曾蔭權表示,香港將派遣更多警員參與事件調查,若現在就確保菲律賓當局知悉香港人員不但來自香港那麼簡單,而是獲得北京授權,使菲國更重視他們的角色和地位,對於追尋真相將起着更積極作用。


一篇博文摘錄,原文前段提及菲律賓傳媒如可報道事件,香港應否打「宣傳戰」,值得一看:

http://simon_danke.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2542159

歐洲動態

雜談菲人質事件

simon/示芒 | 30th Aug 2010, 06:37 | 歐洲以外

(前略)

可笑的是明報8月30日社論說要避免使用「次主權」的用字--一個兩制的精髓正是讓香港成為一個次主權個體,把一些中國中央政府不便或不懂處理的事情交回香港自己處理,而次主權只是學術界對這個現象的客觀描述而已。正如「高度自治」不是自治,主權前面有一個「次」字,就代表這個主權不是「絕對」主權,而是有限制的,因此毋須自我忌諱這個詞語。

而且,愈是要維權中國統一,因此認為香港政府愈不應該做任何事的話,而中國政府最終又為了全局外交戰略利益考慮而對事件不了了之的話,「港獨」情緒只會萌芽。某程度上,我認為這次事件是回歸以來、甚至是歷來,首次出現真正港獨情緒的威脅,連政改問題也未曾出現這趨勢,香港政府、中國政府以及那些認為曾蔭權沒有資格致電菲律賓總統的評論員,請小心行事。

撇除主權問題,實事求事的話,也請中國外交部盡量低調,除非真的是一個主權國才能做的事情,否則我認為此事由香港特區政府全權跟菲律賓交涉會更好。我這個想法是基於上述認為這次要打宣傳戰的假設,而眾所周知,在全球的形象中,香港一定較中國政府好,至少少了威脅鄰國的陰影。

最好想說的是:香港人是否應多瞭解一下東亞鄰國的風土民情呢?我們或者迷上K-Pop,愛到泰國做Spa,時常到菲律賓的沙灘潛水,到馬來西亞旅行,去新加坡剛建成的賭場,往印尼的峇里島,或是學梁朝偉到吳哥窟,但我們對這些國家的歷史、近代政經生活認識有多深呢?甚至,香港住了不少東亞各國國民,菲律賓人便住了20萬,但我們有沒有考慮過他們在港生活是否遇到歧視等問題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香港人甚至中國人經常說西方國家歧視居住當地的華人,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便說人家歧視,但當歧視在自己的土地上出現,為何不能拿出同樣的氣憤來正視問題呢?


信報

2010年8月31日

時事評論

大陸與港

香港沒有「次主權」

劉廼強

八月二十三日,二十一名香港旅客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被槍手挾持,由於當地軍警處理不當,釀成八死七傷慘劇。從電視機的全程直播,整個事件中震撼性的畫面,菲律賓當局的愚蠢無能,互相推卸責任,以及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當場的輕藐反應等,引起港人集體的悲憤,紛紛做出各種行動和反應,包括要求特區政府採取各種行動。

我們中國人做人處事要求「發乎情、止乎禮」。悲憤是一回事,某些不該做,或者不能做的事情,還是不要做。這裏嘗試從這事件引發的一場半學術爭論,從源頭把道理說清楚。

爭論的開始是前本報同文,現任職鳳凰衛視的阮次山在其節目中認為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乃自取其辱,因地位不對等。因而帶出新進沈旭輝以他用了多年的「次主權」立論,在《明報》文章回應【註】。

年輕人要上位,打倒老人家是慣常事。當年我們一幫青年人大喊:「怕也無用,新文化人來了!」其氣勢至今仍未見來者。只要年輕人真有本事,老人家倒下來還要開心大笑。但若引用幾個洋文、洋名,說幾句模糊不通的廢話,嚇唬一下其他年輕人還可以,要打倒呂大樂、司徒薇、阮次山等,沈旭輝的功力還差得遠。

次主權國際上毫無地位

所謂「次主權」,充其量是某些政治學者用來方便描述轉變中政治現實的詞彙,在國際法規範下的現實操作,根本毫無地位。在國際外交禮儀上,最講究對等。所以,中國有關方面一接到消息,外交部長楊潔篪馬上就香港遊客在菲律賓被挾持事件,打電話給菲外長羅慕洛。請注意,他沒有打電話給人家的總統,這叫做對等。

阮次山說:「香港地區的特首,你不該打電話給人家的總統,你只能打給人家的外長或警察總長。菲律賓總統是國家元首,香港地區的特首不是國家元首,你不要搞錯了。要打也是胡錦濤打,不是你打﹗」他何錯之有?李少光在記者會上表示,在得到香港旅行團在菲律賓被挾持的消息後,已經第一時間通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聯絡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協助處理事件。請注意,他並沒有直接聯絡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這也是特區政府合符外交禮儀的做法。

好了,退一萬步說,如香港真有「次主權」地位,按照對等原則,特首需要打到菲律賓一個代表其「次主權」的人物。這個人物是誰?肯定不是總統,我甚至傾向認為菲律賓沒有這個人物。那麼按照「次主權」的身份,特首給誰打電話?

更關鍵的是,香港從來都未曾有過「主權」。縱使以沈旭輝界定的「國家賦予其領土在個別範疇有主權能量」為「次主權」,怎樣也引伸不到特首在外交禮儀上可以打電話給外國總統。

事實上,特首也沒有必要這樣做。他要相信中央和中央駐當地的使領一定會盡力保障在外港人的安全,並且有遠比他更大的能力做得到。根據報道,除了兩國外長通了電話之外,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領事王曉波、領事參贊、以及另一名領事及警務聯絡官也於上午便到達現場,並與現場警方總指揮取得聯繫,要求積極穩妥的確保遊客的人身安全。這些即時和就近的行動,肯定比特首的電話更加有實效。

不接特首電話是道理

但是,從特首立場,香港市民在外邊出了大事,心急如焚,他該怎樣辦?打個電話也不為過吧。當然可以,但對方不接他電話是道理,是他自討沒趣,怪不得人;後來人家回電話則是人情。這是人情之常,不是外交,更不涉什麼「次主權」。

曾蔭權這回的做法,只能說他不夠成熟。香港沒有主權,《基本法》是一部授權法,公法有關的事情沒有授權特首不能做。更何況我國處理國際關係的指導思想是「外交無小事」,事無大小,都規定要請示滙報。

但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曾多次重申,如有需要,中央可以再具體授權。因此特首正確的做法是首先依照處理突發危機標準程序,照會有關部門。之後特首如真的還放心不下,他可以再向國務院請示,請求批准和授權打電話給菲律賓總統。我相信,在情在理,總理不會不批准。如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授權代表的身份直接打電話給外國元首,人家不可能不接聽,也不可能不重視。如對方不接聽,或不重視,那是對方犯錯,外交上自有既定的對應。

沈旭輝祭出不知所謂的「次主權」假學術,使一些人可以乘機理直氣壯的「揩油」,要特區政府做出更多它沒有權力做,因而不應該做,做了不但事倍功半,而且還很可能給國家和香港在國際上惹來很多麻煩的事情。舉個例說,家人可以不讓菲律賓當局驗屍,香港可以成立死因法庭,這是我們的事。但我們卻不能硬要監督人家驗屍和死因法庭的聆訊。沈旭輝甚至鼓吹:「就是派代表營救、談判、調查、起錨,也毋須觸及國防外交。」這是完全違反國際法的行為,當年以色列以主權國家派兵到外國營救,國際反彈很大。

如果今天香港自把自為的也這樣做,人家不會歸罪於小小的香港,而會認為中國以大欺小,不守國際法。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大力駁斥「次主權」,和國際關係之要講究禮儀的原因。

再看深一點,更危險的是,沈旭輝把大香港中心主義以假學術語言包裝,使其看來合理。他認為「曾蔭權的電話、他將議題主動交給公眾的策略,捍衞了一國兩制的尊嚴,鞏固了香港的國際空間,值得久違的掌聲。」而反對者則是「自我矮化」。粵語有云:「面是人家畀,架是自己丟。」

事實上,菲律賓總統就是不接聽他的電話,而如非該國在國際電視鏡頭前太丟人,和給面子中國,他也未必會回電曾蔭權。最明顯不過的現實是:能「捍衞了一國兩制的尊嚴,鞏固了香港的國際空間」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是香港某一個人。事實俱在,是「中方施壓,菲允港加入調查」(《星島日報》新聞標題),也是在我國駐菲大使快速嚴厲抗議之下,警魔靈柩上的國旗才被「神秘人」拿走…請問一國兩制的尊嚴何曾丟了?香港的國際空間何時窄了?回歸之前香港有此尊嚴嗎?有此國際空間嗎?

我不相信一個有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的人,連這基本事實和常識都不懂。這不過是一個小政客逗着市民的情緒說話,為抗拒中央作論述,構築其道德高地的拙劣嘗試而已。說穿了,沈旭輝無非試圖乘這事件,以「次主權」這假學術在中央與特區之間搬弄挑撥,想引起某些人非份的遐想,並突出自己別具隻眼,和敢於捍衞香港,抗拒中央的合法權力。

此刻我們哀傷憤怒的港人正需要團結在「一國兩制」底下,為受害者追討公道,而內地的各級政府和同胞也正紛紛予以各種支援。你少來這個,收起來吧!

註 沈旭暉﹕〈解構香港次主權—從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談起〉。《明報》,一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信報

2010年8月31日

時事評論

新思維網絡

香港外交能走多遠?

施家潤

嚴格來說,這篇文章的命題本身就是政治不正確,或是答案是顯而易見。沒有,從來沒有!由殖民地時期,到回歸以來,香港從沒有擁有外交權,最多是被賦予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力來處理對外事務,例如參加奧運會,否則,很難想像一個沒有外交部門的政府擁有獨立的外交權。

在這個前提下,當中帶出兩個實際的問題:一、有限的自主權力可處理什麼對外事務,以及其範圍如何?二、當無可避免要與其他主權國(指以國家為單位的實權政府)交涉,香港是否擁有交涉的資格,又能否根據事情發展,自行判斷或採取任何實際行動?

釐清「次主權」三觀點

不幸的是,上星期一發生的菲律賓挾持港人作人質事件,就是正好擊中香港「外交」的軟肋,電話羅生門事件亦帶出一個問題—香港是否存在「次外交」?若有,「次外交」下的權力範圍又是怎樣呢?在討論「次外交」前,我們需要釐清幾個概念:一、「次外交」以上的「次主權」;二、《基本法》賦予香港處理對外事務的權力;三、外交的互動關係。

簡單來說,「次主權」(sub-sovereignty)的出現,在於主權國家賦予地方政府在特定範疇有自主權力,相對而言,被賦權一方(地方政府)便能自行處理特定範疇內的事務。套在香港身上就是如此,香港的次主權由中央人民政府賦予,按照《基本法》第十三條,中央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務,外交事務由外交部處理,但同時香港獲授權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以及擁有高度自治。

有關對外事務的闡釋,《基本法》第七章仔細談及,當中以第一百五十一條與第一百五十二條較清楚指出香港對外事務的權限。由此可見,香港對外事務的權限與香港參與的組織,是否以國家為組成單位有直接的影響

人質事件處交涉灰色帶

所以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我們自然明白香港不能加入聯合國,因為聯合國是以國家為單位,但香港可加入中國代表團,甚至以香港身份發言。相反,香港可加入亞太經濟及合作組織(APEC),獲得與其他國家一樣的成員身份,原因就是亞太經濟及合作組織是以「經濟體」作參加單位,香港與菲律賓的身份是一樣的。外交有着互動關係,往往處於對等地位進行交涉(雙方實力的強弱不包括在內),且多以國家為外交談判單位,如六方會談,反面例子就是中國與台灣,進行交涉就得以用海協會與海基會作對口單位。

因此,香港與菲律賓直接交涉,既違反了《基本法》的規定,亦不符合國際外交慣例。那麼香港與菲律賓交涉是否沒有可能?答案卻是可能的,這其實頗為弔詭。原因是香港與菲律賓在非國家為單位的組織,例如在亞太經濟及合作組織中,是對等的成員,在這範疇下,雙方領導人互通電話就不存在違反外交常規的問題,因為交涉是成員之間的協定,與國家外交禮節無關,是香港的對外經濟事務。

問題就來了,當外交事務與對外事務變成一個複合概念,不能清晰地將其分割,那麼雙方主事官員又如何進行交涉?香港旅客在菲律賓被挾持作人質的事件,正正處於當中灰色地帶。營救人質應視之為香港不能處理的外交,還是可自行處理的對外事務?我想帶出的,不是特首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是否正確,因為作為擁有「次主權」的地方的最高領導人,特首被賦予管理香港的「話事權」,就有責任盡力保障香港市民的安全。想說的是,當雙方主事官員尷尬地不能立即下定論時(因中央政府尚未正式介入),實際地雙方又如何處理外交禮節?因為很難想像菲方會因人命而將香港的地位昇華到國與國的層次。

回顧事情發展,特區政府得悉事件後,特首曾蔭權即時成立專責小組處理事件,同時向菲駐港總領事館表達高度關注,並要求菲國採取任何行動應以人質安全為首要,更曾嘗試致電阿基諾三世表達港府的關注,可見香港政府已盡力在可行的範疇工作,可惜的是,主事香港外交的中央政府到傍晚才高調回應、要求菲國保障人質安全以及善後,這方面外交部的確有點反應緩慢。

不幸的事件已經發生,現在要做好慘劇的善後工作,討回公道。直接參與調查或許會牽涉複雜的外交事務,但政府其實可以柔性處理調查,以香港「自主權力處理對外事務」的手段參與調查,以國際間警方的合作慣例,以警方為單位進行交涉,與菲方警員討論、合作、參與調查。最後,挾持港人事件中,菲警的做法明顯出現問題,令人失望、甚至氣憤,但悲痛中我們要明白小撮人的過失不應放大到由民族來承擔,「Racism ruins lives」,這句話很有意思。

新力量網絡執行幹事


博客評論

林忌

http://plastichk.blogspot.com/2010/08/blog-post_31.html

星期二, 八月 31, 2010

劉迺強左丁山出賣香港人

當七百萬香港人齊為八位人質死亡感到悲戚的時候,偏偏有些無恥之極的人形物體要出來發膠音,這些身為飲香港水,流香港血的所謂香港人,不但沒有從香港人的利益角度出發,卻不斷抽香港政府與香港人的水,專對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一事大造文章。

首先信報刊登了劉迺強的一篇垃圾文章,說「香港沒有次主權」;怎樣沒有呢?這位倚老賣老的老人家寫了二千幾字,除了重覆說「香港沒有主權」、「基本法是一部授權法」的廢話之外,有關文章主題「沒有次主權」,卻連屁也放不到一個。

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的沈旭暉寫出一篇「次主權」的文章,劉迺強東拉西扯,人身攻擊了千幾字,都冇法如題指出香港如何「沒有次主權」,死死氣又出來「退一萬步」,然後繼續老作。

『好了,退一萬步說,如香港真有「次主權」地位,按照對等原則,特首需要打到菲律賓一個代表其「次主權」的人物。這個人物是誰?肯定不是總統,我甚至傾向認為菲律賓沒有這個人物。那麼按照「次主權」的身份,特首給誰打電話?』

承認了次主權,就是承認了香港有一個「特別」的地位,點解香港叫特別行政區?點解曾蔭權叫做「特首」?原因就是香港的「特別地位」,因此香港特首,當然係打畀菲律賓總統,這就是國際政治的現實,不但係中國國內承認,而且仲係國際承認的--呢一點沈旭暉已經劉迺強舉了很多例子,如國際條約,如參加奧運等等,林忌不妨再舉兩個現實的例子,看看劉迺強之流如何回應。

1. 國際車牌 (International Driving Permit)

正如其名,國際車牌就是跨越國家的駕駛執照,沿用自 1949 年的聯合國日內瓦協議(以及 1968 年的維也納協議),令各國透過承認「國際牌」,來承認另一個國家簽發的車牌。其中最妙的關鍵,係香港以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到今日都係條約的成員,偏偏中共到今日都唔簽署承認呢項文件,令大陸人到今日都無法透過國際牌,去外國開車,因為中共的車牌不被 1949 年簽署國的承認。

香港特區政府和大陸簽署 CEPA,令大陸人和香港互換承認車牌,令大陸人可以來香港換車牌,此舉一開之後,不但令大陸人可以在香港開車,仲可以透過香港車牌再換埋香港的國際車牌,用來在外國開車。

劉迺強、左丁山之流不斷強調香港無權同菲律賓交涉,把所有對外交涉的關係都說成是「外交」,那麼為何今日香港人仍可使用國際牌去外開車?為何香港特區政府可以接受外國人用國際牌在香港開車?更奇怪的是,為何自從簽署 CPEA 之後,大陸人可以透過香港簽發的「國際牌」,去外國開車呢?如果說 97 前的做法沿用至今,係「歷史遺留的問題」,那麼為何中共以及一眾大陸人,仲有香港政府,可以畀一國兩制中的另一制--大陸人,借香港對外的關係--香港車牌的身份,去參加 1949 年的日內瓦公約呢?

香港車牌是特區政府簽發的文件,香港憑甚麼去為中國大陸人以及中國大陸車牌--透過香港車牌去換取國際承認?中共不肯、不敢承認的日內瓦公約,特區政府難道吃了豹子膽,去偷偷地簽畀大陸人嗎?這不是「井水犯河水」嗎?大陸不願大陸人參加日內瓦公約,那麼特區政府憑甚麼去繼續保留日內瓦公約簽署國的地位?

