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文集

7一/10一/2010 一、10:24走出两个误区——2009年12月27日在朋友聚会时的讲话

我讲两点，第一是当前的政治形势；第二是我们怎么办？

    第一， 讲一讲政治形势

    据我观察，现在是30年改革开放以来最不好的政治形势，国家面临向毛泽东王朝复辟倒退的严重危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建国六十年庆典游行中，不以中央意志为转移地搞出一个“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来，毛泽东画像还是用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标准像。像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极大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二是毛派公开在网上发布消息说，今年1月组建了“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制定《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程》，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号召“推翻现今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即胡温政权），造反有理！” 推举薄熙来为总书记。

毛派选中薄熙来，是因为他到重庆走马上任，第一件大事是修了一个十层楼高的毛泽东塑像。

第二件大事是所谓“唱红歌”。叫群众大唱毛时代的歌曲，怀念毛，歌颂毛。当然，他也做了一些“扫黄打黑”关注民生的好事。这一来重庆的社会气氛就变了。毛派把重庆比作“延安”，据闻派三十多人秘密到重庆，筹备将于2010年召开的毛党十一大（他们不承认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段历史）。后来被重庆市主要领导人下令把这三十几个毛党骨干抓起来了。要说薄熙来对毛泽东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真心要回到毛时代去，那倒未必。他父亲因为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问题，被关了十年，他母亲上吊自杀了，他自己受家庭连累被劳教七年，改革开放才有出头之日。他对毛所表现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肯定是作秀。但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要讨毛派的喜欢，争取毛派的选票。借助毛派为他造势，挟毛派以自重，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毛派要推举他当总书记，十八大起码要给他个常委当当，他大概是这么想的。如果年轻政治家们都去讨毛派的喜欢，挟毛派以自重，十八大毛派就可能夺权。宣布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复辟了资本主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开始，“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又取得了“伟大胜利”。

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天方夜谭，不是不可能的。我想奉劝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们，要一心一意搞改革开放，特别是要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脚踩两只船，为复辟毛时代留下退路。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你们今天上主席台，明天就可能进监狱。不要以为“我当年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在我主政的地区为毛主席立过像”，毛派就放过你，把你“三结合”进去。文革开始，彭真为逃过劫难，连当年在延安他是第一个喊万岁的事都抖搂出来了，结果还是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十年。毛党的出现是党的一次公开分裂。

三是中宣部推出《六个为什么？》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把毛泽东的三大改造肯定、歌颂一番，说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毛泽东那个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消灭私有制，没收资本主义企业，消灭资产阶级。结果在经济上引来的是“国进民退”的大潮。全国工商联2009年8月7日发表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宣告在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中民营企业被淘汰出局，国进民退的大戏接连上演。中化、中粮等垄断国企，既奉有保值增值的令箭，又无经营范围的法律限制，对房地产、矿业、铝业、奶业等普通竞争性行业摆开了“全覆盖”收编的架势。据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保育钧对记者说：“在这轮危机中，‘国进民退’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去民营化现象已愈演愈烈。” 大家看，从政治到经济，是不是一个全面复辟的形势！

第二个问题，我们怎么办？我们能做点什么？

我和李锐老、谢韬老多次谈到，我们七老八十，写文章、讲话，招来毛派的攻击辱骂，有时还有中央的误解，所为何来？后来我们理出了一个头绪，发了一个宏愿：就是要协助中央把中国人民从个人崇拜的误区中领出来，从共产主义理论的误区中领出来。只有走出这两个误区，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复辟倒退的危机，走上恩格斯指示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一个富裕公平，官员廉洁，社会和谐的社会。

这话听起来有点大，其实也不大。旅游有导游，购物有导购。我们没有别的优势，一把年纪，阅尽沧桑，做个历史的向导还是合格的。

在座的多是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也有一些中青年学者。大家认同我们这个宏愿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紧跟过毛泽东，崇拜过，奋斗过，失败过，彷徨过，吃过苦，受过罪，甚至受过处分，坐过监狱。我们有切肤之痛，有清醒的认识，知道错在哪儿，怎么错的。知道哪些错误是不能重复，不能犯第二次的。把我们经历的真实历史，告诉下两代人，把他们从两个误区中领出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前天圣诞节，香港出了我一本新书，书名叫做《中共兴亡忧思录》，副题是辛子陵政论文集。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走出两个误区。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基础变了，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基本上没有变。还是坚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是坚持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上面讲的复辟倒退的逆流，是从这里发源的。是坚持“左”的意识形态的结果。“左”的理论掌握了“左”的群众，就变成了颠覆国家的“左”的物质力量。意识形态领域必须要有一个深刻的变革。

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明明是在发展资本主义，但能干不能说，这是潜规则。2003年，年轻创业者陆煜章创办“上海资本家竞争力顾问有限公司”，注册时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驳回。陆煜章不服，向徐汇区人民法院状告工商局，工商局官员拿着《辞海》对簿公堂，说1956年对私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就没有资本家了，你这个写着资本家字样的牌子挂出去，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明明是荒谬透顶，他说的却是义正词严。法院一审判决工商局胜诉。僵化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阻碍着党的路线政策与人民的沟通。

今年春夏出现一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主流媒体一面倒批判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连在一起的。在主流媒体上，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遂被一剑封喉。

毛邓去世以后，结束了英雄政治时代，进入常人政治时代。这些领导人要我们像当年崇拜毛邓那样崇拜他们，不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有一言九鼎的份量。现在国家前进方向，就像恩格斯说的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各派力量相互抵消后的方向，才是改革开放的实际走向。

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直指胡温，要打倒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回击毛派，一不要动军队，二不要动警察，只要叫出版社出两本书就行了，一本是《墓碑》，一本是《千秋功罪毛泽东》。毛派的大多数，所谓新左派，是不了解历史真相的青年，把毛时代的真相源源本本地告诉他们，这是打退复辟倒退逆流的最好的办法。

改革开放中的问题要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解决，退回毛泽东时代，绝对是死路。二十年票证经济，饿死37558000人，我们这些老同志，想到这些往事就不寒而栗，惨然一叹。毛泽东实践的那一段共产主义，是人间地狱呀！饿死人的数字，杨尚昆记在一个专用的本子上，前四川政协主席廖伯康向尚昆汇报四川饿死人情况时在中央办公厅见过。这是一个最低数字，我引用饿死人的资料时就低不就高。实际饿死人的数字肯定在4000万以上。据尚昆讲，中央得不到各省饿死人的真实数据，问民政局（管社会救济），问公安厅（管户口），都隐瞒缩小数字，认为这是给三面红旗抹黑，给毛主席抹黑，要影响省委书记和省长仕途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国，历朝历代因灾荒饿死的人数加在一起是多少呢？2900多万，不到3000万人。封建王朝是不允许隐瞒灾情的。大清律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我们的制度甚至不如清朝。隐瞒灾情成了对领袖忠心、党性强的表现。前些日子，高调纪念主川时饿死1000万百姓的李井泉诞辰100周年，又树立了一个说假话的样板。所以，在我们的体制下，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750万人。

我们坚决反对毛派的政治主张，但对毛派要采取团结的政策。权贵资本主义派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弄得不好，党和国家要亡在他们手里。我主张毛党的人一个也不要抓，抓了要赶紧放掉；不要用毛泽东的办法处理反对派，他就是分出去重新组党，也要允许，体现党内民主。因为他们反对贪官污吏，反对两极分化，代表部分弱势群体的声音，与党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不一致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让他们作为党内的一个派系正确发挥作用，有助于廉政建设和公平分配；也可以考虑让他们单独组党（当然他得承认民主宪政，坚持“造反有理”不行），本是同根生，并不比你执政党矮半截，可以在民主体制框架内真正发挥反对党的作用。歪打正着，就此成就中国特色的多党制，可能使坏事变成好事。据我观察，改革派实处于弱势，支持改革开放，我们义不容辞，要拿起笔来，要开口讲话，特别是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改变那个平行四边形的力量对比。◎ 

二、中国对金氏父子已经是仁至义尽·辛子陵

在国际关系中，各国信守的原则是：“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有意识形态的纽带，说什么“磐石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同志加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等等，结果，中苏在珍宝岛打起来，“磐石”破碎了；后来又打了一场“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同志加兄弟”翻了脸。中朝的关系会怎么发展？很难预料。2009年8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朝，金正日暗示，“北韩之所以退出六方会谈，旨在摆脱北京的羁绊而已，并非针对美国。他希望直接与美国会谈，双方建立对话关系；一旦美国改变对北韩的政策，平壤将随时调整外交政策。如果美国对北韩施以援手，北韩将成为对抗中国的最坚强堡垒。北京同平壤的关系的严峻性还不止于此。北韩核武器的指向是最敏感的问题，外界揣测只会针对美国、日本或南韩，然而，在稍早同克林顿会谈中，金正日的副手故意说漏嘴地流露，北韩核导弹打不到美国，却可以往西边打，‘我们在西边的国土也需要保护’。至此，对于有朝一日北韩可能掉转头来，将中国作为核讹诈的对象的动向，已经跃然纸上。”1 读报至此，心头一惊。难道我国又要被动地在一场“对×自卫反击战中”中结束中朝友谊！

没有志愿军抗美援朝，金政权早已不复存在

说起“鲜血凝成的友谊”，使人回忆起中朝蜜月时期。

南北朝鲜的分裂局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1945年8月，反法西斯盟军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登上朝鲜半岛，占据朝鲜半岛35年之久的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1896年俄国和日本曾经以横贯半岛的北纬38度线瓜分朝鲜。此时苏美两国沿用这条历史分界线划分了势力范围。在朝鲜半岛南半部美军控制地区，1948年8月15日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在朝鲜半岛北半部苏军控制地区，1948年9月9日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而后，根据雅尔塔协定，苏美双方分别于1948年底和1949年6月从朝鲜半岛撤军。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朝鲜半岛的南北政府都有用武力吃掉对方、统一朝鲜的企图；但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第一枪是北朝鲜打响的，这是必须恢复的历史真相。2

1949年中国内战尚未结束，为支持朝鲜建立共产政权，毛泽东答应金日成的要求，决定从解放军中抽调朝鲜人及朝鲜族官兵组成的156、164、166三个师另两个朝鲜团，编入朝鲜人民军。当年先后共为北朝鲜提供兵力约6.9万人，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的一半，成为人民军的主力。战前北朝鲜已经拥有十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一个空军师，总兵力13.5万人，有150辆T-34坦克；大量重型火炮；180架高性能作战飞机。苏联援助的其它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也于1950初运到，使部队齐装满员；南韩军总兵力约9.5万人，八个师只有四个接近满员，24架教练机，装备少得可怜，没有坦克和重武器，甚至连反坦克地雷都没有。军力对比北朝鲜明显占有优势。从1950年6月12日起，朝鲜人民军开始在三八线附近集结，23日完成了进攻部署。

1950年6月25凌晨，金日成的部队向南韩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为了使这次军事行动带上防御的、正义的性质，国防部长的政治命令捏造敌情说：“南朝鲜军队已入侵三八线挑起了一次军事攻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命令朝鲜人民军进行反击。”

6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国陆军介入朝鲜战争。7月1日，美军第24步兵师从日本空运韩国南端的釜山。7月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组织联合国军支持韩国作战，除美军外，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也都象征性地派出了部队，总计3.9万人，于7月上旬陆续到达朝鲜。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但麦克阿瑟坐镇东京，7月13日任命美军第8军司令沃克中将为联军在朝鲜的战地指挥官。14日韩国总统李承晚也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了沃克中将。在中国介入前，战争实质上变成了北朝鲜军队与联合国军作战。

朝鲜战争初期，金日成部队之所以能势如破竹般拿下汉城，打垮南韩防御体，除了武器装备方面有苏联的大力支持外，主要是从中国齐装满员回国参战的三个朝鲜师。这三个师原是中国第四野战军林彪的部队，战斗力极其强大。在朝鲜人民军中，师;旅长以上干部，全部出身于原东北抗联和延安义勇军。原164师师长方虎山被任命为人民军第5军团（辖第3、4、7、9、42师）的中将军团长，于11月15日被授予共和国双重英雄称号。3

7月5日，朝鲜人民军与美军第24师在汉城以南48公里处接战，继续以破竹之势向南韩腹地推进，两个月，席卷南韩大部分领土，把联合国军赶到了北纬35度线上长140公里、宽90公里的釜山半岛，背后就是大海。沃克中将在釜山半岛组织了顽强的防御，美军第1海军陆战队混编旅和第2步兵师于7月底适时赶到投入作战。8月15日，金日成发布命令，要求在8月份完全解放南朝鲜国土。但朝鲜人民军已成强弩之末，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也未能突破釜山防线。

9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第10军（由美军陆战队第1师和第7师编成）7万人和韩国陆战队5000人，在260余艘舰艇和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在朝鲜半岛西海岸的蜂腰部月尾岛登陆，第二天占领仁川。美步兵第7师往南挺进，在乌山与北进的联军会合，斩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补给线。9月26日美军夺回汉城，而后兵分两路，沿着东海岸和西海岸向三八线推进。朝鲜人民军主力八个师被隔断在南方釜山战线，在后撤突围中伤亡5.8万人，后方空虚，节节败退。10月1日退回三八线以北，10月19日撤出首都平壤。金日成率北朝鲜首脑机关退到距鸭绿江50公里的江界。当时作为共产主义阵营老大哥的斯大林提议放弃朝鲜半岛，让金日成撤往通化组织流亡政府；而毛泽东立排众议，坚决派志愿军入朝参战。而且在1951年1月，中国又为金日成输送了10万名朝鲜族战士，重建溃败的朝鲜人民军。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签发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同日，通过驻朝使馆将命令抄送金日成。

1950年10月，麦克阿瑟正在挥兵北进，扬言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联合国军”集中四个军十个师另一个旅、一个空降团，总共13万人的兵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于东西两线（主力置于西线）分兵多路，向鸭绿江边疾进。金日成面临组织流亡政府退往中国东北的命运。

10月19日，正当敌人越过平壤、元山一线时，彭德怀将军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第38、第39、第40、第42军）、三个炮兵师和一个高炮团共26万人秘密渡过鸭绿江。第40军从安东渡江，向球场、德川、宁远地区开进；第39军从安东、长甸河口渡江，主力向龟城、泰川地区开进，一部至枇岘、南市洞地区布防；第42军从辑安渡江，向社仓里、五老里地区开进；第38军尾第42军渡江，向江界地区开进。

志愿军渡江后，敌人正在分兵冒进。10月20日，西线韩军第6、第7、第8师已进至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之线，距离球场、德川、宁远我预定防御地区仅90至130公里；东线韩军首都师已进至五老里、洪原等地，到达了我预定防御地区。其东西线之间相距80公里。彭德怀决定集中三个军于西线，各个歼灭韩军的三个师，争取首战的胜利。

10月25日，西线敌军以师或团为单位，继续冒进。其先头团韩第6师第7团前出至鸭绿江畔楚山以南的古场洞地区。我进至北镇以东地区的第40军第118师，奉命采取同敌预期遭遇的姿态进占北镇至温井间公路以北高地，准备伏击由北镇前进的韩第6师后续部队。10时许，敌第6师第2团之先头第3营及一个炮兵中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进犯，当其进至丰下洞至两水洞之间地区时，我第118师第354团在第353团配合下先敌开火，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向敌发起突然而猛烈的攻击，将其全部歼灭。当夜，第118师、第120师又乘胜进攻温井之敌，26日凌晨占领温井。从此，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这一天，1950年10月25日，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三次战役，扭转了战局。1950年12月31日，中国志愿军在彭德怀将军指挥下，跨过“三八线”拿下了汉城，准备作为和谈让步的筹码。1951年1月8日将美韩军驱逐到37度线附近之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

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美国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用艾奇逊的话说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可以说是有理、有利、有节。

平壤万寿台金日成纪念碑
 
然而，正像艾奇逊期望的那样，中国拒绝了联合国议案。这时的中国外交听命于斯大林。斯大林决心要在朝鲜继续打下去（1950年12月7日葛罗米柯给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维辛斯基的电报，转达政治局的指令：“我们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您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英国、瑞典、印度等十三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对中国持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这个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宣布中国拒绝停火议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也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第三次战役胜利后，金日成和朝鲜方面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又有滋长，不察“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力主追击。 彭德怀于1951年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苏驻朝大使也出来帮助说话。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

经过一段休整后，遵照斯大林的授权，由彭德怀统一指挥的中朝联军又发起了第四和第五次战役，双方不断增兵，战争规模越打越大。

敌方参战兵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共16个国家的军队。除了美国以外，还有15个参战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新西兰、澳大利亚、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希腊、南非联邦，通称16国，如果再加上南韩，即为17国。另外，还有五个派有医疗队的国家，即丹麦、印度、意大利、挪威、瑞典。敌方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达111万余人，其中美军54万余人，南韩军51万余人，英、法等国军队4.8万余人；美国参战兵力占它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近半数。

我方参战兵力：中国、朝鲜和苏联(出动了一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180余万人，其中中国志愿军134万余人，朝鲜人民军45万余人。志愿军先后入朝的部队共有：步兵27个军、空军12个师、炮兵15个师、铁道兵10个师、坦克3个师、公安军2个师、工兵14个团。先后入朝部队占全军陆军的百分之七十、空军的百分之四十一、炮兵的百分之七十三、防空军的百分之六十、坦克兵的百分之三十、工兵的百分之五十七、公安军的百分之十一、铁道兵的百分之百。在战争期间敌我双方陆续投入到战场上的总兵力已近300万人。4

第四、五次战役双方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中国军队的重大牺牲多是跨过“三八线”以后付出的！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付出了牺牲14万人、受伤被俘失踪约25万人的惨重代价。本来是我军把美军打回“三八线”，结果成了美军把我军打回并打过了“三八线”，形成实际控制线。最终也只能在这条实际控制线签订停战协议。

  1951年6月30日李奇微奉美政府命令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立即复电同意。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由于斯大林有令：“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打打停停，停战谈判拖延下来。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新领导给毛泽东、金日成的信指出：“继续执行原来的路线……是不正确的”5，要主动停战。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签字的是彭德怀将军，代表朝鲜人民军签字的是金日成元帅，代表联合国军签字的是第三任总司令克拉克上将。

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金日成的封建王朝早已灰飞烟灭。

金氏父子破坏中朝友谊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4月15日在朝鲜平壤附近的万景台出生，1925年随父亲逃亡到中国，在吉林省抚松县第一小学上学，其后进入吉林市毓文中学。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抗日游击队。1937年6月4日，金成柱指挥抗联第6师攻打朝鲜境内普天堡的日军守备队，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1938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指挥杨靖宇，政委魏拯民）第2方面军（兵力相当于一个营）指挥，在此期间他取名为金一星，后改为金日成。

1941年，在日本关东军重兵围剿下，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损失惨重，部队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支队，金日成任支队长，率部撤往苏联境内。1942年2月16日，金日成的长男金正日在苏联出生。

  1942年，苏联远东方面军将中朝退入苏境的零散革命武装编为国际旅，番号是第88步兵教导旅，周保中为旅长。金日成与王明贵同为该旅营长。金日成第一次访华时要见时任黑龙江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明贵，王是第一批授衔的少将，戏称“他是元帅我是少将，不敢高攀。”竟然避见。此是后话。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不到半个月，朝鲜北部就被苏军占领。斯大林指定金日成为朝鲜劳动党第一把手。朝鲜建国初期的群众游行，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画像并列高举。从此，金日成营长成了北朝鲜的开国领袖。

由于独裁体制的劣根性，社会主义国家多是打着为工农的旗号，向封建制，向家天下回归。朝鲜是封建复辟成功的典型。

金日成要搞家天下，必然要在坐稳江山后清除异己，诛杀功臣。

立国初期，朝鲜领导集团是由四部分人组成：国内派、延安派、苏联派和追随金日成左右的游击队派。在第一届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内，延安派有6人，苏联派有3人，国内派有2人，游击队派有2人，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当时各派的力量对比。

朝战初期，由于金日成不顾毛泽东、周恩来的提醒，6 骄狂失慎轻敌冒进，导致在釜山前线的人民军主力被麦克阿瑟从仁川登陆的美军截断后路，基本被歼灭。若不是朝鲜副帅崔庸健带领少数部队拼死扭住美军使之不能迅速北上形成合围，金日成早就成了美军的俘虏。对于这个重大战略失误，金日成没有一句自我批评，反而诿过别人。在1951年以“平壤失守”和“作战不力”为由解除了延安派势力最大的人物、民族保卫省副相兼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的职务。武亭是彭德怀的老战友，参加过长征。为避免老战友受迫害，彭德怀将其接往中国。被认为是毛泽东个人代表的内务相朴一禹也被解除职务。

接着就清除国内派朴宪永集团。

朴宪永（1900年——1955年）是威望很高的政治家。1945年9月，朝鲜取得独立后，朴宪永发起成立朝鲜共产党。金日成回国后，两派合组朝鲜劳动党，金任委员长，朴任副委员长。朝鲜战争爆发后，朴宪永负责领导南方党组织民众起义，由于战争失利，南方党实力大减。金日成指责南方局在解放战争中没有发动人民起义配合人民军进军的行动，从而把战争失利的责任推到劳动党南方局身上。1953年3月，国内派重要干部司法部长李承烨、驻中国大使全五稷、第一届最高人民议会议员金午星、南朝鲜解放游击第10支队长孟种镐、劳动党联络部副部长朴胜源、劳动党联络部长裴哲、劳动党社会部长姜文锡、内务省干部白亨福等十人被以“美帝国主义雇佣间谍”的罪名判处死刑。苏联派的代表人物、内阁副首相许嘉谊（Alexei Ivanovich Hagai）闻讯后自杀。1955年12月15日党内第二号人物朴宪永亦难免一死。

第二个严重步骤是摧毁延安派。

1956年2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金日成前往莫斯科列席会议。在朝鲜党内，对金日成大搞个人崇拜，对战争初期的失误没有一句自我批评，却诿过他人，清除异己，大家早就不满。在社会主义各国都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大气候下，苏联派的新领袖朴昌玉和延安派的金斗奉、崔昌益试图在下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联合起来推翻金日成。金日成得到消息后将中央委员会会议推迟一个月举行，利用这段时间组织自己的力量，分化反对派。在8月30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崔昌益等人对金日成的领导方法提出批评时，金日成的支持者加以反击，并给对手扣上“反党分子”的帽子。最后会议投票决定将朴昌玉和崔昌益开除出党。延安派的商业部长尹金钦、职业总同盟委员会委员长戌辉当天即逃亡中国。朝鲜劳动党内的延安派在这次会议后为逃避清洗而纷纷流亡中国。这一事件的策划者金斗奉于1958年消失，据信是在监禁中被秘密处决。

赫鲁晓夫获悉后感到事态严重，与中共中央商量之后，双方都派出特使，苏联第一副总理米高扬、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先后访问了朝鲜，要求撤销对苏联派和延安派的除名处分，因而在9月的中央全会上，崔昌益和朴昌玉又被恢复了中央委员身份。到了这年底，朝鲜劳动党开始换发党证（实际就是清党），到第二年，将党内的延安派、苏联派以及南朝鲜劳动党派系的残余一网打尽。解密的苏联内部文件记录了金日成的清洗过程：在一个月内，有两千多人遭到整肃，其中四百多人以反对朝鲜政治体制的名义被公开枪杀。

斯大林去世之后，金日成利用苏联暂时无暇他顾的短暂时机，把矛头指向苏联派。长期支持金日成的苏联派领导人物接连不断地遭到批判和撤职。许多人下落不明。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金相辰于1955年被撤职。回到他的故乡哈萨克斯坦反思说：以狂热宣传树立起金日成权威，却使得自己被罢官。要不是我们苏联籍朝鲜人的宣传，就不会有金日成的个人崇拜。苏联派中仍保留苏联国籍者在此期间全部返回苏联。

1958 年3月，金日成在大清党后召开的金氏一派的朝鲜劳动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7上，他的亲信爪牙独占了朝鲜党政军的领导岗位。到1961年9月，四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85名中央委员中，原来三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71名中央委员连任者只有28人，其余43人大多是遭清洗的延安派和苏联派。

更可恶的是，金日成追杀到中国来，跟中国要人；因为朝鲜驻苏大使也叛逃了，也是反金日成的，也跟苏联要人。中苏商量后，找金日成谈，劝他算了。金日成提出的条件是中国把志愿军撤了。几十万军队驻在那里，他搞个人崇拜不踏实。这样达成一个协议，我们在1958年底以前把部队都撤走，朝鲜对几位逃到中国来的高级干部不再追杀。8 这是中国党和政府抗美援朝最大的败笔！倾全国之力，死了那么多人，竟没有培养一个亲华的朝鲜政府，在这种压力下匆匆撤军。

金日成之所以敢于对中苏两个大国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是因为他从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看出了中苏的不和。毛泽东要挑战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地位，一定要争取他的支持；赫鲁晓夫要战胜毛泽东的挑战，必须保证朝鲜不被拉走。金日成要在中苏两大国的矛盾中，左右回旋，捞取好处。因为在未来的中苏摊牌中有求于金日成，毛泽东对金日成极尽姑息迁就之能事。

志愿军撤军以后，金日成又觉得面对美军不踏实，要与中国签订一个条约，保证一有情况，中国志愿军随时能回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简称《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961年7月11日由周恩来、金日成在北京签订，1961年9月10日互换批准书并生效。根据其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在未经双方就修改或者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将一直有效”。

在中国发生全国性大饥荒时期，国家财力十分拮据，对朝援助相应减少。于是朝鲜借机多次派员来华，提出要将鸭绿江改为中朝两国共同拥有的界河。理由是朝鲜北部边境地区也要发展，不能没有电力做保障，因此也想借助鸭绿江搞水利发电。此时中国已投资在鸭绿江上游的集安建了云峰发电站，拦江大坝的一端与朝鲜国土相连，所以中国政府慷慨答应此电站日后的发电量有一半无偿给朝鲜使用，对于鸭绿江变为中朝两国的界河要求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朝鲜得寸进尺，以鸭绿江的发源地在长白山天池为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将长白山分割为二，中朝双方各占一半的要求。为了说服中国政府，朝鲜派能言辩士来华觐见毛泽东，说两国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长白山区曾是朝鲜伟大的金日成将军革命事业的发祥地，当年他就在那儿加入的中国抗日联军，现在金日成已是我们的首相，他在长白山区留下的“革命圣地”，也应让朝鲜人民世代瞻仰，所以希望中国政府和人民能理解朝鲜政府和人民对自己领袖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等等。

这时候毛泽东正准备与苏联决裂，仿效列宁成立第三国际，找寻支持者和追随者。他首先想到了朝鲜，想到了金日成。遂慨然满足朝鲜的要求。1962年毛泽东指派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代表中国政府同代表朝鲜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此条约共有五条，主要是第一条，划分了两国边界的走向。座落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天池和白头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天池位于长白山之巅，乃火山爆发铸成的九峰围合而成，最高一座名白头峰。历史上中朝国界线在分水岭东下20公里处，自南向北划定。即使在日本统治朝鲜时期，天池也在中国版图；朝鲜建国时对此也是承认的。如今毛泽东大手一挥就把天池切了一半（一说百分之五十三）给朝鲜，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捎带送了出去。朝鲜立即将白头峰改名“将军峰”。

后来，朝方得寸进尺，向我国提出照会，“严正声明”说：黑龙江省一部分、吉林省大部分、辽宁省一部分历史上都是属于高丽帝国的版图，后为中国历代王朝所侵占，而今中国已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归还这些领土。陈毅外长接到照会后当即面呈周恩来总理，周即指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火速将中朝两国历代疆域研究清楚上报。学者们研究后得出结论，这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领土与高丽无关。当我方外交部将这个结果交给朝方后，他们恼羞成怒，与中国，与毛泽东，反目成仇。

毛泽东原指望对金日成投桃报李。我帮你在朝鲜搞个人崇拜，树立你的威望，你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带个头承认我毛泽东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在与赫鲁晓夫的斗争中支持我一把。但金日成玩完毛泽东以后，又去讨好赫鲁晓夫。只承认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在中苏大论战中持中立偏苏的立场，这把毛泽东气了个倒仰。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通过群众运动的办法把毛泽东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树起来。中国东三省的红卫兵们在中朝边境架起了大喇叭，每天对着朝鲜军民播放毛泽东语录，赞颂毛泽东思想，大唱样板戏。这引起了朝鲜的不满，也架起大喇叭狂放金日成的主体思想。突然红卫兵提出一条崭新的口号：“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金一听，朝鲜的红太阳是我金某人，怎能是你毛泽东！于是怒从心头起，当即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将烈士碑统统打烂，包括毛岸英的墓碑也被砸得粉碎；并向中国发出照会，要求中国将所有埋葬在朝鲜的烈士遗骨运回中国。这事虽然毛泽东有错，但金日成的反映过当、过激了。后来虽然修复了陵园，但“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被金日成砸碎了。

随后。朝鲜对历史进行疯狂地篡改。建国历史变成对金日成的赞美。解放时期欢迎苏联红军的盛大集会游行，通过影片的剪辑，变成欢迎金日成的集会游行。抗美救国战争变成金日成领导朝鲜人民军打败了美国侵略者，根本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什么事。现在的朝鲜出版物竟然向旅游者如此“解说”百万志愿军的抗美援朝：

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给予一定的援助，数量不多的志愿人员组建志愿军，但由于志愿军没有接受伟大领袖的统一指挥，所以毫无战斗力，一打就逃。9

  1993年9月23日，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举行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会上投票选定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时，朝鲜不投北京的票而投悉尼的票，令我国以两票之差输给了悉尼。如果朝鲜一票投给中国，北京与悉尼的票数相等，还是有一半机会将千禧年奥运举办权拿到手的。结果，中国黯然败北。这就是我们养了两代的金氏王朝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我们还能指望它在中国有难的时候伸以援手吗！？

从2003年开始的由中国任会议主席的“六方会谈”，朝鲜、中国、俄罗斯本应作为一个阵营，但朝鲜阳奉阴违地盘算利害得失，数次不与中方提前打招呼就单方面宣布退出，让中国陷入尴尬境地。2006年7月5日，朝鲜为对抗美国对其印制假美钞、贬卖毒品等流氓国家行为进行金融制裁，违背与中俄达成的导弹试射承诺，示威性的试射了10枚包括大浦洞在内的各型导弹，使半岛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中国急派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作为特使前往朝鲜，狂妄的不知天高地厚的金正日竟拒不接见，这是对中国党和政府的极端蔑视。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只好尴尬地告诉媒体：“虽然中朝还是拥有传统友谊的邻国，但是现在的朝鲜并不听中国的话。”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008年9月2日宣布，从现在到2009年11月，朝鲜需要5.03亿美元才能避免饥荒。目前，朝鲜现在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每天最多就吃两顿饭，越来越多的人依赖采集野物充饥。路透社报道，世界粮食计划署亚洲区负责人班布里称，朝鲜民众为了活下去已经落到吃草料的地步，如果不现在加以援助，朝鲜将面临重返饥荒的困境。他刚刚结束为期一周的朝鲜之行。

中国在给朝鲜大量经济援助的同时 10 ，我国领导人善意劝说金正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介绍中国的经验。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2008年11月21日发表社论，将中国骂了一顿，社论说：

今天，帝国主义者打着‘改革’‘开放’的口号露骨的干涉别国内政，他们不顾他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强行将本国的政治理念、体制，政治方式和经济结构推行到其他国家，以达到他们支配和掠夺的目的。他们胡编乱造什么‘改革’是世界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将不接受他们要求的国家扣上‘孤立主义’‘闭关自守’等等的帽子，施加巨大的所谓‘开放’的压力。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放肆的对我们国家说三道四的。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不朽经典著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拥有战无不胜的威力的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彻底揭露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对主体祖国—— 我们共和国所谓‘闭关自守’‘孤立’的诽谤中伤，进而达到他们强迫我国接受‘改革’‘开放’的毫无用处的赤裸裸的阴谋。

中国与朝鲜，已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没有共同的政策，也没有共同的理论和共同的语言了。庇护、援助金氏王朝两代人，培养出一位在中国头上拉屎拉尿的高丽国王来。这种畸形的友谊应该结束了。

废除中朝条约，重建两国关系

在冷战年代建立起来的中朝关系，不是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更多的情况下是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党际关系，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个人关系，随毛金二人互相利用和互相争斗时好时坏。在外交关系上我们应该更多的着眼于朝鲜人民。我们帮助金日成建立了、巩固了小朝廷，又帮助他完成了父传子家天下的事业，只是有恩于金氏家族（他不领情是另外一件事情），朝鲜人民并不感谢我们。如果没有抗美援朝，南韩统一了朝鲜半岛，朝鲜人民早就结束了饥寒交迫的日子，过上了和南方同胞一样的幸福生活。这是我们跳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以后应有的认识。

  2009年6月22日，公民思宁先生发表了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建议书，《建议废除〈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通过电子邮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递交。建议书原文如下：

一、朝鲜无视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悍然进行核试验，中国表示坚决反对。

  二、朝鲜已经宣布退出六方会谈。

  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874(2009)号决议通过，其中包含对朝鲜的制裁措施，中国代表投票赞成。中国方面已经在事实上违反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三条关于“缔约双方均不缔结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集团和任何行动或措施”的约定。

  四、朝鲜军方宣布将不再遵守《朝鲜停战协定》，即退出《朝鲜停战协定》。中朝美三方签订的《朝鲜停战协定》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基础，退出《朝鲜停战协定》破坏了这个基础。

  五、中国已经与韩国建交。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最近在韩国表示，中国和朝鲜不再是军事同盟关系。这已经对韩国表明，中国不会支持朝鲜针对韩国的军事行动。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如果中国继续履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特别是第二条“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的约定，就难以避免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产生冲突，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国际承诺产生冲突。从国际关系全局看，中国应当废除《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可以作为中国坚决反对朝鲜核试验且真正发挥对朝鲜的深刻影响力的实际行动。

  事实上，在中朝关系的历史上，当中国遭遇“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朝鲜也没有依据《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例如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战争、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

  从国内法看，《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存在既符合又冲突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从这个规定看，似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适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二条，决定为军援朝鲜而宣布中国进入战争状态。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从这个规定看，中国军队在“保卫祖国”之外，并没有“保卫他国”的任务。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二条要求中国在朝鲜“处于战争状态时”，“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实际上是要求中国军队为“保卫他国”参加战争。可见，第二十九条规定与《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二条有冲突，除非能够确切证明武装进攻朝鲜就是侵略中国的实际步骤。即使现在可能还有少数中国军人愿意再当志愿军去保卫朝鲜（甚至侵略韩国），思宁仍要警告：你们愿意的军事行动没有宪法关于中国军人任务的规定依据。

  总之，从国际关系基础和国内宪法有关规定的困惑看，《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已经无法履行，应当废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中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因此，思宁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废除《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当然，可以另外制定不含军事同盟内容，不与其他国际承诺冲突的新的中朝条约。

2009年6月22日

这个建议本来应该由外交部提出。然而，“肉食者鄙”，我们的文官不能履行文官的职责。思宁先生这个建议，无论从冷战后时代消除了两个军事集团和两个经济市场的世界一体化的大势来考量，从中朝关系的现状考量，从国际法或国内法考量，都是理直义正，有利于两国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完全正确的。采纳思宁建议，建立新型的中朝关系，此其时矣。

中国与朝鲜作为国家关系是不正常的。这从金正日最近这次对华访问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首先在接待规格上超过了美苏法这些大国的总统和英国的女王。当媒体不理解请求解释时，韩国的《朝鲜日报》援引北京外交人士的话说，中国外交部以金正日访华属中朝两党事务，非国家事务为由，进行辩解。接待金日成访华的主办机关不是国务院外交部，而是中共中央联络部，由联络部长王家瑞赶赴大连迎接，证实了金正日不是以国家首脑而是以党魁的身份来华的。

金正日一行租下大连富丽华酒店西馆的所有360间总统套房，金正日本人的总统套房面积就达750平方米，配有按摩浴缸蒸汽浴，一天费用达30万人民币。乘坐的车辆为奔驰迈巴赫（该车计划在德国魏恩斯贝格限量生产100辆，售价65万欧元/辆），大规模随行朝鲜代表团有40多辆轿车和巴士，其意气风发，君临天下之气势，超过了奥巴马和萨科齐，更不要提李明博。这只是金正日超级摆谱的冰山一角，到北京和其它地方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金正日一行的住宿费和交通费全部要由中国纳税人出，谁让我们伟大的党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朋友呢！

党在国家之上，党的利益在国家利益之上，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规矩，阵营没有了，规矩犹在，两党领导人彼此心照。

强调这层关系，北朝鲜的金日成和南朝鲜的李明博虽属同文同种，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就分出了轩轾、亲疏。金日成不管干什么坏事，捅什么娄子，一边要东西，一边还骂人，中国党和政府都有责任、有义务包庇、回护，保他过关。不管韩国对华贸易是多少，他那总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强调这层关系，朝鲜劳动党就要永远执政。一旦出现执政危机，中国党和政府就要无条件地支持，缺粮给粮，缺钱给钱，要武器给武器，保证劳动党政权不倒。这个劳动党绝不代表劳动人民，只是金氏王朝的保皇党，只对金氏家族负责。建国60年没有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还得承认这个执政党“政治上正确。”

强调这层关系，中国党和政府就要承认金氏家族的家天下，认可他传子传孙的接班秩序，并替他分担接班不顺可能带来的巨大政治风险。我们保了金一世和金二世，现在还得保金三世，这就是我们对朝政策上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吗？支持这样一个反动政权，无异于对苦难深重的朝鲜人民的犯罪。

中国与朝鲜，要建立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淡化党际关系，掀过毛金恩怨的历史。中国的对朝关系，应着眼于2200万朝鲜人民的福祉，而不是金氏家族几十口人的利益和荣枯。

1979年，邓小平访朝，在平壤他看见用黄金打造的金日成雕像，忍不住对朝鲜人极不客气地批评说：“我们的援助难道都给你们建这个东西了，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嘛？”邓小平回国后开始大量减少对朝鲜的援助，最后甚至停止了。邓要求金日成珍惜中国对他的援助。而金日成从此开始对这个中国小个子领导人越来越讨厌了。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金日成派吴振宇大将到北京要求军援，开列的单子包括海陆空三军的军舰、战机、火炮以及各类军用物资，其总额几乎等于当年中国军费的小一半。结果被邓小平以“一个子儿也不给”断然拒绝，使呆在京西宾馆的这位不速之客碰壁而归。

邓小平表现了中国领导人的原则性、尊严和风范，值得后人学习。

自那以后，我们对朝鲜的援助即从严掌握。2010年5月17日韩国《中央日报》在头版头条以“温家宝断然拒绝金正日‘破格支援’的要求”为题，报导了北京拒绝平壤的过份援助要求。报导引述北京消息灵通人士于16日的发言指出，温家宝于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金正日午餐餐叙时表示，中国无法向北韩提供超出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框架之外援助的立场后，金正日原本还想和中国领导层一同观看北韩血海歌剧团公演的《红楼梦》歌剧，但却取消了观赏行程，紧急折返北韩。

金正日憋着一口气，回国就发生了枪杀中国平民事件。这种看似偶然发生的事情，很难说跟平壤的政治气候无关。因为金正日打个喷嚏，北朝鲜就得感冒。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 2010年“6月4日凌晨，辽宁省丹东市居民因涉嫌越境从事边贸活动遭到朝鲜边防部队枪击，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事发后，中方高度重视，立即向朝方进行严正交涉。”

有人认为中国要保持对东北亚地区的发言权，就必须拉住金正日，有求必应，叫他气顺心平，强调这是中国的基本战略。毛泽东当年就是这么对待金日成的。毛泽东做错的事情多了，这也是一件。由于我们对金氏父子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毛时代就一次次被耍弄，一次次吃亏。把天池送出去，换来的是毛岸英和志愿军陵墓被捣毁，这种恩将仇报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金正日的虚伪狡诈超过乃父。他是一个政治流氓，任何时候都成不了中国的同盟者。

核武器是金正日最大的筹码，拥有核武器是金正日死心塌地、坚定不移的政策，即使造不出核武器，核议题也是他显示国际地位的王牌。你们敢不重视我朝鲜，给你们放个核炮仗看看。就是这一套。中国不可能掌控他，金正日的核王牌从来是攥在自己手里，永远到不了中国手里。与其说是中国在利用金政权抗衡美国，还不如说是金政权在中美两大国之间两边取巧待价而沽。金正日哭着喊着要跟美国单独会谈，美国不予理睬。他抓住卸任总统克林顿到朝鲜救人的机会表白，愿当美国鹰犬咬中国。美国会从毛泽东对朝绥靖政策中吸取教训。金正日叛华投美的表白不会打动美国。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是体现在对外政策上的。他们不会认同朝鲜的父传子家天下的独裁制度，不可能支持这样一个政权。只要中国对金正日撒手，金正日马上会在六方会谈中就范。金正日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中国是六方会谈的召集人，很受其他四方的尊重，但金正日把六方会谈当耍猴的场所。今天愿意谈判，明天就能声称“绝不重返六方会谈”，今天同意弃核，明天就敢悍然核爆。他用这个办法，表现他的存在，表现他的力量，表现他的不可忽视。金正日进入六方会谈，是利用这个舞台向全世界敲锣打场子，筹集养活小朝廷的经费。你想消停，你要在东北亚消除核威胁，拿钱来！中国不改变对金正日的态度，不要指望六方会谈有一天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协议，只要金正日活着，他这猴戏就要耍下去。

一位同胞在《联合早报》著文说：

中国，是该对朝鲜说NO的时候了。我们必需严谨地对北韩说：‘你们可以做出自已的选择，但是你们也应当承担选择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打代理战争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该是从朝鲜第一影响力的国家行列中退出了，这个‘伟大’的旗帜或许应交到韩国的手中，最起码我们扛得很累了。
这就是中国的民意。

2010.6.10

三、政治体制改革是救党

在欢迎谢朝平被释回京座谈会上的讲话·辛子陵

    渭南书案事件，谢朝平虽然受了些委屈，从政治上说，这是谢朝平的光荣，他的为民请命的事迹将载入历史。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谢朝平先生致敬。

    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确地說： 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时间过去了七年，我们的立法机关、政府和党的主管宣传部门，公然对抗宪法，对抗国家元首的指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解禁，而且越管越多，越管越细，越管越狠，动辄封杂志社，撤总编辑，抓捕作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强烈要求开放报禁，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号称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但我们的言论自由不如殖民地人民。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年代，也是不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共产党搞地下工作，跑到香港设立机关，出版书报。香港竟成了民主基地。

     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连说话都要经过“公仆”批准。我的书要拿到香港去出版。今年7月香港国际书展，推出了我一本新作《放言救党论国是》，在书展引起轰动。有朋友问我： “你救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为什么要拿到香港出，而不能在大陆出？”我说：“正因为不能在大陆出，共产党才需要救。”就因为这本书，我成了“救党派”。

    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中央部门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深文周纳地强化预防制。所谓预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犯法。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预防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预防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

    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 有个在美国的华裔作家，是位中共高干的女儿，发表作品署名“三妹”。出国前她家和李慎之住邻居，认识李慎之。她大批李慎之和我们这些救党派的历史局限性。她是铁杆的灭党派。这个三妹说，温家宝、刘亚洲、辛子陵这些救党派最坏，大陆积累的矛盾，像高压锅一样要爆炸了，他们出来说一通，提几条建议，好像是批评共产党，结果，小骂大帮忙，压力锅放气了，矛盾缓和了。三妹认为这次政改就是如此，温家宝说，刘亚洲说，辛子陵也说，他们在误导民众和灭党派，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共产党不可能搞政治改革，还是要立足于推翻它。 三妹都看清楚了，政治体制改革是救党，而不是反党。可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却说，政治体制改革，对党和人民大大地不利，人民会失去当家做主的权力，国家会陷入混乱。《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求是》杂志都发了文章，明批我们这些人，暗批温总理。为维护特权集团的私利，他们宁可等着垮台，也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他们要把改革派的声音压下去，其做法和导致的结果，与灭党派殊途同归；三妹就是要求我们不说话，说不要求你们扯起旗子反对共产党，你们这么大岁数了，那样太危险，你就不说话，看着共产党垮台，这就是推动历史进步。我不能听她的。我们这些老党员当然有历史局限性。就是李锐老的两句诗：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

    去年一年的群体性事件是23 万起，不仅是民心思变，已经是民变蜂起。风生水起的维权运动，其主力一是工人，包括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二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现在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是越来越严重，大量农民正在迅速沦为无地可种的游民；第三就是复员转业军人，数量越来越大的复转军人离开军队就是失业，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当局把工农兵都往绝路上逼，连我们这些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干部也成了“维稳”对象（9月5日我们在餐馆举行谢韬追思会，##部派人出面干预），请问，你这个政权还依靠谁？这样干法社会无论如何是稳不住的。

    维权运动的斗争目标不是推翻政府，是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所衍生的对百姓的经济、政治权益的侵害。本质上是要求调整利益关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必须改变治国理政的思路，解决23万起群体性事件的办法，不是继续增加维稳警力和经费，而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善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祸亟患深，不敢不告。

                                      2010.9.25

四、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入手？

   2010年7月上旬，曾任瓦文萨的顾问，被誉为波兰1989年和平转型的灵魂人物的亚当·米奇尼克应邀来华。这位“和平演变”的专家来访当然不是官方邀请的，但必须得到官方批准。他于7月8日上午接受崔卫平（米奇尼克名著《通往公民社会》的译者）的专访，下午与秦晖、徐友渔、戴晴等中国自由派学者进行座谈。7月10日与中国推友会面并回答问题。

  旅美学者、极具洞察力的朱学渊先生认为，“波共时代的异议分子米奇尼克在北京与崔卫平等十多个温和公共知识分子会面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动向，这比北京同意香港民主派政改方案更为敏感，政府无疑监控了这次见面，当然也默许了这次会面，甚至还安排了一名优异的翻译。我认为米奇尼克访问中国，可能是中共向波兰引进政治转型技术（know_how）的一个动作。”

  在中国现行制度下，米氏与异议者座谈，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两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是形势使然。今天当局已经没有能力将批评反对的言行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到了“萌芽”蓬勃生长的时期。2003年发生群体性事件6万起，2008年是12万起。2009年是国庆60周年，为保平安，建立了各级维稳办公室，大规模增拨了维稳经费，以武装警察、防暴警察为主力，以国安局、公安局、派出所为堡垒，以片警、保安、街道积极分子（线人）为侦察兵，以网特、五毛党为秘探，编织成严密的社会控制网，却心劳力拙，越“维”越不稳，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超过23万起。[1] 其中有数起超过万人参加的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它们分别是贵州瓮安事件、川渝教师罢课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有人预言2012年前后可能爆发全民大起义。

  在民变蜂起的高压下，“和平演变”才成为可以讨论的话题，而且是听取“和平演变”的专家介绍经验。不论官方有何居心和目的，起码这比拒签米奇尼克入境申请，以里通外国、阴谋颠覆国家罪逮捕崔卫平等人，是个进步。米奇尼克有关中国的谈话，有两个要点：一是中国必须结束一党专制，转入民主制度；二是坚持非暴力主义，希望中国和平转型。允许米奇尼克来华游说是当局承认和平演变的信号，起码是领导集团中主张和平变革的势力占了相对的优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 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

  经济特区30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变化，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肩负着更加光荣而神圣的任 务。必须永远牢记，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温家宝总理作为改革派代表人物，在政治体制改革淡出政治家视野20年后，重新举起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听说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坚定支持。希望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党政第一把手共同谱写“胡温新政”新篇章。引人注目的是新华社21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 》，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一周以后(8月26日)补充报导说，温家宝在深圳重提政改引起关注，成为深化改革的信号。这一删一报，反映了高层的犹豫、争论和斗争。希望改革派在觉得力量不足的时候，要像英雄安泰 [2] 那样足踏大地吸取力量。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亿万人民是你们的大地，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执政必须经过人民的授权。这是现代民主的天经地义。对于第一句话，党内在表面上是有共识的，谁也不敢说不是。对于第二句话，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接受，抗拒。他们的理论是“打天下者坐天下。”打天下的老一辈人过世了，儿子接着坐，一代传一代。由于一举粉碎“四人帮”打破了毛泽东的家天下布局，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党天下，现在连县以下都出现了变相世袭现象，平民子弟中的优秀分子上升的道路越走越窄。

  党天下传承三代以后，入党的人与共产党当初的理想和传统已相去甚远，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立志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当然不乏其人，但也有许多怀着升官发财动机的人和投机者、野心家混入党内。最可怕的是党员干部队伍中逆淘汰的潜规则。文强临死之前说：“现在不贪不色，谁敢用你呀！”正人君子成了异类，又贪又色的人一路蹿升，他由片警升到公安局长。

  十五届中央纪委书纪吴官正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3] 这说明共产党已经发生了蜕变。三代以后的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坐天下”的战功铁券和道义资格。他们为了续上“打天下坐天下”的香火，为自己“坐天下”寻找合法性，迎合毛派，也跟着高举毛的旗帜，掩盖毛的错误，塑毛像，唱红歌，一唱红歌，好像就缩短了与正统的距离，找到了毛爷爷授权的感觉。毛的旗帜成了抗拒政治体制改革、掩护贪污腐败的保护伞。

  毛泽东创造的政体，是个“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党国政体，是个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政体，是60 年来中国人祸不断的根源。依靠这个政体创建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它的宪法两次（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被颠覆，根据宪法组建的代议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必须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的橡皮图章，虽如此文革中仍觉得碍手碍脚，被停止活动十年。它缺乏稳定性和程序性，发生了六次非程序更迭——毛时代是打倒刘少奇、林彪和粉碎四人帮，邓时代是撤换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它被操纵通过法令，承认将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的事实，并对他们进行司法处理；它被操纵通过法令，违背民意没收了全国城乡人民的财产，将饿死了3755万人的公社制度写进宪法。对独裁者，这个政体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抵抗和斗争，许多开国元勋和民族精英被迫害致死。

  宪政民主是什么？就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高于一切，政府必须民选，总统必须人民授权。人民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例如美国，人民监督政府，是通过新闻出版自由表达各阶层、各种族、各界别的群众意见来体现的。美国没有官方通讯社、官方报纸，除了一个对外广播的“美国之音”是官办，没有对国内宣传教化的官办电台和电视台，在州和地方也是如此。两大政党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和电台、电视台。[4]  没有控制舆论、审查书报的机关和制度。舆论导向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间，不是官导民，而是民导官。总统、国务卿放下身段向民间问计，了解老百姓的意见和要求，调整施政方向，改善政府的工作。不是人民必须同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而是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同主流民意保持一致。

  我们死守着林彪的“两杆子”理论保权，强化暴力，统死媒体，党和政府把自己摆在了与人民为敌的地位。现在大陆人民享有的民主自由不如回归前的香港人。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统治的殖民地。那时候，总督不能民选，要由英国政府任命，这个没商量；但给港人充分的民主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言论、出版各项权利，都是兑现的，落实的。即如我的书，能在香港出版，仍是港英当局出版自由的延续，而不是回归后的福荫。共产党在大陆掌权既然声称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可人民连殖民地人民的民主自由都享受不到，这在全世界太丢人了。最近连敦煌学者萧默的《一叶一菩提》那样平和理性、近乎佛家禅语的书都遭到了查禁。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想到这些就血脉喷张。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延续下去了。

  民主宪政并没有堵死高干子弟参政的管道。像布什家族两代总统，但小布什是凭政绩民选上台的。许多高干子弟维护党国政体，是因为这个政体的领导人，可以避开民主程序，在幕后权斗中胜出。他们认为这是上升的捷径；但想没想过也可能成为这个政体的受害者？连斗遍党内无敌手的毛泽东，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他死后不到一个月，老婆、侄子就被捕入狱。毛远新说他是替他的伯父背过坐牢。专制体制下，最不安全的是官员。今日上主席台，明日可能成为阶下囚。

  改革党国体制，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他们的进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摆脱了“婆婆”的干扰，他们的政绩和缺点错误，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和评判，他们退休以后能够体面地度过晚年。

  政治体制改革的锲入点很重要，要从领导和民众共同关心、都能接受的地方开始。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要落实这个“最高”，就要废除毛泽东留下的那个“党在国上”的政治体制。先不谈“三权分立”，不谈多党制，共产党继续执政，但要改变党和人大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就从这里开始。既然承认党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党就不能站在宪法之上去领导“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你是唯一的执政党，不能又把自己变成领导执政党的皇帝。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要自觉地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顶在自己的头上,接受人民的监督。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要恢复延安的“三三制政权”。[5] 什么是“三三制政权”呢？董必武解释说：“就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各级参议会代表也好，各级参议会选举出来的各级政府委员也好，中国共产党自己规定，共产党名额都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选举出来的代表或委员，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就有一部分自请辞职，让给次多数的非共产党人士。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6]

  关于政府的组成也要实行“三三制”。毛泽东曾规定：“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7]

  全国人大与执政党的关系不应该是遵命、执行、保持一致的关系；在政权体系中，全国人大要履行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职能；要履行这样的职能它就必须对国家领导人的进退有最后决定权。国家主席、政府总理还由共产党提名，但你提两个候选人叫人大票选行不行？现在越南已经这样做了，国会议员也实行了选民直选，[8] 我们还死扛着恐怕不行。省以下政府首长，也由共产党提名，但部分打破任命制，要提两个候选人由省以下人大票选。如果在毛时代代表全国民意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能够有效地制衡毛泽东，就不会有刘少奇的悲剧。要把罢免国家主席、总理等最高领导人这个最高权力分散给几百人（人大常委会）或几千人（人大全委会）去票决，不能党的领袖“动一个小指头” [9]  就把国家主席打倒了；也不能几个退休的元老一串联，开个党的生活会，就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废了。

  省以下各级政权尤其需要一个有权威的、有实权的民意机关，监督约束党政第一把手。党的第一把手不得出任人大主任。否则他们就会成为“天高皇帝远”的诸侯，可以不理会中南海的政令。福建有个周宁县，有一任县委书记叫林龙飞，在任上实行“三光政策”：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 看中的女人搞光。”他说到做到了。他与22 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后来东窗事发。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请教吴邦国委员长，全国2700个县，像周宁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样的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这样似是而非的废话能治国吗？如果县人民代表大会是个有权威的民意机关，能够约束他的行为，有权抵制他，揭露他，绝不会糜烂地方以致如此。比照吴官正的调研结论，如果县一级政权也有百分之八十的一把手不合格，每个县会制造多少起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发生 23万起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根源。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百姓也已忍无可忍，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只能等着李自成、洪秀全式的暴力革命，玉石俱焚了。

  风生水起的维权运动，其主力一是工人，包括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二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现在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是越来越严重，大量农民正在迅速沦为无地可种的游民；第三就是复员转业军人，数量越来越大的复转军人离开军队就是失业者，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当局把工农兵都得罪了，连我们这些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干部，都成了“维稳”对象（昨日在餐馆举行谢韬追思会，安全部派人出面干预），这样干法社会无论如何是稳定不住的。中央必须改变治国理政的思路，把这些人当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力量和依靠力量。维权运动的斗争目标不是推翻政府，是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所衍生的对百姓的经济、政治权益的侵害。本质上是要求调整利益关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自发的而不是官方制造的、真正代表民意的群众运动。民意的要求就是政改的目标。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维权运动相结合，才有操作抓手，才有推动力量，才有社会根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如果主事者视维权运动为“动乱”，继续敌视、打压维权运动，或避开社会热点，选一些冷僻问题作秀，必将一事无成，成为悲鸣的孤雁被边缘化。

  维权运动是公民社会水到渠成的组织形式，是民主宪政的社会基础。和平请愿、非暴力主义是维权运动的特点。这是推动和平变革的伟大动力。其最终将汇合成为洪流，上升到改变制度的层面。坚持非暴力主义不是懦弱，是一种更宏大的抱负；不仅是策略，而且是对保存人类文明承担起社会责任。

  许多人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信心，认为权贵集团、地方诸侯、黑社会，势力太大，改革派斗不过他们。殊不知进行着不懈斗争的弱势群体数以亿计。一旦在中央和各级的领导下整合起来，就是一支攻无不克、坚无不摧的改天换地的政治力量。什么黑社会，什么地方诸侯，什么权贵集团，谁也阻挡不住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制度上、法律上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侵犯，落实宪法第35条，保护公民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让公民有气有地方出，有话有地方讲，有冤有地方告，受了欺负能讨回公道，受了损失能得到赔偿，这才是以人为本，这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动态的公平正义，而不是静态的鸦雀无声。