左丁山:『但尊貴的議員們並非成龍,應該對政治識得更多,唔係成龍嗰種層次。成龍喺佢嘅 Twitter度寫:「 HK is a nation built by a lot of different people」。香港只是一個特別行政區,不是 a nation,成龍犯下一個咁嚴重嘅政治不正確錯誤,因為佢係成龍,由得佢啦,但一啲議員強烈要求特區政府向菲律賓要求,本港要派人參加對八二三事件嘅調查,仲引 1994年菲律賓派人到新加坡參與調查菲傭死亡事件為先例,未免自視過高,好似成龍一樣,當香港 SAR為一個 nation。』

很奇怪呀,左丁山真係乜都係專家,連成班大狀與律師的立法會議員都敢挑機,說香港不是 nation,因此任何有關 nation 一字的都冇權咁;請問 Inter-NATIONAL Driving Permit--國際車牌又係唔係 nation 呢?以左丁山的看法,香港特區政府有冇權替大陸人簽發國際車牌呢?這件事違不違反基本法呀?違不違反中國的主權地位呀?

成班中共高幹子弟無恥地利用香港的「次主權」身份,換取香港車牌加香港國際牌,「以香港之名」,去外國飛車--出事時人地追究起來,係向「非簽署國」的中共追討呢,定係向「簽署國」的香港追討呀?

2. 中共成日吹噓自己巧威威,但係大家除了聽劉迺強左丁山呢班膠人亂吹之外,唔好忘記世界上仲有些地方,係唔承認中共的;舉例說,如和中共冇邦交的巴拉圭,如果咁o岩唔好彩,發生一件類似菲律賓的挾持事件,咁點算?

劉迺強:「不接特首電話是道理......可以再向國務院請示,請求批准和授權打電話給菲律賓總統。我相信,在情在理,總理不會不批准。如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授權代表的身份直接打電話給外國元首,人家不可能不接聽,也不可能不重視。如對方不接聽,或不重視,那是對方犯錯,外交上自有既定的對應。」

用劉迺強的邏輯,特首唔可以打畀巴拉圭總統,因為不符外交慣例;那麼香港人出事,應該由咩人打畀咩人呢?巴拉圭根本唔承認中共,連中共的領使館都冇,咁如果香港人出事,作為香港特首的曾蔭權應該點做?由香港人自生自滅?定係打畀馬英九,叫同巴拉圭有邦交的中華民國總統幫香港人出頭呀?

從上述的荒謬邏輯可以看出,香港就係香港,就係一個和中共有所區別的個體,雖然香港唔係國家,但係香港絕對有權發展,以及保持香港獨特的地位和對外關係;偏偏就有呢兩位香港人,明明涉及了八條寶貴的人命,唔單止唔從實際角度出發,仲要為救人增加更多官僚同障礙,佢地冷血o架?如果下次被劫持的唔係梁生梁太的仔,而係劉迺強的仔,唔知劉迺強會唔會堅持「外交禮節」、「外交慣例」、以及「相信中國領使館」呢?定係劉迺強個仔就有特權,而梁生梁太就冇呢?

左丁山的偉論:「可見在菲律賓眼中,外交對手係北京,唔係香港」--那麼請菲傭去北京打工,而唔好來香港好了,可以嗎?立法會有冇權禁止菲傭來港呢?如果立法會有權,那麼菲律賓的眼中又敢唔敢唔理立法會呢?我們絕對不是要煽動反菲傭,但事實就是菲律賓絕對沒有可能不放香港在眼內,左丁山當立法會係垃圾,為左邊個呢?

更好笑係左丁山的偉論「港督咪係要透過倫敦與菲律賓政府高層對話」--原來港督彭定康親自單對單同菲律賓總統拉莫斯傾釋放區永祥都得,今日曾蔭權打電話畀菲律賓總統就唔得?你冇病呀?

劉迺強:「該國在國際電視鏡頭前太丟人,和給面子中國,他也未必會回電曾蔭權。」--巧威威呀,原來係畀面畀中國呀!咁畀面畀中國,南沙同中沙點解仲在菲律賓手上呀?點解唔畀面畀番你中國呀?有些人無恥作故事,真係可以唔使本;點解菲律賓要畀面畀香港?望下香港請左幾多菲傭啦!你試下唔覆呀?睇下立法會可以做乜?明明係香港的經濟實力同地位,令菲律賓要合作,香港呢 d 賣港賊,就係講到中共巧威威的國勢令人合作,好威呀!強佔你南沙同中沙,你解放軍龜縮在自己國境內,殺自己人就叻,打壓自己人民就叻,咁叻,叫菲律賓免簽證畀大陸人去呀笨!簽一次收你三百四人民幣,快證仲要收八舊水,巧威威呀中共的國勢!

阮次山說:「何況胡錦濤也不可能打這個電話,這是小題大造」--劉迺強隻字不提,卻寧可追殺沈旭暉,都仲要狂捧阮次山,證明了乜野呢?就係呢班賣港賊出賣香港人,已經去到連最基本的羞恥都不顧,連最無恥的民建聯都自愧不如,比無恥更無恥。

劉迺強與左丁山,希望下次在外國被挾持殺害的,不是梁太及一眾無辜的港人子女,而係你兩位無恥的賣港賊人渣。


信報

2010年9月1日

時事評論

再解讀阮次山現象﹕曾蔭權有錯嗎﹖

沈旭輝

筆者曾談及阮次山認為曾蔭權沒資格致電菲律賓總統一事,並提出學術上的次主權框架。安裕兄說,阮的受眾不是香港人,自有內地人受落,很對,相關訊息筆者也有耳聞。另有評論員回應拙文,進一步批評曾蔭權犯了錯誤,可歸入「阮次山現象」。筆者不怕再次肯定,曾蔭權在這案例「有理有節」,當然有缺憾,但不應被拿來作文章。

 

為什麼一些內地朋友認為曾蔭權致電犯錯,並開始反彈﹖我們必須理解其思維﹕

有內地前輩指教,《基本法》賦予香港的空間(不涉及國防、外交的對外交往權)極大,加上經常有人報告所謂「港獨」潛在危機,中央擔心一旦由不獲信任的人領導,香港將變成「變相獨立實體」。若把涉外權分拆,特區可演繹成「經濟體」、「司法體」、「體育體」、「文化體」,足以繞過中央。曾蔭權的電話,觸動了最敏感的神經。

權限令保守派不安

本欄曾談及香港參與APEC、世貿,其實北京更在意其他,例如律政司國際法律科 ﹕它把香港定位為獨立司法管轄區,然後「負責國際協議的談判工作或派出法律專業人員在談判中提供意見,以及處理香港特區與其他司法管轄區之間的司法合作請求」。香港警員到菲律賓調查就因為這科與菲律賓簽訂刑事司法互助。這權限令保守派不安,因為,這是雙向的。

根據同一邏輯,北京朋友建議筆者避免跟某些人使用「次主權」這西方名詞,因為很多觀察員不看內容、只看文字,一句「主權沒主次之分」,就寫報告。

筆者深信,這一切邏輯上並非不可能,但如果太過慮、大張旗鼓會適得其反,只會挑起原本不存在的中港矛盾。曾蔭權這次行為的「理」和「節」,還需由這次主權概念談起﹕

一、「次主權」和筆者另文說的「涉外關係權」是同一概念,名詞源自學術用語,並非「次級主權」,不應粗淺的望文生義。在中文,「次山」是「次等山」,但英語的「次」(sub)並非「次級」,正如「次文化」並非「次等文化」,是指從主流文化衍生而被前者涵蓋的新文化。

次主權指由主權國家授權予其組成部分在個別範疇與主體保留差異,作為該主權國家的另一表達形式(例如國防外交以外的涉外交往),兩者並非取代,而是衍生關係 ﹔在這些範疇,被授權的地方足以和主權母體並列而享有後者的能量﹔這不是一種新權,而是同一主權的一體兩面,是基本法這授權法授權的內容,因此香港才被容許出現在APEC、FATF

二、學界形容香港身份除了「次主權」,還用「非主權實體」,我們數年前是用這詞的,但北京對「實體」同樣感冒,有內地朋友翻譯西方這詞就被批評。外國按殖民地例子用「準國家」(quasi-state),更感冒。有時用「自治體」,北京擔心西藏傚法。結論是中國國情不同,不能參照西方,外來名詞不應使用。筆者尊重中國國情,一直把次主權保留在與國際接軌的地方作學術討論,在內地用「涉外權」,贊同《明報》社論所言,為免觸動這些人,建議香港非學術語境使用「涉外權」

三、假如觀察員要上綱上線,應先批判翻譯一國兩制為one-country two-system的人。有外國學術朋友討論這詞,笑說是分離主義主導,因為「country」指不涉及主權的土地,蘇格蘭、威爾士在國際都是名正言順的country﹔在各國入境表、購物資料的country of origin,我們被要求填上香港。一國兩制譯成one-state two-system,倫理才清晰。但我們沒有深究,因為香港還有互信和普通常識。

四、香港有沒有權到菲律賓調查、談判、救人﹖香港在涉外關係權限,早與各國簽定不涉及國防外交的大量雙邊協議,只要有協議為基礎,絕對有權。葉劉淑儀提議考慮以飛虎隊支援等回應,認可的香港涉外權遠多於筆者,但也只停留在保安的範疇。

五、香港特首能否致電總統﹖在次主權平台,例如APEC,各單位領袖的身份,包括菲律賓總統和中國授權出來的香港特首,都是次主權領袖,在那平台上平起平坐,一直在直接溝通,這是常見國際慣例。回到主權平台,他們之間自有等級差異。假如特首連在授權平台內的致電權也沒有,那他在APEC的每一句話,就必須請示。

六、在操作層面,曾蔭權不能在主權平台發言﹔在次主權平台致電,須註明是以APEC或FATF領袖致電對等的領袖﹔假如致電時沒有交代,也沒有先知會中央代表,他那刻只是地方首長,這是技術失誤。這身份表露了,對方可說這事不在相關範圍,讓其轉交國家層面商討,但不能不理會。在這平台碰壁,特首應主動找北京在主權平台協助。不過,假如特首在非常時期評估致電可帶來幫助,我們不相信有任何港人會怪責。

人本精神發揚光大

上述問題是值得討論的,我們沒有權威能一錘定音,但以這案例一口咬定批評特首「亂碰亂跳」、「架是自己丟」,態度固然涼薄,而且無視中央授權香港的涉外權,似是借題發揮。無緣無故在這些場合也製造敵我矛盾,而得出奇怪的結論,大是不必,有時港人對中央的信任,正是這些人破壞的。

慘劇最教人感動的是,立場不同的港人和政府似有默契,讓人本精神和香港法定涉外功能發揚光大,個別挑動族群矛盾和中港矛盾的言論只是白璧微瑕,這才是香港精神。有人想起問責就滿腦子等級、賠償,但曾蔭權除了情急致電菲國元首,還在沒有講稿下衝口而出說「現在不是討論撫恤金的時候」,那可不是政治化妝。起碼在那一刻,他的精神代表香港,也代表我。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主席、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信報

2010年9月1日

時事評論

大香港思想與「次主權」論

王岸然

上星期一從電視上看到特首曾蔭權自稱在下午四時打了電話給菲國總統,但未獲接聽。心中打了一個突,人家打給你以示慰問是可以的,菲國總統隨後的一天也打了電話給曾;但曾再三強調自己不是打錯電話,是直接打給菲國的總統。常識就告訴筆者這不符一國兩制,因為並未在《基本法》中獲得授權,中央並無公開批評曾蔭權不對,看來是因為體諒了香港人這一刻的情緒。

我也當然是感同身受,所以也未有立即評論。阮次山與范徐麗泰皆批評這不符外交慣例,但阮先生說的狠而坦白,刺痛了脆弱的港人感情,引來惡罵四起,當中以尊稱他「阮老」的國際關係專家沈旭暉的一篇《解構香港次主權—從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談起》,可說一石激起千層浪。沈文的結論︰「香港特首的電話要聽,這訊息忽然傳遍世界……捍衞了一國兩制的尊嚴,鞏固了香港的國際空間,值得久違的掌聲……種種善後,合乎次主權涉外關係章法,將成為曾蔭權的政治遺產。」

次主權沒定義的概念

筆者也不能肯定香港人曾否有過大香港思維,若有,相信必然由沈博士的「次主權」論開始。原來香港的特首,縱然只是暫時由小圈子非民主地產生的特首,也有權與外國元首平起平坐,將來有了民主,更加不得了,作為香港人也實在太自豪了。轉念一想,可以嗎?

筆者在別的專欄,已經間接提出這個問題,此例一開,港人在外國出了事,特首變了有既定的責任打電話給奧巴馬、卡梅倫,如果特首懂法文、德文,更要直接打給薩爾科齊、默克爾。不打是特首失職,打了不獲接聽,是人家輕視港人特首,大家會否呼籲政府經濟報復,拒絕英、美、法、德國家的人來港工作?

看來大家有必要認真地探討沈博士的「次主權」論,昨天同文基本法委員劉迺強轟出了第一炮,算不算是一次「次官方」的回應?劉文直指香港沒有次主權,在觀念上定了性。回想主權從來是敏感事情,什麼「剩餘權力」、「三權分立」、「行政主導」還是「立法主導」這類描述性的說法,中共也會動員以百計的學者文章反駁,更何況今次是有實例的「次主權」論述?今次特首打電話給元首的事件,恐怕再不能含混過關,不了了之,中央的學者將有清楚的官方論述

學術總是由創新的思維作突破,香港是否在一國兩制之下擁有「次主權」,可以直接涉外,是憲制問題,也是實務上的法理問題,也是學術上的務虛問題,三個角度看筆者也很有興趣,馬上查閱自己書架上數十本國際法與政治學的書籍,但找不到任何條目。再查閱各大法律辭典,也並無這一詞句,於是可以說,原來這是沒有既有定義的概念。

上網找找,找到數篇文章,都是沈博士寫的,這會否只是學術上的自我繁殖?沈文登在二十七日的《明報》,原來也登在二十八日的《南方都市報》,網上可閱,十三億中國人看到一個新觀念,只是標題刪去頭一句「解構香港次主權」,只餘下半句,內文亦刪去沈博士對阮次山的攻擊,可見國內傳媒對主權論述還是很小心的。

沈文說現實主義者(是哪一位?)將一六四八—一九九一演繹為威斯特里法(國內繹〈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Westphalia),但主權國家從來不是唯一單位(這又是誰的學說?),主權國之上有歐盟等「超主權」(supra-sovereignty),主權之下有「次主權」、「類主權」等。若論指這些關係,例如蘇格蘭與英國,美國與各州,歐盟與各國等,政治學用(super, nation, sub-nation)「超國家」、「次國家」的觀念。國家可以沒有主權,兩個觀念差的極遠,想以沈博士的級別,不應是張冠李戴吧?

沈旭暉直指香港擁有的就是「次主權」,根據《基本法》,香港擁高度自治涉外關係權,包括涉外經濟、治安、文化、體育等。千萬請等一等,沈教授嚴重錯誤了,據《基本法》第七章第一百五十一條,香港可以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各國發展關係,但並沒有「治安」一環,這恐怕是沈旭暉自己插進來的。特區只負責維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這寫在第二章第十四條。

香港可獨立參與世衞

沈旭暉質疑為何要把營救人質鎖定在國防外交,而非涉外關係;這與質疑為何不應把父親稱為母親一樣奇怪,就是香港的防務,也不是香港負責,何況是涉外事務?因為這是香港的憲制框框所在,要改變得先改變《基本法》。曾經在史丹福修讀國際關係的葉劉淑儀引述沈旭暉的「次主權」論,質疑政府何不派飛虎隊到菲拯救人質,引用的兩大「經典」案例,是一九七六年以色列特工在烏干達拯救遭巴游挾持的人質,以及一九七七年西德特種部隊在索馬里成功拯救劫機人質。My God,這也是違反國際法、侵犯別國主權的「經典」例子,事件有特殊的情況,焉可相提並論?就算是主權國也不應隨意進行的違法行為,何況只是一個什麼「次主權」政體?