  当前中国社会很脆弱，很危险， 不知随机性的哪一天，不知偶然性的哪个事件，引起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如果不是有组织的、有秩序的转型，可能不只是政权倒台，而是整个社会的大崩溃，天下大乱，成为无政府状态。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积蓄了太多太深的仇恨，一旦发生社会崩溃，将是各地民众的全面暴乱，以及地方权势集团的残酷镇压。海外有人期待着出现内战局面，不希望看到这种形势缓解，指责米奇尼克误导了中国的自由派，甚至说米奇尼克访华是共产党使出来的“毒招”，温家宝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欺骗民众的缓兵之计。

  这次温家宝没有放空炮，言出法随。国务院8月27日召开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强调依法行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从理念到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会开过了行动要跟上来。依法行政就要站在维权的弱势群体一边，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要求，代表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协同有关政府部门，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就发现了造成这些问题的体制和制度上的缺陷和弊端，一点一滴地整改，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正如温总理所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政治体制改革宏观上先解决党和人大的关系问题，微观上先解决各地维权运动百姓的切身利益问题。管住官员，关心百姓，这将是“胡温新政”最大的一个亮点。这也是百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低要求，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办不到的事情，属于“为长者折枝”，只要肯作为就能办到。锦涛、家宝同志，珍惜你们最后两年的任期呀！

  当然，我们也需要对当权者中的顽固派有充分的估计，他们是宁可毁了国家，血流成河，也不愿放弃权力。但是他们想这样做是一回事，能够做到这一步是另一回事。首先，现在没有邓小平那样的军事政治强人了，中国的权威政治已是一个空架子。制造第二次“**”事件的人，一定是齐奥塞斯库的下场。顽固派是有这个贼心，没这个贼胆。其次，党和人民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会出现胡耀邦、赵紫阳那样孤立无助的情况，会有人振臂一呼，形成多数，制止顽固派胡来。第三，党内改革派站出来，一定会得到广大党员、军队和亿万人民的支持。如果顽固派动用暴力以“维稳”的名义再一次把政治改革的要求打成“动乱”，人民有权在改革派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包括非暴力革命和暴力革命，打倒顽固派，实行宪政，再造中国。

  [1] 2006年官方公布的群体性事件数字是9万多起，2007年超过10万起以后即不再公布。23万起的数字来自境外，见林培瑞 （Perry Link）： 《期待维基泄密能解开北京的七大秘密》。原文：Waiting for Wikileaks: Beijing’s Seven Secrets|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发表时间：2010年8月19日8:45a.m.译者：@yigroup  校对：@xiaomi2020

  [2] 安泰，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在地面上交战他是无敌的；但对手如把他举到空中，就能把他扼死。

  [3] 《中纪委简报（2006年10月12日） 》 ，转引自《中央大动作，地方负责人被请上京“摊牌”》中部经济网2006年11月20日。

  [4]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5] 三三制政权 1940年3月，抗日根据地各级民主政权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6] 《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10页《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7] 毛泽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

  [8] 早在2007年5月20日，越南登记选民5千万人，从857名候选人中直接选举出500名国会代表、相当于民主国家的国会议员。

  [9] 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讨论四清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刘少奇争论时说的话。见辛子陵着《千秋功罪毛泽东》下卷第410页。
 
时间:2010-09-06 15:00

五、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是脱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按国内生产总值计，2007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实现了毛泽东倾全国之力而没有实现的超英的梦想。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增，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民生大为改善。近几年，国家财政进一步向民生倾斜．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达到4318亿元。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得到落实，得到人民普遍拥护，新一届高层的年轻领导人威信大为提高。这是进行政治改革的最好时机。

    改革开放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质上恢复了新民主主义。与其从实质上恢复，不如干脆打出新民主主义旗帜。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时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194年3月22日，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从这里接轨，向民主社会主义前进，就彻底解决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问题。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如果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那只能证明自己三十年来搞错了，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能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只能给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主张带来合法性。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形成挑战的，不是远在天边的西方势力，是“萧墙”之内把毛泽东的错误当作旗帜挥舞的持极左看法的朋友们。他们发表的《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一文说：“不是文化大革命错了，而是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他的继承者搞的是一套修正主义货色，而这正需要再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革除之。”邓小平1992年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

    由于政治改革没跟上，贪污腐败不能有效遏止，社会出现不公正现象，老百姓意见很大，群体事件不断增加。左派朋友们利用群众中的不满情绪，说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使反对改革开放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人数迅速增加。如果民众被左派朋友煽动组织起来，把解惑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给毛泽东晚年的继续革命理论，并且以毛泽东教给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不满，打起有些领导干部不敢反对还作秀支持的毛泽东旗帜，揪斗“资改派”，局面就不好收拾了。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隐忧。只有实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政治改革，包括意识形态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浩劫。

    历史的教训是，政治改革的“机遇期”是不容易抓住的。有的执政者在他们认为自己有力量控制局势的时候，或是顽固地拒绝改革，或优柔寡断掉以轻心，直到大势已去，才想起政治改革来，但这时危机已经爆发，他们已失去了主导政治改革的资格，只能被历史洪流席卷以去了。例如戊戌变法，是清朝的机遇期。如果慈禧太后顺应历史潮流，实行君主立宪，清朝可能会走上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而不致灭亡。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机遇期，蒋如抓住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机会，不打内战，进行政治改革，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则不致被赶出大陆，中国就此建立起了良性循环的民主制度。

    在机遇期内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客观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承袭“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搞改革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对声浪不断。承袭毛晚年的意识形态，改变毛的经济政策，政治上的“左”凸显了经济上的“右”。今日如果真要以毛晚年的是非为是非，各级领导干部现今可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统地位。必须彻底与困扰改革开放的极左理论体系告别，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如用毛泽东晚年思想去回顾和总结，必然得出“糟得很”的结论。

   客观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是意识形态领域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留给第四代领导人的伟大历史任务。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年轻的中央领导人才能够从毛晚年的巨大阴影下面走出来，摆脱那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状态，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不卑不怯地拿出自己的理论、政纲和路线来，放开手脚，有所作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太平盛世。

   （《炎黄春秋》2008年第五期）

六、耀邦反对文化专制——兼论开放报禁的必要·辛子陵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们深深怀念胡耀邦同志。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耀邦是为改革开放大业挥斤运斧、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遇到强大阻力的时候，派他去当中央组织部部长；当“两个凡是”像攔路虎一样，横陈思想领域，阻碍解放思想的时候，派他去当中央宣传部部长。这两个重大问题的解决，为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前提。胡耀邦从1980年2月被选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这是有党的主席和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到1981年6月被选为党的主席，到1982年9月在十二大改变领导体制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到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前后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职务长达七年之久。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戴和支持，胡耀邦成为改革开放事业的肇始者和奠基人。

耀邦在恢复工作后就一直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发扬民主、言论自由、反对文化专制。他刚刚担任中宣部长，就要求宣传部不要去搞“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说“这是过去国民党搞我们的”。他几次向文化界人士推荐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说：“大家看马克思讲的多好啊!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要通过审查把它搞成清一色呢？我们不搞审查。”[1]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个《第二次握手》手抄本流传事件。这是一部赞美知识分子，鼓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歌颂周恩来总理的爱情小说。作者张扬，19岁。“四人帮”成员姚文元审读后说这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张扬被捕入狱，“内定”死刑。《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向胡耀邦反映此事，胡耀邦批示按冤案处理，知道受害者是知青，还指示将他的户口迁回长沙，安排工作。张扬得以平反回城。《第二次握手》1979 年7月正式出版，两三年内总发行量达430万册，并有朝、蒙、维、哈萨克等4种少数民族文字译本。这部长篇小说的印数说明它受到了读者罕见的欢迎。

胡耀邦为许多思想犯平反，但他无力从法律上、从制度上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这需要高层统一认识，修改法律，改变制度。

长期以来，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钳制舆论，万马齐喑，众口一词，党犯多大错误都是“伟、光、正”，领袖犯多大错误都是“万岁、万岁、万万岁”，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再遭受严重挫折，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惨痛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30年了，经济建设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言论自由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纪念耀邦同志，我们要继续反对文化专制主义，为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而斗争。这个言论自由是广义的。《宪法学》公认的定义是：“言论自由，就是宪法规定公民通过口头或书面以及著作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因此从广义说，新闻、出版、著作、绘画等自由也可以包含在言论自由之内。”[2]

我国新闻出版事业是怎样由民主走向专制的？

在我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前，曾经代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向蒋介石国民党争取言论自由。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要求国民政府“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3]

建国前夕，1949年5月周恩来在中南海召集文化工作干部谈话时曾明确表示：我们过去在山沟里办报，读者对象是工农兵和干部。入城后情况不同了，……我们的初步意见是北平、上海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保留几家民营报纸。[4] 实际上，我们不但保留了数十家私营报纸，而且还批准创办了几家新的私营报纸。据1950年3月统计，全国私营报纸共有58家，分布于华东、华北、中南、西南、西北、东北等地区。[5]

1949年9月召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新闻界有12名正式代表和2名候补代表参加，其中私营报业代表人物有王芸生、徐铸成等5人。新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发展人民出版事业“。

1950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系列文章，批评省和专署两级政府的工作，为媒体做出了榜样。文章揭露：1949年平原省濮阳专署和聊城专署在秋季征粮工作中，组织不善，计划不周，使运粮农民与牲畜在冰天雪地中露宿数天，以致运粮农民的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牲畜亦缺乏照管，结果濮阳专署造成运粮农民死亡2人，牲畜死亡50头；聊城专署共病伤14名农民，死牛57头，伤牛58头。3月9日发表《彻查濮阳运粮事件》的文章指出：“首先表示濮阳专署和该地中共地委没有认真地考虑他们当前应当做些什么”；“第二，这一事件又表示他们特别缺乏群众观点，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第三，他们还极端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最后，文章指出：“平原省的人民政府和中共省党委对于濮阳事件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他们应当认真负责地彻查濮阳运粮事件，应当使与这次事件有关的主要负责人员，在群众中、在报纸上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对严重违犯群众利益的分子必须适当处分，坚决执行纪律。对受害群众应进行道歉并适当地补偿他们的损失。”3月24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平原省委和省政府关于这一事件的检讨报告。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事件的发现和处理，不是中央幕后导演的，是媒体主动“出击”，发现问题、揭露矛盾的。他们在评论中说：“我们的报纸既然是人民大众的耳目喉舌，我们就有责任揭发错误，直至其公开接受批评，真正彻底改正错误为止”。那时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报纸是多么好啊！

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专门下达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因为今天大陆上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决定最后特别提到：“党外报纸和刊物在同样的精神上采取同样正确的态度批评党的组织和人员时，党也应当按照同样的办法给予应有的合作和支持。” [6]

1950年12月，政务院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第一次全国报纸经理会议，武汉《大刚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严问天等私营报业代表与党报代表共同出席了会议。会上广开言路，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积极性很高。

1951年4月毛泽东提出文艺要“百花齐放”，[7] 1953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学术要“百家争鸣”，[8] 文艺界和知识界欢欣鼓舞。

1956年，新闻改革的呼声很高，《人民日报》7月1日改版社论，提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人民是报纸的主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主张“扩大报道范围”，“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开展自由讨论”。刘少奇还提出了新华社民办、报刊竞争、竞赛等设想。[9]

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识界代表人物开谈话会，动员大家帮共产党整风。然后背信弃义，突然变脸，一个“阳谋”，一场反右派斗争，把八个民主党派打瘫痪，把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政治思想文化领域进入了寒冬。党保护言论自由和与民主党派共商国是的民主传统从此中断。

在“一边倒”的大背景下，我们搬来了苏联新闻模式，开展大学《真理报》、塔斯社等活动，从管理体制到具体政策，都步步收紧。报道真实新闻的传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1956年初步形成的百家争鸣的空气，都从报纸上消失了。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宣告了民主党派的两张大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和上海的《文汇报》的死刑，经过改组改制，成了副牌的《人民日报》。随后，民营报纸及同人刊物被清除，政府部门管理新闻业的机构新闻出版总署被撤销，新闻出版由党的宣传部门直接管理。从此，报纸失去了人民性，不再是“人民大众的耳目喉舌”，进入了所谓“舆论一律”、党报一统天下的年代。

“舆论一律”能祸国殃民到何种程度？

毛泽东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所驱使，他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废止了受到各阶层广泛拥护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急于废除私有制，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一个左转弯，中国走上了以暴力为后盾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接着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实验，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惨剧——饿死37558000人。[10]

在这个历史时段，不仅社会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党内也被剥夺言论自由，新闻出版工具长期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极左权势集团所操纵，哄骗蒙蔽人民，为空想社会主义鸣锣开道，推波助澜，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

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提出反冒进问题，得到副总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的支持。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毛泽东大怒，先是迁怒于社长兼总编辑邓拓。说“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针对我的。”[11] 在一次召见报社中层干部会议上，骂邓拓“书生办报，教授办报，死人办报。”[12] 邓拓在巨大的压力下，调转方向，努力紧跟毛泽东。

1958年1月南宁会议之后，毛泽东猛整周恩来，“大跃进”的空气日益浓厚。《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从这时起，《人民日报》向“左”倾斜，为大跃进造势。

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文章——《苦战三月，改变全县自然面貌》，同时配发《徐水创造了好经验》的社论，推出这个极左典型，指出，徐水经验可能发展成为一套领导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完整经验。

为了兴修水利，全县打破了地界，建立了93个团、29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力的强弱和年龄的大小，组成“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上下工要列队，按口令行进，开工有战前动员，收工有总结评比，从而实现了统一调配劳动力的大协作。

3月1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写了一份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3月21日，毛泽东在看过陈的报告后批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尽管邓拓拼命“左”倾，他还是被撤销了《人民日报》的领导职务，6月任命吴冷西为总编辑，8月，任命吴冷西为社长兼总编辑。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出巡视察他亲自树立的先进典型徐水县。

为了迎接毛泽东的视察，在一个多星期之前，徐水县委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县委把大部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准备让毛泽东看的地方，并且按照军事编制，明确连、排、班负责人。路两旁的庄稼不准有杂草，地里有人就得有红旗。

在专列上见到来迎接的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时，毛泽东没有想到竟是一位年仅33岁的年轻人。当得知县委一班人小的二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过三十三四岁，他笑着点头说：“好，都是年轻人哟。”下午4点半钟，毛泽东首先来到徐水县南梨园乡的大寺各庄农业社。他一到大寺各庄，就大步跨进社里的俱乐部。俱乐部墙上悬挂的各种锦旗和奖状，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毛泽东问南梨园子乡党委书记桂登科、大寺各庄农业社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李江生回答说：“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毛泽东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支书阎玉如答道：“754斤。”毛泽东笑着赞叹道：“不少啊！”随后，毛泽东又问了秋作物的预计产量。

问了社里的收成以后，毛泽东又问起全县的收成。

张国忠回答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

毛泽东惊讶地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他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徐水的情况，就跟他们算账说：“你们夏收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被伟大领袖问住了。张国忠答道：“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他笑着看看大家。大家都跟着笑了起来。

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想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泽东笑着说：“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实际上，1957年徐水的粮食亩产才刚刚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

毛泽东和张国忠的对话，一位党领袖和一位县委书记为秋后粮食多了发愁的对话，全是热昏的胡话！这些热昏的胡话上了全国的报纸，成为全国的舆论导向。

鉴于周恩来被整的教训，作为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紧跟伟大领袖，8月6日，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

8月23日至9月1日，《人民日报》连载文联副主席、一位“党性”最强的作家康濯写的长篇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除了全面介绍了徐水全民皆兵、公社化、供给制、吃公共食堂等经验，还宣布了徐水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小麦亩产12万斤，白菜一棵500斤，皮棉亩产5000斤，山药亩产120万斤……

康濯写的通讯本来就够“浪漫”的了，但他仔细阅读报纸时，发现高产数字比原稿更“浪漫”，急忙打电话查问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编辑部觉得他写的数字太低，就直接打电话到徐水，把数字往高处加。[13] 这是吴冷西比邓拓“高明”的地方，这符合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家办报”的要求。

康濯又打电话问张国忠：“亩产万斤粮食能达到吗？”

张国忠回答：“是达不到。但是只有这么喊，才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要紧跟形势，不紧跟形势就完蛋了。”

许多中下层干部跟着吹牛撒谎，是被大跃进的声势逼的，跟着吹，将来完蛋，但眼下得彩头；不跟着吹，马上就完蛋。

在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后，徐水县成为“大跃进”运动中的“明星县”，成为风靡全国的“共产主义试点县”。据统计，1958年3月至10月30日，先后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友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前来参观。

《人民日报》继续造势。1958年8月27日，发表刘西瑞的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说 “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1958年夏收之后，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全国各家报纸放出一个又一个“高产卫星”。仅荣登《人民日报》的就有：

6月8日，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2105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又有一块2.9亩地平均亩产小麦3530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小麦亩产4535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县小麦亩产5130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县小麦亩产7320斤。

9月25日，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6斤。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斤时，被当地农民戳穿了骗局。“说实话受打击的有一万多人，打跑七千多人，打死三百多人！” [14] 政府造了假，老百姓没有说真话揭穿的权力。运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把真话、实话消灭了。更大的吹牛造假的典型出现了。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水稻生产要加油》的社论，催促南方的水稻生产省份也要像北方小麦生产省份一样，放出“高产卫星”。

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今年秋季大丰收一定要实现》：“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没有万斤的指标，就没有万斤的措施”，“既然广大农民决心高速增产，那就一定能够高速增产。”

河南信阳县鸡公山公社的水稻，8月下旬基本成熟。公社党委于8月下旬连续开会，研究如何放出水稻高产卫星。公社党委认为，能否放出水稻高产卫星，不仅取决于党委的信心，而且也取决于党委一班人的统一认识和统一口径（所谓统一认识、统一口径，就是对弄虚造假不能有任何怀疑，上报公布后不能说三道四），这作为全体委员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水稻高产卫星的标准，经过党委研究确定，不能低于45000斤。28日晚，公社党委在新集大队召开放水稻高产卫星动员大会。公社书记要求参加放卫星的全体社员，要统一组织，听从社队干部指挥，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不该讲的绝对不讲，有说三道四者按右倾论处。29日早晨六时许，205名社员，在社、队干部的组织下开始收割水稻。30日下午，6.63亩试验田及其周围四百三十多亩水稻都集中统一堆放在13个打谷场中，日夜突击打场，9月1日中午12点打收结束。然后过秤计算产量。过秤结果共打稻谷324375.5斤。这本是436亩的产量，鸡公山公社党委将其认定为6.63亩试验田的产量，（324375.5?.63＝48925），得出亩产48925斤的卫星记录,迅速向县委报喜；然后，县委报地委，地委报省委，省委报中央，中央登报广播，宣布又一颗“卫星”上天。

9月12日，《广西日报》报道，该区环江县红旗公社城管大队已收的1.075亩稻田，产量达到130434.14斤。水稻亩产13万斤，这是大跃进中吹牛造假的封顶记录。

1958年8月25日，农业部党组向正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195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超过八千亿斤。9月1日发表会议公报时留有余地，打了折扣，宣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六千亿斤到七千亿斤，比上年增长60～90%；棉花产量七千万担，比上年增长一倍以上。

毛泽东对自己呼风唤雨造成的卫星竞放的局面踌躇满志。9月5日，他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七千万担，可以超过一倍。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能翻一番。……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一万亿斤。[15]

毛泽东昏昏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把大话说出去了，媒体向全世界公布，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后果非常严重。秋收以后，当发现“卫星产量”都是假的，粮食根本没有增产的时候，毛泽东傻了眼。他除了改变口风，抢占正确路线的制高点，在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上开始反“左”外，为了自己的面子，毛泽东决心按各省虚报的产量跟第一书记们要粮食。于是，省委书记逼地委书记，地委书记逼县委书记，县委书记逼公社书记，公社书记逼生产队长，交不出高指标的粮食来，就说他们伙同农民瞒产私分了。这个反瞒产私分，成为后来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三年大跃进饿死了37558000人。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千万的恐怖岁月，党不是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反而为掩盖毛泽东的错误，制造了一个更大的谎言：三年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说，是党中央授意制造的“舆论导向”，是为毛泽东掩盖错误的一块遮羞布。在饿死人最严重的1959年还想用强大的舆论把“人祸”压下去。1959年秋天，《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报道秋粮大丰收的消息：说江西取得了“亘古未有的大丰收”，农民“生活显著上升”；河北“粮食超产一、二成”；贵州“玉米大面积丰收”；青海“增产一成到二成以上”；山东、安徽、江苏 “齐报秋粮丰收”。到1960年夏天，又报《从长江到黄河流域 揭开农业大丰收的序幕》。到1960年“十一”国庆节，才有高人指点，把饿死人的“人祸”转嫁到“天灾”头上。《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突然宣布：“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接着又说：

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

这篇社论告诉人们：粮食紧张，压低定量是天灾造成的；饿死人的事情一个也没有，这是中央统一的宣传口径，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也得照这个口径说话，否则就要犯下攻击三面红旗的大罪。经过一番铺垫以后，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在1959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后因情况未见好转，又顺延一年，变成“三年自然灾害”。

希特勒说：“利用报纸，可以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16] “舆论一律”做到了这一步，但这是执政党的成功呢？还是执政党的堕落呢？“舆论一律”不是帮了共产党，而是差一点毁了共产党，我们今天应该有这样的认识。

必须给人民言论自由，解除报禁在我们头脑中，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观念，似乎报纸的根本任务，仅仅在于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去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而忽略了毛泽东在栽了跟头以后痛定思痛悟出来的那个真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是在总结自己，这里所说的“人”是最高领导人。他在反省自己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根据一知半解的教条，轻率发动大跃进闯下的滔天大祸。

假如毛泽东有蒋介石的宽容大度，允许王芸生的《大公报》继续存在（且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派党委书记），允许《大公报》“小骂大帮忙”，中共执政史上就不会有饿死3755万人这件事情；毛泽东也不会一个跟头摔这么惨，毁掉了自已的一世英名。

在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下，报纸对人民是造福还是为祸，全凭最高领导人推行的路线是否正确，报纸本身无能为力。当一条错误路线像泰山压顶一般贯彻下来的时候，新闻工作者在专制体制下面，再懂得真实性重要，也无法将真实新闻发表出去，更不能发表自以为正确的言论反对错误路线。邓拓当时赞成周恩来的稳健的建设方针，所以才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但他顶不住毛泽东的“君父式”的批评，后来咬着牙“左”倾跟了一段，还是受到撤职处分。新闻没有立法，要以最高领导人的兴趣好恶为转移，这个要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和解决。每当党和国家重新走上正确路线，报纸以其真实的新闻和正确的言论重新赢得人民信任的时候，这个要害问题，也就是新闻管理体制和制度本身的弊病问题，就被掩盖了。

在新闻出版方面，我们要大力恢复建国初期的宽松体制和民主传统，恢复党报的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标志，就是报纸像1950年那样，成为“人民大众的耳目喉舌”。统一于人民性，表明党没有不同于人民利益的自己的利益。如果统一于党性，就表明党有了离开人民利益的自己的利益。大跃进是毛泽东的想法，不是人民的要求。毛的意志统一了全党，就变成了党性。掌控舆论“牛耳”的邓拓党性不强被撤职，换上党性强的吴冷西，为害就大了。党性越强离人民利益越远。这是党的宣传工作有诸多禁忌，愈来愈不能服众、愈来愈不得人心的根本原因。目前亟待改进者有三：

第一是宣传口停止“拉偏架”，颂毛批毛受同等保护。

我们所说的出版言论自由，不止是评论电影名星和讨论诸子百家的自由，首先是臧否时政的自由，是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批评的自由。

大跃进失败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宣传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制造“左”的谬论，歪曲事实真相，掩盖毛的错误和罪行。五十岁以下的两代人是在神话和谎言中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的脑海中，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共产主义天堂”，改革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把天堂污染了。为了从根本上打退“左”派的政治攻势，打垮时时事事处处掣肘改革开放的“左”的意识形态，必须开放舆论，让全国人民评论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了解历史真相。

饿死3755万人这件共和国最大的公案，党和政府至今没有向人民有一个负责任的、实事求是地交代，还不许人民讨论。像杨继绳的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专著——《墓碑》，竟不能在大陆出版，而不得不拿到香港出版。报纸上、网络上也不许人们发表揭露各地饿死人的真人真事的回忆文章。尽管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近年中央又表明了在适当时机重新评毛的意向，但书报检查机关和网络“警察”沿袭“左”的传统，以掩盖毛的错误和罪行为己任，继续压制评毛的专著和文章的发表，颂毛的专著和文章却一律开绿灯放行，以为这是在坚持“党性”。否！这是给党帮倒忙，是从根本上反对改革开放！

目前在中国，旧的话语权——毛泽东思想，比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其号召动员能力要强大的多，极左派正以“毛泽东思想”拉大旗作虎皮，迷惑动员群众，进行疯狂地反扑。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1月魏巍论文集《新语丝》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公然反对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鼓吹“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17] 与刚刚闭幕的十七大唱对台戏。魏巍是极左派代表人物之一。临终前留下遗嘱，对“十七大上把邓江胡思想作为独立的理论体系，指导思想已经砍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表示不能容忍，把现任各级领导人列为“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和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反对魏巍的观点，但不反对给他出书，按照宪法应保护魏巍的出版自由；但同时也应该保护杨继绳的出版自由。只准颂毛，不准批毛，宣传暴力社会主义的网站受保护，宣传民主社会主义的网站被查封，好像又回到了姚文元在宣传口当家的时代，这是不正常的。要创造民主平等、摆事实讲道理的舆论环境。要解开相当多的群众认为改革开放不如毛时代的心结，只有把毛时代的真相告诉他们。那些受蒙蔽的人，一旦了解历史真相，知道了那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天堂”，是一个饿死过3755万人的人间地狱，定会幡然醒悟。只有让全党同志讲话，让全国人民讲话，重新评毛，不同的观点交锋，把魏巍提出来的问题辩论清楚，看看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思想是怎样“救”中国的？才能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打败极左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主导地位。

第二是设置对立面，扶持民营报刊。

胡锦涛说：“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8] 问题是怎样知道民意呢？靠“党性”极强的官方媒体是不行的。历史的教训是：施政者与评议者高度一体化，政府和媒体都姓“党”， 自己搭台唱戏，自己鼓掌喝彩，是很难和民意沟通实现正确领导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大陆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从来没有反映过真实的民意。党和国家领导人耳边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就既难发现、更难纠正正在发生的全局性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1958年浮夸风能一直刮到1960年春天，为什么每年饿死几百万人的事情能连续四年发生，为什么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压制民意长达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所谓“设置对立面”，就是开放报禁，扶持民营报刊，党和政府为自己设置一面能客观评价政绩的镜子。毛泽东在1957年4月说过：“我看每个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 [19] 就是这个意思。

我国历史上办得最好民营报纸是《大公报》。1902年由满族人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以客观、真实、敢言著称。1926年张季鸾接手后，在派系林立、军阀争锋中提出“四不主义”的办报宗旨：一曰不党，不依附于党派、军阀和财阀，立场客观公正；二曰不卖，报纸不搞有偿新闻和评论，也不向社会收取一文钱的经济赞助；三曰不私，报纸所发言论必取国民之公意，不代表少数人说话；四曰不盲，报纸不跟风，不盲从于各种时髦主张。这“四不主义”使《大公报》在强权林立的派系中和钱能通神的商业社会保持了文人论政的本色，不屈服，不媚俗，不虚伪，不偏激，不炒作，不盲从，如实记录历史，深刻反映民意。在那个国共两党尖锐对立的年代，毛泽东说只有这张报纸“把我们共产党当人”，[20] 蒋介石则每天必看此报，而不满国民党自己办的党报。两党最高领导人都对《大公报》给以高度评价。在中国报业史上，还没有别家报纸有此殊荣。

对《大公报》贬意的评论是所谓“小骂大帮忙”。任何独立的民报，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必须取这种立场，这是它与执政党的机关报和革命党（或反对党）的机关报的根本不同点。它不能对现政权持敌对立场，而又要对社会有所裨益，就只能是针砭时弊，反映民意，促进社会的改良。“小骂大帮忙”是说虽批评了政府但其长远功效有利于政权的巩固。这是民报正确的立场，是光明正大的立场，不应该被贬低，被讥讽，而應该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敬。

胡温新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要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利益，要建设和谐社会，尤其需要这种既不仰赖权力，又不仰赖资本，客观公正、反映各阶层、各界别、各民族声音的民间报纸。开放报禁，准许民营报纸出版，是下情上达，了解社会动态，了解民心向背最实在的民主形式，最直接的民主渠道。

按现行新闻媒体的批准注册登记制，要创办报刊，必须由“主办单位”经“主管部门”同意后方能提出申请，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闻出版局审批。而所谓“主管部门”必须是党、政、工、青、妇、民主党派等体制内机构，在中央应为部级以上单位；在省为厅(局)级以上单位；在地(市)、县(市)为县级以上单位。没有“主办单位”和“主管部门”，则根本不具申请资格。显然，必须改变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民营报刊才能出现。

办一份像《大公报》那样的有水平、有威信、有操守的民营报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有一个成长的历史过程。可考虑让有条件的报刊转型。目前最具备条件的，报纸是《南方周末》，刊物是《炎黄春秋》。如果让这一报一刊彻底民营化，政府多扶持，少限制，最好是不限制，摆脱一切条条框框的束缚，他们一定会不辜负党和政府的期望，不辜负社会的期望，为建设和谐社会架起沟通政府和民众的桥梁。

第三是制定新闻出版法，新闻出版彻底摆脱人治。

我们学来的苏联新闻模式，在报刊上揭露和批评官员要经过审查批准。现在发展到内部报道也要审批：凡涉及省上工作特别是省领导层问题的内部报道稿件，必须经过有关省领导审查。这一条规定就把对领导干部的内部监督通道堵死了。尽管在规定中规定了各省领导对送省稿件有不同意见可提出，但不得扣压，可是有谁愿意把反映省上问题的稿件送给省上的当事人去审查呢！[21] 现在不仅高级领导人不能批评，连县级领导人也批评不得了。去年竟然发生县委书记派公安人员进京抓记者的事情。因为一篇报道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采写报道的《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2008年1月4日，被称为“最牛的县委书记”张志国派西丰县公安局多名干警，到北京《法制日报》社拘传记者朱文娜，成了京城一大新闻。现在是当权者以言代法，言出法随，报刊触及他或不顺他的心，就下令撤总编、抓记者；新闻工作者只能看当权者脸色行事。摆脱人治，制定新闻出版法已经是不容再拖了。

老报人冯英子写过一篇杂文《孔狗江马论》发表在1998年《书屋》杂志第一期，说的是在揭露官员及其亲属腐败劣迹问题上，我们的民主还不如国民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孔二小姐带着叭儿狗坐飞机从香港飞往重庆，“重庆舆论哗然，全国也舆论哗然”，连乃父孔祥熙出钱办的报纸也不得不抨击一番。而江青在毛主席病重期间，竟然动用专列，带了四匹骏马，率领大小臣僚去大寨游玩之事，在江青垮台前，媒体绝对不敢揭露。当年舆论抨击孔二小姐，国民政府新闻制度是允许的。我们说那是“资产阶级假民主”。但“假民主”是真揭露，“使孔二小姐之流不能不有所顾忌。”正如冯英子所说的，“如果有一点起码的民主，即使是那种揭露孔二小姐的假民主，那么‘四人帮’就不一定有孽生的温床了。”

再不要用什么“资产阶级假民主”为我们自己的“无民主”做盾牌了。请问：美国揭露克林顿的性丑闻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是真民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其“特色”绝不能是为领导人文过饰非，那是“为尊者讳过”，是封建专制，不是无产阶级民主，更不是真民主！

社会主义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采追惩制，而不能再深文周纳强化预防制。据法学家凌其翰的《出版法》 [22] 一书介绍，所谓预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受政府机关之干涉，在出版之后，仍须受法律之制裁”。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既无须受检查，亦无须求特准。且不必向行政机关呈报，自出版以至发行完全自由。惟出版物若有违法事实，自当于出版后依法惩治。”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预防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预防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给了新闻出版业较多的自由。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就曾酝酿过新闻出版法的起草，后来被叫停。这件事情应该重新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我们的新闻出版事业必须有法可依，有法保护。不能是哪位领导人或前领导人看到某一报刊某一篇文章不合自己的口味，就兴师问罪。在民主国家，新闻工作者不受法律以外的权力的约束，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官员都可以批评，被称为“无冕之王”。在中国，新闻记者“无冕之王”的地位要树立起来。再不能出现县委书记追捕记者的丑闻。特别应该强调的是，我们要立的法，是保障新闻出版自由的法，而不是压制新闻出版自由的法。我们制定新闻出版法的目的是为了切实维护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对公共权力机构的监督权。什么时候我们有了这样一部法，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才真正进入了法治化的轨道。

新闻出版自由是社会的净化剂，对官员的监督有特效。民主国家没有“纪委”和监察部，就靠媒体监督。给媒体松绑，就能管住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媒体是把贪官们见不得人的事曝光的载体，也是上达中央的“通天”渠道。贪官最怕的无非就是这两条，一是曝光，二是通天，这两条的威力是其他监督方式不可替代的。我真不明白，若真反腐败，为什么放着全世界通行有效的方法不用，而又作秀创设反腐新机构？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的党内反腐机构管不住党内的官员，官员监督官员，等于用白猫监督花猫，是靠不住的，多年来“越反越腐”就是证明。真想反腐败，就把对官员的监督交给群众，交给媒体。希望中央以此表明反腐败的诚意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０日

七、学习习仲勋

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习仲勋[1]

    习仲勋有两个特点，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老一辈共产党人能做到这两条的，真如凤毛麟角，所以赢得了我的敬重。

1947年末和1948年初，在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土改的过程中，各解放区普遍发生了左的倾向。作为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最先发现了问题，并以极大的勇气出来反左，于1948年1月19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

由于义合会议（注：1947年11月 1日，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潜伏着一种左的情绪（即不对的一种浪头），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葭县，有几个村庄连贫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注：张当时任蒙绥军区副政治委员）家中也被斗，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有的烈士家属扫地出门。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浇死人的。葭县乱搞不及五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的马夫起来斗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为狗腿子。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死人不敢埋，人病无人医，弄得大家都有顾虑。
习仲勋的信引出了毛泽东的一段著名的反左批示：

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2]
在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中，毛泽东规定的杀人指标是千分之一。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西北地区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应该更加宽大，建议在西北把镇反方针修改为“宽大与必要的镇压相结合”，建议将杀人指标减少一半，减为占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毛泽东批准了习仲勋的请示报告。后来，在实际执行中，西北地区的杀人数字在千分之零点四左右。这就是说：西北比全国其他地区少杀了 60% 的人。青海著名的千户项谦，一再发动暴乱。青海省的军政当局准备派五个团去镇压。习仲勋说：绝不能打，藏民是游牧民族，游而不定，你把军队开去，他就跑散了，军队一走，他又集合起来暴动。他对当时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不能打。请喜饶嘉措大师去做工作。喜饶嘉措是藏传佛教的经师，藏学大学者，中共把他安排为青海省政府副省长。果然，喜饶出面劝说，多次暴动的项谦就不再造反了。后来，毛泽东在中南海当面表扬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历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历害。” [3]

习仲勋干的第二件反左大事是冒着第二次被打倒的风险，请缨创办深圳特区，为渡改革开放之河摸到了第一块“石头”。

因为小说《刘志丹》案件，康生诬指习仲勋为“黑后台”，毛泽东认定是“利用小说反党”。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习仲勋被撤销副总理职务，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劳动改造十六年。平反后，1978年～1980年，习仲勋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形势之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大陆和香港边界线很有点像德国柏林墙。 1978年香港农民收入与宝安农民收入的比例为30：1。宝安人均收入每年都在100元左右。偷渡出港的劳动力一个月能赚一两千元，寄个零头回家都比村里集体分配多，又有侨汇优待，两三年的汇款就能建座小洋楼。[4]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全在报纸上，在大喇叭里。老百姓用脚投票，要离开社会主义，投向资本主义。据深圳地方史记载:当时，尽管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仅万丰村一个村的村民，乘船、泅海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

1978年7月，在偷渡之风初起时，习仲勋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站在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宝安这边茅篱草舍，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就对陪同考察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不是增加边防哨卡的兵力，不是加固铁丝网，不是把外逃的人抓回来严刑峻法，是改变大政策，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而不要管什么“主义”，不要问“姓社姓资”。

1979年4月，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提出：“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他还语出惊人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搞深圳特区，不是先有中央的决策，习仲勋紧跟执行，是习仲勋主动请缨，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邓小平给的精神是：“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只有对几十年的左的一套有清醒认识，不怕右，不怕当走资派的习仲勋，有这个胆识和魄力创办特区。深圳特区是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攻击声中发展起来的。某元老到了深圳，痛哭流涕地说：“只剩下一面五星红旗，全都资本主义化了。”但深圳的GDP却从1979年的不到2亿元（19638万元），增长到2009年的8201亿元（8201.23亿元）。增长4100倍。私有制一合法，就产生了这么大的威力。改革开放30年以来，深圳从一个贫困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经济繁荣、环境优美、功能完善、法制健全的新型现代化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按主旋律宣传是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事求是地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把对面香港那一套搬过来了。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执政，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深圳人不往香港跑了，香港人到深圳创业安家了。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头羊，为全国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树立了榜样。是习仲勋冒着二次被打倒的风险，冲破了三十年森严壁垒的左的闸门，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全国各地干部到深圳走一趟，就算摸到了“石头”，就知道改革开放怎么搞了。（作者还提到习仲勋的更为重要的第三件“反左”大事；可点击这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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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仲勋在中南海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坦荡地扪心自问：“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见吕雷、赵洪所著长篇纪实文学《国运——南方记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 辛子陵：《毛泽东全传》，香港利文出版社1996年新订本第3卷《毛蒋争雄》第166～167页。

[3] 林牧：《我亲历的批习斗争》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4] 2008年10月27日《深圳特区报》，丁庆林 许光明：《宝安巨变源于开放》

来源：五柳村

八、建言开放报禁 请国民党来京办报

2009年11月1日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五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锦涛同志一提出和谐社会，我记得前广东省省委书记，被誉为改革八贤之一的任仲夷提出了精辟的解释。他认为“和”就是人人有饭吃，“谐”就是人人能讲话，做到这两条，就和谐了。现在我们国家人均收入据说达到了3000美元，改革开放30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没饿死人，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这是一大成绩。当然不尽如人意之处还很多，像两极分化，几万起群体事件，这就不和谐了。在人人有饭吃这一点上基本做到了，但是还有很多不和谐的地方。我今天想着重讲这个“谐“字，皆言，人人都能讲话。一个社会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舆论自由，它一万年也和谐不了。言论出版自由是上了宪法第三十五条的，就是不落实，不兑现。清末，孙中山、章士钊他们可以办民间报纸刊物。民国时代民间报刊就更多了，我们党的《新华日报》可以在蒋介石的战时首都重庆出版，可以写社论骂蒋委员长。建国六十年了，我们的言论自由不如清朝，不如民国，这无论讲多少“中国特色”都说不过去的。

今年是耀邦同志去世二十周年，我们十二个老同志一人写了一篇文章纪念耀邦同志，题目叫做《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汇编成一本书在香港出版了。我写了一篇文章就讲这个主题，耀邦反对文化专制，兼论开放报禁的必要。

我建议，第三次国共合作，跟马英九谈好，请台湾的国民党到北京办一家类似我党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那样的报纸。它说什么你就让它讲，共产党应该有这个气量，实在觉得不能接受，你可以给它开天窗，但是千万别查封，一查封就说明共产党人还不如蒋介石的气量大。

现在我们纪念建国六十周年，最避讳的一段历史就是大跃进、公社化，饿死了4000万人。造成这种重大错误的原因很多，舆论一律，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大跃进时代有一个家独立的民间报纸，譬如王芸生的《大公报》，不对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派党委书记，让他能够像蒋介石时代那样“小骂大帮忙”，及时反映情况，就饿不死那么多人。我们党就不会背上这个弥天大罪。一开始会觉得给党抹了黑，×省×县×公社饿死了几十人、几百人，一下子捅到国际上，好像很被动，如果我们能够紧急刹车，改正错误，很快就主动了。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长远的、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不是抹黑，这是真正的帮助党，爱护党。遗憾的是我们坚持舆论一律，到处是“三面红旗万万岁”，造成每年饿死几百万、上千万人，连续四年不能纠正。我们党吃舆论一律的亏太多了，至今不能反思。

刚才甘先生讲得很好，很全面。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主打什么？主打方向就是言论自由，就是开放报禁。

九、我们的言论自由不如殖民地人民

渭南书案事件，谢朝平虽然受了些委屈，从政治上说，这是谢朝平的光荣，他的为民请命的事迹将载入历史。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谢朝平先生致敬。

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确地說：

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时间过去了七年，我们的立法机关、政府和党的主管宣传部门，公然对抗宪法，对抗国家元首的指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解禁，而且越管越多，越管越细，越管越狠，动辄封杂志社，撤总编辑，抓捕作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强烈要求开放报禁，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号称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但我们的言论自由不如殖民地人民。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年代，也是不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共产党搞地下工作，跑到香港设立机关，出版书报。香港竟成了民主基地。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连说话都要经过“公仆”批准。我的书要拿到香港去出版。今年7月香港国际书展，推出了我一本新作《放言救党论国是》，在书展引起轰动。有朋友问我：“你救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为什么要拿到香港出，而不能在大陆出？”我说：“正因为不能在大陆出，共产党才需要救。”就因为这本书，我成了“救党派”。

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中央部门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深文周纳地强化预防制。所谓预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犯法。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预防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预防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

有个在美国的华裔作家，是位中共高干的女儿，发表作品署名“三妹”。出国前她家和李慎之住邻居，认识李慎之。她大批李慎之和我们这些救党派的历史局限性。她是铁杆的灭党派。这个三妹说，温家宝、刘亚洲、辛子陵这些救党派最坏，大陆积累的矛盾，像高压锅一样要爆炸了，他们出来说一通，提几条建议，好像是批评共产党，结果，小骂大帮忙，压力锅放气了，矛盾缓和了。三妹认为这次政改就是如此，温家宝说，刘亚洲说，辛子陵也说，他们在误导民众和灭党派，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共产党不可能搞政治改革，还是要立足于推翻它。

三妹都看清楚了，政治体制改革是救党，而不是反党。可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却说，政治体制改革，对党和人民大大地不利，人民会失去当家做主的权力，国家会陷入混乱。《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求是》杂志都发了文章，明批我们这些人，暗批温总理。为维护特权集团的私利，他们宁可等着垮台，也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他们要把改革派的声音压下去，其做法和导致的结果，与灭党派殊途同归；三妹就是要求我们不说话，说不要求你们扯起旗子反对共产党，你们这么大岁数了，那样太危险，你就不说话，看着共产党垮台，这就是推动历史进步。我不能听她的。我们这些老党员当然有历史局限性。就是李锐老的两句诗：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

去年一年的群体性事件是23万起，不仅是民心思变，已经是民变蜂起。风生水起的维权运动，其主力一是工人，包括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二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现在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是越来越严重，大量农民正在迅速沦为无地可种的游民；第三就是复员转业军人，数量越来越大的复转军人离开军队就是失业，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当局把工农兵都往绝路上逼，连我们这些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干部也成了“维稳”对象（9月5日我们在餐馆举行谢韬追思会，安全部派人出面干预），请问，你这个政权还依靠谁？这样干法社会无论如何是稳不住的。维权运动的斗争目标不是推翻政府，是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所衍生的对百姓的经济、政治权益的侵害。本质上是要求调整利益关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必须改变治国理政的思路，解决23万起群体性事件的办法，不是继续增加维稳警力和经费，而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善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祸亟患深，不敢不告。

2010.9.25

十、文革中有两个人是必死的

文革中有两个人是必死的，这就是刘少奇和彭德怀。这两个人死盯着饿死３７５５万人的事情不放，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而且是他向家天下过渡的不可超越的障碍。但叫他们怎么个死法，毛泽东是动了脑筋的。

  第一，不能公开处决。公开处决先要撤销他们的共和国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这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免职，还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定罪量刑，按法律程序肯定杀不了他们。

  第二，不能秘密暗杀他们。暗杀这种事情，无论设计多么周密，发布指示者最终都是逃不掉责任的。消灭了他们的肉体，不能消除他们的政治影响，更显得自己理屈，真理是在他们一边。这显不出毛泽东的伟大来。

  第三，自杀。最好的办法是他们经不起“考验”，自己了断自己。但这两个人特别经得起“考验”，绝不自杀，有病特别配合治疗，他们有这个底气等待最后全党和人民的裁判。

  第四，在无法无天的群众运动中，假手红卫兵害死政敌。这是毛泽东对法家理论“遇必要时不择手段”的创造性地运用。这与在监狱折磨、在刑场处决不同之处是：一，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摆脱任何法律程序的束缚；二，把人打死、打伤残或逼人自杀，当权者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一句“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三，这种施虐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公开的、登报的，足以震慑高级干部，连顶天立地的彭大将军都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上，派出几个红卫兵就把他收拾了，谁还敢出来挡毛泽东的路呢？

  我们回顾一个历史镜头，这个镜头作为毛泽东学习法家的“优秀”作业，应该定格在中国历史上。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６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两个造反派在北航操场联合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彭德怀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铁牌子，上写“三反分子彭德怀”，名字上划了红叉，被红卫兵押进会场。后面是陪斗的张闻天。北京中伏正是最热的季节，让两个七旬老人低头弯腰几个小时，接受红卫兵口沫横飞的批判。大会结束时，又要两位老人从红卫兵组成的人巷中走出，接受红卫兵的拳脚、吐沫、西瓜皮的批判。这算是既触及了灵魂，又触及了皮肉。然后将彭德怀和张闻天抛上大卡车，由红卫兵押解在北京游街，北京市民惊谔万分。

  更残酷的折磨还在后面。８月４日下午，经过江青的精心策划，把彭德怀揪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陪斗的除张闻天外，还有彭的夫人浦安修（她是师大党委副书记）以及师大党委书记、王若飞的遗孀李培之。王若飞也是不赞成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王若飞空难死了，如今折磨他的未亡人，江青有难以言状的快意。

  彭德怀看见浦安修低头弯腰被扭上来，心肝俱碎。他发疯一样地叫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浦安修抬头看见了彭德怀，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浦安修嫁了个元帅，确实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入朝作战的第二年，组织上安排浦安修去看望在前线的丈夫。二人一见面，彭德怀竟说：“你怎么来了？几十万志愿军的老婆都没来，你来干什么！”浦安修哭了，但她理解彭大将军的带兵之道，住了两天就回国了。如今二人此时此地见面，大离奇了！这是国民党的监狱吗？不是。这是美军的战俘营吗？不是。这个地方不还是北京吗？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吗？领导这个国家的不还是那个湖南同乡、一起打天下的毛泽东吗？你毛泽东如今坐了天下，不仅失去了党性，为什么连人性都丢了！我彭德怀哪点对不起你？不就是说你大跃进搞错了吗……彭德怀正在理解眼前的现实，背后飞来一脚将他踹倒，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他青筋暴涨，嘴唇咬出血，坚决抗争，要站起来，被几个彪形大汉踩住小腿，双臂被扭成燕翅，伸向苍穹。

  批判发言完毕，又是抛上卡车游街。一顶用铁皮做的两米高的帽子套在彭德怀头上。游斗汽车先在校园转一圈，然后出大门向北太平庄驶去。只见迎面来了一辆红旗轿车，参谋王金岭从车上下来拦住了迎面来的游斗车。“我是总理办公室联络员。你们这样搞是违背总理指示的，必须马上把彭德怀交给卫戍区。”于是，游斗停止，彭德怀被扶上轿车。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他的权力只有这么大了，稍微减轻一点彭德怀的痛苦。
 七、八两个月，彭德怀被批斗一百余场。他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一次次又站起来；他的头颅一次次被按下去，一次次又昂起来；他的呐喊一次次被打断，一次次又响起来。经医生检查，除头部、两臂的外伤外，他的左侧第五根肋骨、右侧第十根肋骨被打断，胸部淤血，内伤很重，血压升高。

十一、文革中对周恩来的四次打击·辛子陵

       1974年初的一天，毛泽东的表亲王海容（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去看望他，见面先问候：“您最近身体怎样？”

      “离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接近了。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世界万物都有生有灭，从最大的恒星、星系，到最小的基本粒子，都免不了一死；没有死，哪有生呀！人更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故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毛泽东说不悲观，但语气中含有无可奈何的悲凉。

       两人说了一阵闲话，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听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1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毛泽东的秘密口谕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了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查出膀胱癌后，毛下令“不开刀”，并且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2 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诡称：“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做是保总理。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接下来，按照“主席的思路”，对周恩来进行了四次打击：第一次是1973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第三次是批“经验主义”；第四次是评《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

       第一次打击：批投降主义

       尼克松访华后，外国媒体大捧周恩来。在中美首脑会谈期间，对周恩来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有生动的描绘，好评如潮，称之为“周恩来外交”。这把毛泽东气了个倒仰。毛泽东因眼疾每天听人读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对周恩来自处理林彪事件到接待尼克松总统，在国内国际上的威望已超过自己大为不安。

       1973年2月15日至1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与中方谈判各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的问题。周恩来接见了他。美方强调要中国保证不以武力收复台湾。周恩来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有和平与非和平两种可能性。当然我们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不能对美国做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这本是无懈可击的外交词令，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至今仍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毛泽东听了王海容的汇报，说：“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性是错误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土围子，不打他就不投降。”周恩来拒绝对美做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毛泽东对此不是不知道，是故意找茬。

       1973年6月，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发一篇评论文章，就美苏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一事，认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阅后认为这等于说他与尼克松和解后没有达到“联美反苏”的目的，说这篇文章是“放屁一通。”7月4日，他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点名批评外交部，借题发挥，矛头直指周恩来：

       都说此文（注：指《新情况》第一五三期）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注：指外交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乔老爷（注：乔冠华）、姬老爷（注：姬鹏飞）的贼船。

       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3

       王海容、唐闻生两位通天的小姐在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解释“贼船”的含义，说主席当时用乔老爷、姬老爷的说法，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外交部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单位。4

       7月4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七?四谈话”内容。周恩来赶紧写信检讨，姬鹏飞也以外交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央送了检讨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还把批周的经典性语言“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写进了将要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而十大政治报告毛泽东又不得不指定由周恩来作。这样一来，中共高层人物心中就都有数了，尽管周恩来作十大政治报告，但他绝成不了毛的接班人。在讨论中央领导班子名单时，毛泽东引用汉高祖刘邦的话：“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宣示了自己家天下的意图。与会者联系现实一想就明白，毛的意思是“非毛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为了不留下话柄，毛又接着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5 把王洪文这个小混混抬出来，彻底堵死周恩来继任主席的可能。

       毛泽东把王洪文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是希望在他百年之后，由这个造反派领袖代表文革中兴起的“新生力量”，把江青捧上主席的宝座。但德高望重的周恩来名列第一副主席，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惧怕毛，爱戴周，希望在毛谢世后由周出来领导。十大选举副主席时，许世友提出只设一个副主席，6 就是名列第一的副主席候选人名单上的周恩来。九大后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整治林彪的问题；十大以后，如何整治周恩来又成了毛泽东昼夜萦怀的心事。

       1973年11月中旬，基辛格（这时已当了国务卿）第六次访华。11日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第一轮会谈。周言语谨慎，没说什么有分量的话。12日毛泽东接见基辛格，给基辛格留下的印象是：

       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7

       周恩来低首下心，像个秘书一样重复毛泽东的话，让毛充分表现他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

       11月13日周恩来举行晚宴为基辛格送行。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动议再与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讨论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只是交换意见，并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决定什么问题，周恩来说得都是活话，“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定”等，这都有会谈记录可查的。最后的结果是：双方今后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本是一个外交部副部长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一心想抓辫子整人的毛泽东，把这上纲为“右倾投降主义”，说是不向他请示擅自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本来是毛泽东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在前，邀请尼克松访华在后，如今核危机过去了，他又出来逞英豪，说周恩来就军事合作问题与美国人交换意见是“右倾投降主义”。根据毛的提议，政治局连日开会对周恩来展开批判斗争。

       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大唱高调：

       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注：指王海容、唐闻生等人）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8

       在18日的会议上，江青调子最高。她一方面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主张两个拳头打人”；一方面，又说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蒙骗主席”。

       周恩来忍无可忍，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

       毛泽东正在树立江青的权威，对此岂能容忍！下令批周会议扩大规模，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亲自拟定了列席人员名单，除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罗旭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飚外，还点名让邓小平列席。会议由王洪文主持，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作他的联络员，对会议进行遥控。

       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进行了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这时周恩来的膀胱癌已经转移，出现血尿，带着重病来接受批判。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冷酷的政治动物。大跃进他搞砸了，周恩来任劳任怨给他收拾局面；文化大革命他搞乱了全国，周恩来几乎是独木支撑使国家没有垮；他把林彪逼反了，周恩来帮他稳住了局面，维系了党心军心和民心，使他安然渡过了最困难的日子；他要争当国际共运的领袖，与苏联彻底闹翻，差点儿招来一场核战争，美国向中国示好，他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邀请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在他的“联美整苏”，的方针下，出色第完成了中国的战略转变，打开了与美国的关系。如今他又反咬一口，说周恩来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他自己才是天不怕地不怕，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会议的开法就不寻常。首先让唐闻生作了八个钟头的报告。细说毛泽东一年多以来对外交部和周恩来的批评，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没有执行伟大领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她传达毛的话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9 简直是要把周恩来置于死地。

      “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借用这两句唐诗谈玄可以，作为外交方针，具体怎么操作，怎么执行？这两句诗作为外交方针提出来就是荒谬的，怎么做都可以说你不对，只有具有最终解释权的毛泽东永远是对的。

       江青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批周的所谓“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开过几次会后，汪、华退出，剩下王张江姚四人，自此形成了“四人帮”。

       江青说这次批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又抖搂出1972年2月毛泽东病中交权之事，歪曲成为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与会者一片哗然，周恩来有口难辩。

       此事的原委是：1972年2月12日凌晨，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严重缺氧，毛泽东休克了。护士长吴旭君立即请来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抢救。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面色青紫，已完全昏迷。经过20分钟紧张地抢救，毛泽东又苏醒过来。这次重病之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领导一个一流专家组成的医疗组，日以继夜，关注毛泽东的病情。

       当毛泽东转危为安时，他表演了一出病中交权的戏，为周恩来设置陷阱。

       据在场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当时的场景如下：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即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小腿收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毛的这些话，明明地是将国家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还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有体会到毛那时话中的意思。今日走笔，我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面对自己的死亡。

       毛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办吧。”10

       以周恩来政治上的炉火纯青，自然不会像林彪那样轻信毛私下谈话交权的许诺，若真交权应召开中央委员会，起码是政治局会议，当众宣布，并由中央作出相应的决议才能算数。病榻之前，当着江青的面做戏，老谋深算的毛是什么意思？周知道毛最想得到的回答是：

      “我建议在主席生病期间，由江青同志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我将像辅佐主席一样，辅佐江青同志。”

       周如果这样说，是得满分的答卷。毛还得谦让一下，“就让江青当个上传下达的联络员吧。”然后，把周的建议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是周恩来推荐江青接班，不是毛泽东要搞家天下。周这样做，可换取全身而退。

       周如果真的接了权，很快就会被打倒。以周的明达，岂能跳这个陷阱？他选择了第三个答案：拖。过了几天，毛的身体稳定下来，周恩来郑重其事地对张耀词说：“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把毛抛过来的采球又扔给了毛。这就是江青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的经过。

       跟着起哄的有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以及章含之的新任丈夫乔冠华。乔是周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外交人才，从此上了江青的贼船，为外交部正直人士所不齿。

       毛泽东每天听联络员的汇报，知道与会者都不敢跟周总理打招呼了，在高层搞臭周恩来的目的已经达到，对周的身体和精神的压力已达极限，于是，叫联络员传话：“要开成为一个团结的会。”他还制止了大字报上街的做法。他对会议的总结是：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急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11