據《基本法》香港無疑是享有很多就是聯邦國家之下的州國也不能享有的自治權,與各國以「中國香港」的名義交往,參加各類經濟組織、奧運會等,還有可能比中國大陸更早直選首長,更早發展民主等。其實最特別的,是有權獨立發行貨幣,這權力是任何邦國皆沒有,但這些永遠只屬自治權,而不能利用名詞學的玩弄將其演化為「主權」。

沈旭暉的文章中還有好些小錯誤,例如說香港不能參加世衞,因為世衞出自聯合國,只有主權國可以參加。香港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世衞的,與澳門同在區域委員會中有獨立席位,而香港的陳馮富珍正是以「中國香港」代表的身份在○六年當選世衞總幹事,眾所周知了。

沈旭暉的其他文章,也只是基於一些事件,從而推論出香港擁有所謂「次主權」,作為學術探討當無不可,亦非本文討論範圍,只是今次大膽引申,具體應用,超越了探索的層次,而經有官位在身的劉迺強兄這麼一吵,事件必有下文。希望曾蔭權所得到的久違掌聲,不會以得到中央對他大力的掌摑聲為結果。


信報

2010年9月2日

社評

從「人質慘劇」探討香港「次主權」

立法會今天舉行特別會議,動議通過關於「人質慘劇」的議案,由於其中提到「促請特區政府制訂應變機制,以供日後處理類似事件,並清楚界定特區政府在涉及港人在海外遇事時的交涉渠道及角色」,加上近日關於香港特首致電菲國總統所引發的「次主權」論辯,當中牽涉到《基本法》的理解及特區政府的管治問題,實有必要進一步探討。

關於上述議案,最初的版本是「促請特區政府制訂應變機制,以供日後處理類似事件,並清楚界定特區政府在涉及港人在海外遇事時的外交交涉渠道及角色」,多了「外交」二字,後因部分建制派議員反對而被刪除,力求把討論「鎖定」於「兩制」範疇,以至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國際問題專家沈旭暉認為,香港特首有權致電菲國總統,因為香港擁有「次主權」(sub-sovereignty),「即國家賦予其領土在個別範疇有主權能量」。

必須指出,由於世上「屬土」(dependent territories)或「海外領土」(overseas territories)數目不多,只得三十多個(須視乎如何界定),而且絕大多數都只得數萬人口,加上經濟重要性大多偏低,以至學術界甚少探討這些「次主權政體」(sub-sovereign entities)在國際間的身份(而這或者就是沈教授未能旁徵博引的主因)。

不過,從有限的資料亦可發現,次主權政體在跨國事務中的參與,可近乎主權國家。例如格陵蘭圖勒(Thule)美國空軍基地的設施提升計劃,便是由格陵蘭(丹麥屬地)、丹麥及美國政府進行三方談判。若套用於香港,問題恐怕就出在這裏。

「次主權」一詞容或引喻失義,但並不表示香港不可以在中央授權下,自行處理新生的對外事務。更何況,即使中央反覆強調《基本法》是授權法,香港並無剩餘權力,但觀乎《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條,也未必不能看出當中其實存在「酌情處理」的空間。

該條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一句「……等領域」,實可視為討論「治安」應否包含其中的起點。當然,這亦可能會引發憲制爭議,甚至激起新一輪「釋法風波」。換言之,「形成條文」即使未至於此路不通,實屬危險動作。而較為務實的做法,還是「制度設計」

事實上,根據一九八八年的《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基本法草委會曾經考慮過設立「外事處長」一職。事隔十八年,二○○六年十一月,民間智庫新力量網絡發表關於完善政治委任制度的意見書,建議成立「政制及外事局」(包括內地、台灣及其他國家)。由此可見,無論叫「外事處」還是「外事局」,過去一直都有機構作深入研究,而回歸前後,亦都出現過可援先例,犖犖大者有二;其一是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前港督彭定康親赴菲律賓與拉莫斯總統會面,成功營救被指運毒的區永祥及黃銓明;另一是二○○○年六月,前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以特首特使身份,前往東京出席日本前首相小淵惠三的葬禮,並獲元首規格接待。

卻其實,相關的制度設計原則上已經存在,特區的對外事務一直都屬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工作範疇,但無論是年前的「滯留曼谷事件」,抑或是今次的馬尼拉「人質慘劇」,港人都只見到保安局一眾官員八方奔波。反過來說,只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認真履行職責,以至進一步強化對外事務的功能,終而設立「外事處」,則可算走上一條最少「路障」的「太平路」。

說到底,本立而道生,最重要的始終是商議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法,「供日後處理類似事件」,這才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應有之義。


明報

2010年9月2日

觀點 (前“論壇”版)

「次主權」是偽概念 ——就特首致電菲國總統回應「次主權」概念

張楠迪揚

【明報專訊】日前,沈旭暉先生借特首致電菲國總統一事再度拋出炮製已久的「次主權」概念,強調「香港是次主權實體」。在做出任何一個陳述之前,我們首先要檢討關鍵概念本身。檢討的關鍵問題是:「次主權」概念是否成立?

「次主權」概念是否成立?

談「次」主權之前,首先應該明確何為「主權」。愈是常被人們掛在嘴邊的概念,其定義愈容易被人們忽略。有多少人在高呼「捍衛主權」之前,仔細思考過到底什麼是主權?我們且不談學術界對此概念的不同理解。任何概念的定義都面臨無休止的學派爭論。就共識而言,主權,即國家主權,是國家獨立處理對內對外事務的權力。主權是排他性的,且不可分割、不可轉讓。且看「主權」的3個本質屬性:

● 「排他性」意味著一個主權只能屬於一個主權實體,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不可能出現兩個實體共享同一主權的情况;

● 「不可分割」意為一國主權不能分解成若干部分,只能完整地存在,主權不可能像合同承包一樣,包工頭還可以把手上的專案分包出去。因而在主權問題上,不存在「分包者」(sub-contractor)。如果某主權一分為二,將意味著國家一分為二。主權的實體是國家。因此,國家內某地區的自我管理權,始終被稱為「治權」,而非主權,不論治權範圍寬窄;

● 「不可轉讓」意味著主權是國家的標誌和靈魂,一國若將主權轉讓給其他主體,此國家將在主權意義上不復存在。

如果對主權的分類違反這3個本質屬性,則該概念是偽概念。而沈先生多篇文章證明,「次主權」是部分主權的意思,很明顯違反主權的本質屬性。因此,「次主權」是偽概念。一個主體要麼享有主權,要麼不享有主權,只能是二者之一,沒有中間狀態。正如,只會有「中國的主權」、「美國        的主權」等,不會出現某主體只具有部分主權的情况。就像我們只能說某生物是人,或者不是人,不可能出現「次人類」。「次主權」就好比說,某生物既是人,又不是人,因為該生物只具有部分人類特徵。這種狀態要麼出現在幻想文學中,要麼只能是一種意淫。

香港與分離運動地區有可比性嗎?

再來看看沈先生支持「次主權」概念的例證。其《21世紀十大「次主權地區」》一文蒐羅了世界範圍10個所謂「次主權」地區。這些都是在分離運動中希望從原屬主權國家分離、獲得國際承認、或改變其主權模糊狀况的地區。這些地區即便已經高度自治,但是,仍不是獲得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主權國家。「次主權」表達了這些地區希望爭取獨立的強烈願望,有明顯的社會運動色彩和政治動員功效,可以被當作運動口號,卻不該成為嚴肅學者定義這些地區性質的概念。

具體到香港問題上,沈先生用搞分離運動的地區對「次主權」做具體闡釋,再把「次主權」套用在主權歸屬十分清晰的香港身上,白紙黑字宣稱:「香港擁有的就是次主權。」這種混淆連接的效果和暗示十分清晰。請問,香港與那些分離運動地區有可比性嗎?分離運動的地區意欲爭取主權而尚未獲得主權,「次主權」也許可以成為他們繼續搞分離運動的有效動員工具;香港是中國治下的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並非如分離運動地區,欲求分離,獲得主權。「高度自治」對於分離運動地區來說是進一步謀求主權的基礎和動力;「高度自治」對於香港來說,是中央政府尊重歷史、保護差異、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承諾。把部分特點相似,而本質截然不同的兩者混在一起,只能擾亂公共視線。

此次菲律賓人質事件不同於一般突發事件。由於康泰旅行社導遊在第一時間將事件通報回港,中央政府和香港幾乎在事件伊始就獲知消息,應該把特首致電菲國總統看成中央政府同特區政府        通力協作解救人質的一部分。由於事件持續時間很長,各部門持續關注、多方共同採取措施,我們有理由相信中聯辦及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對特首的致電持支援態度,同時也得到中央默許。特首致電菲國總統體現了港府對被劫持港人的最高關注。救人心切,電話由特首來打,合情合理。至於特首是否應該參與「營救人質」的斡旋工作,事件發展至今,中央的肯定態度足以說明一切。香港回歸來首次發生此種事件,中央與香港都在摸索未來處理類似事件的最佳方式。沉痛之餘,我們此刻應該繼續深入思考國際救援模式、聯合反恐方式,以及香港如何更好利用國家外交資源等,而非借機炒賣概念,特別是炒賣一個「偽概念」。

「次主權」標籤 十分危險

沈先生希望香港通過民間外交為國家帶來額外利好,理清港府在《基本法》框架下涉外活動的定位。這用意誠然不錯。但用「次主權」標籤這種用意十分危險。一旦此概念成為意識形態標籤,恐怕會為未來國家主權完整性認同製造意想不到的麻煩。炒賣概念,縱可暴得大名,卻險峻異常。有時,一人製造的事端,需要整個社會承擔代價。

作者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員


信報

2010年9月2日

時事評論

反對香港次主權等同反對一國兩制構想

黃世澤

鳳凰衛視主持人、美籍華人阮次山,在香港市民普遍對菲律賓馬尼拉康泰旅遊車被挾持感到憤慨之時,竟指香港特首無權致電菲律賓總統救人,遭到輿論廣泛批評。香港教育學院沈旭暉副教授利用次主權概念反擊阮次山,遭到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很不客氣地回應。

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者鄧小平,提出了不論黑貓還是白貓,總之抓到耗子(老鼠)就是好貓的理論,也是鄧小平政治理論的基本精神,沒有這想法恐怕沒有中國開放改革,在危急關頭,連打個電話都還得考慮有沒有主權,有沒有這個身份,已很不符合鄧小平思想的基本精神。劉迺強這種削足就履的古板想法,已經相當令人大開眼界。

次主權由鄧小平設計

劉迺強身為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他應沒理由不知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本來就是鄧小平貓論的實踐,這是由現實角度去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法。鄧小平不單放棄了「解放台灣」的想法,而且更提出台灣可以日後擁有本身的武裝和自衞力量,請問擁有本身武裝和自衞力量的一個地方,不是擁有相當主權能量的次主權,又是什麼?

而且次主權不是可以獨立存在,次主權這種西方政治學界採用的學術概念,一大前提就是必須要得到主權國家授權,才有次主權可言,沒有主權,不會有次主權。《基本法》明明白紙黑字,在《基本法》第一條,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前提下,對香港政府於對外關係上作出多項授權,難道劉迺強認為《基本法》是一部授權香港獨立的法律嗎?

事實上,次主權這還有很多妙用,中國一直以來為了避免外國車輛進入中國,未有實施中華民國政府在撤到台灣前已簽署並確認的《日內瓦條約》,令中國車牌的持有人以往未能在海外駕駛。

由於香港在英治年代已是《日內瓦條約》簽字地區,而台灣一直也是《日內瓦條約》的「中國」代表,在CEPA簽署後,大批中國司機可以藉領取香港國際車牌,特別新富起來的一代,在歐洲以至台灣駕車,而不用簽署《日內瓦條約》,若然沒有香港次主權地位,中國可以如斯靈活嗎?

又像一些與台灣有邦交,但與中國沒有邦交的中南美洲國家,如果中國有人民在當地出事,請問沒有使節代表的中國可以做什麼?難道這時由台灣出面代表中國來解決問題?這就造成兩個中國的問題,有了香港特區這個次主權,由香港出手解決,就可以充分運用次主權戰略模糊性,又不用承認兩個中國這樣難堪。因此鄧小平在設計香港一國兩制具體實施時,已經預算到這個戰略好處。

就算菲律賓挾持人質事件中,曾蔭權打電話都比胡錦濤來得合適,中國和菲律賓本來在南沙群島就有領土爭議問題,假若胡錦濤直接打電話給菲律賓總統,對方錯誤判讀中國有意借機出兵南沙,隨時造成南海局勢緊張,本來中國黃海因中國、美國、南北韓等軍演導致相當緊張,現在還想在南海造成擦槍走火的意外嗎?世界有多少場戰爭,是由這些戰略上的錯判而爆發,導致生靈塗炭?

如果胡錦濤不打電話,曾蔭權也沒有打電話,情況更糟,隨時引發像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中國使館般的民族主義狂潮,那是胡錦濤想見的事嗎?現在曾蔭權打電話,既不用給民眾政府沒盡力的感覺,也避免胡錦濤直接來電的戰略誤會,這就是香港次主權的妙處。

況且曾蔭權和阿基諾三世,都是APEC的首腦,現在有香港遊客往菲律賓消費遊玩,竟然發出挾持事件,由經濟體首長之間互相溝通也很合理,難道阿基諾三世不怕這件事影響旅遊業?

要防右更要防左

鄧小平思想中,除了貓論,有一點亦很重要,要防右,但更要防左,有些寧左勿右的想法,不只有違一國兩制的原意,而且這些很左的言論,往往把國家的戰略目標全盤搞砸,把個人利益置於國家總體利益之上,中國以往已經給這些左得過火的人害慘。

像這次有人望文生義,將本來是《基本法》內容一部分的次主權誤讀為「港獨」,這不只是國際笑話,而且更會引起外界對一國兩制的誤會,對推廣一國兩制幫倒忙。身為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一字一句都要負責任,更應對此慎重行事,不宜寧左勿右,要以鄧小平原來構思一國兩制的精神出發。

次主權是一種戰略的產物,香港享有次主權,不只是鄧小平構想之中,而且甚至可以視為毛澤東「充分利用」香港戰略思想的延續。沒有認真研究歷史便學人恃老賣老,只會讓有識之士竊笑,亦不知不覺中,把一個國家的長遠大計破壞得一乾二淨。

作者為資深傳媒人


信報

2010年9月3日

社評

沒有「次主權」 只好「掹衫尾」

「次主權」爭辯發展至今,不但沒有隨着始作俑者「釋出善意」,把「次主權」改為「涉外權」而告一段落,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基於有關爭辯觸及「一國兩制」,我們認為有必要進一步釐清一些根本問題。事實上,在走向「一國」這個主旋律中,重彈「次主權」這個老調,不但極易荒腔走板,更易無端奏出南腔北調。

其實,早於一九九三年,香港大學政治系學者鄧特抗已經提出香港是「疑似國家」(quasi-state),而由二○○四至○六年,時任城市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張炳良更在本報多次提出,香港在外國人眼中享有「次國家」(sub-national)的地位。而無論是「疑似國家」,抑或是「次國家」,學術上容或與「次主權」有定義上的分野,但在現實政治操作中,則同樣會衝擊到「一國兩制」,以至出現「兩國兩制」的深層次矛盾。而最集中體現到這個深層次矛盾的事項,正是「對外事務」。

關於這個問題,鄧特抗教授指出,強化香港的國際地位是一個「危險動作」(hazardous endeavour),因此不太認同增設「外事處」,反而建議特區政府擴展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的網絡,並從中培訓了解國際發展及具備國際聯繫的人才。至於同意成立「政制及外事局」的張炳良教授,則早於○四年已強調:「表面上,香港在外國眼中享有次國家地位,但現實上它缺乏自立自存的條件。香港惟有全面進入中國,放棄以前的疏離感,才有發展的空間與前景,此乃地緣使然。」

簡言之,鄧教授「溫馨提示」香港「可做不可說」,張教授則叫特區索性擁抱「掹衫尾外交」,二者都是以「一國」絕對不可侵犯為大前提。

關於香港如何在「一國」底下爭取最大的涉外權,分析得頗為透徹的,是里斯本國際策略研究院學者山度士.利維士(Miguel Santos Neves)於一九九八年六月發表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對外關係〉,內文提到對外關係固然不屬於「高度自治」,更受制於「有條件自治」(conditioned autonomy)、「有限度自治」(restrictive autonomy)及「完全無自治」(no autonomy)三個政策實施層次。他認為,「有條件自治」就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條所指的經濟及技術事宜,「有限度自治」是指民航事宜,而「完全無自治」則是指有關國防、政治,以至社會的對外關係事宜。依此分類,「菲律賓挾持人質事件」實屬「完全無自治」,而鄧特抗教授倡議暗地改變海外經貿辦的功能,恐怕也是一廂情願。如此看來,唯一可行的「出路」,是張炳良教授的「掹衫尾外交」。

事實上,回歸之後,香港自行處理對外事務的空間彷彿愈來愈小。以參加國際組織為例,回歸十三年,特區政府總共參加了十一個,而自八五至九七年回歸前,港英政府則參加了十六個,其中包括關貿總協定(GATT、世貿前身)和亞太經合組織(APEC)。

擺在眼前的政治現實是,關於對外事務,在政策層次而言,中央肯定寸步不讓,特區政府或可爭取的,相信是操作層次,即是保安局副局長黎棟國可以隨中國外交部工作組與菲律賓總統開會,以至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可以跟中國代表團出席G20峰會。這個做法勢將成為慣例,而特區政府在其中的「自主空間」則有二:其一是主動提出「跟團」,另一是在制度設計上成立表面獨立實則從屬於外交部的工作單位(當然也可以叫「外事處」)。

歸根究柢,港人在外地遇到問題,並非今日始,更不會今日終,而鑑於港人仍未習慣找中國大使館求助,而中國大使館在一九九八年印尼排華期間,也要等到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要求,才協助求助港人,反映出在未來一段日子,港人最需要的,始終是特區政府在操作層面上第一時間的照應。


信報

2010年9月4日

時事評論

政局筆記

天下本無事 「次主權」名稱出事

江麗芬

行政長官曾蔭權致電給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食正「檸檬」,第二天才獲覆電,想不到因此引發一場「次主權」爭論來。怪只怪一向喜歡引進新學術名詞的沈旭暉,今回祭出「次主權」這個香港人陌生的名稱來而「次主權」當中「主權」二字又偏偏觸動了一些人的神經,跟「公投」、「起義」等字眼都被視為敏感,說不得、說不得!

何謂「次主權」?看沈的文章,他的解釋是「主權國家之下有『次主權』(sub-sovereignty),即國家賦予其領土在個別範疇有主權能量。」換言之,次主權不等同主權,它是由主權國家下放給予地方政府,容許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彈性跟其他國家或地方接觸。這說法不是什麼新建議,雖然《基本法》第十三條說明中央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但在第一百五十一條已經說明,特區政府「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

顯而易見,《基本法》下,香港是容許在一國主權之下,跟其他地方聯繫,但具體細節該如何做,《基本法》既為小憲法,自然沒有具體說明,如何執行由特區政府拿捏、相信中央亦會把關。

在今次「菲律賓電話」事件後,有意見質疑曾蔭權只為區區地方之首,應否致電給阿基諾三世;亦有建議提出為免特區再吃這類國際關係「檸檬」,政府應研究是否需要與外交部設立熱線,待危急之時可以即時致電給中央作出請示。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直接打電話菲國總統,縱使談的是拯救人質問題,是否因為接電話的是一國之君,便界定為外交層次事宜?為何不可以視作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條賦予特區的權力,政府因時制宜運用其渠道,聯絡當地政府高層,協助港人!

再說,香港人是否真的希望特區政府要事事請示中央,放棄「一國兩制」之下給予特區的空間?既然特首自回歸以來,一直在不同的國際會議上都與其他國家可以平起平坐,為什麼在危急之時又偏偏不能打電話給他們。要政府跟中央溝通,劃出界線甚至要求每次作出請示,這樣的做法又是否變相要把《基本法》賦予特區政府處理對外事務的彈性,還給中央?

據聞中央對於「次主權」爭拗不以為然,卻想不到香港已有人乾着急!

更加令人奇怪的是,有意見認為,「次主權」這說法易引起誤會,令人以為「主權」這回事有剩餘權力,最好還是不要用這名詞。可是,這既是一些學者提出的學術名詞,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又何必要昧於易引起誤會、而要忌諱把這名詞棄而不用!

其實,曾蔭權直接以特區首長身份聯繫海外元首,並非罕有之事。二○○八年十一月五日,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各國元首即時發賀電,恭賀奧巴馬當選並說一些期望日後可以緊密合作之類的說話,而曾蔭權當時亦以香港特首身份,致函祝賀奧巴馬,更藉機邀請奧巴馬訪問香港。這一個函件既沒有急切需要,而且老實點說,只覺有點「抽奧巴馬的水」,但當時卻沒有多少人提出有不妥,更沒有人說他僭越特區不能搞外交權限,左派報紙也沒有任何批評。

香港有仇菲情緒?

或許,分別就在於當時未有人祭出「次主權」這名詞,今天有!

這兩個星期,亦出現令人不安的說法,指香港人因為菲律賓事件而有仇菲情緒。有受訪菲傭表示,菲律賓人質事件後,僱主不跟她說話、甚至不給她飯吃,亦有傳聞指有菲傭因此而被解僱。而外電消息傳得更誇張,引述本港菲傭聽到的傳聞,然後說香港有三個菲傭在一星期內被殺、其中一人臉部被淋鏹水。流言蜚語言之鑿鑿,菲傭聽了也擔心人身安全,更有原本應徵了來港工作的菲傭因此而打退堂鼓。

香港是否有歧視菲傭?相信或多或少也有,尤其是香港人一直「仇貧」多過「仇富」,對於來港替他們工作的菲律賓傭工,相信未必人人以禮相待,而今出現人質事件而出現不禮貌對待,更有可能出現,但是否至於出現種族仇恨,情願怒炒菲傭而另花時間聘請新傭工等等,卻只怕是言重。而且更怕的是,說得「仇菲」情緒過多,疑幻疑真,傳到當地,更令到身在菲律賓的華人處境難堪矣!

有政府中人表示,他們負責海外新聞的人員密切留意外電的報道,一發現有任何不實傳言,都會作出澄清,以正視聽。像前總統埃斯特拉達的兒子、現任參議員的喬斯指入境香港遭職員怒擲其護照,以至殺菲傭等等傳聞,他們都會盡快澄清。只是政府能夠做的主要都是回應,可以做的其實很有限,各人說話時更要三思。

哀傷中 勿打擾

菲律賓慘劇揪動人心,官員表達哀傷,議員們也表達關注,社會、傳媒更為關心。在慘劇之中遇難的傅卓仁今日舉殯,其他遇難者亦陸續在下星期舉殯,相信傳媒以至社會的焦點又再聚在這些死難者家屬身上。

不過,有時關心太多,只會叫人更覺沉重。聽聞,有家屬除了不想有公祭之外,也謝絕了立法會議員以及區議員拜祭,惟政府官員,則獲接納前來參與追悼。有政府中人認為,由此可見家屬認同誰是真的幫到他們。這或許是事實,但或許更因為在哀傷之中,家屬都想靜靜的悼念逝去的親友,前來拜祭的人少一點,會更好!


博客評論

2010年9月6日

炮台山學會

原文連結

與其忌談主權,何不釐清治權?就特首致電阿奎諾一事回應張楠迪揚

丁宏量、區諾軒

菲律賓人質事件後,沈旭暉所提出的「次主權」論一石激起千重浪,引來連番假學術,偽概念甚至意圖挑戰中央對港主權的指控。沈旭暉的次主權論是否挑戰我們對香港治權的理解,還有待討論。但首先,我們應釐清:甚麼是主權?我們應該怎樣理解主權?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楠迪揚早前在明報批評次主權是偽概念。張氏認為大家普遍的共識是主權有「排他性」,「不可分割」與「不可轉讓」等特性,因此只能出現有主權和無主權兩重狀態,所有其他的可能性亦因此變得不可能,因此「次主權」是偽概念。張氏如何得出此一「共識」我們不得而知,但這種對主權的理解卻值得商榷。

主權治權的模糊界線

主權一般有對內和對外兩種面向。對內而言,當某權力機構能獨力對某地方合法行使公權力,這機構便可視為得到當地的主權。主權的對外面向則是指國際間是否普遍承認該權力機構合法地行使當地的主權。雖然我們普遍認為一個國家擁有主權就能合法地處理國內外事務,但環顧世界,我們何以找到很多主權不完整的例子?在概念上,實行聯邦制的國家正是各邦政府與聯邦政府透過憲法去分享主權。以美國為例,各州透過憲法將部份權力上繳予聯邦政府,憲法第十修正案規定除憲法定明的權力外所有剩餘權力歸各州政府;又例如歐盟的成員國需要轉讓經濟政策的自主性到歐盟機關手中,才能促成歐洲共同市場的實施。就本港而言,《基本法》授予特區政府國防和外交以外的高度自治權。第22條規定中央政府不能干預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特區政府因此能在不受外來干預的情況下在大部份內部事務上行使公權力。而《基本法》亦賦予特區在部份政策範圍內有對外交涉權。可見即使特區政府並非主權機構,但當中若干治權,確有著某些主權的特質。

有權不等同港獨

如果主權真的如張氏認為是排他的,不可分割的、不可轉讓的,那我們又如何理解歐盟國家的主權分割行為或者香港的獨特性呢?假使從張氏的定義理解主權,恐怕世界上便出現很多既是人又不是人的意淫國家了。既然主權並非只是有與無的二分,而是有多樣的可能性時,我們將一些非主權實體,卻擁有某些主權特質的政體以「次主權」概念去理解並不為過。而以「次主權」概念理解此類處於有主權與無主權之間的政體,亦不代表它們之間有絕對的同質性。正如「阿媽係女人」並不能推出「所有女人都係阿媽」,即使部份「次主權」機構是因分離主義而生,亦絕不代表將香港的現況理解為「次主權」就是吹起港獨的號角。

如果我們僅僅把主權二分為有或無,那地方政府擁有自治權便很容易被理解為挑戰中央政府的主權,容易流於搞分離主義的犬儒猜想。其實這概念並沒有挑戰中央對港主權的的意思:《基本法》12條表示特區政府獲授權「依照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而151條則列明香港有權在經濟、旅遊、文化等領域單獨地與外國發展關係。從以上兩條我們可見特區政府有權在獲授權的政策範疇內進行對外交涉,沈大概是希望港府能充分運用基本法所賦予的這些涉外關係權,實在與分離主義無關。1

以實踐,完善自治權限

這次的菲律賓事件之所以引來爭論,是因為基本法沒有界定清楚在脅持人質事件發生時,特首是否有致電他國總統洽商營救人質事宜的權力。如果凡致電菲國總統也牽涉外交層面,特首單獨致電菲國總統便是有違基本法原則;但如果我們認為營救人質屬151條「旅遊」或其他屬於香港自治的政策範疇,曾蔭權致電給菲國總統其實合情合理,符合基本法賦予的權力。

在這情況下,與其非黑即白地重申主權的絕對,倒不如承認這些灰色地帶的存在。即使成文憲法,也很難一刀兩斷地分清誰才能合法地處理國內外事務。在外國,當遇上權力劃分有爭議的事件,也要尋求司法體制釐清。即使在香港,居港權、普選時間表、特首任期三次釋法,也存在應由本港司法系統解決還是由行政長官提請人大進行釋法的爭議。在一切爭議發生之前,我們根本沒有搞清楚怎樣才能符合基本法合法地處理這些事務,換言之,這些問題的處理方式都是事先未被定義的,我們永遠無法堵塞所有的灰色地帶。

鄧小平說,當初起草基本法「宜粗不宜細」,存有灰色地帶實屬正常。如果曾蔭權的致電是中央允許,而菲國總統也願意與之交涉,那特首便是以實踐把灰色地帶抹去,日後預想類似情況便有例可依。法制是透過實踐來完善的,我們要做的,是按照社會情況,透過公共討論,把香港應該擁有的自治權進一步制度化。香港人也明白享有的是高度自治,動輒將一切肯定香港有對外事務自主性的言論打成港獨者,實在是有點神經過敏。


信報

2010年9月7日

時事評論

最後的「次主權」

回應劉迺強、王岸然及張楠迪揚

沈旭輝

次主權成為社會議題,筆者感謝聲援阮次山先生的劉迺強、王岸然、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張楠迪揚同步批評及指正。為終結這場風波,筆者希望讀者分辨兩個概念:

次主權名詞借用者﹕也就是把西方名詞「次主權實體」涵蓋香港身份的筆者,在阮方筆下有「偽學者」和「小政客」之稱。

次主權論者﹕包括劉、王、張等。他們通過次主權這名詞,判斷筆者發明了一種叫次主權的主權種類,認為筆者定義了一種叫次主權的權力,並從中演繹了一個筆者聞所未聞的框架,然後反過來對他們建立的框架及和這框架無關的名詞引進者批判,再打倒這是「偽議題」。這手法稱為「稻草人」。

明白了兩者分別,會立刻發現從來沒有辯論存在。以下簡稱劉、王、張為「阮方」因其立論相近,非指三人有組織聯繫。

次主權名詞借用者VS次主權論者﹕一個身份VS一種權

1. 什麼是「次主權實體」和次主權﹖在阮方,次主權被望文生義演繹為和中央分權的「次級主權」、「部分主權」(張)﹔「次主權實體」據說是分割中央主權的地方。

筆者的世界觀其實很簡單,只是認為國際關係的國家層面有三種不同身份,分別是「國家」、不能獨立參加國際活動的普通「城市」,以及獨立參加國際活動的國家內單位(如香港),將後者歸類為「次主權實體」。

學者涵蓋香港這身份的其他名詞有「次國家」(張炳良)、「準國家」(鄧特抗/Roda Mushkat)等。每個次主權實體享有什麼授權就是其次主權,所以每個例子都不同。吳邦國說﹕「香港處於國家的完全主權之下,中央授予香港多少權,就有多少權」﹔換句話說,中央授予香港多少權,香港就有多少次主權。

西方學界使用逾百年

2. 「次主權實體」有哪些例子﹖阮方指都是要搞獨立的地區。

筆者認識的「次主權實體」當代有近百個,由蘇格蘭到阿蘭群島,有的爭取獨立,有的沒有,沒有的比有多。

3. 「次主權實體」學術出處在哪裏﹖阮方認為是本人獨自祭出,是「學術上的自我繁殖」(王),「不知所謂的假學術」(劉)。

其實這名詞在西方學界使用過百年,筆者掌握學界來源百多條,早期例子可見William Hungtindon的The Peace of the Church(1891)、《愛爾蘭普及歷史》等。冷戰結束後,Krauthammer、Michael Ignatieff等廣泛使用,也被亞洲發展銀行等採用。

4. 「次主權實體」的學術出處都形容分離主義嗎﹖阮方指這是筆者的偽學術,暗示度身定造。

其實這是國際學界、經貿平台普通用字,以亞洲發展銀行2004年基金報告書為例,它以sub-sovereignty涵蓋地區經濟體,無一要求獨立。筆者從國際邊界研究會年會所見,不少報告使用sub- sovereignty,只為方便各地學者溝通。

5. 香港特首可在某些場合與菲律賓總統並列嗎﹖阮方:「退一萬步說,如香港真有次主權地位,按照對等原則,特首需要打到菲律賓一個代表其次主權的人物。這個人物是誰?肯定不是總統,我甚至傾向認為菲律賓沒有這個人物。」(劉)

走回一萬步,APEC的「菲律賓主權體」授權「菲律賓經濟體」,「中國主權體」授權「香港經濟體」,不是香港特首對等菲律賓總統,而是「香港經濟體領袖」對等「菲律賓經濟體領袖」。

6. 世上有沒有部分主權的概念﹖阮方深信「就共識而言……主權是排他性的,且不可分割、不可轉讓」,次主權就是在西方也是「一種意淫」的「偽學術」(張)。

以筆者在耶魯、牛津等學習經驗,不同層級的主權更似共識,像美國每個州都有州主權。主權分層論在國際關係和地理學實屬根本,從不聞相關學者被視為偽學者,亦不見他們批評對手為偽學者。若說上述是阮方共識,則明顯是事實。

7. 沈旭暉認為香港有沒有次主權﹖筆者認為香港有次主權,因為按上述定義等同《基本法》授權。就是《基本法》授權只有今天的千分之一,香港依然有次主權。至於阮方催生的次主權,筆者肯定香港沒有。阮方堅持本人說「有」(他們演繹的版本)。

8. 香港涉外權限包括什麼﹖《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條說「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阮方演繹這八大範疇為香港涉外權之所有,認為第一百五十一條沒有「治安」是本人「自己插進」(王),以論證特區有人借故挑戰《基本法》授權。

讓「次主權」成潮語

筆者認為第一百五十一條的「等」雖然含義略不清,但應以第十三條的「非外交」定義附註,也應參考其他指引,例如外交部特派員公署、駐港解放軍職能,他們不參與的始為特區可參與。

9. 沈旭暉文章有什麼其他失誤﹖說明什麼問題﹖阮方提點「中國香港」能獨立參加世衞(而非筆者說的不能)、陳馮富珍以「中國香港」(而不是筆者說的中國)身份當總幹事(王),以證明筆者研究粗疏。

筆者認真翻查在Pacific Affairs發表的論文,確定陳太代表的是中國,中國一度考慮的人選是劉培龍。香港參加世衞區域委員會,只是像其他次主權實體參加聯合國委員會,正式世衞成員確限聯合國成員,否則台灣不能以此塑造悲情。陳太以「中國香港」身份參選、以「中國香港」參加委員會為參加世衞。

阮方既肯定香港獨立參加世衞,「衞生」也沒有列入第一百五十一條,這是否把「衞生」概念偷運進第一百五十一條﹖還是說第一百五十一條的「等」包含衞生,但不可有治安﹖

10. 為什麼用「次主權實體」形容香港﹖筆者工作是研究國際關係,本着公共知識分子責任,分享理論而已﹔如何善用《基本法》賦予的香港涉外權為國家帶來利益,是筆者研究方向。阮方分析筆者有十大不可告人之目的﹕

(1)「暴得大名」(張) 、「借學術包裝擦鞋,想謀點好處」(王)

(2)「引用幾個洋文、洋名,說幾句模糊不通的廢話,嚇唬一下其他年輕人」(劉)

(3)「打倒呂大樂、司徒薇、阮次山等」(劉)

(4)「使一些人可以乘機理直氣壯的揩油」(劉)

(5)「把大香港中心主義以假學術語言包裝」(劉、王)

(6)「小政客逗着市民的情緒說話,為抗拒中央作論述」(劉)

(7)「在中央與特區之間搬弄挑撥,想引起某些人非份的遐想」(劉)

(8)「突出自己別具隻眼,和敢於捍衞香港,抗拒中央的合法權力」(劉)

(9)「用搞分離運動的地區對次主權做具體闡釋,再把次主權套用主權歸屬十分清晰的香港……混淆連接的效果和暗示十分清晰」(張)——似指分裂祖國推動港獨。

(10)「一人製造的事端,需要整個社會承擔代價」(張)

筆者贊同把容易引起誤解的名詞留在學院,過去即曾被提點,也曾提點別人,對不同文化體系的表達方式表示尊重。筆者對這名詞引起的不便感遺憾,建議讓次主權回到學界﹔至於取代,「非主權非國家授權行動體的涉外權」應政治正確。

筆者亦決定撰寫《香港涉外關係》一書,以「次主權事件」為導讀,希望阮方繼續指正。這是筆者對次主權辯論的最後回應。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主席、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信報

2010年9月7日

時事評論

大陸與港

次主權是超假議題

劉廼強

區區一篇文章,引來「圓桌武士」及侍從等一眾勤王。「群毆」有優勢,除了車輪戰從不同角度打之外,這個人破綻另外一個又可不認賬,沒完沒了。

一篇充滿如「尊嚴」、「收窄空間」、「自我矮化」等情緒語言,把「治安」偷運進《基本法》有關外事權條文的第一百五十一條中,弄錯香港能不能參加世衞等異常粗疏的評論文章,到了他弟子的眼中,便成了「學術討論」,駁斥它便成了打壓學術。

涉外權混為一談

果真是「名師出高徒」,他竟把sub-national sovereign actors、sub-sovereignty 和涉外權混為一談,以為拋幾個洋名和洋字就很學術。而「資深傳媒人」則把「貓論」等同「一國兩制」,又等同「次主權」、因而把次序倒轉,得出「反對香港次主權與反對一國兩制構想無異」的無厘頭結論。據此邏輯,有痰就要吐,隨地吐痰因此也是港人在外的「次主權」了。這些小朋友們的插科打諢,今後就不再奉陪了,請多讀書,多思考吧。若真要讀,毋須一定洋書,中文書也有好的,先讀李天命、殷海光等,當有助嚴謹思維。

回頭先從我的立論開始,我經常大力批評權貴,包括當今特首,但這回我可沒有過分怪責曾蔭權。情急之際,誰也會打電話,這是人情之常,但這不是什麼次主權,甚至涉外權。因此對方可理可不理,不能說人家錯。