       这几句批评江青的话，要正话反听才能搞懂。毛澄清了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真要“迫不及待”那就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要全党共诛之的。是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江青迫不及待就不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就是说，江青有资格当主席，只是“迫不及待”不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这种《推背图》式的语言向党的高层宣示，他的接班人是江青。

       毛没有说透的话让邓小平来说。邓在会议最后对周恩来提出忠告：

       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12

       这是十天批周会议的点睛之笔，批周的原因和要达到的目的都在这几句话里边。毛要邓出来说这个话，既是要提醒周，又是要邓在取代周的地位后自律。

       毛泽东是逐渐透露要江青接班的意图的。1974年11月12日，江青给毛写信，推荐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当副总理，迟群当教育部长，毛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不久，江青又叫王海容向毛转达她的意见，建议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后面，一旦两位元老谢世，王洪文就可以出任委员长。毛对王海容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这句话后来成为粉碎“四人帮”的根据。

       在官方发表的文本中，“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十个字被删去了。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的高文谦看过原件，他把删掉的十个字公布了。13 老夫人和红娘的典故毛泽东讲过两次。第一次是1956年，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说：“现在唱红娘的是周总理，我好比那个老夫人，必要时候出来扭一扭，扭多了，观众就烦了。”笔者看过当时的记录稿，这个话正式发表时被删掉了。毛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唱了大半辈子《拷红》。现在告诉江青，就是要江青善养人望，团结多数，少露面，不要争国务院和人大的位子，你的位子是老夫人--在幕后大权独揽的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家天下传位计划实在说不出口，因为这和他标榜的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等等相差太远。于是只好正话反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叫王海容去散布，叫大员们去领悟。发现“江青有野心”而不除掉，就是要人们反话正听。对内告诉江青，“要做老夫人”，对外告诉追随者们：江青“做党的主席。”

周恩来要求见毛谈一次话，被毛一口回绝，坚持要周在会上检讨。江青为首的“帮助小组”，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这份检讨，不许用秘书帮忙。这时的形势比大跃进前那次挨整还要严峻，那时还允许兼职秘书范若愚帮忙。周曾向王海容、唐闻生提出，自己年龄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她们帮助一下。结果遭到训斥，说周企图通过联络员摸主席的底。连王、唐两位小姐在总理面前都敢如此飞扬跋扈，可见周恩来政治上的处境是多么困难。12月4日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上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检讨末尾提出自己只能做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这才过了关。毛泽东下令：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批周会议的情况，使大家明白，要“跟线不跟人”。所谓“跟线”就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跟人”就是不能听周恩来的。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伯尔国王比兰德拉，谈笑风生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她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又指着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拉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会见以后，两位小姐发牢骚：“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14

      第二次打击：批林批孔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他说：“郭老（注：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一样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毛泽东公开反对孔夫子的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赞成秦始皇的君本主义，即君主本位主义。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1974年1月18日发下江青主持起草的1974年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置百乱待理的国家大事于不顾，转发迟群、谢静宜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中央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史上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批判。从此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帷幕。以后又转为颂扬法家，颂扬秦始皇、汉高祖刘邦等“法家皇帝”和吕后、武则天等“法家皇后”。慷慨的言辞，大块的文章，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毛泽东要借用古人的服装，演出中国历史的新场面，为建立毛氏王朝，为传位于当今的吕后--江青，大造“革命”舆论。

       1月25日，江青下令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上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前竟没有给周恩来打个招呼。会上，江青以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姿态，操纵会议，周恩来被置于受江青领导和指责的屈辱地位。江青端坐在主席台上，让迟群（中央警卫团的科长）、谢静宜（江青的机要秘书）两个小人物在大会上含沙射影地攻击一国总理周恩来，她要用这个办法表明自己将代替毛泽东君临天下。

       迟群说：“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体地指导下编写的。”

       谢静宜说：“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道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给主席看看。……后来，就编了一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仔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哪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迟群谈了奉江青之命到驻浙江的第20军防化连送信送材料的事，他说：“我们当天到了以后，军的领导同志，就是军长、政委，一起商量，当天晚上就和部队见了面，读了信（注：江青致20军防化连的信），并且把材料发给大家。他们认为，江青同志那封信，绝不是一个批孔的问题，绝不是单独的一个批孔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革命的问题，是贯彻十大、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的问题；而且认为，也不单单是写给一个连队的，因为既然是一个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就是包括文化领域和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那么它就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事情，”

       谢静宜还嫌不够，又补充说：“江青同志写的信，送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贯彻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把全党的政治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

       迟群说：“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样联系实际呀？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的脑子里。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人拍的一个记录片，叫做《中国》……我们有些个很好的一些个建筑，一些个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个别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志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头，他给你搞这个形象，所以像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实际吗？！”这部片子是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安是意共党员，与中国友好，是周恩来总理批准他来华拍摄这部影片的。周恩来一番苦心，想借一个外国人的手说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毁灭中国文化，给毛泽东粉饰一下。结果呢，照迟群信口雌黄：安东尼奥尼成了“间谍”，周恩来成了“汉奸”，批林批孔联系实际，要清算周恩来。

       迟群接着说：“教育战线上出现的那些复辟的现象，譬如说这一次江青同志叫我们出去，同时叫我们顺路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河南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个中学发生的事情，逼死了一个小女孩，十五岁，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每天几乎是一次考试，考的那个学生简直是昏头昏脑。”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死者是该校初二（一）班学生张玉勤。1973年7月10日下午，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进行英文考试，张玉勤交了白卷，在试卷背面写打油诗一首：“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作出检查。校长罗天奇12日在初中班学生大会上也批评了张玉勤。张当日离校，14日在水库中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究竟这个女学生是自杀，是他杀，是事故亡，并没有搞清楚，就一口咬定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给逼死的。这个学生如此富有“造反精神”，她可以罢课，退学，斗老师，受点批评就投河自杀，十分不近情理。江青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罗天奇、杨天成被批斗，关押判刑二年。唐河县大抓“罗杨式的人物”，共批斗了二百八十余人。在全国掀起“揭露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斗争，一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工作的教师被打成“复辟”的典型，下放、撤职甚至判刑。造成学校不敢管学生，不敢抓文化课，不敢进行考试，学生纪律废弛，旷课，斗殴，破坏公物，打骂老师，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笔者是会议的参加者。江青在大会上颐指气使，叫八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站起来三次，就像慈禧太后对清廷的“大学士”那种派头。她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他像口宣圣旨一样：“我们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江青是念的一张纸，看来她有准备，把毛泽东这段话抄来宣讲，以壮声势。

       25日晚上，周恩来派秘书到郭宅安慰郭沫若。秘书说：“总理说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郭沫若和于立群十分感激，连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过了几天，张春桥造访郭沫若。认为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剧本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谁都知道，郭沫若在大后方从事的史剧和史学活动，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周恩来曾以朋友身份进行支持和鼓励，与王明毫不相干。郭沫若据理反驳后，张春桥又提出要郭沫若写一篇文章，“骂秦始皇那个丞相”，拉郭加入反周恩来总理的行列，郭断然拒绝。郭沫若一辈子拥共拥毛，与毛泽东诗文唱和，友谊甚笃。今至耄耋之年，无权无势，只因写了《十批判书》，揭露了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中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戳穿了“帝王南面之术”中最诡秘的东西，而这些正被毛泽东暗中信奉和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所以为毛泽东所不容。毛泽东通过江青传出一首诗：

        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15

       1974年初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是有计划地对周恩来进行政治迫害的继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江青提出批“宰相儒”。于是各报刊连续发表含沙射影批宰相的文章，使病中的周恩来产生揪出刘少奇之前成天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样一种政治危机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八易其稿，炮制一篇《孔丘其人》，在1974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孔子被描绘成“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并用“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这些污秽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署名“柏青”的文章《从篇看孔老二》一文，发表在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报》上。文章用画像的手法，有意在孔子的形象上加上“端起胳膊”（注：1939年夏，周恩来在延安党校作报告，骑马返回杨家岭时，江青作为毛的新夫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策马和周恩来并辔而行，她突然扬鞭疾驰，使周的坐骑受惊，周恩来坠马摔伤右臂，治好后落下终身残疾，周习惯地端着右臂，别具风采）四个字，说“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四人帮”给周恩来画的像，不仅中国人看懂了，连法国人都看懂了。法共《人道报》撰文评论说：中国现代大儒是指周恩来。

       第三次打击：批经验主义

       批林批孔运动夹带着批“走后门”伤人甚众，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不得不虎头蛇尾草草收场。1975年1月四届人大后，由邓小平代行总理职权，周恩来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但毛泽东对周的政治迫害丝毫没有放松，经他亲自审查批准，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红旗》第三期发表；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第四期发表。江青在4月5日的讲话中点明：“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党内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从延安整风以来，周恩来成为经验主义的代表。中层以上干部都知道，批经验主义，就是要批周恩来。毛泽东绝不允许周恩来在宁静的环境中养病，要让他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加速精神崩溃和身体崩溃的过程。据陈锡联揭发，江青“在政治局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建议政治局开会展开思想交锋。上海《解放日报》扩大了批判对象，著文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这就把邓小平领导广大务实派对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全批在里面了。

       邓小平冷眼观察，周恩来已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毛泽东绝不会允许江青把刚做过手术的周恩来揪回政治局批斗，毛只是放放空炮，对周保持政治上的压力，他不站到第一线来，就是要留有余地。毛刚说过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马上就批这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显然不符合毛的意图。他审情度势，于4月18日利用陪毛会见金日成的机会，向毛进言了。邓直率地说：“我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立即转圜，说是对张春桥的文章“没有看出来”，明确表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并于4月23日在姚文元一份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16

       这就变成泛泛地反倾向，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某一批人了。1974年5月上旬，周恩来体内的癌病灶扩散转移。5月9日，医疗组组长、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向中央陈情，力主马上住院手术。张春桥代表毛泽东表态：“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手术问题一拖再拖。直至6月1日，周恩来才住进三〇五医院，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尽管专家们尽心尽力，摘除了所有可疑的地方，术后刀口愈合良好，但两个月后，周恩来又大量尿血，这是癌症进一步扩散转移的信号，8月10日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毛泽东听了汇报，知道周恩来来日无多了。

       第四次打击：评《水浒》

       毛泽东患老年白内障不能阅读。1975年7月6日、20日，周恩来强撑着病体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眼疾治疗方案。在治疗过程中，为了给毛使用一种新眼药水，他甚至拿自己的眼睛作试验，在确信没有副作用的情况下才给毛使用。23日为毛实施白内障治疗手术时，一直守候在旁。这些表现竟然一丝一毫没有感动毛，在周恩来走向黄泉的途中，毛泽东又捅来一刀，这就是评《水浒》。8月下旬，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

       在毛不能阅读的情况下，他让从北京大学请来女教授芦荻给他读《水浒》。听《水浒》期间，8月14日他发表即兴谈话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17  姚文元当天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贯彻执行意见，毛批准这些意见，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发到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8月28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重视对的评论》。一场评《水浒》的飓风又吹遍神州大地。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指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毛深恨邓小平没有成为他的家臣而倒向了周恩来，所谓宋江让人招安，是影射这件事情，说邓被周恩来“招安”了。评《水浒》的谈话，一箭双雕。

       躺在医院的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架空晁盖”、“投降派”的暗箭是冲他射来的。9月7日，周恩来强撑病体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对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说：“我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邓小平副总理已经全面接替我的工作。”他不避嫌猜，把邓小平继任总理，作为一个既成事实通过外宾向全世界宣布。他还亲自写信给毛泽东，推荐邓小平出任总理。毛泽东后来为改变总理人选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引发了“四五运动”，自己差点翻车。

       9月20日，周恩来在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之前，将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审阅修改1972年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示”的专题说明的记录稿，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把这份毛曾批准印发省部级而又没有印发的文件，印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二、三把手，以杜绝有人在他死后往他身上泼污水。毛扣下这份文件始终没有印发；但他做了一件相反的事情：1974年6月，毛泽东把他在延安整风时期所写的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加以修改。这是他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激愤之作，是对30年代在苏区周恩来支持王明、博古排斥毛泽东的历史老帐的总清算。他把这些文章印成大字本，给亲信们传阅，并允许毛远新把其中涉及批周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作为秘密武器收藏着。18 准备在他死后继续批经验主义。

       在周恩来被推进手术室之前，他特意把邓小平叫到跟前，用力握住邓小平的手，他异常激动，尽管声音嘶哑而颤抖，但他用最大的音量当着许多人的面喊道：“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在平车靠近手术室大门的一刹那，他用尽平生力气发出最强烈的抗议：“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毛泽东自以为聪明，他借古讽今，搞影射史学，以为周恩来会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没想到周恩来这一次反映如此强烈，那天手术室外面的走廊里集聚了众多高级干部和医务人员，周恩来以鞠躬尽瘁之身，满腔悲愤的抗议，使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历史上的任何君王，对辅佐自己一辈子的宰相临终时都是优渥有加的。面对这位功在党国、名满天下的总理，毛泽东的明枪暗箭使自己失尽人心。

       守在周恩来身旁的邓颖超平静地对汪东兴说：“将恩来的话报告给主席。”

       毛让周“先走一步”的阴险计划将要实现了。使毛意料不到的是一次次打击无损周恩来的伟大人格和光辉形象，反倒在高级干部中暴露了自己的狰狞面目，丢分多多。1976年“四?五”事件实际上是一次全民投票：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毛泽东拿石头打了一辈子人，最后结结实实地砸了自己的脚。"四?五"事件预示了毛泽东死后中国的政治走向。

十二、团结资产阶级 建设社会主义------《千秋功罪毛泽东》结束语

2002年瑞典人均GDP为25400美元。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社会福利制度。一个瑞典公民，从出生到16岁，一直享受政府给予的未成年补贴，生病享受医疗保险，上学从九年制的义务教育到高校都不用交学费，成年人就业后又纳入了社会保险体系，直到耄耋之年进入养老院，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瑞典是个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收入最高的10%国民与收入最低的60%国民，税前收入差距有的高达144倍，政府这个平衡杠杆竟做到了税收后人的绝对平均差距是三倍。目前产业工人的月工资是2000美元。，教授的月工资是四千美元以上，人均住房面积四十平方米，四分之三的家庭有汽车。瑞典实行的是超额累进税制，也就是收入越高，赋税越重；收入越低，赋税越轻，远远低于穷人所享受到的福利。瑞典的高赋税是一种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制度，它保证了社会全体成员都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有效避免了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种种不公正现象，有效地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实现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

瑞典斯个最廉政的国家。据一位人大检察官说，三十二年没有一起官员贪污受贿案件。“透明国际”每年都按各国政府的廉洁程度进行一次大排行。在2002年排行榜上，瑞典排在第五位，满分为十分，它得了九点三分。瑞典特别强调社会公正，其官员乃至首相绝不允许搞特权。首相住居民区，平时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没有国家配备的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平时除非履行国务不允许使用公车。整个社会和谐安宁，是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瑞典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混合经济、社会福利制度以及阶级合作政策是独特而成功的。英国学者库尔特·萨缪尔森曾这样评价瑞典：“人们常把瑞典看成异乎寻常的国度。因为她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发达的福利政策，劳动市场的安稳与和谐，和平政策，一致与妥协。这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国家。”（《瑞典社会发展300年》，第225-226页）瑞典模式包括以下要点：

瑞典社会民主党恪守民主宪政，但依靠自己的政策正确和人民拥护，连选连任长期执政，主导社会进步，实现自己的纲领。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1917年大选后参加联合政府，1920年单独执政。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通过竞选，一次一次地得到选民的认可，从1932年到1976年，曾连续执政44年，短暂在野后又重新执政，把瑞典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公正、最廉洁、最稳定的国家。
解决公平和效率这一对矛盾的瑞典经验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全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误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由于政府推行充分就业、公平分配和社会福利三大政策，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贫困、不平等，建立劳资双赢的和谐社会。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自由、平等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团结的社会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动的利益。社会民主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本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统治的反对者。”（2001年11月6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对资产阶级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正确政策：讲团结时不忘为工人和全社会谋福利，不允许资本家对社会进行统治；讲斗争时又不损害私有制，保护资本家的正当权益，保护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前者保证相对公平，社会和谐；后者保证绝对效率，经济发展。从一个企业到一个国家，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双赢的结局。

这就是“瑞典模式”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雏形。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政治上主张联合政府，反对一党专政，经济上保护私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毛泽东这时已经有了新资本主义和老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认为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他说：

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

（1944年3月22日《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据当时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回忆：“1944年8月，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向来访的美国记者许诺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再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所有这些，说到底都是为了'中国必须工业化’中国目的。因为他们这时相信：'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

（谢伟思：《在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260页）

到“七大”时，毛泽东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路透社记者问，“自由民主党新中国”如何解说？毛泽东回答：

“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明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27页）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带有很严重的自由主义色彩，一下子就把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中间势力吸引过来了，这是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借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路线，开辟了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2004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改革，私财产有制是民主政体的基础，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由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到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是因为经过反复和对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给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比消灭资产阶级大得多的物质利益。团结资产阶级，不是支持他“剥削”，而是把它作为经济管理层使用，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作出贡献。二十世纪末，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整体性失败、制度性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资产阶级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给民营企业家摘掉“剥削”的帽子。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的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一定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最深刻的总结，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平、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要把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使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和谐地、理性地进化过程，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在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共同富裕 不是剥夺有产者，而是让工人、农民富起来，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工人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这是政治长期稳定的关键，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能走依附于国际市场而不是民族市场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的出口总额在GDP中只占20%，而GDP中80%要由“内需”来消化。如果没有本国广大农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工业民族市场就是一句空话。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大国能够在本国农民大量破产、生活持续恶化中崛起。所以中国对“三农”（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崛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这次修宪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相衔接，意义重大。过去纠“左”，每次都是在承认“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这次修宪，从根本上纠正了暴力社会主义的错误，回到了建国时的政治基础—和资产阶级合作。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说：

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根据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修改宪法，是对《共同纲领》的继承和发展。这个继承和发展表现在：

恢复我们建国的政治基础，承认和保护私有制，恢复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
承认民营企业家（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不是暂时允许存在，若干年后就要被消灭的剥削阶级。
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所造成的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民营企业代表新建的生产关系，对他们不再是利用、限制、改造，而是鼓励、支持、引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传统，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重新评毛，此其时矣！

建国以后，毛泽东最大的失误是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急于实现建立大同社会的梦想。他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以宣传加暴力实施社会改造。《共产党宣言》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封建主义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暴力社会主义模式。从1956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二十年是民主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突飞猛进的二十年，也是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草率形成、恶性发展和彻底崩溃的二十年。

1981年6月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纠正毛泽东建国以后的错误，扭转中国的历史方向，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有伟大功绩，起了历史作用的；但又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即由于斗争策略的需要所遗留的“纠左“不彻底性。

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作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当时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会上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邓小平坦诚地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议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的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这一代走后，做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这件事过去了十三年，党内外都有强烈的呼声，重新评毛的时机成熟了。

《决议》最大的后遗症是肯定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给了它一个历史正统地位，从而使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背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原罪。从实施“包产到户”到把保护私有制写入宪法，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突破“三大改造”的框框进而完全否定它的历史。为了和《决议》保持一致，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要“打左灯，向右拐”，步履蹒跚，邓小平和他的继承者们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攻击声中战战兢兢地领导着这个国家。

以《决议》为根据写出的《毛泽东传》，仍然肯定“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上卷第461页）给回归“左”倾路线、推行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左派”看来只要你承认这个“空前的创举”，改革开放就是“背叛了毛主席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大大鼓舞和增强了他们推翻改革开放新政的信心。这像一把利剑悬在民营企业家头上。许多做大的民营企业家把总部移往香港或境外，表明他们的惶恐和疑虑，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近些年国内众多民企借道英属维尔京等国际避税地纷纷“外资化”，摇身变为境外企业后转而收购境内企业。整个面积仅154平方公里的西印度群岛，已连续数年成为仅次于香港的中国内地第二大外资来源地，超过了美欧发达国家。

2005年4月16日李成瑞等七十三名“左派”上书中央总书记，提出所谓《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建议》，采用拉胡捧毛贬邓批江的策略，分裂党，企图全面恢复毛泽东的极左理论和极左路线。配合这种要求，“左派”网站发表大量文章，颠倒黑白，歪曲历史，把那个饿死几千万人的悲惨年代描绘成世外桃源。说改革开放把事情搞坏了，鼓吹回到毛时代去。

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在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声名狼藉，彻底破产；现在最重要的要把毛泽东时代的真相告诉青年。

改革开放是对“三大改造”、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条极左路线的否定而不是对它的继承。划清这个界限改革开放路线才有拨乱反正、开辟新道路的历史正统地位。维护毛泽东的错误既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又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

从“三大改造”完成到拨乱反正前夕，消灭私有制的结果是整个国家、全国人民的绝对贫困化。这期间中国搞了20年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每次运动都说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道路哪步田地呢？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多少呢？从吃的方面看，1956年人均消费粮食408斤（市斤，每市斤合半公斤），1976年为380斤，减少28斤；食用植物油1956年人均消费5.13斤，1876年为3.19斤，减少1.94斤。从穿的方面看，1956年各种布的人均消费量是29.17尺(市尺，每市尺折合三分之一米)，1976年为23.55尺，减少5.62尺。其中1968年每人只发了9尺布票。（《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第477页）从1957年到1978年二十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实际下降5.7%。职工的年平均工作从1957年的582元下降到1978年的549元。（《奠基》，刘仲藜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据国家农林部1973年统计，有72个县的粮食产量还停留在解放初期的水平；近一百万个生产队（约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每人年平均分配在40元以下。这些队基本上没有现金分配。有的队甚至连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很困难。

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是这样说的：“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 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还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百分之十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百分之六十七的生产队人均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据比较准确的统计，三年大跃进安徽73个县饿死633万人，是全国饿死人比例最高的省份。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二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

有人瞎起哄，罗列一些计划经济时代虚夸的国民经济发展数字为毛泽东时代粉饰。判别制度优劣，政策好坏，一看人民生活的改善，二看发展速度。当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正是要在速度上超英赶美。赶超的结果是：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跌落到2.5%。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2倍，1960年与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5年中国人均总产值是日本的二分之一，1980年不到二十分之一。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中国四千六百亿美元，到198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三万六千八百亿美元。誇下海口赶英超美，落后的却越来越远。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历史宣告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彻底破产。

毛泽东想让国家和人民富起来，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常提出“解放生产力”的口号，急切地想把生产搞上去，办法却是批判“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具体政策上跟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办法过不去，如反对“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割资本主义“尾巴”。连给工人发奖金，八级工资制他都反对。在经济领域中，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即人们追求多劳多得的发财致富的努力）是先进生产力的活的灵魂，灭了这个灵魂永远不会有先进生产力。要想富必须给这个批了多少年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正名。“掐尖灭富”（即不许有人先富起来）是暴力社会主义的死穴，是毛泽东领导经济失败的根源。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道”，决不改弦更张。可为什么按他的一套理论去发展生产，生产就是上不去呢？按《共产党宣言》去改造国家，越改造国家越穷，人民越苦呢？他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这是一个想为人类做好事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悲剧。

奥地利学者哈耶克1944年在他的成名之作《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善意地提醒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一个更大的悲剧，我们很可能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我们所欲追求追求目标的反面。”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想把人民带入天堂，却“不知不觉中”把人民送入了地狱。

当这位“大救星”死去，解散了人民公社，农民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小农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充分发挥的时候，农民才真正得救。摆脱了公社的桎捁，单干的农民实现了毛泽东费尽移山心力也没有达到的产量九千亿斤的梦想。1996年粮食产量超过一万亿斤，棉花产量超过八千四百万担，至此中国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已经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而丰年有余，中国用占世界近10%的耕地，供养了占世界21%的人口，并自1997年以后，每年农产品出口达50亿美元。河南上蔡县在大跃进中饿死了四万人。在2006年除夕之夜，这个县的杨集镇李桥村，一个只有七百多人口的普通村庄，村口竟然停放了四十多辆豪华轿车，而这些轿车的车主，全是富起来的外出务工村民。（据2006年2月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共和政府必须摆脱“替农民作主”、“为农民指路”的思维定势，不要总觉得比农民高明。只要把应有的权利和自由还给农民，他们自己会现在自己的发展道路，自己会创造自己的灿烂未来。

应该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毛泽东所主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空想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为痛心的损失，迟滞了社会的发展，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是子孙万代应该牢牢记取得惨痛教训。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2004年5月26日温家宝在世界银行全球扶贫大会上宣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有3624亿元，增加到11690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8.4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所谓“小康水平”，中国的标准是（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按198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500元相当于900美元）；（2）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00元；（3）农民人均纯收入1200元；（4）城镇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2平方米；（5）农村钢木结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5平方米；（6）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75克；（7）城市每人拥有铺路面积8平方米；（8）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85%；（9）恩格尔系数（食品类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50%；（10）成人识字率85%；（11）人均预期寿命70岁；（12）婴儿死亡率3.1%；（13）教育娱乐支出比重11%；（14）电视普及率100%；（15）森林覆盖率15%；（16）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100%；（见2002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全面小康什么样？--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1979年 至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从1979年的400元上升到一万余元，增加了25倍；中国农村人均收入由1979年的150元提高到2003年的2800元，增长近20倍。1999年，世界银行根据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将中国的级别从“低收入”国家提升到了“中低收入”国家。这种魔幻似的生产力来自哪里》来自混合经济共同发展，主要来自民营经济，也就是改革开放前我们要想赶尽杀绝的那个资本主义经济。有人说今日之成就全赖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事实：1958年大跃进发动9000万人砍树炼钢，浪费23亿人民币，炼了600万吨海绵铁，凑足1070万吨，圆了毛泽东的面子。到毛去世的1976年全国钢铁产量不超过2600万吨，而2003年全国钢产量已经达到2.2亿吨，连续8年世界第一，到底伟大的工业革命什么时候完成的还需要论证吗？！苏钢（苏南某国营钢厂）是一家大型国营钢厂，职工12000人，总资产53亿，永钢（全国十大民营企业之一江苏永钢集团）有职工2000人，总资产15亿。苏钢对国家贡献的利税不到永钢的一半。据调查，民营企业的生产率至少是国营企业的四倍以上。中国城乡人民1993年告别票证经济时代。国内市场物价稳定，商品丰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我们走进百姓家庭看一看，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话、手机、电脑，哪一件是毛泽东时代完成的？毛的暴力社会主义阻碍了、阻滞了、滞缓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造就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2005年6月30日，第一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问世。根据全国工商联对上规模民营企业的调研结果，从三次产业划分的角度看，上规模的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79%）和第三产业（20%），第一产业企业仅占1%。在第二产业中。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74%）和建筑业（3%）；在第三产业中，主要集中在商业、餐饮业、综合类和房地产业。蓝皮书预测，在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不断改善的前提下，未来5-10年我国民营经济将会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也将保持在60%以上；二是民营经济领域的工业增加值也将保持15%左右的增长速度；三是民营经济每年将吸纳1000万左右的新增从业人员；四是民营经济的出口将保持30%的增长速度。民营经济已经取代传统国有经济成为出口的主力。

对农民最大的德政是减免农业税。农业税在历史上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建国初期农民缴纳的税费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期积累。近年来，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逐渐变小。全国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的收入从1950年代41%下降到2004年的不到1%。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05年1月17日，已有22个省市自治区全面停征农业税，预料明年全国将实现全面停征农业税。这种德政在历朝历代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安徽省来安县邵集乡松呈村67岁农民葛美和2005年春节写的春联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不收皇粮第一回。”25年来，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量20%以上来自中国。农业部部长杜青林说，目前中国粮食、棉花、油料、蔬菜、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中国的粮食年产量从三亿吨增长至五亿吨，实现了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据国家财政部提供的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的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只是继承毛泽东的公社化“遗产”）减少到2003年的2900万，25年里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88.4%，贫困发生率从30%下降到3%左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2005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人类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说，中国成为全球消除贫困的成功范例。从2005年春季开学开始，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对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免除了杂费和课本费，并对寄宿生补助生活费，因贫困辍学的孩子又回到了课堂；同时，在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共同支持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到2005年6月底，在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641个县（市、区）的2.25亿农村人口中，已有76%的人自愿参加了这项制度，让更多的农民尝到了看病报销的甜头。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建立起来。能有这样的财力物力，实事求是地说，就是实行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生产上了一个大台阶的结果。