當年我們搞保釣,直接衝擊日領事館,搶灘釣魚島,管它什麼勞什子外交禮儀,我當然懂得這「革命」道理。但是在馬尼拉事件中香港需要採取非正常行動嗎?此刻馬尼拉事件的適當處理,是中菲關係的頭等大事,但中菲關係,並非就是馬尼拉事件,這就是駐菲大使所呼籲要顧全的「大局」。有人乘機胡指中央無視港人無辜被殺,不向菲律賓政府施大壓力,不努力為港人討回公道,所以才要爭「次主權」,要自己出頭。

但是這回事實俱在,中國對菲律賓是強硬得可以,而菲方當局雖然不服氣,但也只得節節退讓,又道歉、又下半旗全國哀悼,又給死者家屬發恩恤金,就只差報告未出,尚未有人問責下台,但這也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這時刻我們應該舉國團結對外,製造並挑撥中央和香港之間的矛盾,對誰有好處?這是絕對不應該的。尤其是一些人所鼓吹的超越外交規範的過分壓力,和無視人家主權的非份行為,要是說得太多的話,國際上不會認為這是香港之內某些人無知,而會怪中國未強光惡,陷國家於不義,這同樣是不應該的。

對特首和特區政府來說,要清醒的知道這些掌聲只是飄忽的虛火,適宜作期望管理。不然的話,要知道「尊嚴」可以是十分嚴肅和敏感的事情,而「求個公道」更可大可小,民粹當道,群情洶湧,屆時要出來處理的,還不是特首和特區政府?所以有些事情,還是要說清楚的。

訪俄證明港無「次主權」

例如坊間最近天天都引用特首訪俄獲總統接見,以證明香港有「次主權」。首先,一個國家的總統有權喜歡接見誰就接見誰,他接見外國一個小孩,難道就表示這個小孩有「次主權」嗎?其次,這次會面能繞過中國外交系統進行嗎?俄國總統接見香港特首,不但與「次主權」無關,恰恰證明香港沒有「次主權」。

我前文也說過,《基本法》是授權法,香港沒有主權,更沒有次主權,它只是被授權,授權範圍之外的,便不能做。但這並不否決香港根據實踐下來的經驗,要求更多授權。岸然兄說得對,《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條已隱涵這道理,而吳邦國的談話更就此作正面闡述。問題是有些人不採取這正途,自行突出沒有具體內容的「次主權」,大做輿論,形成主流民意之後,有如開了一張空白支票,要中央簽名背書。說白了,就是要對外自把自為而已。

有人說,現在香港涉外事務沒有明確和可行的框架。事實上,這些框架從來都存在。比如說,香港警方到外國辦案,國際刑警便是一個現有的框架,只是這回香港這一方想超越這框架,經中國大使館向菲律賓施壓之後,菲方上邊同意了,下邊仍有情緒抵觸,不大合作而已。

以上周五報道的菲律賓阻撓香港警方帶回證物彈殼事件為例,這若是發生在香港也需要走既定程序的,只是我們想「偷雞」,給人家捉到,最後經大使館交涉,走完了程序,還不是成功帶回。人家菲律賓好歹也是個主權國家,窩囊至極也不可能在目前這緊張氣氛之下,讓你中國和香港公然予取予攜的。

本報社論最初提出:「最重要的始終是商議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法,『供日後處理類似事件』」。主筆經過一番思考之後,周五的社論便坦言,「唯一可行的『出路』,是張炳良教授的『掹衫尾外交』」。任何客觀的人都會得到像本報社論的結論;但對於一些大香港主義者來說,這卻無疑是收窄了他們理想的國際空間,是自我矮化,是缺乏尊嚴。反過來看,他們要怎樣才擁有一個有尊嚴、沒有矮化的廣闊國際空間呢?潛台詞不是呼之欲出了嗎?

我們不妨看看台灣吧。它堅持它是一個國家,擁有比「次主權」更高級的「主權」。試想一下,如這回馬尼拉事件的受害者是台灣同胞,雖然台灣向來與菲律賓的關係千絲萬縷,但台灣的待遇只會遠比香港更「缺乏尊嚴」。在國際關係茫茫大海當中,沒有強大的中國作靠山,是無能為力的。甚至單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所謂弱國無外交,「一國兩制」對台灣也好,對香港也好,都是一個比獨立更佳的出路。現在連李登輝都清楚台獨是個假命題;什麼「次主權」,更假。

設外事處無迫切性

至於是否需要成立一個外事處,這是值得討論的問題,但沒有迫切性。自回歸以來,就已經有一個框架和機制,政府總部和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只是一箭之遙,聯絡溝通從來都沒有太大問題。這次事件中兩個機構合作無間,成績裴然。無疑事情永遠都有改進的餘地,尤其是經此役之後,我可以肯定,政府總部和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內部都會有大量新的指引和程序。縱使明天再有突發事件,現在系統也能應付有餘。

更迫切的是,在香港內部尋求大家對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地位和權力的共識,有了共識才能決定有沒有設立外事處的必要和它的職能和權限。大喊香港需要更大的外事權力的人,不妨細想一下他們需要什麼進一步的授權,和為什麼需要。如乘危機揩油,以尊嚴、空間等憑空構建出來的東西作煽情挑撥,是不會有效果的。但若要打着中國的大旗,卻無顧大局,自我中心的亂闖,將心比己,你若是中央,也不會作此授權。

所謂「次主權」這超級假議題,經過一番擾攘後,也該結束了。但純粹學術性的討論,是永遠可以繼續的,這是學術自由嘛。


信報

2010年9月8日

政情

劉兆佳撰文指香港無「次主權」

指用詞不當 或惹政治衝擊

特首曾蔭權在菲律賓港人遇害慘劇嘗致電菲律賓總統不果,意外掀起一場「次主權」爭論,但特區政府一直未有正面回應有關爭議。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今天在本報撰文,首次回應指香港並不擁有「次主權」,以此詮釋香港在對外事務上的角色和權力屬「用詞不當」,更可能引起種種猜疑甚至政治衝擊。

劉銳紹指爭論脫離民情

但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表示,香港人從來無意與中央爭取或分享主權,形容整個爭論是「無風起浪、庸人自擾」。他批評,近日湧現的「反次主權」論調,僅為顯示自己「政治正確」和「政治敏感度高」,但完全脫離香港民情。

加入政府前曾任中大亞太研究所副所長的劉兆佳,在今天刊出近一千八百字的文章中表示,「次主權」為近代學術界討論國際關係時的一個新名詞,但他有關用法並未普及,亦未有統一定義,「更重要的,是並未正式用在法律或國際法的層次。」

他表示,在學術界使用「次主權」的概念時有多種情況,但觀諸所引用的例子,都與香港的情況有根本的差別。「未聽聞過有人(在他人認同下)用『次主權』來形容一個主權清楚明確是屬於一個國家,處於領土範圍內,而只因中央授權而享有高度自治權的這樣一個地方…很明顯,獲授權處理一些外事活動的地方,不能就可以直接說成是擁有『次主權』的地方。」

劉兆佳續指出,「次主權」一詞容易引起政治爭議及敏感反應,部分西方政府更藉「次主權」作為分裂別國的理據,用之演繹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更容易引發不必要的政治爭論和摩擦,更可能造成「有人有意將香港搞成為獨立政治實體」等猜疑甚至政治衝擊。

沈旭暉:類似學術名字甚多

對於曾蔭權致電菲總統,劉兆佳就解釋,指他只是利用「亞太經合組織香港代表所建立的與其他國家領導人的人際關係」,在此危急情況下,致電菲總統屬「應有之義」。但此乃特事特辦的行動,與「次主權」無關。

「次主權」爭論緣起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援沈旭暉的報章專欄。他昨日回應劉兆佳一文時表示,認同香港沒有任何與基本法授權不符合的「次主權」,亦對此名詞引起部分人士不同反應感到遺憾,贊成讓其回到學界。

但他亦反駁劉兆佳指,世上沒有其他地方(除澳門以外)可與香港作學術上之類比,認為學界「極廣泛將香港與澳門以外的其他地方類比」,應予討論空間,「否則學術討論將被困擾」。他舉例指,如葡萄牙的阿速爾群島(Azores)及馬德拉群島(Madiera)、澳洲的聖誕島(Christmas Island)以及芬蘭的阿蘭(Aland),四個地方均從未擁有主權,但被賦予自治地位,與香港情況類似。

沈旭暉又表示,類似「次主權」的學術名字甚多,其他學者例如張炳良曾以「次國家」形容香港、鄧特抗教授以「quasi-state」形容香港,希望劉兆佳可以指教是否合適,「以免再引起不必要誤會」。


信報

2010年9月8日

政情

反次主權論或「有人動員」

香港是否擁有「次主權」的問題,引起學者如沈旭暉與其他政界人士如前政協委員劉迺強及王岸然等在報章上爆發「筆戰」,至今天中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亦加入戰團。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認為,整個討論本來只屬學術討論,但後來相信湧現不少「反次主權」論調,當中是「有人動員」。

劉銳紹表示,這些「反次主權」論點,其實只為表示自己「政治正確」或「顯示自己的政治敏感度高」,因為香港人根本不會想像與中央爭取或分享主權,亦沒有能力負擔外交抑或國防的責任,「整個爭論根本是庸人自擾、無風起浪。誤導左香港人以為是好大件事。」

他表示,相信有關爭論並非中央政府會擔心的問題,但今次不斷出現反駁的論調,「可能有人為了表示精忠,動員反駁,好像以前有人炒作港獨議題一樣。

有份撰文反駁「次主權」論點的前政協委員劉迺強則表示,認同劉兆佳對「次主權」問題的看法,強調自己撰文是為了反駁有評論指出,特區政府沒運用「次主權」就是「自我矮化」的錯誤說法。


信報

2010年9月8日

時事評論

「授權」還是「次主權」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政治地位

劉兆佳

日前港人在菲律賓遇到的不幸事件,意外地引發了一場對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其高度自治性質及其在外事及外交活動中應有的角色和權力等問題的爭議。從特首在緊急的情況下,應否直接致電他國元首,到在慘劇過後,香港政府的有關部門能以什麼方式和程式介入他國的善後工作,都出現各種說法,其中涉及所謂「次主權」概念的爭議尤為激烈。

這些討論如能理性地進行,無疑是一次認識、認清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國家的政治體制中,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是什麼樣的地位,及探討其涉外活動的適當方式及角色,以至目前在體制和操作上是否出現不足之處的一個好機會。

次主權未有統一定義

「次主權」 這詞是近代學術界討論國際問題時引入的新詞,但並未普及,而且亦未有統一定義。更重要的,這詞並未正式用在法律,或國際法的層次,一般是指一些不是一國主權之下的「從屬地方」 或「代/託管」地方,或一些原來擁有主權,但後來自願併入聯邦或邦聯的地方,或一些主權未確定,或未被其他國家承認的地方,或一些被視為實質上獨立但名義上仍未獨立的地方等。針對這些情況,有學者以「次主權」這學術概念來形容它們。但這都不是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部分的情況。

在香港這次爭議中,正反雙方其實對事情的具體內容並無分岐,即是香港是中國主權下的地方單位,其國防及外交事務由中央處理,通過授權,即通過基本法,香港可以處理一些涉外事務,在外活動時也可以用「中國香港」的名義,有別於「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些國家用詞,無論是通過《基本法》的原則性授權,還是按每事具體授權,這關係也非常清楚,關鍵是這安排是否就是「次主權」,能否、應否使用「次主權」一詞來形容這種安排。

有意見認為這詞既然有其特定的學術涵意,在學術圈當然可以自由使用,這是個片面的道理。學術討論要自由,但也必須嚴謹和認真。

究竟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是否擁有所謂「次主權」,既是學術上也是社會上的一個是非的問題,大家可以自由表達意見,但最後還是要辨清是非。這詞既然不是國際法上通用的名詞,在學術界的使用中,指出的又是什麼呢?從現有所有已提出任何例子中,都與香港的情況有根本的差別,亦未聽聞過有人並在他人認同下用來形容一個主權清楚明確是屬一個國家的,處於一個國家的領土範圍內的,而只因中央授權而享有高度自治權的這樣一個地方。故此提出這用法的人,只是引用了一些事例,如港人出任聯合國機構的高層職位,或特首打了個電話給某國元首,就證明香港擁有「次主權」。

不過,他必須說明他引用這詞的理據,或承認這詞是一個創新的概念,並說明其理據。很明顯,就算從學術的角度來看,獲授權可以處理一些外事活動的地方,不能就可以直接說成是擁有「次主權」的地方。

需要指出的是,特首在港人危急的情況下利用他作為亞太經合組織的香港代表所建立起來的與一些國家的領導人的人際關係致電菲律賓總統,是他身為香港特首對港人負責任的應有之義。此舉不但得到港人的接受,也為菲律賓總統所接受。後者事後亦就未能迅速接聽特首來電而致歉。特首此舉乃因時制宜、特事特辦的行動,絕對不應與所謂「次主權」連結在一起

把一個在內容上模糊不清,在學術上並未確立,在國際法上尚未獲確認,只有少數學者和西方政府運用(部分是藉以分裂別國的理據),而且容易引起政治爭議和敏感反應的名稱去演繹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不只無助於解決一國兩制在實踐過程中遇到的諸般問題,而且容易引發不必要的政治爭論和摩擦。

應遵守《基本法》外交規定

只提出香港擁有所謂「次主權」的論點,會令一些人覺得有人意圖削弱中國政府的對港主權、有人有意將香港搞成為獨立政治實體、有人希望香港可以取得部分外交權力、有人藉機迫使特區政府做一些超越其在《基本法》下獲授權力的事及在特區政府做不到時予以抨擊、有人試圖鼓勵外國介入中國內政等等。無論如何,這種種可能出現的猜疑及其所產生的政治衝擊,對香港的政治穩定、中央與特區關係、甚至中國的國際關係,都會造成不利的影響。

香港並不擁有所謂「次主權」。以「次主權」來詮釋香港在對外事務上的角色和權力屬用詞不當。香港應該嚴格遵守《基本法》有關外交和對外事務的規定,在一國兩制的原則和框架下,恰如其份地參與和處理對外事務。

作者為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


信報

2010年9月8日

時事評論

文章的使命 專欄的去留

王岸然

(※文章本體與報摘主題無關。)

後記︰沈旭暉教授昨天的長篇回應,將筆者與劉迺強、張楠迪揚、阮次山等高人相提並論。首先張、阮兩位我並不認識,劉迺強只認識、但無交往,在欄內多次交鋒,互相批評,大家皆老一代人物,有「其爭也君子」之心態,這心態應是所有揸筆的人應有的心態。四人並非一個針對教授的「邪惡軸心」,大家的立論基礎也不相同,互不相干。筆者亦無聲援阮次山的用意,只是覺得大家對他的惡評,不太合理。筆者上星期共三篇討論文章,基本只有一點,就是「次主權」在事件中並不是一個合適的用語,甚至是謬誤的用語。

夫真理愈辯愈明不唯上,不唯名,只唯實。知識分子更有責任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沈教授說不再回應,但要出書,是何解?有意義的話題,筆者認為應該大鳴大放,辯個明白。筆者昨天及今天的文章皆涉及「次主權」,這個名詞實在有意思。


明報

2010年9月11日

副刊

世紀.Voice & Silence

心酸城市

吳志森x陳雲對談.二之二

(節錄)

世紀:你們覺得此刻對媒體和評論者來說是否真正的壞時代(Real Bad Times)?媒體機制轉變和外界施加壓力是否正在加大?兩位可否提出分析。

吳:回歸以來,愈見倒退。媒體和學術界原本無所不談,現在卻不敢談西藏問題、新疆問題。我們曾經滄海,固然明白其中利害關係,可現在連普通年輕人都會說:這是敏感的,不能談。我初出道的年代,愈反叛就愈吃香。今天的風氣從哪裏來?簡直要請陳雲解毒一下「敏感」二字。

陳:奧運期間,陳巧文示威抗議中共的民族政策,大家竟真的當她有罪。

吳︰文成公主為什麼會嫁往吐蕃?正因為那時它是實體政權。

陳︰「自治」是什麼,再沒有人敢碰了。

吳:我喜歡引起爭論。但如此大氣氛下,怎可能不受影響?——我也很累、很壓抑。

陳:一個人發聲,要有人回應,才能延續討論。

吳:例如最近沈旭暉、阮次山、劉迺強回應的「次主權」問題。都頗熱鬧。不管誰對誰錯,是否有粗疏,我敢保證,再來一兩篇,討論就終止了——主權只有一個,不可分割。


明報

2010/9/13

國際

沈旭暉專欄—咫尺地球

梅德韋杰夫.曾蔭權.塔維斯耶夫.劉兆佳

沈旭暉

曾蔭權上周訪問俄羅斯,獲俄總統梅德韋杰夫高規格接見,不少俄國人頗感意外。為了解大國俄羅斯為何對菲律賓總統口中的「一個省長」如此重視,筆者致電一位俄羅斯朋友請教,他是曾蔭權訪俄的內部知情人,也有學者背景。論級別,這電話是不對等的,不過論國際關係研究身分,或勉強平起平坐。

電話接通了。

原來梅德韋杰夫決定接見曾蔭權前,俄方曾討論良久,因早前訪俄的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雖然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級別,但只得到副總理接待,令俄方內部有人提出「特首級別更低論」。這位朋友笑說假如曾蔭權覺得與有榮焉,應感謝車臣分離主義分子——筆者大吃一驚,擔心港獨勾結車獨,忙問其詳。

克宮高調接待曾蔭權有玄機

原來,與俄羅斯政府關係密切的富商以往視倫敦為投資熱點,令那裏有了「倫敦格勒」之稱。但自從英國不斷收留從車臣出走的車獨人士,例如在俄羅斯頗具盛名的塔維斯耶夫,俄國就指示富商分散投資。歐洲各國多有收留車臣「亂黨」,也不為莫斯科所喜,因此俄方開始認為身為前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既有英式制度,又懂中國國情,說不定可以取代倫敦,才決定「統戰」曾蔭權。由於烏克蘭總統已決定接見特首,俄方擔心假如梅德韋杰夫不見,有人就想多了。

他又透露,梅德韋杰夫把原訂的40分鐘會面臨時延長為2小時,又說考慮下次訪問東亞時順道訪港,給足面子,說不定香港還可以和一些俄羅斯自治單位緊密合作云云。對等嗎?據他解釋,俄羅斯聯邦的自治共和國、自治區都名不副實,根據俄羅斯憲法第3條,早說明這些自治單位不享有主權,不少又是俄方授權建立出來的形式主義東西,並非主動加入聯邦那種,卻能參加個別國際會議,香港應該很熟悉……我對他說,跟胡主席說好了。

這類對話是筆者日常生活一部分,在此分享是回應一些讀者關心,這裏自會繼續評論香港涉外關係。不過這陣子確受到「壓力」——來自《明報》編輯的壓力,投訴筆者將次主權相關文章連同終篇都放到《信報》論壇,希望最後的句號出現在本報。雖然實在沒有什麼補充,但作者是沒有次主權的,遵命狗尾續貂﹕

對劉兆佳教授文章感欣慰

筆者周二在《信報》發表《最後的次主權》一文,回應數位朋友,翌日劉兆佳教授在《信報》發表《授權還是次主權》,不少媒體和朋友追問是否覺得官方打壓,又有誤將劉教授與論爭另一方混為一談。筆者認真說一遍﹕對劉教授的文章感到發自內心的欣慰。對此有興趣的朋友可細閱上述數文,抹調語氣用字,可發現《最》文和《授》文的共識超過九成﹕

●劉認同「次主權」是西方新興學術思潮,不是另一方說的「偽學術」。

●劉認同「正反雙方其實對事情的具體內容並無分歧,即是香港是中國主權下的地方單位,其國防及外交事務由中央處理,通過授權,即通過基本法        ,香港可以處理一些涉外事務」,即否定對方說筆者鼓吹另一種「次級主權論」。

●劉說特首致電菲總統是基於APEC建立的私人關係,筆者前文曾說若只基於APEC機制致電而沒有得到中央認可就是粗疏,兩者沒有衝突。反而是劉說菲總統「接受」特首致電,這位總統又反口不接受罷了。

●劉說剩下來的問題是「用詞不當」,並列出嚴峻後果﹕「會令一些人覺得……」這只是客觀事實的陳述,論爭另一方自然代表「一些人」。筆者一直認同只要「一些人覺得」,也應在用字上消歧義,以往就更改了好些用詞。

所以唯一分歧,在於劉認為「用詞不當」因為學術不夠嚴謹認真;筆者不認同,已提出反例,也相信相關理論在國際關係學界頗有潛能,對此可參考本期《亞洲週刊》紀碩鳴先生的文章。但重要的是,這樣我們就把議題帶回學界,得到向公眾另用詞彙的共識。相關學術討論在學界事屬尋常,和公眾利益無關,對諸如阿速爾群島能否與香港比較一類問題,筆者自會私下向劉教授請教。

把「次主權」議題帶回學界

筆者認為劉教授讓學術回歸學術,開啟了討論香港涉外關係的空間,肯定了討論者沒有其他動機,杜絕了無人要討論的中央分權問題,令論證另一方「認同其看法」擱筆(恐怕也要修正偽學術論),唯一改變是讓公眾在非學術語境改用一個歧義詞,就像其他學者年前放棄「次國家」,這樣的終結,各方都能接受。張炳良校長以過來人身分教導﹕做好學者本分,其他的不必管,也不用管。

不少朋友問有什麼要幫忙,有素未謀面的網友主動提供學術資料,有泛民議員說要打氣但擔心其政治背景變死亡之吻,有政協委員說對方小題大做,筆者都衷心感謝。我想無論另一方是否如劉銳紹先生所分析有人動員,個人回應這個我引進的理論是最合適的,這是學術討論的常態。筆者不相信中央庸人自擾,所以相信社會也毋須自擾。最後,由於另一方提及呂大樂教授,筆者希望就早前一場論爭的個別用字向呂教授致歉;假如呂教授因筆者之故,被誤與論爭一方相提並論,筆者更感抱歉。

說到底,時間在我們的一邊,地球村是我們的平台,曾蔭權民望、阿奎諾三世、這樣那樣的唐人街利益目的動機陰謀,一年半載,就是過眼雲煙。但一個學術理論千錘百煉,不爭朝夕,批判修正,細水長流,足可長存。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信報

2010年9月15日

時事評論

「次主權」是個好東西

練乙錚

特首曾蔭權在人質事件中給菲國總統打了一通電話,無意中引出一個以前不曾在香港大眾空間出現的概念──「次主權」。 此概念既政治又學術,內涵相當豐富,是以評論不絕,可惜政治權勢不當介入,爭辯遂偏重在使用此概念之應與否,很快成為「立場」攻防戰。

提出此概念的年輕學者遭遇空前壓力,不得不退出辯論,繞道而行,港人思想和認知空間因之未能有效開闊,而內地在中共管治下常見的那種以政治拳頭解決學術問題、嚴防非黨學術思想影響社會的霸道行徑,在「一國兩制」運作十三年之後,亦由一些本地政學界人物牽引。遽然而至,在政治氣氛因政改方案通過而稍有緩和之際,打出震懾第一槍。此事誠屬不幸,勢將強化本地學者對治港圈子的離心傾向,並在大得多的中國統一問題上,產生不良影響,本文先討論此點。

筆者請大家看看台灣偏藍傳媒《聯合報》上周五發表的一個探究兩岸關係的當地民調結果。先先看正面的。

(一)六成九的民眾認為大陸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機會濃厚,僅二成二不看好;

(二)六成三的人樂見大陸持續發展、不擔心兩岸國力發展懸殊,有此憂慮的僅佔三成;

(三)對兩岸發生戰爭的估計,以可能性最高為十分,最低一分,則民眾的平均估計只有三點二分。對兩岸關係其他方面,包括民間交往、官方互動、經貿狀況,民眾觀感大體不錯,持非敵對看法的人都佔最多數,總的來說持平。唯獨是外交,佔四成的最大多數民眾認為,兩岸在這方面處於高度競爭甚或敵對狀況。對其緊張程度的感覺,最高為十分的話,平均是六點二分。

民調總的來說,顯示台灣人對大陸觀感一般不錯,但一涉及主權(外交最涉主權),態度卻截然不同。如果和十年前的同一民調結果相比,這個反差更加強烈。受此意念支配,島內統獨傾向十年來變化又如何呢?

是次民調顯示,台灣人的統一意識不斷減弱。希望兩岸「永遠維持現狀」者,今年達百分之五十一,首度超越半數,和十年前同一民調相比,激增接近二十個百分點;而主張急獨或緩獨的,現時合共百分之三十一,十年來亦增加超過五個百分點。相反,主張急統或緩統的,合起來今年只佔百分之十四,十年來少了二十個百分點,跌幅幾達七成;「統一」意識在台灣已明顯泡沫化!這個趨勢,並沒有因為民進黨下台、馬政府成功推動兩岸經濟融合、外交休兵而有所改變;大陸十年來經濟發展成績耀目,但台灣人依然不為所動,反向而行。

毫無疑問,在統一問題上,北京對台一向叫價過高,以老大自居,硬銷「一國兩制」,現在已經山窮水盡。除了連戰和李敖等幾個統派大好友,民間大多數人沒興趣,大陸涉台工作黨政官員還以為很有成績。其實,中共多年來在統一問題上,視黨派利益高於國人總體利益,死硬壟斷國家主權,把台灣愈推愈遠,客觀上有損民族利益、違反民族大義,大錯特錯。是時候北京放棄「主權」迷思,認識並接受「次主權」觀念,並以之建構新的兩岸統一框架。

六十年來,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建設、教育、文化、福利、環保等絕大多數方面,台灣取得的成就高於大陸、早於大陸。大陸只有在國防、航天、高速鐵路、考古等少數能享規模經濟的方面領先,故對中華民族來說,台灣的發展具指導意義,比美香港經驗;具體對大陸經濟的貢獻,甚至比香港還大。

台商在大陸生產iPhone、iPad,過程的技術含量高,管理水平先進,提供就業機會多。富士康一個廠就聘幾十萬、過百萬大陸員工。港商的最出名項目,則僅是幾個地產巨賈在北京上海等少數大城市的地皮炒作。因此,無論從哪一角度看,在兩岸統一過程中,台灣與大陸都應該是對等的,平起平坐的。香港的管治圈子裏有人不能接受這個觀點,多半是有奶便是娘之故,並非從民族大義高度看問題。

常言道:退一步,海闊天空。一個新的、且是今後唯一能夠打動台灣人心的兩岸統一框架,便是「一個中國、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這個說法,李登輝、馬英九等人早就在九十年代初提出;筆者現在加上一筆: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就是兩個「次主權」。一中之下,不僅台灣享有的是「次主權」,大陸該有的,也只能是「次主權」。

在政治科學的名詞當中,「政治實體」一詞很蹩腳,來自英文「political entity」,而「entity」一字本來就十足無厘頭,如同粵語的「嘢」字,只不過聽起來多幾分莊嚴。

「次主權」一詞,不僅望文生義,而且經過學者嚴格討論之後,還可賦予重要具體內容。在上述新框架之下,對內而言,「主權」應是虛的,由全體民族成員平等而完全擁有。虛不是無,而是指精神上的東西,常常比實物更有價值。(GDP崇拜者難懂這個。)

然而,在框架之外,亦即對國際社會而言,「主權」涵蓋土地和人民,當然是實的,維護「主權」的義務便更是實的,應由兩岸通過訂定「次條約」一起承擔、遵守。兩岸分別擁有的「次主權」也是實的,界定其內涵很重要,這就牽涉香港近日的有關辯論。

香港本是一個理想的思想實驗室、體制試驗場,各種思潮概念都可在此深入討論、試行、實踐,中國其他地方可以借鑑。「次主權」概念夠新鮮、不成熟,卻很有潛力,正是本地知識界討論的好題目。

例如,筆者既把「次主權」用於描述兩岸統一框架之下、大陸和台灣在「一中」之內的授權內涵,則明顯這個概念不能用於香港,但香港特區政府享有的權力,完全可稱為再次一等的「亞主權」。這種把化學分類術語借用到政治領域的做法,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裏談殖民地性質分類時便用過,認為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比殖民地還不如的「次殖民地」。後來,郭沫若在他的力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裏,更用上「亞殖民地」這個詞。如此,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引用同一方法,替和主權有關的層次概念命名呢?

如此等等,都是可以而且應該繼續深入討論的問題。可是,有些人認為,「次主權」這東西在西方學術界不起眼、不正統,本地學者無謂提。對這些人而言,似乎只有西方公認主流的東西才敢接受,潛意識裏其實是一種思想附庸,哪有半點魯迅說的「拿來主義」氣概?這些人當中有的更認為,「次主權」一詞帶有分離主義毒素,提者不懷好意,必須口誅筆伐而揭露之。

此輩即時下的一些愛國分子,調子很高,口號很響,客觀上卻是中國統一路上的絆腳石。試想:台灣人能保持現狀就覺得好好的,你要他接受「一國兩制」,據說連自己的軍隊也可擁有,卻容不得民間討論「次主權」。一提出就有官學二丑之流者出來打棍子,那你給他的「一國兩制」到底是什麼個貨色,不是很清楚嗎?

香港是中共最拿得出來的自治樣板,更是「一國兩制示範單位」。不過,十幾年下來,經此單位管治圈子中人高水平明示暗提,台灣人愈發「走夾唔抖」了。《聯合報》上周發表的那份民調結果,就是這些人的對台示範工作成績表。


明報

2010年9月29日

觀點

保釣船折返之謎——解構中策組委託研究的香港「次國論」

沈旭暉

日本釋放中國船長,但數度被特區政府阻撓的保釣船繼續爭取出海,更擬提司法覆核。這是繼曾蔭權菲律賓電話案後,香港涉外關係又一指標性事件。

自從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批評筆者以「次主權」形容中央授權下的涉外關係「用詞不當」,筆者放下西方論述,重新從政府網站下載了中策組去年12月委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撰寫的《國家外交政策下香港在鄰近地區的角色與作用》報告,才恍然一切早有指示。我們都肯定中國主權不可分割、外交沒有主次、國家只有一個,但根據這報告,原來香港涉外關係屬「次國家政府外交理論」(以下簡稱次國論)延伸,又名「次級外交」、「多孔主權」,「對於從規範的意義上全面認識、發展一國兩制下香港對外關係具有相當的理論指導意義」。報告認為「在後冷戰時代國際主權呈現分散化趨勢」,「要充分發揮香港在中國外交中的作用,最重要的一點是活用一國兩制精神,在新形勢下解放思想」,「中央不方便做的事亦可由香港來做」,立論遠比筆者大膽。筆者原認為次國論比次主權敏感,又有李登輝兩國論影子,不過既是中策組正式公布的公帑研究,上國院是國家外交重要智囊、美國眼中的半官方智庫,院長又是外交部長楊潔篪親弟,相信用詞是不會不當的,是不會推廣港獨的。

保釣船能否做「中央不方便做的事」?

根據上國院次國論,香港有政府層面的次國外交,也有非政府的民間外交。保釣船能否做「中央不方便做的事」,又或它牴觸了官方外交該如何,值得以學術角度探討。特區政府以本地行政法規阻撓保釣船,被普遍視為配合國家外交,但相關行為屬民間範疇,斷不會以此公開辯解。然而萬一海事處不能自圓其說、或被裁定敗訴,政府難免要解釋為何選擇性執法、甚或錯誤執法。這是尷尬的,因為真相(事涉民間外交)又是一個不能說、只能做的公開秘密。

港人保釣會否被演繹為官辦?

根據基本法,外交自然由中央負責。但假如特區政府不能釋除對阻撓保釣船的疑慮,民間外交或成為第13條的灰色地帶,港人難免誤會日常行為被劃入民間外交,就獲特別看待。不少朋友出國參與社運、當民間記者,拿的是遊客簽證,根據阻撓保釣船的尺度,應已不能成行﹔他們既能成行,則為何阻撓保釣﹖何况賣一件玩具也可以是民間外交,但當事人還是商人﹔路過政府建築物搖頭,在朝鮮一類友好國家更是民間外交,但當事人還是遊客。純粹旅遊比純粹打魚、純粹租房更難定義。

特區政府配合國家外交自屬應份,但假如「用法不當」,只會像劉教授言,「容易引發不必要的政治爭論」。說到底,港人保釣會否被演繹為官辦?筆者曾接觸日本政府朋友,據說他們認為假如當事人是政客,即政治﹔非政客,還算民間。特區政府與其冒司法覆核的風險,倒不如由外交部駐港公署名正言順規勸﹔屢勸不改,則應加強對外宣傳民間合法行為不代表官方,這才符合上國院次國論的彈性。當然,另一可能是中央說明凡是外交部在任何時候定義的民間外交,即不屬基本法授權範圍,需向中央時刻請示,但目前連北京也不願這樣管內地的民間外交。其實,若沒有1970年代香港的次國保釣,這議題怎能在大中華開展﹖港人被阮次山前輩稱為「三等公民」,但日本對我們的「次壓力」,還是重視的。

次國論雖來自上國院、中策組,但國情複雜、港情更複雜,其合法性必須有待嚴謹考證出次主權等同港獨的諸位前輩確認,才可脫離偽學之列﹔說不定這份只發表數月的報告已被全盤否定,亦未可知。筆者才疏學淺,只盼香港涉外關係能貢獻中國﹔諸位前輩學術水平之高,有目共睹,學養之好,朝野共讚,清譽之隆,賢愚共知,盼能再指點迷津。

延伸閱讀:中策組報告原文


明報

2010年10月4日

副刊

世紀.Positioning of Hong Kong

次主權,斷了線?

本文節錄自網絡電台OurTV特別節目,討論由菲律賓人質事件延伸的種種議題,包括社會談論的「次主權」爭議,由資深傳媒人林旭華主持,嘉賓為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博士和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博士。沈旭暉在節目重申其文章觀點,相關內容已發表,劉夢熊則批評部份人士上綱上線的批評為「害國人士」,認為應尊重學術討論,反映愛國陣營仍容許不同聲音,本文為其言論的筆錄,內容經由劉夢熊本人核對。

■劉﹕劉夢熊        林﹕林旭華

林﹕作為愛國陣營的政協人士,你會否對「次主權」一詞有所意見?

劉﹕其實所謂的愛國陣營並不應該如此劃分,香港的愛國陣營並非只有民建聯等建制派。即使民主派的各個政黨,只要願意擁護一國兩制,反對台獨、藏獨、疆獨,就是愛國的行為。

林﹕但在事件中,有些自認為愛國的人士寫文章批評沈博士是反共、假學術。

劉﹕極少數人無限上綱上線的討論方式和做法是「打擊別人抬高自己」,這不能算是愛國所為,而是「害國」。我們正確地作學術討論,應在適當的特定環境下進行。就這一次為例,沈博士所提出的「次主權」學術概念,就是在「八.二三」,特首曾蔭權嘗試就香港旅行團在馬尼拉遭到槍手挾持事件,致電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但聯絡不上的事情,因而引起的迴響,這才是討論背景。鳳凰衛視的時事評論員阮次山就指出曾特首並無權力致電予一國首長,該項工作應由國家主席胡錦濤來做的,而且這個做法亦屬「小題大造」。在我的個人立場來看,我認為任何政府應「以人為本」,「以人為本」首要是尊重、珍惜人的生命。曾蔭權作為香港特首,以香港市民的安全為首要考慮實在是無可厚非的。

林﹕你這個論調其實與沈博士在其撰寫文章的觀點也是同一陣線的。

劉﹕第二個層次是香港基本法第二章第十三條規定,香港政府有權處理相關的對外事務。就這一點來看,曾蔭權的致電也是於法有據和合情理的。

對口問題,荒謬

林﹕你是指無需理會程序上的事務,就這樣致電菲總統是正確做法?