据美国专家预测：“到了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大体达到美国和欧洲的水平。每个中国人的收入也许只有美国人收入的五分之一，但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会比现在有显著提高，上亿的中国人会在旅游、教育、文化和住房等方面感受到中国的变化。”（美国《财富》杂志2001年5月号《变化的中国》）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走苏联式道路，实行暴力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越搞越穷，失败了；走瑞典式的道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团结资产阶级，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个成功表现在2003年创造了高于1978年33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2003年11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做起的。在一定时期内对“左”的意识形态的挑战采取“不争论”的对策是正确的。发展是硬道理。许多事情是经济发展以后才能说清楚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具备了说清楚的“硬道理”。胡锦涛及时地提出在意识形态上正本清源，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历史性任务。从马克思主义遗产中，扬弃暴力社会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糟粕，提取民主社会主义精华，清理毛泽东思想，让新民主主义理论发扬光大，应成为这一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核心部分。废止了暴力社会主义路线和政策，不触动产生和维护这些路线和政策的极左理论是不行的，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变革。明确地、大张旗鼓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抛弃误导中国几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否定改革开放的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左”的教条。2005年6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他说：

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以人为本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精髓。在意识形态的改革中，要以胡锦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总纲，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吸收社会民主党民主执政、廉洁执政和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劳动差别）的治国经验，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应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和宪法；从今以后，不再把任何人都名字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以承续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源流，确立广告怕的历史正统地位，让国人耳目一新，让世界耳目一新。走了这一步，对于统一中华，对于改进中国与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关系，将产生重大影响，为中国腾飞创造最好的国家环境。

十三、团结资产阶级 建设社会主义 （二）

------《千秋功罪毛泽东》结束语

政治上，英国、美国、德国等逐步实行了政党政治，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有了一定的席位。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逐年增多。1893年恩格斯说：“如果选举到1895年才举行，那么我们将会得到三百五十万张选票。全德国的选民是一千万，其中参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七百万。如果在总数七百万选民当中有三百五十万选民拥护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29页）工人阶级利用合法手段掌握政权成为可能。恩格斯甚至预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到19世纪末就可能担负起管理国家的使命。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过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六月出版。

经济上的股份公司—马克思认定：这是“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但它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用股权分散的个人所有制代替寡头私有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政治上的议会道路—不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关，而是通过选举进去掌握它，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虽没有明确写成文字，但已勾画的轮廓分明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十二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将会有很大的意义：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73页）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要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壘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年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籍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利用来对这些结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595，603，607页）

说完这些话还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这样，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就有了两条社会主义道路：暴力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是暴力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资本论》第三卷和《“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是摒弃了暴力革命道路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把暴力革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意的。

恩格斯逝世前，指定他的忠实学生倍倍尔、伯恩斯坦为他的著作的遗嘱执行者。伯恩斯坦发挥了恩格斯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在于“民主”，而不是“专政”，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不是靠“暴力革命”进入社会主义。1898年和1899年，以伯恩斯坦发表著名的《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为标志，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开始反思以往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十月革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胜利大大加强了暴力革命派的地位，列宁另树旗帜，1918年1月18日，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改名为共产党，并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暴力革命派攻击“和平过渡是修正主义道路”，批判伯恩斯坦说资本主义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其实伯恩斯坦只是重复了恩格斯说过的话。

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忠实地执行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遗教，以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为正宗，保护私有制，团结资产阶级，实行以职工持股、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办法，体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社会民主党人尊重马克思主义，但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枷锁，一切从实际出发，广泛吸收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改良社会的先进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1951年6月20日在西德法兰克福召开了国家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社会党国际的成立，通过了基本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通称《法兰克福宣言》）。这个纲领系统地总结了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第一次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表述了社会党国际的思想理论体系。《法兰克福宣言》认为：在许多西方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在消失，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社会主义原则的价值正在行动中得到证实。”即是说这些国家已经基本上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了，而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了。民主社会主义事实上是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团结资产阶级推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运动。代表们把这个新成立的国际组织看作是“1864年在卡尔·马克思参加下成立于伦敦的那个国际组织在历史上的新阶段”。

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19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恩格斯在晚年是厌弃布朗基主义的，他说：

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专政。

（《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580-581页）

列宁及其继承者斯大林发展了布朗基主义，把对一个国家的领导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共产党专政，把共产党专政变成了党的领袖集团的专政，把领袖集团的专政变成了最高领袖一个人的独裁（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奠定了暴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体制。这种极权体制窒息了社会的生机，也窒息了执政党的生机，导致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全面衰退。前苏共党员、现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一语中的地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1995年8月10日答记者问）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或有意不执行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2页）这句最重要的话，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定制的那种政府垄断生产资料，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人民没份的占有方式，是对《资本论》的误解或曲解。取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条，就割断了人民群众与国家资产的血肉联系，所谓“全民所有”就成了欺骗民众的空话。共产党不仅“代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代表人民”握有全部财富。人民中原来有财产的被剥夺了，没有财产的依旧没有财产。无论怎样进行宣传鼓动，人民就是提不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来，国家陷入停滞衰退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执行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大政策。然而邓小平等改革开放的领路人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被“左派”指责搞了修正主义，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我们要绕开那些并非马克思主义传人的二三流的神殿，直接向马克思请教，向卓有成效地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了共同富裕、消灭了三大差别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理直气壮地、光明正大地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一个世纪人类的选择，当暴力社会主义由于固有的理论阙失以及在传播中扭曲变形，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造成国家权力异化，专制独裁，官员腐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彻底失败，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十月革命的灯塔熄灭，主流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消退之后，原是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支流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以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条道路不是宏篇巨著的经典文献，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理想，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市民社会。他们凭藉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建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考茨基说：

社会主义也只能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职能发挥得愈好（资本主义是构成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构成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就愈容易建立。

那种认为为了建立完全新的社会大厦，必须把一切现有的东西都消灭掉的说法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种消灭旧东西的做法只意味著消灭新东西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它不是为新东西创造条件，而是强迫我们再一次重新建立旧东西。它不是使我们前进，而是使我们后退。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一卷，1927年德文版）

这就推翻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打碎旧世界，同一切传统的东西决裂、在“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左理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

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15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13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2003年4月16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的见证下，欧洲联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的局面的终结。欧盟的魅力来自入盟国人民对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标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历史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地、理性地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该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的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

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

（卞洪登：《资本营运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势不两立的劳资对立，有识之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既是美欧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美欧巩固同盟国关系的要求。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2000年6月3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把效率和公平作为第三条道路的旗帜。

会议公报强调：

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

（阮宗泽著：《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第290-291页）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61名民主党议员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简称DSA,虽然目前还不是一个政党，但结合了许多左翼组织。DSA是社会党国际（Socialists International）及其附属青年部（Young Democratic Scocialists）的成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后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具有能增不能减、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点，谁削减社会福利谁丢掉选票。工人和普通老百姓是能够通过投票阻止不利于自己的政党上台的。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2000年冬，布什、戈尔竞选总统的时候，记者访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里根时代的主要经济顾问弗里德曼，这位88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大师出语惊人：无论布什还是戈尔入主白宫，“美国都会溜向社会主义”，区别只不过是，如果布什掌权，可能溜得慢一点，戈尔掌权，可能溜得快一点。（《南方周末》2001年11月8日第十五版）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力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社会革命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2003年9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为1500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9），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1000-1200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1800-2000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收入更高些，有的月薪达8000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当过德国社会民主党顾问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J.A.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资本主义将向社会主义进化。他的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劳资关系的变化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论点、经理阶层作用的突显将导致资本家退出生产经营舞台的论点，都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引用和阐发。他的创新理论和进化社会主义的完整表述，被战后社会民主党人奉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社会民主党人认为，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那样压迫工人阶级的老资本主义社会是“野蛮的资本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结果社民党的能力，不断改良的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纲领的重要部分都付诸实施了”。这种已经变化的社会，在社民党执政事情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在其他党执政时期是新资本主义时候。这里举一些数据说明这一点：2004年，政府财政总支出中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险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政府是42%，英国政府是49%，加拿大政府最好，是52%，中国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险等公共开支的比例是多少呢？7.4%。就教育而言，中国一年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才1500亿元，而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达9000亿元。2005年12月7日《报刊文摘》报道：公车一年花销3000亿元，“远远超过我国的军费开支，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中国医疗财政分配的公平性在191个国家中排名188位。唯独行政管理费开支，中国“赶超英美”：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而1一个占4.19%，美国占9.9%，加拿大占7.1%。我们还好意思讲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本质永不变，只有我们中国才是社会主义吗？还好意思讲资产阶级政府都是压迫、剥削人民的，只要中国政府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还好意思讲我国那些更多统治色彩、更少服务色彩的官员特权是由于学了美国、走了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吗？应该有勇气承认，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在为百姓谋福利方面，比中国政府做得好！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在清正廉洁方面比中国官员做得好！中国离民主社会主义差得远！中国的执政党一个向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执政党学习，民主执政、廉洁执政，扎扎实实地为全体国民谋福利，从善如流地完成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这种和平演变将使百姓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福利，使官员丧失了越来越多的特权。以“保卫革命成果”的名义抗拒和反对这种演变，所“保卫”的不是百姓的福利，而是官员的特权。这种和平演变不是输给了杜勒斯，而是输给了恩格斯；不是输给了帝国主义，而是输给了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和平、理性、建设、不输出革命，不强加于人，没有批判的锋芒，只有示范点魅力，不损害任何阶级、阶层的利益，不威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所以它赢得了全世界的青睐。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说：

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放宽自由，而社会主义的恐惧也使资本主义增加平等，东方是西方而西方也是东方，不久两者就要碰头。

（《世界文明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1卷【下】第1180页）

历史正在这样发展。这个碰头的交汇点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走瑞典人的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打破由于极左理论长期灌输造成的干部队伍中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精神状态，邓小平派出许多高级干部出国考察，考察的地方主要是欧洲和美国。他非常重视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就和经验。许多到过西北欧的高级干部不由击节三叹：“人家这才叫社会主义！”

英国是个什么国家？我们定型的认识是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大选中，工党大获全胜，工党领袖艾德礼成为英国首相，他领导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产及社会服务性企业实行国有化，使经济领域中国有成分达到20%；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总收入的五分之二由国家实行再分配；采取“全民福利”的方法，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老年、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的人提供免费医疗；中小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尊重英国工党领袖的自我陈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了。工党政府在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国家福利体制，对英国和欧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后来保守党执政并不改变工党的社会福利政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王震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王老有点眩晕，这是失业工人吗？他看到了什么呢？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柯华：《在马克思的墓前》）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队副总理都高。柯华大使告诉他：“我曾经问过一个清洁工人，他每周的收入约一百英镑；一个开电梯的工人，每周收入为一百五十英镑。”按照当时英镑对人民币汇率1：5.91概算，清洁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591元，电梯工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886元。王震那时的每月工资不到400元，周工资不到100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周工资的六分之一，电梯工周工资的八分之一。中国的贫穷社会主义太相形见拙了。如果不是拿中国高官与英国工人相对比，而是两国百姓作对比，那差距就更大了。据专家计算，1978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42.3。（参见刘国平：《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比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75-176页）就是说，英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高42倍。

据我国驻英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于日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主管工业的王震副总理访问英国，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了较全面考察，我参加了部分接待工作。访问后期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王震对英国的评论在驻英使馆引起了震动，也促使大家更加关注英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状况。”

王震访英归来，成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一位市委书记访问了瑞典，回来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消灭有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无产者；人家搞资本主义，是消灭无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有产者。”这位市委书记对“人家”搞的那一套，有些羡慕，又有些迷茫，为了与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敢承认“人家”搞的是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瑞典正在推行《雇员投资基金法案》，试图让工人占有企业的股份，成为有产者，从所有制方面解决公平问题。《法案》规定：每年从资方超出五十万克朗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20%交给本企业职工设立的基金会，再将资方为职工代缴的养老金增加1%，就能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手中，进行生产投资，让职工成为股东，成为有产者。据《法案》的设计者麦德内尔计算，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百分之十至十五，转移到职工名下的“雇员投资基金”可在25-30年内占有企业股份的一半。随着“雇员投资基金”在企业中的比重日益增大，可以从经济制度上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私人资本构成，实现社会民主党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理想。通过“无声的革命”，工人阶级就掌握了企业的部分所有权。这并不是为争取选票糊弄工人阶级的甜言蜜语。1982年社民党竞选胜利，社民党主席帕尔梅正是在台上执政的首相，而社民党在议会又是第一大党。所以，尽管资本家反对，1983年10月4日以六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于1984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第一年提取十五亿二千四百万克朗，1985年提取了十二亿三千一百万克朗，1986年提取二十七亿一千万克朗，三年累计工人股份基金五十四亿六千五百万克朗。瑞典民主社会民主党实行“让大家都变成有产者”的政策是真的，他们把这一政策叫做“基金社会主义”。1991年保守党等四党联合政府上台后取消了雇员投资基金，这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严重斗争；但这时候工人阶级已普遍成为本企业的股票持有人，尽管是小股东，在1994年的大选中瑞典民主社会党以百分之四十五的得票率夺回执政地位。社民党上台后，没有再恢复雇员投资基金，推出科技福利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和教育对于经济增长、劳动就业以及社会公平来说至关重要。为了纠正现存的社会不公平，公平的分配受教育的机会比事后再分配社会财富更有效。瑞典社民党不屈不挠地为工人阶级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斗争。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三位国际领袖照片：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尊重他们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导师。第四位才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布兰亭。瑞典社会民主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模式是科学理论。同所有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其能否成立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2001年11月6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

1920 年，瑞典社民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建立一批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1924年下台。由于政治上存在优胜劣汰的民主选举机制，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自身“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的内在弊病而被自然“劣汰”了。民主政治机制能够保证及时纠正错误。

瑞典社民党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1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关键，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1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就是说由政府（在工会监管下）通过税收把一部分企业利润分配给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建设福利型国家。这样一种认识成为他们的新的施政纲领，1932年再次上台时，大得人心，既得到了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拥护，又得到了资本家的拥护，竟连续执政44年！

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创新方式来解决企业的劳资矛盾问题。摒弃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或国有化政策后，致力于劳资妥协。1936年，工会联合会（LO）和雇主联合会（SAF）开始进行谈判，到1938年双方签订了《萨尔茨耶巴登协议》。这个协议规定了解决劳资纠纷的程序、机构等等，对企业主的管理特权作了一些限制。协议规定双方代表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为期一至三年的协议，共同遵守。如果协议到期以前两个月内，双方中任何一方没有提出异议的话，就继续有效；如果一方提出异议，争执不下，达不成协议，就由政府指派一名调停人介入谈判，促成问题的解决。这个协议被认为是瑞典劳资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开辟了劳资协调合作的新时代，对以后瑞典社会关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76年又通过了《劳动生活共决法》，废除雇主联合会章程的第32款，就是原来由雇主单独决定问题，改由劳资双方共同决定、工会有权参与决定投资、生产战略等过去由资方单独决定的问题。其要点是：（1）企业主在决定对企业经营作出重大改变之前和决定雇员劳动条件以前，要和工会进行谈判，工会可以要求对任何其它问题，举行地方一级的谈判或中央一级的谈判，这种要求一经提出，企业主就应推迟作出决定或推迟决定的实施，直到谈判结束为止。（2）要求企业主将经济技术情报以及人事政策的指导原则，经常向工会通报。（3）工会有权查询帐目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有关文件。《劳动生活共决法》大大提高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

瑞典工人阶级队伍共有四百二十万二人，占总人口的一半。产业工人有三百万，体力劳动者百分之九十都参加了瑞典工会联合会；白领人员另外组织“中央职员组织”，有七十万人。瑞典的中央工会联合会是最大工会组织，有二十五个分会，二百五十万会员。三十多年来，每次大选，百分之七十的产业工人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它是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基础和坚强后盾。多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在工人运动当中涌现出来的，二分之一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出身产业工人家庭，三分之一的议员本身过去就是产业工人，这个比例比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比例都大。

瑞典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比它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多四倍，瑞典的机械设备甚至高出十四倍，它的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瑞典的工业企业92%都是私营的。国营企业的比重并不影响民主社会主义的性质。全部交通、能源、卫生、教育等公用事业，大部分采矿、炼钢、造船业，一个最大的银行，共同组成一个由每个部门行业参加的全国企业委员会，职工达一百四十万。社会民主党在教育、卫生、环保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不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管理，而是由公共部门来管理。瑞典的学校全部是国立的，没有私营的，医院也没有私营的，教育卫生部门没有盈利任务。

瑞典的农业基础是十一万户家庭农场，所雇佣的农业工人只有一万二千人，主要的重担落在农场主机器家庭成员身上。瑞典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8%，而从事农业加工、储存和食品生产的人员则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多三倍。瑞典农产品自给绰绰有余。粮食、肉类、油类等有30-50%的剩余，出口给波罗的海国家。瑞典也有合作社组织，是为家庭农场服务的。每个农场主可以同时参加几个合作社，比如种子合作社、奶业合作社、林业合作社等等，社员自己推选领导机构。农民有自己的组织—瑞典农场主联合会。国家向农场主联合会协商农产品的价格、补贴、信贷和税收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国家和合作社之间签订经济合同。国家在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的利润或降低消费者的支出的时候，才对价格的形成进行干预。这时国家往往要从国家预算当中拿出数十亿克朗用来补贴。国家通过经济政策，扶持小农场主，“管束”大农场主。

十四、团结资产阶级 建设社会主义(一)

------《千秋功罪毛泽东》结束语

本文摘要：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或有意不执行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832页）这句最重要的话，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定制的那种政府垄断生产资料，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人民没份的占有方式，是对《资本论》的误解或曲解。取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条，就割断了人民群众与国家资产的血肉联系，所谓“全民所有”就成了欺骗民众的空话。共产党不仅“代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代表人民”握有全部财富。人民中原来有财产的被剥夺了，没有财产的依旧没有财产。无论怎样进行宣传鼓动，人民就是提不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来，国家陷入停滞衰退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执行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大政策。然而邓小平等改革开放的领路人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被“左派”指责搞了“修正主义”，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我们要绕开那些并非马克思主义传人的二三流的神殿，直接向马克思请教，向卓有成效地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了共同富裕、消灭了三大差别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理直气壮地、光明正大地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二十世纪末，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整体性失败、制度性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资产阶级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给民营企业家摘掉“剥削”的帽子。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最深刻的总结，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正、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行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行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典范。

2002年11月中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提出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实际上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自提出“三个代表”以来，为防备“左派”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其深刻含义没有为广大人民所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新意是：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对其错误的超越，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各级地方官员吃透了上级的精神，敢于在本地区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不敢承认这是发展资本主义。年轻创业者陆诒章创办“上海资本家竞争力顾问有限公司”，因为违背了“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把“资本家”三个字上了企业名称，注册时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驳回。陆不服，向徐汇区人民法院状告工商局，工商局官员拿着《辞海》对簿公堂，论证“资本家”的非法性。法院一审判决维持被告决定。僵化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阻碍着中共的纲领路线与人民的沟通。本文要把在中国现阶段可会意不可言传、能做不能说、要群众跟着走又不向群众说明的一些问题----主要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彻底敞开说一说。

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生产力维持生产线按一定的数量和质量标准平衡地运转；先进生产力要打破旧的平衡，创造新的数量和质量标准，使生产上一个新的台阶。工人是生产力的代表，但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这是被生产力的发展史所证明了的。

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初期，反对一种织带子花边机器的工人暴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这种机器是在德国发明的，它能同时织四至六条花边；但由于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因而压制了这项发明，并派人将发明者处死。1629年，荷兰莱顿工场主采用了这种机器，引起花边工人暴动，迫使市政当局下令停止使用这种织机。荷兰国会还通过了禁用织机的法令。1676年织机传入英国，也引起了织工骚动。1685年2月19日，德皇颁布敕令，为了社会的稳定，禁止在全德国使用这种机器。在汉堡，根据市政当局的命令，它被当众焚毁。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一个荷兰人在伦敦附近开办了一家风力锯木场被民众捣毁。1758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十万名由它所造成的失业者焚毁了。五万名一向以梳毛为生的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阿克莱发明的梳毛机和梳棉机。1779年兰开夏的工人展开破坏机器的斗争参加者达8万余人。19世纪最初15年，以英国诺丁汉的“卢德运动”为代表，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了大规模地破坏机器的运动。卢德是一个事业工人领袖，他带领自己的弟兄们疯狂地捣毁机器，直到政府武力镇压才遏制住这个破坏的狂潮。

青年恩格斯在考察了曼彻斯特纺织工业区之后，对科学技术的结晶—机器进入生产领域是持否定乃至反对态度的。他义愤地指出：

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越大，工人失业的就越多。因此，每一种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0页）

他举例做了细致地分析：由于头一个发明—一个工人摇动的珍妮纺纱机—的生产能力已至少比一架普通纺车高五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纺机就要使五个纺工失业。生产力比珍妮纺纱机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个工人操纵的水力纺纱机就剥夺了更多人的生计。自从许多纺纱工厂使用自动纺纱机以后，纺工的作用就全部化为乌有而由机器代替了。

恩格斯说，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费力的工作一天天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资要少一些，甚至少三分之二；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却一天天地被从工业中被排挤出来，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甚至由于机器完全代替了人力，整个的劳动部门被取消了。资产阶级老爷们可以去问问曼彻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放清道夫，去问那些在街上卖盐、卖火柴、卖橘卖鞋带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讨饭的人，问问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器剥夺了工作的工人。在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由于蒸汽机的普及推广，把八十万熟练工抛上街头。

马克思深受恩格斯的调查报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影响，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搜集大量的工厂调查报告，证明恩格斯的结论：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马克思把机器看做是工人阶级的敌对力量，他是这样说的：

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罢工即劳动反抗资本专制的这些周期性暴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 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

（《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一卷，第44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情失业工人，为失业工人鸣不平，想制止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在道义上百分之百的有理。但是，为了维持工人的就业，保持工人的稳定的生活，要求厂主不得添置新的机器设备，不得采用新技术，这就取消了生产力的发展，取消了财富的增加，取消了社会的进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空想社会主义胎记，据《资本论》记载：当时“英国五万人用机器纺掉的棉花，如果用旧式纺车来纺需要二亿人，这当然不是说纺纱机排挤了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二亿人的位置。这只是说，要代替纺纱机，需要大量增加工人人口。”（《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一卷，第434页）1870年英国总人口是二千一百万，如果只靠人力纺车，不仅工人一个不会失业，加班加点一辈子也干不完；就是从国王到臣民都去摇纺车也干不完二亿人的活来。有了纺纱机，五万人能顶替二亿人，生产率提高了四千倍。英国的国民收入，十八世纪末叶是一亿二千万英镑，1870年达到12亿镑，增加了10倍。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用机器代替工人，或者说机器排挤了工人，是普济天下苍生，推动历史发展的首善之事，正是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地发展，逐渐地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创造着物质基础。

从以上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不是工人。在由机器和工人的辅助劳动合成的生产力中，工人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他们希望在生产劳动中维持现状，挣稳定的工资，过稳定的生活；害怕由于机器的改进或新机器的发明被迫改行甚至丢掉饭碗。工人们本能地仇恨新机器，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当新机器、新技术被普遍推广使用后，先进生产力就变成了普通生产力，更高级的新机器、新技术又在发明中。于是，工人们又去反对那些将要发明出来打乱他们甫告平静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更高级新机器和新技术。先进生产力是个相对的、变动的概念它永远同工人的既得利益处于对立地位，但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又寄托在生产力无限发展和社会财富总量的无限增加中。过去我们一直宣传工人阶级与大生产相联系，是最先进的阶级，理所当然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资本家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俈。这是不正确，是既不符合历史，又脱离现实生活的。股份制使生产的规模可以无限地扩大，解决了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和平演变，在保留私有制的条件下把资本家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了，经理或厂长成为企业的灵魂，但资本家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组织形式监督企业的营运和掌控企业的发展，这就避免了那种因“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浪费无人过问、亏损无人负责的国营企业弊病。在这种制度下，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科学技术外化为各种不同用途的机器设备，“变成一种独立的劳动生产力”。（《 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一卷，第365页）机器设备虽说是手工工具的进一步发展，但它同工人的关系与手工工场时期工具同工人的关系不同，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手工工场时期，工人是劳动劳动的主体，工具是工人身体的延伸，是起辅助作用的配角。当然，机器设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人的发明创造，是科学家、工程师们艰苦劳动的结果，是这些科技人员赋予了机器设备“人”一般的生命，我们可以把越来越自动化的机器设备看作广义的机器人，所以机器设备也具有劳动者的意义，它是一种以化身形式存在的劳动者，机器设备本身是脱离工人而独立存在的先进生产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当科学技术已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在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不断扩大时，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论就逐渐缩小范围直至完全不起作用了。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掌握的先进生产力，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和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水平。经济生活可以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残酷争夺，可以是双赢的结局，使每个人都成为受益者，尽管受益的多少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普遍受益的同向分化。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没有尖锐化，没有出现爆炸性局势，秘密就在这里。

科学技术人员的创造发明是先进生产力的源头活水，但停留在这一阶段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形不成现实的生产力。从前述花边织机的遭遇可知，要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一件阻力重重的事情。最热心、最积极、甘冒风险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是受超额利润驱动的资本家，正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要打倒的资产阶级是把科研成果引入生产线的推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认识和承认这个结论十分重要，资本家在现代企业中处于主导的地位，既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新技术、新机器、新材料的推广普及者。现代的一些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一些托拉斯，为了研制新产品，都设立专门研究机构，把引进新技术、新机器、新材料看做是企业的生命线。新产品比起老产品来物美价廉，只有拿出新产品来，才能取得高于本行业平均利润的额外利润。一种新产品投入市场，会在一定时期内给这个企业带来额外利润；但同行们很快就会起而效尤，使整个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普遍地提高起来，又把利润率扯平，进而使平均利润率下降。这时又有新企业拿出新产品来，追逐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额外利润。社会生产力就这样在竞争中不断地提高。一百五十年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的长足进步，新产品目不暇接地涌现，社会财富无止境地增加，资本家或资产阶级都是首功。

社会分裂为富人和穷人是以生产不大发展、社会财富匮乏为基础的，它将被先进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消灭贫困的正确途径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而先进生产力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里面才能得到充分地发展。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曾经是共产党员，现在是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主席。他在2003年8月访华时接受《环球》杂志专访，谈到罗马尼亚与西欧的差距时讲了一个“痛苦的事实”：“在罗马尼亚当总统不如在德国当失业者，因为一个德国失业者每月的救济是2300马克，罗马尼亚总统每月的工资是1250马克。”德国能给失业工人发放高于罗马尼亚总统工资的救济金，是因为没有按《共产党宣言》的办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工人阶级在失业的情况下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解放的新的含义和新的道路。

共产党人反对了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坏蛋。他们是第三阶级等级中最勤劳、最能干、最精明、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的祖先是农奴，他们的父辈是城市市民。《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最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张，为解放穷苦工人，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这个“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性错误，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

发表《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30岁，恩格斯28岁。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认识资本主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们不能超越曼彻斯特资本主义这个原型给他们带来的历史局限性，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正是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发动起义的前夕，接近爆炸的阶级斗争形势，对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义愤，使他们在定稿时带上了道德感情色彩，错误地给资本主义判了死刑，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一定要用暴力。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成为一种打着解放工人阶级的旗帜摧毁先进生产力的暴力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与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区别是：三大空想家是说服国王和政府采纳和实行他们理想社会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数日益众多的无产阶级可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物质载体，认为通过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改造社会。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一种思想家的幻想，变成了千百万人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实践，最终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运动。恩格斯宣布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以此为题目写了一本小册子。但所谓的“科学”是手段的有效性，而不是目标的现实性，其目标中的空想成分，并没有改变。“科学社会主义”成了“暴力社会主义”，误导了包括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内的几代共产党人。这些伟大使徒们的错误就是把手段的有效性和目标的现实性混为一谈，把手段当作目标，把形式当作本质，殊不知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他们高扬“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小农经济，自以为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而斗争，实际上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消灭建立更高级社会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被消灭了（手段的有效性实现了），先进生产力也随着被消灭了（目标的现实性幻灭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给社会的是永远的贫穷落后，永远的票证经济。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经历。