劉﹕並非不用理會程序,但要談及兩人之間是否對口,其實是荒謬的。先讓我舉一個例子:假若掉過頭來說,難道曾特首要接菲總統打來的緊急電話,必須考慮請示中央才可以接嗎?其實我也曾問過曾特首是否知會過外交部才致電菲總統,曾特首回應指有,阿奎諾三世亦有就此事回電曾特首致歉補鑊,因此這絕對是符合外交禮儀的。

林﹕如何理解次主權?

劉﹕我認為「次主權」是一個學術名稱,我們應確切理解其本身涵義,而不是把自己的看法強加下去然後加以鞭撻。由於正在行使一國兩制,香港就是有別於其他中國城市,我認為沈博士所使用的次主權,指的不過是香港正受着與內地城市不同的待遇,在國際也有特定的地位而已(例如世貿、世衛、國際奧委會和亞太經合組織的單獨成員)。

林:我們曾邀請劉迺強先生出席是次節目,但他表示只會透過文章來表達其意見。那麼我現在就引述一段劉迺強先生所寫對評價沈旭暉的語句 :「我不相信一個有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的人,連這基本事實和常識都不懂。這不過是一個小政客逗着市民的情緒說話,為抗拒中央作論述,構築其道德高地的拙劣嘗試而已。」

劉﹕「次主權」只是一個學術概念,我個人雖不使用,但需要做的是去理解箇中意思,而不是歪曲其意思,加以口誅筆伐。

林﹕劉迺強先生亦認為應該先通知國務院,然後才致電菲總統才是正確、不鹵莽的做法。

劉:他又如何知道曾特首未有事先請示過呢?國內也有「特事特辦」吧!

林:要怎樣為是次香港的死難者討回公道?

劉:現時的菲律賓政府可說是內外交困,他們應要研究應要做甚麼補救工作來挽救受到打擊的國際聲望,重新整頓吏治,作自我檢討之餘並要提升警隊的素質,避免為中菲關係帶來很大的衝擊。

港做事,台在看

林:如何看待這次爭議?

劉:這個時候應該同仇敵愾,雞蛋裡挑骨頭的做法是沒有必要的。

林:這樣算是內耗吧!

劉:在過去鄧小平曾提倡「不爭論」做法,其實也適用這次事件的。看過沈博士有關「次主權」的文章後,我認為「次主權」的提出是用於陳述香港特別行政區有別於其內地城市,得到中央政府賦予的特別權力。如果有人認為「次主權」這用詞易生誤會,其實可以避免使用,換個名詞就是。其實對於「次主權」的意思,還包括對台灣的影響,因此是否擁有特定涉外關係的權力,其實會直接影響到兩岸和平統一事務上的討論餘地及進程。學術之間的是非不應該有一刀切的看法,畢竟學術討論應該容許百花齊放,才有百家爭鳴的局面出現。正如我常說的「港做事,台在看」,一旦兩岸最終要達成和平統一,台方會在很多事情(例如國號、高度自治、國際生存空間等)都期望有討論空間,比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還要寬鬆(例如可保留軍隊)。那時候,他們很希望獲得中央政府授予一定程度上的「次主權」。當台灣真的會要與中央政府進行有關和平統一,中央或會「聞戰鼓思良將」,想起香港的沈旭暉博士所提出過的「次主權」可能是合用之策,並成為台灣容易接受的條件了。現在一棍子打死「次主權」未必有利。

整理﹕李迦慶

核對﹕劉夢熊

(沈旭暉部份已於其文章發表於文字媒體,不在此重敘)

[編輯/方曉盈、黃靜]


參考資料:

蘋果日報

2010年08月31日

副刊—名采

議員何必學成龍

左丁山 (原名:香樹輝)

立法會保安委員會討論八二三馬尼拉劫持旅遊巴士殺人事件,一眾議員講到慷慨激昂,異常憤怒。香港人因此事而好嬲,表達憤怒,十分自然。但尊貴的議員們並非成龍,應該對政治識得更多,唔係成龍嗰種層次。成龍喺佢嘅 Twitter度寫:「 HK is a nation built by a lot of different people」。香港只是一個特別行政區,不是 a nation,成龍犯下一個咁嚴重嘅政治不正確錯誤,因為佢係成龍,由得佢啦,但一啲議員強烈要求特區政府向菲律賓要求,本港要派人參加對八二三事件嘅調查,仲引 1994年菲律賓派人到新加坡參與調查菲傭死亡事件為先例,未免自視過高,好似成龍一樣,當香港 SAR為一個 nation。

《基本法》規定外交事務由中央政府包辦,香港頂多只能向北京表達要求,由楊潔篪向羅慕洛施壓,要求調查事件,有中國代表在,而代表可有一名中國駐菲大使館人員加上一名中國委派嘅香港官員,否則的話,香港自己提出喎,當外交部係乜呀?黎棟國副局長講到明,係中國大使館全力協助,反應迅速,香港包機先至可以順利接人與遺體回港。

嬲還嬲,辦事要講程序,譬如曾特首打電話俾菲律賓總統府,總統唔聽電話,總統府直情將訊息傳達俾外交部,請外交部安排電話,但外交部一於懶理,結果香港特首辦打兩次電話過去,總統府概不理會。一位馬尼拉記者直情對《南華早報》講:「總統府助手根本唔知 Donald Tsang係邊位!」但佢地就知道誰是劉建超噃,中國駐馬尼拉大使一出聲,三世祖總統立即與內閣部長接見劉建超,大家一齊開會商討,可見在菲律賓眼中,外交對手係北京,唔係香港。換過係一九九七之前,如有類似事情發生,菲律賓都係同英國傾嘅啫,港督咪係要透過倫敦與菲律賓政府高層對話。

香港係金融商業城市,前菲律賓總統 Estrada就鍾意來港 shopping,以前馬可斯夫人好喜歡嚟香港開戶口 㖭,但講到外交政治,佢地就會跟足外交 protocol咯喎,眼中無香港 o架!以前拉莫斯總統咪試過向李鵬提出要求照顧菲傭啦。之不過咁,曾特首無可能不知道外交安排嘅,佢仍然照打電話畀三世祖,並主動公開食檸檬一事,高招也。


香港電台

范徐麗泰冀菲政府向港人交代及解釋挾持事件    

2010-08-24HKT12:51

正在北京的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表示,相信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會嚴肅跟進菲律賓港人挾持事件。

對於行政長官曾蔭權早前表示,事發後未能聯絡菲律賓總統,范徐麗泰表示,由於香港不是主權國家,特首不能與菲律賓總統直接對話,是外交慣例。

她希望中央政府關注事件,並要求菲律賓政府向港人合理解釋及交代。


安裕周記﹕香港.馬尼拉.電視直播

(明報)2010年8月29日 星期日 05:10

【明報專訊】阮次山的評論某程度是有他的道理,我是說,如果從北京當權者的角度考慮的話。只要換轉身分角色,倘若你是中南海某君,阮次山在電視上說曾蔭權不應該打電話給菲律賓        總統阿奎諾三世,因為這些事是「碰不得」,我敢寫包單保證有人受落。沈旭暉以次主權批評阮次山的講話是前冷戰的冷飯;不過,我覺得既然阮次山的節目主要面向中國大陸,這些話當然不是說給香港巿民聽的,既然受眾不同,得到信息後的理解也各異。講到底,在中共心目中,外交是大事,是涉及中菲之間的事體,哪容你香港人說三道四。

香港的定位在這場馬尼拉慘案成為另一個焦點。香港是什麼,阮次山的評論帶出了這一質問。我不相信在台灣和美國        當過記者、畢業台灣政治大學的阮先生,在鳳凰衛視        做了這些年的首席評論員會摸錯方向。近年來,尤其是二○○三年之後,強中央弱香港已是鐵一般的事實,從中聯辦首任主任姜恩柱的低調(沒有聽過有這人?這很正常,姜先生任內是香港隱形人,七一十一之外,可能天天都在辦公室一心只讀聖賢書),到今天中聯辦儼如另一個權力中心的高調,這之間的落差說明了中共對香港的重視(不重視哪用事事關注關切?)這一由來,從左派人士所說的「積極來看」,是北京關心香港;從港人治港一國兩制來說,毋庸置疑是倒退了。

郝鐵川對新聞自由的另類見解

馬尼拉慘案前不久,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先生在記者協會的午餐會上,發表了他對新聞自由的另類見解。我讀了郝先生的幾千字鴻文,這份如郝先生所說的「學術演講」確有些意思。我想,就是請來北京大學的王緝思、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長資中筠兩位一北一南美國通,也無法回應為什麼美國一些極右思潮和做法會被郝先生奉若神明。我不敢說因為在美國生活了幾年就出來駁斥郝先生,只是純粹以一個愛看國際新聞的專業讀者兼業餘作者的角度看,郝先生把美國社會變成過街老鼠的小布殊和霍士(FOX)電視台當作範例,那就不免失諸以偏概全了。

社會上對郝先生這部分內容有不少補充,包括《華盛頓郵報》緊跟小布殊,之後頓悟要在第一版寫道歉文章,說對不起幾十年來緊跟《華郵》的讀者。這一部分我無意狗尾續貂,不過,我想向以學者身分發表學術演講的郝先生建議,在亞馬遜書網訂幾部書讀一下,包括Todd Gitlin的近作,他在九一一        後把星條旗掛在家裏陽台,很值得找他探討國家處於危險時刻,如何處理新聞自由和國民責任間的關係。至於廣義上的左派也就不必了,只會落得吵架下場;至於立場右翼的,請找霍士老闆梅鐸。

既然在第一部分的資料蒐集就出岔,結論東歪西倒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這一點,請郝先生找王緝思教授研究一下,看看這篇學術演說有無補充,我期待郝先生在增補刪節後的第二次演講。不過,我更有興趣郝先生演講裏提到,一旦出現社會危機,傳媒應該如何自處這一環節,若是放在這次馬尼拉慘案,應當如何處理。

想像場景轉到香港

我們不妨把場景換轉到香港,一輛環島一日遊的旅遊巴,在路上忽然遇上手持步槍的退職警員挾持在灣仔金紫荊廣場,然後把字條貼在玻璃上說警務處        對他不好,要取回長俸和退休金,否則一分鐘殺一人質。以郝先生演講裏提及的準則而言,這是一宗社會事件,毋須駐港解放軍        出馬,香港的土產大丈夫可以應付裕如。如果用郝先生那天演講的內容來理解及執行,傳媒的首要工作是協助政府解決問題,其次才是監督政府。以馬尼拉康泰團慘案為例,事後當地政府再三說,直播挾持人質事件助長了槍手門多薩殺人的獸性云云。我不知這一閱讀是真是假,不過,如果所有政府高層官員都是從管治角度出發,我猜,香港也可以用這一方法,即禁止媒體直播在金紫荊廣場的挾持事件。我完全相信這會出現的——只要一旦發生在香港,只要香港執行郝先生的做法;况且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首先要問這個新聞是不是對革命有利,是不是對國家有利——香港不會直播挾持人質事件。因為根據郝先生說法再延引的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直播挾持人質會給特區政府添煩添亂,因為事件結束後怎樣歌功頌德是另外回事,事件仍在發生中的那一刻,媒體的責任是幫助政府。

從管治角度出發 直播添煩添亂

幸好郝先生不是在菲律賓政府工作,否則的話,那天八條人命如何在人間煉獄煎熬十一小時後死去、菲律賓警隊如何窩囊無能累及八人枉死,都只能等晚上的政府新聞公布。電視直播事件過程,是周一當天菲律賓方面唯一做對的事。

文 安 裕


附錄1:從「外交角度」,或許港人/國民性命不值一哂?

明報

2010年9月1日

觀點(前“論壇”版)

從外交角度看人質事件

劉銳紹

【明報專訊】康泰旅行團在菲律賓遇襲事件如何發展,各方十分關心。港府已開展一系列跟進行動,盡量蒐集證據,留待後用。不過,香港市民除寄望特區政府追查到底之外,也希望中央政府給予菲律賓更大的壓力,才能迫使對方認真善後。這種希望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因為香港不是主權國,也沒有外交權,只有中央政府出面才比較有效。

不過,中國政府處理這次事件時,也有她的考慮。香港市民在急切尋回公道的同時,也適宜多點檢視外交局勢和現實情况,擴寬思考層面,理性行動,既要繼續向菲政府施壓,也要做到有理有利有節。

其實,凡出現國際摩擦,矛盾雙方都在觀察對方的態度和行動,並視乎對方的部署,制定自己的策略。雙方都有多個方案在手,沙盤推演。所以,中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一方,菲律賓政府一方,就像下棋一般,分階段出招。菲律賓既看中國和香港的態度,也看國際社會的輿論(因為菲律賓這次確實處理得太糟糕,國際主流媒體也大幅報道,輿情對菲律賓大大不利)。如果中國和香港的壓力大一點,菲律賓就會軟一點,否則她就會逐步淡化,得過且過應付過去算了。另一邊的北京        和香港,既看香港市民的反應,也會從外交角度看菲律賓的言行和國際大局,所以他們只有小心拿揑分寸。

中國有她的特殊考慮

按目前情况觀察,中國有她的特殊考慮。

其一,中菲關係、中國與東盟關係、中國在東南亞的安全問題,以及美國與菲律賓的關係。

這些關係互相緊扣,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影響東南亞政治的格局,對中國的國際戰略產生影響。從地緣政治的形勢看,中國擔心美國在中國周圍建立新的包圍網,所以一直努力尋求突破口。其中,東盟國家就是中國努力修好的地帶,既為中國與東盟國家擴大經貿關係,也藉著這種經貿利益促使東盟國家不要成為美國的棋子。在朱鎔基年代,中國已著手興建由雲南直達東盟多國的鐵路,如今已多段開通。此外,中國每年都在廣西南寧舉行中國與東盟的經濟論壇,今年更與東盟成立自由貿易區。在在顯示,中國不想在這方面有所閃失。

不過,東盟國家也擔心中國不斷強大,令自己受壓或過於依賴中國。她們也不想與美國交惡或疏離,畢竟在關鍵時刻多一個「水泡」也好。所以,一些東盟國家近年加強與美國的關係,甚至進行軍事演習。其中,菲律賓對美國的友好姿態尤其突出。

美國攻打伊拉克後,以「維持當地和平」為由,繼續保持兵力,菲律賓也象徵式派兵參加,以壯美國聲勢,到後來有菲律賓人被綁架,才急急應綁匪要求撤兵。去年2月,菲律賓通過「領海基線法案」,把黃岩島和一些南沙島礁劃為菲律賓領土,中國強烈抗議,並派最大的郵政船311到永興島等地游弋,菲律賓隨即出現「可能尋求美國協助」的聲音。今年,阿基諾三世上台,外長羅慕洛曾在本月回應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指「南海也是美國核心價值」時表示,毋須美國插手南海。但事實上,菲律賓由 2001年已開始接受美國的軍事培訓和資助,當時的費用是190萬美元,去年則增至4億美元。此外,菲律賓由2007年起與美國恢復聯合軍演。最近,菲律賓在美國和澳洲「捐贈」和指導下,啟動了「海上邊境控制系統」,涉及雷達、電子通訊和快艇等設備。此系統美其名為「監察海盜」,實際作用則是心照不宣了。

面對這些情况,中國有點投鼠忌器,自然要小心觀察康泰事件將對中菲關係帶來什麼影響,會否令美菲關係進一步發展了。

中國不想「剃人頭」

其二,中國不想「剃人頭」,因為日後有可能「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

中國基於各國均有主權的理由,不敢過分介入這次事件的處理工作,這一點可以理解,但實際上中國卻有點作繭自縛。1993年中國簽署聯合國有關處理人質問題的國際公約時,擔心如有外國人質在中國被挾持,外國政府可能借機要求國際仲裁,所以也放棄了中國人質在海外被挾持時中國要求國際仲裁的權利。

其實,任何兩國遇上這類事件,關鍵是看雙方的態度(是否誠意解決問題)和實力對比。1995年,有菲律賓人在新加坡遇事,菲國要介入調查,但新加坡不肯。後來菲國堅持,結果新加坡同意讓對方「觀察調查」。所以,如果中國堅持,繼續向菲律賓施壓,應可爭取更大的其他形式的參與權。在國際政治中,這類事件一般很難互相援引先例,這完全視乎國家實力而定(美國經常介入別國事務,也曾派軍隊營救美國人質,但從來卻不讓別國在美國執法)。中國只要對今天的綜合國力、自己所持的理據有信心的話,就不用擔心「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了。

中國也可以有所作為

其三,內地某些高層官員擔心,香港人在海外出事,中央就高調介入營救,那麼內地人士在海外被綁架或遇害,中央怎樣辦?必須指出,這種想法暫時並不普遍,但個別官員確實有這種顧慮,因為中國公民在海外出事的頻率近年不斷增加,若事事繃緊處理,就會影響中國的外交戰略

基於上述考慮,中國暫時只會對菲律賓保持適當的壓力,只要菲律賓作出某程度的妥協和讓步,看來中國不會輕易因為康泰事件而傷害中菲關係。在北京眼中,整體外交利益是大局,始終高於個別事件。

不過,即使如此,中國也可以有所作為,向菲律賓施加較大的壓力而不至於破壞關係和外交戰略,其中經貿手段乃國際政治上的家常便飯。

且看中菲貿易,由2000年的31.4億美元增至去年的300多億美元,當中菲律賓享受的順差愈來愈大,增幅已達雙位數。此外,中國也向菲律賓提供數以億計的鐵路貸款。相反,中國與菲律賓貿易主要建基於外交戰略,而不是十分著重經濟利益,因為中菲貿易在東盟國家中只排第五六位,中菲的貿易強度只有 0.23(中國與新加坡的貿易強度為0.93,與香港的貿易強度更是4.95),中菲的投資強度只有0.27(中國與新加坡的投資強度為5.09,與香港的投資強度更是37.25)。可見,菲律賓依賴中國的經濟合作,遠多於中國依賴菲律賓,中國即使停止與菲貿易,也無甚損害。

李克強取消往菲姿態明顯

還有,目前到菲律賓的遊客有四成來自亞洲地區,其中中國和香港的旅客佔了不少的比例,而且中國旅客的消費力位列最高。在1997年的金融風暴和 2008年的金融海嘯期間,中國企業趁機收購或入股菲律賓企業,也令中國手上的牌多了。如今,廣東和香港一起暫時停辦菲律賓旅行團,其他省市日後怎樣做呢?在中國這樣行政主導的國家,不難想出有中國特色的方法,關鍵只在於做不做,或怎樣做最好?2001年,菲律賓曾發生中國公民被綁架事件,中國後來透過在該國有巨大投資的華商向菲律賓放話,直陳利害,最終迫使菲律賓認真處理,把部分人質救出來。所以,只要中國準確計算施壓的方式和力度,相信菲律賓也不敢胡亂處理康泰事件的善後工作。

其實,副總理李克強取消前往菲律賓出席中菲經濟合作會議,並作無限期延遲,已是一個明顯的姿態。菲律賓表示,早在槍殺人質之前已收到中方通知,所以李克強不赴約與人質事件無關。其實,這只是刻意降溫和為自己遮醜的言辭而已。

據了解,當天上午香港人質被挾持後,中國駐馬尼拉大使館收到消息後與菲國官員聯繫,已感到對方「愛理不理」,馬上通知剛好在北京述職的中國駐菲大使劉建超。初步研判後,有關方面在下午4時通知菲律賓,取消李克強訪菲之行,原本準備好的10億合同也會擱置,藉此亮出明確的信號,催迫對方恪守承諾,保障人質安全。中方採用的理由是「李克強要處理新疆的泥石流工作」,其實也過於婉轉,甚至有點牽強。試想,外界最近有否聽過什麼新疆泥石流事件?即使出了事,一般也不會由主管經濟的李克強前往善後。這個理由只是外交辭令,希望警醒菲律賓而已。

事實上,中國的態度可以強硬一點,毋須擔心美國趁機介入,否則過於謹小慎微,只會令菲律賓得出錯誤的信號,放軟手腳善後。從菲律賓的角度看,只要拿幾個人出來祭旗,再來一番「誠懇道歉認錯」,並作出賠償,實是輕而易舉的戲。所以,一切只視乎做不做?怎樣做?


明報

2010年9月4日

觀點

北京對人質事件的反應恰當嗎?

潘小濤

【明報專訊】八名港人客死異鄉,我們萬分悲痛心碎之餘,更對菲國總統的冷血、菲國警察的無能,感到無比憤怒。這個徹頭徹尾的人為悲劇,完全是槍手聯同菲國政府、菲警聯手製造的。在指摘菲律賓政府之餘,我們也應反思,北京當局在這次拯救人質事件中表現。

中國政府的表現,分為事發期間及事發之後。事發時,早上9時許發生挾持事件,據內地傳媒透露,至下午兩點多,中國使館人員趕抵現場;事發後,外長楊潔箎致電菲國外長,要求徹查事件及保證其他中國公民安全;外交部發言人譴責槍手的暴行,但隻字未提菲國政府的無能表現;非官方消息則指出,中方無限期押後菲國副總統訪華的安排。

北京當局事後的反應,雖然過於軟弱,也無法回應香港市民的悲痛和憤慨,但相比之下,已遠優於事發期間的表現。中國外交部及駐菲大使館開始時都表現得「懶懶閒」,並沒即時向菲政府施以最大的外交壓力。

事發期間,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如何向菲國交涉?中國外交部、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國家主席辦公室等,可曾作出指示?在中國,只有領導人作出指示,變成一道政治動員令後,官僚系統才能有效的啟動起來,全力執行指示,應對長江大洪水、SARS危機、禽流感        、四川        大地震及舟曲泥石流慘劇等,莫不如此。這十多小時,未見有官方傳媒報道,胡錦濤作出批示,以及事發時及事後致電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向菲方施以最大壓力。

有人會說,對香港人這是天大的事,但對國家領導人而言只是小事一樁,為此致電菲國總統抗議及施壓,有點「小題大做」。然而,事後北京的反應,包括胡、溫及習近平致電慰問死難港人等,都說明北京當局並不認為這是小事一個政府,竭盡所能的捍衛國民生命,才能贏得支持和信任,更何况,若北京當局不惜代價的向菲國施壓,對方還會漫不經心處理危機嗎?設若被挾持的是美國        遊客,菲國政府還會一而再的愚蠢地拒絕槍手的要求,並拘捕其弟弟去激怒他?

北京營救海外國民比以往積極

過去幾年,北京當局營救海外的中國公民,已遠比以往積極,撤僑行動更加果斷,每有中國公民在海外遇襲、被綁架,胡錦濤、溫家寶都作出批示。2005年1月,8名中國工人在伊拉克遭武裝分子綁架;2006年,3名中國工程師在巴基斯坦遇襲身亡;2007年,5名中國工程人員在尼日利亞        被武裝分子挾持。胡錦濤都在這些事件後,指示外交部全力救人,或向這些國家施壓,全力緝兇。

相反,今次未見有報道指胡溫有發出全力救人的指示,北京當局與菲國交涉時的立場,也不強硬,特別是菲國政府表現如此窩囊、形同謀殺八名港客,北京當局卻不予聲討,僅譴責兇手,表現得有點畏首畏尾。這跟奧運        火炬受阻、歐美各國接見達賴時的激烈反應相比,今次北京委實過於「仁慈」!為什麼?

我認為,這並非因為被挾持的是香港人,而是因為北京有外交上的顧慮。菲律賓雖國弱民窮,卻是東盟重要成員,戰略地位顯赫,北京在人質事件中沒狠批菲國政府,應有外交顧慮。

近日,北京在韓國「天安艦」事件及黃海、南中國海問題上,與韓國及東盟各國鬧得不可開交。月前在越南召開的東盟峰會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指美國軍艦有權在南中國海自由進出的言論,並得到與會各國的支持,令聲明擁有南中國海主權的中國,陷入孤立無援之境。美國近月加快重返亞洲的步伐,得到不少亞洲國支持,希望美國重返亞洲後,可制衡日益強大的中國。不過,令人意外的是,對美國人表現得最冷淡的竟是美國多年盟友菲律賓。在中國亟需亞洲朋友去抵制美國的重要時刻,環顧一眾海上鄰國,似乎僅剩菲律賓可供拉攏了。

因此,此時發生人質事件,權衡利弊,北京也就不可能作出「中斷兩國高層互訪」、「召回大使」等激烈反應了。


附錄2:由一篇博文至一篇投稿

博文:

劉迺強左丁山出賣香港人

投稿:

蘋果日報

2010年9月3日

論壇

曾蔭權致電菲總統的風波

林忌

馬尼拉康泰慘案八人質遇害,全港市民哀悼悲憤,既恨菲律賓當局草菅人命營救不力,也怨香港不是新加坡,沒有自行拯救人質的權力與能力,當市民集中在關心生命安全的時候,偏偏香港一班評論員,不為了市民的生命安全,卻為了曾蔭權打電話給菲律賓總統大做文章,為甚麼呢?

中共官員常說,「生存權」是「首要人權」;偏偏在這件事上,一些長期親政府的評論人如阮次山、劉迺強、左丁山,卻要反對特區政府致電菲總統盡力營救人質的努力,為何他們突然變成了「反政府」呢?連中共中央都沒有開口批評的事,究竟他們代表誰發言呢?究竟他們在中共身居何職?

「評論人」只關心權力

難道他們才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代表嗎?中聯辦研究部長曹二寶,於去年所提及的「香港第二管治力量」,難道他們是其中一分子嗎?救人第一,其他居次,香港人只會嫌曾特首打的電話不夠多不夠快,怎會嫌他「沒有權」去打呢?為何身為「香港評論人」,居然關心曾蔭權有沒有權力更多於香港人質的安危?是甚麼利益比起香港人的集體安全利益更重要呢?特首難得市民支持,為何他們卻要一力反對到底呢?特首打電話損害了誰的利益呢?

他們斤斤計較曾蔭權沒有權去打,卻從不計較為何一定有權的胡錦濤,卻不打電話;阮次山說:「要打也是胡錦濤打而不是你打,更何況胡錦濤也不可能打這個電話,這是小題大做。」──身為港人的劉迺強居然說阮次山「何錯之有」?原來在香港人劉迺強的心目中,港人的生命真的比美國人賤?為何美國前總統可以親身去北韓拯救人質,而中國的國家主席連打一個電話都叫做「小題大做」呢?難道十五個香港人質的生命,真的如此不值一文?假如曾蔭權沒有權打,而胡錦濤也不願意打,難道香港人為求自保,就只有學新加坡成為主權國家嗎?他們是不是想煽動港獨?

經濟實力說明一切

另一位評論員王岸然,以反問句表示美英法德等強國的元首,不會接聽曾蔭權來電,但這又證明了甚麼?在現實政治中,從來是實力說明一切;過去戰爭決定勝負,而勝負決定政治權力;在廿一世紀,經濟已取代軍事,成為政治權力最重要的來源。就算曾特首如他們所說真的不依外交常規,難道菲律賓可以對香港不屑一顧嗎?香港的力量在美英法德等超強面前當然是笑話,但菲律賓呢?菲律賓有十三萬菲傭在港工作,學者估計香港每年滙出五十億金錢,這才是菲律賓總統不得不回電曾蔭權的真正理由。劉迺強說:「如非該國在國際電視鏡頭前太丟人,和給面子中國,他也未必會回電曾蔭權。」──中國的面子真強大呀!至今菲律賓仍強佔九個南沙島嶼,以劉迺強所見,菲律賓何時才會給面子中國,交回被「脅持」的九個島嶼呢?

林忌

時事評論員


附錄3:一篇綜合分析

信報

2010年9月2日

時事評論

民間心戰室

菲國封嘴 中國降溫 香港淡出

魯姜

八月十五日,中國悼念舟曲特大泥石流的死難者,定為國殤日,不少香港報紙都以頭版報道。

不到十天,香港發生了馬尼拉人質事件,便再沒有人想到舟曲。

事件發生全部過程由電視越洋直播,午後香港人由起初的隔岸觀火,到急轉直下難以置信,最後以震驚哀傷結束該天,受影響市民數以百萬計;加上關鍵鏡頭不斷重複,變成一個香港人從未有過的生死無常親身經驗,相信不易找到一個人不為之動容。

槍手大開殺戒的時刻,正是港人闔府晚飯圍觀電視的黃金時間,慘劇先在眼前巨細無遺呈現,然後整夜不停「更新」。除非你當天沒有收看任何電視新聞節目,否則將不可能置身事外。

馬尼拉出事的那天,舟曲泥石流已導致一千四百三十五人罹難,現在有什麼新進展,香港人恐怕難以再起關心。

特區政府一如所料,民望因回應迅速而大幅攀升,負責調查的中大亞太研究所覷準時機出擊,絕對是特區政府的最佳拍檔。

中方迅速回應及介入

中方在事發時的迅速回應及高度介入,反映了強勢外交的體現對香港人的關心、問候,令特區政府可以全無後顧之憂盡心盡力去救援旅遊車上的港客,以及在證實事主罹難後第一時間承諾及動員予其家人以最佳以至終身照顧。

不過,港人其後對菲國的種種要求,再不見中方有任何正面回應及支持,反之還想處處降溫,因為除了不方便干預外國內政,亦會擔心日後對方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過去遇到這類難得一見的社會大事及悲劇,發聲的理應包括行政會議召集人及其他成員,但這次卻還未見梁振英暢所欲言,其幕後可會有耐人尋味故事,他日當會是傳媒八卦的焦點。

反之,曾特首與唐司長的分工有板有眼,曾特首盡攬所有感性人性場合,唐司長則儼然是重大場合官方的最高級代表,這類安排當有利於唐司長他日接班,因為公眾對他的身份必定印象深刻。

菲國政府完全低估了港人受事件全程直播影響之後的情緒反應,以為可以由總統「一笑置之」,想不到菲警及特種部隊的不濟暴露於世人面前之後,不論自己的國民以至國際朋友,都不可能埋沒良心昧於事實為菲國辯解,如今該國的唯一出路,大概是把所有責任推向槍手,然後證明其人的確死有餘辜。

過去遇有這類意外、悲劇或大事,公眾大多只能經由傳媒中間人得到有關消息及影像,絕少會如此直接全程參與,心情與感情幾與在車上的旅客及其親友無異。

經過傳媒的剪裁、包裝及評論呈現給觀者、讀者的資料可能只是過程的十分一、百分一甚至更小,因此傳媒絕對可以主導讀者與觀眾的接收,但倘若事件過程全部由受眾目睹經歷,傳媒的角色回復為中介(medium)、工具或載體,再不能如昔日那般完全控制受眾的反應,為了繼續突出自己及媒體的特點及競爭性,每一個傳媒都需要在直播的過程中及其後各出奇謀,做其他行家所做不到的事來保持自己的獨特性及優勢。

有報紙傳媒老總按經驗判斷,起初對事件等閒視之,認為槍手很快便會軟化投降,所以不打算派記者到現場採訪,幸好馬尼拉與香港距離只兩小時航程,加上費用不貴,隨時可以起行,所以他們不久即改變初衷,因為為任何人在電視前都可以看到,無論事件如何發展結束,經過多個小時的擾攘,翌日一定變成報紙的頭條。

同樣道理,負責在現場採訪的電子傳媒,既然不能在直播方面製造任何特點或優勢,惟有在添枝加葉、加鹽加醋方面大做工夫。無綫記者為了加強報道的感性,向當時不知父母經已罹難的十五歲傷者詢問她最希望什麼,然後以畫外音加上自己的按語製造更大的悲情效果,這種「為情而造文」的手法,在網上網下都廣泛受到行家及網民的批評,但其實亦同時反映了傳媒及記者自身競爭之激烈,以及彼此所面對直播時面對的取材及報道困難。

傳統的新聞報道,電視只着重視像在有限空間時間的即時表達,文字媒介因落後於電子媒介,一般多會偏重事件的定性及評論,但在全程直播的大前提下,不論觀眾在任何時間觀看,也會很快便自行形成印象,毋須再經文字評論的誘導,巨星成龍及鳳凰衛視評論員阮次山便因不知公眾已受直播的影響形成牢不可破的立場,輕率隨便發表個人意見,結果立即遭受群眾「圍攻」。

特區危機處理專業

電子傳媒在直播過程中,必須不斷發掘更多新畫面和角度,找到更多soundbite……特區政府在這方面可謂早着先鞭,幾乎每兩三小時即有新決定、新動作、新消息向公眾發放。這是處理危機的專業手法,不論傳媒及公眾都會因此而覺得特區政府反應迅速,而前者更因不斷「有料落鑊」方便跟進,對特區政府及心戰官員自然心有感激,在報道時自必更多美言。

傳統報道手法在展示事實資料經過之餘,會邀請專家再行評論,但直播過後人人已有成見,專家的言論若無新意(但不是逆民意),公眾根本不會放在眼裏,尤其是在網誌、微博、討論區及論壇等平台,專家的言論甚至成為批評目標,心戰大員對此當然不會掉以輕心,特首辦公室聘請專人去協助處理打點回應新傳媒,理應是必行之着,但官員少說多做,仍是梳理公共情緒及減少製造話題與矛盾的最佳方法。

公眾對這次事件反應奇大,除了因全程直播而有第一身經歷及掌握第一手資料,還有一點平日所沒有的經驗,就是集體希望落空。槍手拘留人質初期,無論車上或車外,所有人都以為一個槍手不可能做些什麼,他的要求也不那麼困難應承做到,加上槍手起初的友善態度和人道放行,遂令所有旁觀者都對事件發展有合理的樂觀,沒有人會想像得到後來的發展會如此急轉直下,令大家在意外、震驚與失望之餘,不論是為了自己判斷錯誤的不滿、情緒的宣洩或是對死傷者的憐憫同情,都迅速發展成為萬眾一心、人神共憤,一發不可收拾。

槍手由和平友善予人方便一變成為心狠手辣殺人無數,皆因人性集善惡於一身,一念之間即會改變;傳媒如今也有這個傾向,報道事件時可以把當事人一手捧至上天,亦可一手打下十八層地獄,其決定到底出於理性及全盤考慮,抑或是純粹出於老闆的個人喜好與恩怨,如今界線十分模糊,更會因人因事而異,面對傳媒的這個取態,心戰室上下只能爭朝夕而非講道理,對事件的一時成敗得失一笑置之。

民望虛火上升

為了避免香港人把事件進一步「搞大」,損害中菲國家層次的友誼,以致三方(中港菲)都找不到下台階,中國已發表公開呼籲,香港理應內外配合,菲方亦已自律封口,三方心戰室合作無間;傳媒對馬尼拉事件已進入疲憊狀態,適宜由看似突然出場的最低工資或其他社會事件逐漸取而代之。

世事人心無常,舟曲是天災;馬尼拉是人禍,特區政府民望只是虛火上升,未必能夠持續,因為香港已進入寸土必爭狀態,由政治到民生,議題天天新款,踏入九月大家重返崗位,續議事項接踵而來,死傷者的照顧又不會節外生枝,今年暑假應可以馬尼拉事件作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