从1945年到199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的45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除美国外大家都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来，这45年是两种制度和平竞赛的45年。45年的比较，谁优谁劣？谁代表先进生产力，谁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谁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物质利益，谁用大话和空话欺骗了民众？人民已做了结论，历史也已做了结论。

东西德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前哨，马克思的子孙们仔细地、深入地、长期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对比。社会主义制度首要的一条就是没收私营企业，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从1945年开始，东德的企业在即资本家们即开始向西德逃亡。东德的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开始认为让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走掉是件好事，可以净化社会，减少反对派，有利于党的统治，不仅没有制止，还给他们发了前往西德的通行证。到1961年跑了270多万人。后来发现，不仅资本家跑了，科学家、教授、医生等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技术工人都往西方跑。这股逃亡浪潮愈演愈烈，直接威胁了东德的生存，于是修筑了“柏林墙”。

德国统一前夕，西德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东德的人均国民收入高四倍。西德的产值占两个德国全部产值的93%，东德带给大家庭的财富只占国家全部财富的的7%。统一后，联邦德国作为全德国的中央政府拨出巨额资金帮助东部同胞，对于帮助东部地区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加速经济结构的改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东德统一社会党垮台后，该党政治局委员，长期负责意识形态的京特·沙博夫斯基对本党的失败有深沉的反思。（见《京特·沙博夫斯基采访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他带着亡党亡国之痛说出了两个令共产党人“沮丧”的真理;

一是国有制不如私有制。在“国有制框架内”，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永远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说“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率更高的一种形式”是欺人之谈国。国有制的优越性是理论家推导出来的，是虚幻的，例如理论家们最爱喋喋不休地宣讲：“工人在国营企业干活时当家作主，是为自己干活；在私营企业干活是为资本家做奴隶，是受压迫、受剥削。”德国工人的实际体验是，在东德国营工厂里当家作主，挣五百马克；到西德私营企业去受压迫、受剥削，挣二千马克。工人们“用脚投票”，逃往西德，宁可“受压迫、受剥削”去挣二千马克，也不留在东德“当家作主”。

二是社会必须要有资本家。这个“令人沮丧”的真理是共产党人最不愿意接受、但又必须接受的，只要他们不想像德国统一社会党那样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资本家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阶层。尼克松认为：“东欧45年的共产主义'和平’，甚至比西欧五年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管理阶层的摧残更加严重。东欧国家普遍缺乏使资本主义杠杆起作用的高级经理、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才。(尼克松：《新世界》，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24-125页)对资本家进行诋毁，把他们妖魔化，都赶到西方去，使东德发展经济时失去了依靠力量，失去了先进生产力的领头人。这是一种痛苦的反思。东德与西德相比，多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包袱，少了一个管理阶层，是东德经济搞不上去的根源，是东德亡党亡国的根源。

我们一直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偏见：说是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又如何呢？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的20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于制度性的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职工工资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5.7%职工 的年平均工资从1957年的582元下降到1978年的549元。（刘仲藜主编：《奠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日本是被我们视为“制度落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剥夺资产阶级，保留了私有制。从19551年到1973年，日本30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工资提高了将近三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九倍。结果，剩余价值率从1955年的314%提高到1970年的443%，是一个劳资双赢的结局。（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你要真想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二十年内给工人提高三倍工资，就得团结资产阶级，保护私有制；私有制不仅和资产阶级利益攸关，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共损共荣的。

暴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个世界，但最终没有能够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无论遭到多大的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人类就是这样不顾平等、正义的呼喊，脱离原始共产主义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个不能消灭的阶级，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最根本的教训。

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选择：民主社会主义

1836年至1852年，德国有一个密谋起义的工人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其思想领袖、裁缝魏特林“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9页）这是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因理论不完备，同盟会求助于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于是就有了《共产党宣言》。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虽然震撼了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却没有为人民群众所广泛接受。恩格斯后来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宣言》“虽曾被译成法文、英文、法兰德斯文、丹麦文和其他文字，但是它对其他民族却没有发生任何影响。”（梅林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版396页）“从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被判决时起，便结束了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41页）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德国工人运动第一阶段从此画上了句号。

1849年欧州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

（恩格斯：《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8页）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改变曲高和寡的状况，1852年11月17日解散了共产主义同盟，他们没有建立共产党，转而支持拉萨尔领导的温和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上的重大转变，由共产主义者向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重大转变。在他们指导下，1869年8月，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这个德国工人运动第二阶段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阶段。

为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李卜克内西解释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一样。民主的国家，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成的社会唯一可能形式。正因为我们弄清了社会主义同民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才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呼，包含着我们的纲领。（《不要任何妥协》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七、八页）

此后，欧洲国家新建的个人政党都叫做社会民主党（个别的叫工党），而不叫共产党。

恩格斯在1894年1月26日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屠拉梯的信中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文字，将《共产党宣言》作了重要修改。

原文是：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479、502页）

修改后的文字是：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者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515页）

这一重要改动表明，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者”才是无产阶级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真正代表，“共产党人”没有被欧洲工人运动所接受，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自从1864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以后，在马克思起草的各种文件中，“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便被“社会主义”一词所取代。马克思不再拘泥于暴力革命，提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有两条道路：

在新堡和巴塞罗那，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的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不良结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议。

（1871年7月3日《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638页）

1871年巴黎公社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血战后，欧洲大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普遍采取了让步政策，这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看到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多次发表关于和平过渡的意见，使他们的学说更全面、更能反映欧洲国家的实际生活。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告诉国际工人协会荷兰支部的追随者和工人们：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179页）

1866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二版，第504页）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捁.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削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页）这就是在教科书中我们常讲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在股份公司出现之前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因为除了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剥夺剥夺者之外，社会生活还没有提供解决这个矛盾的别的方法。这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一卷时的历史局限性。股份公司打破了垄断，创造了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相匹配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占有形式。马克思不是抱残守缺、维护过时论断的“权威”学者，而是对历史负责任的革命家。在研究了股份公司之后，他马上作出了新的结论：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中文版第502页） 

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马克思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过渡点，这就是股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三卷时所设想的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形式，是让每个人都能占有一定的企业股份，具体地讲，这种公有制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股份私有制来实现的，是以全民持股制为实现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社会化。股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因素。恩格斯认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益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07页。）

十五、挑战两报一刊 批倒划界理论

――避免苏联式的土崩瓦解 学习美国式的长治久安

政治体制改革风声一起，主流媒体的写手们纷纷出来划清界限：问一问姓无姓资，划清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光明日报》于9月4日抛出《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署名徐振华，据说真正执笔为文的是主导意识形态的一位高官。9月8日《光明日报》刊登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的文章《划清两种民主的界限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同日，《解放军报》发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院长蒋干麟的文章，要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求是》第18期发表署名秋石的文章，题目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也提出了“划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两报一刊齐上阵，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造势。

“划界”理论是祖师爷列宁传下来的，其代表性的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一理论有两大要点：一个是阶级论，无产阶级民主制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平民坐天下，这是阶级的优势；一个是数量论，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平民永远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这是数量上的优势。当时列宁理直气壮地说：“无产阶级民主制（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正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即为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把民主发展和扩大到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 [1]

这两论一摆，反对者只好噤声。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这个为护身符，理直气壮地实行一党专政几十年。

这一套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时代，人民还是信服的。暴力夺取政权，首领不执政谁执政呢？两代人的时间，合法性的危机就出现了，三代人的时间，就出现了苏联垮台，东欧剧变，中越等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列宁为一党专政打造的“护身符”是1918年发表的，距今九十多年了。无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根本性变化表现在彼此易位。“无产阶级民主制”变成了代表一小撮权贵资产阶级的政权（如中国、朝鲜），“资产阶级民主制”超出了有钱人的范围，变成了全民民主制的政权（如美国、欧盟诸国），投票权成了百姓维护自己权益的有力武器。

16至19世纪，欧洲和美国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些革命并没有能够立即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想，欧美等国都曾经有选举的财产限制，说这个时期的民主仅仅是有钱人的民主大体是不错的。1883年恩格斯说：“‘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2] 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19世纪末叶开始发生变化，这些国家纷纷取消了选举的财产限制，实行普选，美国和西欧国家逐步实行了政党政治，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有了一定的席位。当1890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把铁血宰相俾斯麦赶下台，废除了用恐怖手段限制工人运动的非常法的时候，恩格斯的观点完全变了。他肯定了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有成效地利用选举权，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他甚至认为这是一场“社会革命”。[3]

1924年1月，英国出现了世界第一个竞选上台的工党政府――麦克唐纳政府；至六七十年代，美国和西北欧各国家逐渐演变成为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工党）带给资本主义制度的是政策调节，不是重建制度，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奠基的。所以从制度上说，这是一种改良，不是革命。但这次改良，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非比寻常，其影响超过了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一次试错，没有给人类找到出路。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使老资本主义变成了新资本主义，使暴力革命变成了和平进化，使社会重大的利益调整出现了双赢的结局：一方面，保留私有制，不剥夺资产阶级，保护了先进生产力，保证了生产率的不断发展；一方面，政府调节分配，向富人征收高额累进税，实行全民福利制度，实现了相对公平，缩小了贫富差距，这是一个资本家可以接受，劳动者也满意的根本国策。所以恩格斯把这种政策调整提高到“社会革命”的高度来认识。一个既非老资本主义，又非苏联式的老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就这样产生了。
1945年二战胜利后，英国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领导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产及社会服务性企业实行国有化，使经济领域中的国有成份达到百分之二十；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社会总收入的五分之二通过税收由政府实行再分配；实行“全民福利”的社会政策，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年老、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中小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4] 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这么叫响的。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使原来的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瑞典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中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曰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苏联模式的变种，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历史地走向了反面。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扑后继”的党，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光明日报》的文章开宗明义地提出“由谁统治”的问题，好极了，我们就从这里入手，只要一较真就会发现，这正是执政党的软肋。构成我们政权的四樑八柱是些什么人呢？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这个概念在本文中专指大陆）人的资产占有情况，是党和政府的中层以上干部成了特权阶级。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报告披露：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市民 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财产超七百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00万至 2500万；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山东省，平均 700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
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 幢，面积600平米至900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600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面积500平米至6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山东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700平米；辽宁省，平均3幢，面积600平米至850平米。

从2003年至2008年6月底，在职地厅级以上官员离婚再娶者52570人。这里头少数有正当理由，有许多属于喜新厌旧，更多的是为了转移财产，把巨额财产划在前妻名下，贪官自己，既保住了江山（职位），又可再娶个美人。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 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这个数字许多文章引证错了，说成了百分之四，是百分之零点四，即千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5]

邓小平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多次强调：“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6]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7]

现在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经济改革，从单纯经济观点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谈付出了过多的环境、资源和劳力的沉重代价），但从政治上看，是失败了。要挽救这个失败，经济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这个失败，将是历史的大倒退。我们政治上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共产党由穷人党向富人党的蜕变；政权由建国初期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经过了毛泽东独裁统治，向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蜕变。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革命年代造就的政治强人，没有人能够控制左右他们。三代人以后，强人政治已经变成了常人政治。一个普通人，跟我们一样的人，幸运地通过各种机遇走上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地位。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的合力来行事。在组成当今社会合力的力量中，权贵集团力量最强，所以权贵集团可能决定政策的方向，改革的方向。常人政治的常人领导人可能成为权贵集团的俘虏 (西方政治学已经有一个共用名词“俘获国家” [State Capture] ，中国习惯译成“俘获政府” ，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领导人成了权贵集团的俘虏），被他们所掌控，成为他们的工具，这就是常人政治的困境。现在事实上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控制了党和政府，改革派不能有所作为，连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媒体过滤掉，并受到主流媒体的围攻，他们企图把改革派领导人与人民隔绝开来。改革派领导人要摆脱困境，只有向民间寻求力量。这就是中国的现状。改变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和平改良，一种是暴力革命。

两报一刊的文章竟然把“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和剥削说成“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它把过去只有少数剥削者才能享受的民主变为大多数人都可以享受的人民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8]

这种站在云端说出来的神话，离开中国社会实际十万八千里，在官方改革派公布的那些官僚资产阶级巧取豪夺、贪污腐败的事实面前，显得那样苍白，那样丑陋，那样无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到这种程度，连指鹿为马的祖师爷赵高都只能自叹弗如。在推动中共亡党亡国的问题上，两报一刊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又立了“头功”。
结论：原来说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民众的，党的掌权集团经济地位的变化把这种代表关系完全颠覆了。“由谁统治”？现在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国体，一不代表穷人，二不代表多数。一党专政绝对失去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共是经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进而成为执政党的，没有参加过暴力革命的党派不可能成为与它平起平坐的反对党；而没有具有平等资格的反对党的监督，革命党必会腐败蜕化，这已为二战后社会主义各国走向衰亡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特别为中国30年改革开放一党执政走向腐败的鲜活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中国的具有反对党资格的反对党，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一个从中共分裂出来的、在执政党面前毫不矮化的反对党的存在，是执政党正确执政、民主执政、廉洁执政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政党轮替，不会产生亡党亡国的心理危机。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干预政治，也能够顺理成章地实现。

美国轮替执政的两党，原本是一家。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来源于1792年托马斯·杰斐逊建立的民主共和党。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 为美利坚合众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同时也是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的主要起草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1825年，民主共和党发生分裂，其中一派自称国民共和党，后改称辉格党；而另一派在延续了一段民主共和党的名称后，1828年建立民主党。1854年7月，辉格党与北部民主党人和其它反对奴隶制的派别联合组建共和党。1860年11月，共和党领导人阿伯拉罕·林肯（1809～1865）当选为总统，该党首次执政。

1861年4月至1865年5月发生了南方奴隶主的叛乱。林肯领导了共和党政府平息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1863年1月1日，林肯发布《最后解放黑奴宣言》，平息奴隶主叛乱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863年12月8日，南北战争尚未结束，林肯发布《大赦与重建宣言》。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身亡。15日，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继任总统。5月26日， 约翰逊继承林肯的遗志，宣布大赦，赦免曾与国家为敌的前南方同盟政府人员以及支持奴隶制的民主党人。（辛子陵评注：这与我们党和政府20年不赦免本无大错的“六四” 青年，形成极其强烈的反差。）12月18日， 宣布奴隶制为非法的第13条宪法修正案通过生效。林肯－约翰逊政府对反对派和反对党的宽容团结的政策，为世界各国执政者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南北战争结束后，共和党五任总统连续执政20年。由于长期执政，许多共和党官员贪赃枉法，腐败无能，引起民众的痛恨。民主党改变了只代表南方种植园主利益的狭隘立场，转而代表工商企业家、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的利益，其总统候选人克利夫兰在1884年大选中胜出，当选第22任美国总统。从此，共和党与民主党通过竞选轮替执政的局面形成。

参照美国长治久安的历史经验，只有执政党一分为二，只有把党的队伍整编成两路大军，这两支同根生的党的队伍，才能够互相监督，互相砥砺，互相轮替，互相转换，在为国民服务的竞争中接受执政的考验，永葆青春，永不懈怠，永不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主义共产党(2009年1月成立)、中国工人党（2009年7月成立）的出现是件好事情，要因势利导，允许其合法存在。

现在共产党内事实上有三派：官僚资本主义派，毛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
官僚资本主义派是当权派。他们控制着国有企业，控制着媒体，控制着国家机关。他们主张改革开放既不前进（搞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后退（放弃经济改革的利益回到毛时代），停下来。这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口号是“稳定压倒一切”。想的是“维稳”，干的是“维稳”。他们增加维稳经费，扩大维稳编制，甚至运用安元鼎保安公司这样半黑社会力量抓捕关押上访者，想在国庆60周年露一手，创造太平盛世。让他们没想到的是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达到23万起以上，比起2008年的12万起，翻了一番。他们终于认识到，治理13亿人口的一个大国，靠暴力摆平一切是不可能的。他们抗拒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志有所动摇。标志性的事件是2010年7月上旬，曾任瓦文萨的顾问，被誉为波兰1989年和平转型的灵魂人物的亚当·米奇尼克应邀访华。
毛派的主体是粉碎“四人帮”后政治上的失意者，以代表工农弱势群体的面目出现，打毛的旗帜，以公平正义夺取话语权，实际上是不甘心被边缘化的地位。他们并不是真心想回到缺吃少穿的计划经济时代，而是要夺取政权，至少是谋求政坛上的一席之地，急不可待地组织了两个毛派政党。他们甘为权贵集团利用，攻击改革派，成为权贵集团的同盟军。
民主社会主义派由党内民主派演化而来，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胡赵被撤换后跟着失势。这一派是一个广大的党内干部群体，离退休老干部多数属于这一派，在职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其人。他们人数众多，但不显山，不露水，不组党，不组派，等待中央转型。他们忧国忧民，也真心为党，主张把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建设性的救党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现在，一个类似社会民主党的派别或政党，已经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谁能举起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谁将在党内和民众中争得多数，谁将在十八大胜出，并主导中国的未来。

令人欣慰的是温家宝总理最近明确表态：“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很久以前就提出的概念。尽管社会议论纷纷，尽管遇到阻力，我仍会坚定不移推动我的信念。在我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不倒，至死方休。”
他还表示：“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决定国家力量的是人民。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愿望是不可阻挡的，顺者昌，逆者亡。” [9]
温总理的坚定态度，说明在当权派中，改革派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硬。这种明智态度，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正当改革派的领袖人物向人民走来，与人民结合的时候，有人说大家千万不要相信温家宝，他是有个人企图的，你们这些“改革迷”被他耍了……，这些“智者”明告我们的是共产党只能推翻，不可能改革；我听到的画外音是：把温家宝和人民隔开，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来势汹汹的改革潮流就被化解了。我很赞成一位网友的意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温家宝的真诚，勇敢和大度，他是活着的赵紫阳和胡耀邦，我们不要等待中国开明的领导人失去了权力以致生命之后，再去纪念他，缅怀他，我们应当在此时此刻就给他多一些鼓励！”

我将恩格斯的一条语录，赠给党内各派：

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10]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执政党的民主化。“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是陈独秀说的。要承认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派别，把这看作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而不是削弱党的执政能力。有意识地由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

要有意识地建设一个与执政党相辅相成的反对党，在执政党发生重大错误不能继续执政时，成为有准备地替补队员。谁能担当大任，被推上历史的前台，要看他们的表现。中共各派只有在党能够继续执政的前提下，才有自己的前途。毛派必须改变文革思维，放弃推翻中央领导，祸乱全国的打算，自觉地参加到民主宪政的运动中来，按照民主共和国反对党的模型建设和塑造自己，才能成为政治改革中的建设性力量。在民主社会主义旗帜下，在民主共和国的框架内，实现党的民主转型，建设执政党和反对党能够互相转化、互相替补的多党制，避免苏联式的土崩瓦解，实现美国式的长治久安，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

2010.10.6

[1]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版第28卷第228页。事实上，正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俄国十月夺权，从一开始就是党专政－领袖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制只是列宁抗拒批评的诡辩。

[2] 恩格斯《反杜林论》，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7页。

[3]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0年3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59页。

[4]
王小曼：《战后英国工党的发展道路》，见《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5] 辛子陵：《‘腐败黑数’知多少》，《中共兴亡忧思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538～542页。

[6]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7]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 111页。

[8] 2010年9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笔名秋石，参与写作的课题组成员：闫志民 常光民 杨绍华 李传柱 王传志。

[9] 2010年10月5日凤凰网资讯 温家宝接受CNN专访：推动政改至死方休。

 [10] 恩格斯：《工人政黨》（1881年7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521頁。

十六、20世纪下半叶中美苏三国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过三次核战争危机，后都一一化解了。我们不能忘记帮助中国从核阴云中走出来的三位历史人物，他们是艾德礼、赫鲁晓夫和尼克松。

由于毛泽东的“一边倒”，倒向苏联，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定位，美国一直把中国视为主要敌人，曾两次策划对中国发动核战争。

朝鲜战争一、二次战役中美军惨败，美军统帅麦克阿瑟1950年12月30日向美国政府建议，“宣布承认中国当局强加于我们的战争状态”，跟着就把“30至50个原子弹投到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其他敏感的地点。”杜鲁门总统随后召开记者招待会，暗示可能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决定何时使用的将是麦克阿瑟。作为美国主要盟国的英国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闻讯立即飞往华盛顿会晤杜鲁门，坚决反对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艾德礼的斡旋劝说对制止美国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起了重要作用。i

第二次是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据大卫·沃尔夫主编的《最新解密的关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原子武器发展的政策的文件选编(1961～1965) 》一书透露，1961年1月，美国总统肯尼迪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研究中国核武器的威胁，以及对东南亚的影响。从1961 年起，美国开始使用U-2高空侦察机，深入兰州到包头一线的中国领空，进行间谍拍摄。同时，当时刚刚兴起的卫星摄像技术也迅速被用于对华侦察中。美国在1961年12月，得到了第一张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卫星照片，并于1963年8月认定中国的核原料工厂位于兰州。

   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在1962年底检讨了美国对华政策。政府中的主流看法是，中国和苏联都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保持敌对态度，这一点并没有因为中苏分裂而发生根本变化。相比较而言，中国甚至更为“ 激进”和“好战”。1962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国支持越南的民族革命战争等，均强化了肯尼迪政府中敌视中国的情绪，使美国的决策者深信，中国是对美国更直接和更危险的威胁。这种担忧集中体现在肯尼迪的谈话中，他对《纽约时报》专栏记者克罗克说，“中国就要有原子弹了，而一旦中国有了原子弹，整个东南亚都会落入中共手中。”因此，美国必须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

    1963年7月，与苏联进行核禁试谈判的美国代表——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在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便接到肯尼迪的指示，要求他“尽力查明赫鲁晓夫对限制或阻止中共核计划的看法，以及他是想由苏联采取行动，还是让美国行动？”

  根据哈里曼在莫斯科向华盛顿拍回的电报，赫鲁晓夫的看法是，在法国也并没有签署核禁试条约的情况下，单独将中国挑出来作为威胁是难以接受的；而且一旦中国有了核武器，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喊大叫”了。

1963年7月25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草签了《禁止在大气层、外空与水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其主要内容就是两条：一是签约国不进行条约禁止的核试验，二是不纵容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

7月31日，中国表示反对这一条约，指责美、苏、英三国企图通过条约巩固自己的核垄断地位，并宣布中国不会受这一条约的约束，苏联不能替中国作出任何承诺。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内部一直有关于用军事打击阻止中国核试验的设想。一位肯尼迪时期的高层官员透露，白宫曾考虑过美苏联手，先发制人地使用战术核武器打击中国核设施。联合作战方案包括美苏分别出动一架轰炸机，飞越中国西北的罗布泊地区，各抛下一枚炸弹。这一计划已告知苏联，因赫鲁晓夫拒绝合作而作罢。直到肯尼迪被刺身亡前，也没有下决心把袭击的各种设想付诸行动。

毛泽东的策略是在反修高潮中突然放下身段向赫鲁晓夫示好。1894年4月17日是赫鲁晓夫70岁寿辰。在16日中国领导人致赫鲁晓夫的祝寿电报中，毛泽东亲笔加上了“亲爱的同志”，又在后面写上：“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ii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就任美国第36任总统。他继续考虑对中国核基地进行打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1963年12月中旬，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完成了一项空中打击中国核研究基地的行动方案。1964年4月，国务院东亚问题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又根据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领导人的要求，拟出了4种供选择的方案：

1.由美国单独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空中打击；

2.由国民党的空军进行空中打击；

3.雇佣在中国的特务进行地面破坏；

4.空投国民党军队。

不过他在报告中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指出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并不可取，不仅是因为没有苏联的合作行不通，而且美国可能会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

1964年9月15日，约翰逊总统专门召集会议，再次讨论如何对付迫在眉睫的中国核试验。与会者排除了由美国单独采取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计划，但仍想争取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约翰逊对此表示同意，但赫鲁晓夫不同意，毛泽东以夷制夷的策略得到了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第五个核国家。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们检查从辐射云中收集的灰尘时，他们大吃一惊。原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所使用的核填料，根本不是美国情报机构长期认定的钚，而是U-235。这就是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一颗铀弹。这意味着，中国的核能力是以一种很快的速度发展的。约翰逊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极力贬低这一事件的影响，称中国的核试验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和西方国家会“认识到这种爆炸的有限意义”，而且不必担心“立即导致发生战争的危险”。iii

    1968年尼克松当选第37任总统，1972年连任。在尼克松任期内，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美苏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尼克松一反美国传统的反华反共政策，敢于在苏联决定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关键时刻对中国伸出援手，改变了世界格局，改变了历史走向，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苏联要对中国动用核武的背景，要从珍宝岛事件说起。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两国军队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军队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17辆，击毙苏军58人，击伤94人。8月13日苏军出动坦克和直升机打死中国边防巡逻队38人。苏军吃了亏，苏军高层反映强烈。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

美国认为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标志着“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存在的那种牢不可破的团结，已经化为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引者）沿岸的血泊而泯灭了。”“中国目前会暂且跟美国‘共同’对付俄国。”iv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询美国意见。尼克松总统召开国家安全会议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尼克松总统采取两项重大措施帮助中国。一是把这个重要的战略情报及时告诉中国。那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名义上美帝国主义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采用什么方式把这个消息告诉中国呢？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内容如下：

    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基辛格在发这则消息时曾说：“但愿中共领导人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手扔掉。”中国没有掉以轻心。四位元帅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看到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的消息，认为苏军的核袭击已迫在眉睫，联名向中央告警。

周恩来总理对毛泽东主席说：“四位老帅认为今年国庆节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今年国庆集会还搞不搞？”

毛泽东认为不搞集会不太好，这样等于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毛泽东说：“集会还是要搞的，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周恩来有些担心。毛泽东笑着说：“如果实在不行，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日也过完了。”

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这个主意好，就问“具体安排在哪两天？”

毛泽东说：“不能早也不能晚，28、29两天就可以。”

1969年9月28日和29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美国和苏联的监测中心及卫星都收到了有关信号。以往中国搞核试验后，都要发布消息，进行庆贺，而这次却秘而不宣，这引起外界的猜测．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这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些研究成果，而是临战前的—种测验手段。然后，毛泽东命令全国“深挖洞，广积粮”，进入临战状态。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向边疆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发布命令：“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v

美国的第二项重大措施是：用最明确的信号把美国在苏联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情况下将要作出的反映告诉苏联。尼克松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牌--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向美军发出准备对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核打击的总统命令。苏联领导人得到这个消息还有些将信将疑，拨通苏联驻美大使馆的电话，多勃雷宁大使告诉勃列日涅夫：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一百三十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第一枚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勃列日涅夫和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听完就洩了气。中国面临的一次最严重的核危机，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化险为夷的。

尼克松是一位著名的反共分子，同时又是一位最有战略头脑的美国总统。他在中苏交恶时保护中国，是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的。他深知毛泽东“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双打方针是不能持久的，他期待着毛泽东的橄榄枝。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晤了在保安结识的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明确表明了对美国和苏联的态度。他是这么说的：

        他（注：指尼克松）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呀。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

谈到和苏联共产党的争论，他对斯诺说：

  他（按：指苏方）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vi

毛泽东嬉笑奚落，关上了与苏联和解的大门。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经过中美都信任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 汗的巧妙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了北京。7月15日，一则公告在北京和华盛顿的媒体同时发表，全世界大吃一惊。公告说：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总统为了进行这次访问进行了充分地准备。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史料，从政治、经济、军事、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到毛泽东的诗词，他都有所涉猎，并请教了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包括本国的埃德加·斯诺、罗斯·特里尔、费正清、斯图尔特·施拉姆，法国的安德列·马尔罗等。

马尔罗是与毛泽东直接交谈过的一个中国通，这年70岁了。他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断断续续地和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联系，5年前他以法国国务部长的身份访问了中国。马尔罗告诉尼克松：

    中苏之间的友谊曾经是晴空万里，但是分裂也是必然的，这就导致中美和解势在必行，总统阁下要访问中国，在我看来并不奇怪。

    我还觉得，中国人的行动是他国内需要的反映。

    五年前，我见到毛的时候，毛担心一件事：美国人或者俄国人用10颗原子弹就可以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50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他对我讲：“当我有6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我不懂毛这句话的意思。毛接着又讲：“美国人永远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一遍，因为一个人不懂的话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话。

    有一次我还问过他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总统阁下，你是在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脑子里有个幻象。这个幻象迷住了他。

    总统先生，你将会晤的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幕。你可能以为他是在对你说话，但实际上他将是在对死神说话……，总统，你去中国跑一趟是值得的。vii

1972年2月21日11点27分，尼克松总统的专机“空军1号”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

舱门开启，尼克松总统和穿红外衣的尼克松夫人缓步下机，其他人被命令暂留机上，以突出美国总统和中国总理握手的历史性场面。美国星条旗和中国五星红旗在机场迎风飘扬，太阳冲出云层给机场铺上一片金光。350人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整齐列队。周恩来率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中国官员沉着冷静看着尼克松缓步走下舷梯。当尼克松步下扶梯走完一半的时候，周恩来像个乐队指挥一样开始鼓掌，其他中国官员随着发出一阵掌声。尼克松也以鼓掌答礼。尼克松回忆说：“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阶梯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随后下机的是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代表团成员。

乐队奏两国国歌。尼克松总统在周恩来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随后周恩来陪同尼克松登上一辆防弹红旗轿车进城。尼克松一行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六号楼下榻。这是清朝乾隆皇帝住过的地方。奇花异木，假山怪石，小桥流水，匾额对联，集中国园林的精巧构思，尽东方帝都的皇家气派。

午宴是丰盛的。尼克松和夫人帕特熟练地运用筷子得到主人的赞许。帕特说：“这是我们半年着意苦练的结果。”

午宴后休息了片刻，中南海给周恩来打来电话：“主席要会见尼克松总统，请基辛格博士也来。”

一辆高级红旗轿车，由钓鱼台驶过西长安街，从金碧辉煌的新华门驶入中南海。四个门卫行庄严的军礼。这座门具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神圣象征，平时是没有人出入的，在中南海上班或开会的中国官员走府右街西门。汽车绕过影壁，但见苍松翠柏，宫殿巍峨，汉白玉石栏环绕中南海。尼克松想通过认识毛泽东所生活的历史氛围认识毛泽东。汽车在中南海西岸“游泳池”门口停下。这是外表看来很普通的一个院落，里面有个游泳池。因为身体缘故，毛泽东早就不游泳了。池子上盖了木板，又加了个顶棚，成了一个大厅。这个院落是毛泽东最后10年居住的地方，不像丰泽园那样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响亮名字，工作人员习惯地称之为“游泳池”。毛泽东没有迎出院中，并非有意怠慢美国总统，他的腿力不从心了。

细心的基辛格博士是这样描写中国最高统治者会见他们的这间房子的：

    这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节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当尼克松在周恩来陪同下进来时，毛泽东向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上前一步把手伸出来，紧紧地握着。尼克松将左手搭上去，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上去，二人相视而笑。接着毛泽东又跟基辛格博士以及专门来担任记录的洛德握手。担任翻译的是唐闻生小姐。经过基辛格亲自面试，她的英语水平是无可挑剔的。在座的另一位女士是王海容，她是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的孙女，这时的职务是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周恩来挑选她参与接待尼克松总统，一方面是她可以在毛周之间起一个很好的联络员的作用；另一方面，毛有一个可靠的管道了解中美会谈的一切细节，可以免除误会和猜忌。

分宾主落座后，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而你是世界上头号反共分子，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毛在这里自称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这就把苏联勃列日涅夫排在后面去了。中苏论战，引经据典，义正词严，说到底所争的就是这个“头号”。毛这时仍在追求充当世界革命的领袖，可是他比他所批判的苏联修正主义走得远的多。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反修理论，所谓“***”等大块文章，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

在谈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时，毛泽东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您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们同您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汗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而您不同。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的前任几位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它部分、对我们的政策。”

尼克松继续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这只能在这间房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们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绝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会有人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你同周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毛泽东和任何人谈话都是紧紧掌握主动权的，他决不跟着别人谈话的思路走。

机智的尼克松马上转换话题：“主席先生，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当翻译介绍，总统引用了主席的诗词时，毛泽东脸上露出了笑容。在中国，引用毛的话是表示对他的尊重。

尼克松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晤。”

毛泽东说：“‘只争朝夕’，我这个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像我这种人。”尼克松微笑着引火烧身。

“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打倒之列。”毛又指指基辛格：“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们大家都熟悉您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这个而来的。”

在美国总统起身告辞的时候，毛泽东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这次会见，原计划15分钟，实际上谈了65分钟。毛泽东大病未愈，但思想敏捷，谈锋甚健。临别，毛送客到书房的门口，他脚擦着地毯慢慢挪动脚步，要是在前几年，他会送客到院子门口目送客人登上汽车的。

尼克松也学会了中国式的奉承：“看上去主席先生气色很好。”

“那是骗人的。”毛泽东耸了耸肩膀。

第二天，全中国各大报都在头版上用半个版面，刊登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大幅照片，以及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尼克松总统，总统面带笑容伸着右手走过来的照片。八亿中国人民才从林彪叛逃事件的惊诧中镇定下来，一看这天的报纸，有一种天朝大国的自豪感。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不承认中国凡25年，如今它的总统来到北京，像是来朝觐一样。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在这一天老百姓这种感情特别强烈。林彪算什么，叛逃也罢，摔死也罢，无关大局。我们有毛主席，我们有周总理，这两个人在，中国人民就有主心骨。毛泽东巧妙地通过尼克松访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恢复了自己的声望。马尔罗的观察是敏锐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问北京，“是他国内需要的反映。”

美国人是另一种感情，另一种价值观念。当周恩来总理回拜尼克松总统的时候，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在楼厅门口迎接。握手之后，尼克松满面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很自然地帮助周恩来脱下呢子大衣。周恩来微笑着感谢总统的友好举动。这个场面被随团访问的美国电视记者摄入镜头，霍尔德曼安排通过卫星的电视转播中连续播放好几次。美国人民看了电视，很赞赏尼克松的做法。好几家大报在头版刊登这张美国总统为中国总理脱大衣的照片。有家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在尼克松游览故宫、长城和杭州的时候，基辛格和乔冠华在宾馆为中美联合公报字斟句酌，斤斤计较。最难通过的是“台湾海峡”，中美立场尖锐对立。

周恩来定下的基调是：“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老问题了。华沙会谈15年也一直僵在台湾问题上。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与乔冠华，态度时而严峻，时而和缓，争来争去就卡在这个问题上。基辛格强调：“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这是美国的基本立场。所以，想了多少措词，都因涉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一个中国两个政府，而为中方所坚决不能同意。最后，基辛格终于在他的助手洛德的帮助下解决了这个难题。基辛格对周恩来和乔冠华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他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周恩来重复、回味着这段话的每一个字，脸上露出了笑容：“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秘的发明。”僵局就这样打开了。

2月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就联合公报达成了协议。28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这个公报被称为“上海公报”。

28日早晨，在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送别了尼克松。

在返回北京的“伊尔－18”总理专机上有位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比分来比喻，21 ：2。可以报道吗？”

周恩来哈哈一笑，问：“是哪个记者？”

“美联社记者卡洛。”

“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不能那么说。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未来。”

美国总统访华，表面看来，像是番邦国王朝觐天朝大国的皇帝一样，给中国人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极大的满足，中国得分多多。实际上，作为美国的全球战略，这一招是美国战胜苏联，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定性步骤；尼克松以谦卑的姿态给了毛泽东一把核保护伞，使中国尊严地、体面地脱离苏联集团，向世界民主阵营走过来，悄悄地、逐渐地对西方打开了大门。尼克松--这位温文尔雅、给中国总理脱大衣的美国总统，影响了20世纪末叶的历史走向：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美国成了领导世界潮流的头羊。如果美国要用军事手段达成这个战略目标，得准备牺牲一百万人，还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尼克松对自己谋求的目标是底气十足的，这从他晚年的一部著作《1999：不战而胜》可以看出来。

又有记者说：“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外交杰作。”

周恩来严肃地说：“不！不能那样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这次乒乓外交（注：中美往来是从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始的）我就没看准，是主席决定的。打开中美关系还是靠主席的英明决策。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

功则归君，过则归己。这就是周恩来。当然，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中方主角是周恩来，但没有毛泽东的首肯，任凭周有多大能耐，这件事也不能办，也办不成；周随时坚持“功则归君”的原则，后来还是差一点被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

20世纪下半叶，由中苏联合抗美，到中美联合反苏，纵横捭阖的主角当然是毛泽东。毛泽东的主观意图是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争当第三世界的领袖，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各国与美国及欧盟对决，搞所谓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最后的结果竟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瓦解，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这是他生前没有料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殖民地革命战争，帝国主义悄悄地衰落了。毛泽东所规划的世界革命没有发生。但并不是说，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理论和局部实践）只是潇洒走一回，对世界没发生什么影响。没有这股对资本主义强大的冲击力量，西方资本主义不会从帝国主义道路上退下来，不会轻易允诺殖民地国家独立，不会为缓解阶级矛盾从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导致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掌权执政，缓慢地、渐进地改变了老资本主义面貌，变成了新资本主义，或曰民主社会主义。这是宣布“1999：不战而胜”的尼克松没有料到的。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争斗了一个世纪，没有胜利者，都在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社会主义在追求社会公正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实现经济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合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了一个世纪得出来的共同结论。            

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他所成为的那样。

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viii

i [美]威廉·曼彻斯特著：《1932-1972年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 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卷第781-782页。

ii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0页。

iii 2008年5月21日 《青年参考》孙力舟：《解密美国袭击中国核基地计划：已拟好空袭方案》。

iv 马文· 卡尔布  伯纳德· 卡尔布著：《基辛格》（上），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347、349页。

v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vi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28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第26册第493～501页。

vii 《尼克松回忆录》 (美)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Nixon)著， 伍任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viii 《恩格斯致约·布鲁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10月版第467页。

2008-07-30 06:51

十十七、《往事微痕》执行邓小平、胡锦涛指示，开启了重新评毛的伟大工程

——《往事微痕》合订本序言

邓小平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1――― 2004年“七一”前夕，万里给中共中央写信，建议中央执行邓小平指示，发起重新评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陪同下到万里寓所看望这位元老，与万里亲切交谈说：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往事微痕》是在这样的大的历史背景下，由德高望重的谢韬老人于2008年7月创办的民间刊物，由铁流先生主持其事。两年来积累了500万字，合订本4卷。《往事微痕》所联系的群众是一大批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老人。是胡耀邦、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给他们改正平反。他们是坚决支持改革开放事业的，是铁杆的改革开放派，对复辟毛氏王朝怀有很深的恐惧。

谢老有诗云：“青春豪气追好梦，晚景总为民主忧。”这是这些“两头真”老人的政治立场。年轻时一片纯真，胸无城府，爱国爱党，响应领袖号召，反映群众意见，希望党好，希望国家好，帮助党整风。结果，为“阳谋”所算，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奸计。55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55万精英栋梁之才，被打入另册，他们的青春年华被虚掷，他们的创造活力被埋没，他们的事业功名被葬送。斗转星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党又宣布：误会了，划你们右派是错误的，你们被改正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话要说，有委屈要诉，有苦水要吐，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这些饱含血泪一吐衷肠的文字，就是重新评毛的开始，就是为党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他们“晚景总为民主忧”不是没有根据的。在改革开放时期又一次错误处理爱国爱党、反官倒反腐败的学生运动，就是我们党没有正确的总结经验教训的证明。

近闻某级“维稳办”认为《往事微痕》是非法组织，不胜惊异。这些人的认识，还停留在30年前，还停留在“左”棍横行的毛泽东时代，继续以充当迫害同志的“左”棍为荣。中央为“右派”改正的事情，他们好像不知道。什么叫“改正”？就是从根本上认识错了，定性错了。原来被推到敌人一边的“右派”，都是自家人，都是好同志。你们给《往事微痕》这样定性，有什么法理根据？有什么政策根据？

我理解中央关于重新评毛的部署，是从下做起，从基层做起，从具体问题上一个一个做起。不是中央作一个决议发下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而是下边酝酿、讨论、交锋，像胡锦涛总书记所期待的在群众“有较大的共识”的基础上，中央再作结论。这是真正的群众路线。《往事微痕》开了一个好头，带了一个好头。像反胡风运动，大跃进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远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身经其时、身当其事的人都要拿起笔来，写下自己的经历，填补和改正这些时段有意被隐没、有意被歪曲、有意被篡改的历史。这对于将来重修党史、国史有重要的意义。

《往事微痕》执行邓小平、胡锦涛指示，开启了重新评毛的伟大工程。中央想做没有做起来的事情，胡锦涛同志想做没有做起来的事情，这些“右派”老人，用微薄的退休金做起来了。这是为党分忧，为中央分忧，是支持改革开放，反对复辟倒退的正义事业。他们应该得到支持，应该得到帮助，应该得到奖励。令人遗憾的是，下面有些部门和工作人员，不知道邓、胡的指示和中央的精神，给中央帮了一些倒忙。这些忧国忧民的“右派”老人，不仅没有受到任何鼓励，反而受到了刁难、打压和查禁。在某些官员心里，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不是依靠对像，还是社会的危险分子。这是大错特错。恕我直言，如果真出现复辟倒退的危机，邓、江、胡被打倒，改革开放这一套被搞掉，“五人帮”（江青在法庭的定义）的余孽重新上台，那些鄙视“右派”老人的官员，可能最先喊着“打倒邓、江、胡！”去为复辟了的毛氏王朝“维稳”，而这些九死一生当过“右派”的老人，一定属于保卫改革开放事业、与“五人帮”余孽搏战的最后一批战士。

2010.5.10 

十八、《浩气长流》――抗日战争的忠烈祠

   2005年9月3日，北京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对日抗战中，“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不再强调共产党和毛泽东对整个抗日战争的领导作用，是实事求是地还原历史真相。对增加两党共识，沟通两岸关系，起了积极作用。

  2010年7月7日，来自大陆的一幅还原中国抗战历史真相的巨幅多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应邀在台湾国立国父纪念馆开展。这幅巨画承认国民党和国军对抗日战争的主要贡献，承认蒋介石是抗战领袖。前往观看者逾万。正在展出的这幅作品，集中国大陆美术、史学两界几十位画家学者五年半心血绘制而成。总长度900 多公尺，高约2.5公尺。依据中国抗战时期史实绘制的相关政治、军事、文化、外交、中外、朝野各界人物1018位，介绍说明相关文字20多万字。这次展出是由台湾国家文化总会、台湾国立国父纪念馆、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重庆陪都抗战文化有限公司等两岸文化、历史机构联合举办的。

  这件大事是独立学者王康先生策划组织的。艺术总监是重庆画家江碧波，领衔画家是马一丹、欧治渝、张春新、李犁等几位画家和教授。他们省吃简用，不拿工资，工本费用220万，运输展览费用130万，共计花费人民币350万元。这笔款完全是民间捐助的。大陆官方要给钱，台湾官方也要给钱，都被王康婉谢了。王康认为，一拿两岸官方的资助，就失去了独立性。王康是个穷文人，靠卖文为生。但他带头，把安葬父母的9万元捐出来了。同仁捐献之外，主要是一些企业家捐款。王康说：“去年8月18号我们在北京见陈云林先生——他是海协会会长——的时候，我就特别强调这一点。我说，我们这幅画完全是民间的立场，民间的标准，是民意的表达。我们是老百姓，希望能够尊重我们的民间立场。这个陈云林先生倒很开明，听完我们的介绍之后，他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们非常理解，也非常支持你们以民间的立场行事，到台湾展览。”陈云林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态度，是中共中央的态度。运到台湾，连战、吴伯雄、江丙坤都题了词。

  这件预计荆棘丛生的事情进行的出乎意料地顺利。王康说：“我们没有钱，很快就有钱，我们没有批文，很快就有批文，一路顺风。我的感慨就是：我个人从来没有交过好运气，但这次所有的好运气都来到了。人家都说，你们这次太顺了！怎么会这么顺呢？台湾很多媒体都说，这个大陆怎么会可能把这个画放行过来？他们觉得很不可理解，难以理解。我相信很多其他人也觉得难以理解。我觉得没什么难以理解的。这表明一个大的时代开始了。一种光明开始出现在中国。” 中共对《浩气长流》放行，就是共产党化解与国民党历史仇怨的一份大礼。

  《浩气长流》总共六卷。

  卷首的两幅作品是“故国”和“晴天碧海”；卷尾也是两幅作品：“祈祷”和“千鸽图”。

  卷一“山河岁月”，表现抗战时期三千多万中国难民躲避战争、逃往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的大迁徙和流亡；这一卷另外一个内容是屠杀与反抗，如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重庆无差别大轰炸等。这一卷的主题是民众受难。

  卷二“血肉长城” ，主题是保家卫国。抗日期间，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作战，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战争的重心在正面战场，几百万国军挑起抗日救亡的重担。发动会战22次，如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最高统帅蒋介石动用70万国军发动的淞沪会战，国军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国军陆军为补充战损而五次发布动员令，超过半数的团职以上高级将领以身殉国。淞沪会战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但使日军的速决战战略遭受挫折，还为上海工业向西转移赢得三个月时间。重兵集团会战之外，尚有大型战役1117次，小型战斗38931次。在常德保卫战中，第74军第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10万日军15天之久，最后只有200人能够战斗。师长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是：“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八年抗战国军伤亡官兵高达322万余人。依据这些史料绘制了国民革命军抗日阵亡的少将军衔以上的全部将领，共242位，其中240名是国民党军人。也适当反映了敌后战场重要战役战斗，绘制了30多位为抗日殉国的师级以下共产党人。这一画卷以一个活动的“抗日忠烈祠”载入历史。

  卷三“精神堡垒”，据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建于陪都重庆的抗战纪功碑之“精神堡垒”而命名，表现抗战时期退守重庆地区的全国各地文化界、艺术界、教育界、科学界、学术界的大知识分子、各学科学派的开山鼻祖、奠基人物，总共250多位。

  卷四“信义和平”，表现国共合作时期政治军事领导人物，以及抗战以降，中国鼎盛时期赢得非殖民化和主权回归胜利的外交精英和国际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还画了二战时期美、英、苏、中同盟国的四巨头。

  这幅长卷不仅在内容上还原历史真相，而且能夠做到在选材上不以成败论是非，不以政争论长短，超越历史鸿沟和党派恩怨，以自由独立的民间立场，展示全景式的中国抗战风貌，从而独具恆久的人文价值。

  《浩气长流》的横空出世，颠覆了大陆官版抗日战争史。中国的“抗日忠烈祠”是以国民党为主体的，这在早几年是共产党绝对不能接受的。单是卷四出现了二战时期美、英、苏、中同盟国的四巨头，也就是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的巨幅画像，这个层次竟然没有毛泽东的位置，在过去就可能被指责为“丑化共产党，歪曲历史”。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这就叫实事求是，这才是实事求是。这是共产党对待历史问题第一次允许艺术家实事求是。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浩气长流》提供了两岸和平统一的新的政治基础。台湾是大中华的模范省，2009年平均每人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两万美元，早于1988 年解除党禁和报禁，1996年实行政府领导人直选，完成了从国民党一党执政向民主宪政的转变。无论是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都走在了大陆前面。国民党今天的成就，加上抗日战争保家卫国的功劳，应当受到尊重，不应当被矮化。两岸和平统一是对等的，不是共产党收编国民党，让国民党成为第九个政治花瓶。应在宪政民主的基础上，恢复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国共谈判的格局，虽然主客、强弱易位，但民主、平等、多元不变。此事的大前提是大陆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民主宪政的共同道路。毛泽东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自己成了大陆的蒋介石，专制独裁比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

  和平统一的基础应该是民主宪政，而不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作为收回香港、澳门的政策，是正确的，行得通的；作为统一台湾的国策，则难有突破和进展。仅对“一国”的解释，双方辩来辩去，十几年费了多少笔墨和唇舌，落脚到“一中各表”，各归各位，各说各话，丝毫没有靠近。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系于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共把当年索之于蒋公而蒋公不予的政治民主诸条款给了今日台湾的国民党（当然得先给大陆人民），就一定能开启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只有民主宪政才能突破一国两制的僵局。如中共支持《浩气长流》意在趁国民党在台湾当政开启第三次国共合作，则中华幸甚。

  2010年9月3日，北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强调中国战胜日本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领导和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否定了胡锦涛关于两个战场的客观表述，引起了台湾国民党方面的强烈不满。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认为“与史不符。” 其发言人罗智强4日上午转述马英九的严正立场说：“对日抗战八年，是在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导下获得最后胜利，当时由国民党执政，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唯一的历史真相，《人民日报》所称‘中共领导全民抗战’，与史实不符。”并表示赞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抗日战争的表述。

  在纪念抗日战争65周年之际，掌控媒体的负责人无视中央评价和表述抗日战争基调的重大变化，继承不实事求是的“左“的提法，又一次给中央帮了倒忙。他们不会不知道代表民意的《浩气长流》到台湾展出所产生的良好影响，存心要添劣，表示民间的评价不代表本党，他们要出来显示权威。但这样一来，《人民日报》将党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置于何地呢？评介历史事件和人物，以民意为基础，官方向民间看齐，很容易做到实事求是；枉顾民意的好恶向背，要求民意向官方看齐，离实事求是就愈来愈远，官方吹起的泡沫——无论是红色的或是黑色的，总要落到地上，经过过滤，恢复本色，走入民间，走入历史。
 
来源:五柳村

时间:2010-09-07 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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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0 october 2010 7 10 /10 /Oct /2010 06:10

十九、“五老火锅宴”把资本家请回来了----回顾“国退民进”30年

混合经济作为纯社会主义和纯资本主义混合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看来是理论上针对计划经济中极端干涉主义明显失败和自由思潮鼓吹国家退却、鼓吹私有化和鼓吹解除管制而提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预防措施。---[法]让－多米尼克·拉费、雅克·勒卡荣

我们曾经认为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比重越高越好，理想目标是100%；越纯越好，集体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我们的最高理想就是消灭私有制，一大二公。后来发现，一大二公带来的是普遍的、长期的贫穷。乌托邦破灭了，于是有了改革开放。从公的最高境界——100%的公有制，一点一点地退下来，而私有制则一点一点地升起来。这叫做“国退民进”。“国退民进”30年，是曲曲折折、风风雨雨的30年，有深沉的反思，有激烈的争论，有亡党亡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警告，有以人为本，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预期。“国退民进”不是私有化，因为“国退”不是退到底，“民进”不是进到头，保留国企的合理地位，有一个自然形成而非人为规定谁占主体的比例，这就是混合经济。“混合经济作为纯社会主义和纯资本主义混合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看来是理论上针对计划经济中极端干涉主义明显失败和自由思潮鼓吹国家退却、鼓吹私有化和鼓吹解除管制而提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预防措施。” 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是成功的，这是一条富民兴邦之路。

百分之百公有制下人民过得什么日子？

20世纪70年代末，即改革开放前夕，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

在农业方面，1980年，全国有农村人民公社54000个，还有2093个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农村私营经济基本绝迹。参加农业生产的有1．7亿户，8亿人口，3亿劳动力。一切土地都是集体种植。

在工业总值中，1979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占81％，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 。1978年，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90．5％，集体所有制商业占7．4％，个体商业只占0．1％，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占2．0％。

1978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7451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8．4％，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204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6％。
百分之百的公有制，国内生产总值即GDP是多少呢？1978年是3624．1亿元人民从1956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这20年是资本主义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突飞猛进的20年，也是毛泽东模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草率形成、恶性发展和彻底崩溃的20年。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4．7%， 1980年下降为2．5%。  100%公有制换来的是停滞和倒退。

从“三大改造”完成到拨乱反正前夕，消灭私有制的结果是整个国家、全国人民的绝对贫困化。这期间中国搞了20年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每次运动都说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到了哪步田地呢？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多少呢？从吃的方面看，1956年人均消费粮食408斤（市斤，每市斤折合半公斤）， 1976年为380斤，减少28斤；食用植物油 1956年人均消费5．13斤（五斤一两三钱，市斤），1976年为3．19斤，减少1．94斤。从穿的方面看，1958年各种布的人均消费量是29． 17尺（二十九尺一寸七分。市尺，每市尺折合1/3米），1976年为23．55尺，减少5．62尺。其中1968年每人只发了9尺布票。

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为133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人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约有两亿人每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0．2元（两角），有27160 万人每人每天挣0．164元（一角六分四厘），有19000万人每人每天挣0．014 元（一分四厘），有12000万人每人每天挣0．011元（一分一厘）。山西平鲁县每人每天挣6分钱。提供这些数据的是一位有良知的记者李锦，1978年他访问了沂蒙山区农村，拍下了许多珍贵照片，用镜头定格了毛泽东模式的“空想社会主义”：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一位老人一个冬天都躺在床上，因为没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人饭后不让洗碗，为的是饿极时能闻一闻碗里（残留）的饭香……

   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请看另一位有良知的记者杨继绳做的典型调查：1977年，天津市工厂生产第一线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它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在天津，工人家庭祖孙三代人挤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的情况十分普遍。建国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积 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到改革前的1978年又降到3平方米以下。50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 80年代。夏天，在这拥挤、破旧、肮脏的工棚里，做饭的煤球炉都排在1米宽的公共过道里，过道的温度高达39摄氏度。
中国人民陷入了空想社会主义绝境。

民企从“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

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废止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宴请了五位不寻常的客人。他们是：

胡厥文，（84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原上海民营机械工业巨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主建国会主委；
胡子昂，（82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原四川民营钢铁工业巨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荣毅仁，（63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原上海民营纺织工业巨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周叔弢，（88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原天津民营水泥工业巨头，时任天津政协副主席，天津工商联负责人；
古耕虞，（74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被称为世界“猪鬃大王”，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对外贸易部资深顾问。

75岁的邓小平身板硬朗，神态轻松。他与五老一一握手，简短的互致问候，就坐了下来。由于邓小平和五老中的胡厥文、胡子昂、周叔弢、古耕虞都有些耳背，所以沙发的摆放不是围成一个半圆圈，而是三三相对，面对面便于交谈。
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要吸引外资，第一次提出希望原工商业者利用落实政策的资金办私人企业。时间在十分融洽、热烈的气氛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看到邓小平那么真诚地听取意见，五老也毫不拘束，畅所欲言，像拉家常一样，一人话音未落，一人又接上了。不知不觉已到了中午时分。邓小平说：“先到此为止好不好？请大家一起吃顿便饭——涮羊肉！”

大厅的屏风后面摆上了两个长条桌，铜火锅端了上来，火锅周围放着几盘羊肉，还有几个小菜。席间，古耕虞又递上关于改进外贸工作的长篇建议，用家乡话和邓小平细细摆谈起来。
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五老火锅宴” 代表了党和人民的觉醒，把资本家请回来了。从此，打开了个体、私营经济的禁区，使中国从空想社会主义绝境中走出来。
当时的私营企业是0，个体经济为14万人(户)。

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当时面临着大批知青返城、城镇待业人员700万～800万的巨大压力。会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报告，提出“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经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向各地转发了这个报告。到这一年年底，全国个体从业人员发展到31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一倍多。

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一条作了如下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个体劳动者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至此，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认可。

1982年底，全国个体经济达到261万户，从业人员320万人。

1982年的GDP 达到5294．7亿元。
大连的姜维是私营企业第一人。他本是个照像个体户，1982年他要和港商合资开一家大照相馆。首先要提升自己的身份，由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具备了法人资格，才能和港方合资。此事报到北京，主管部门领导说：“我们党在1957年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成果，那就是取消了私营经济……我不敢变，也没有这个权力变。”拖了很久，经过胡耀邦特批，1985年4月13日，国家工商总局局长正式向大连市工商局发布命令，授权他们向姜维颁发全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从此，上规模的私营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1986年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深入人心。在《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部署》中，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阐明了共同富裕和承认差别的关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才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

1987年1月20日，国务院做出《关于进一步推动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提出“要支持和鼓励部分科技人员以调离、停薪留职、辞职等方式，到农村和城镇承包、承租全民所有制中小企业，承包或领办集体乡镇企业，兴办经营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贸易机构，创办各类中小型合资企业、股份公司等，允许他们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取得合法收入，技术入股者按股分红”。这个规定鼓舞了一部分科技人员“下海”，成为中小企业私有化的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赵紫阳在政治报告中第一次论述了我国现阶段的私营经济和党对其应采取的政策，为私营经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十一条增加了如下内容：“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1988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二条说：“本条例所称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据说文件起草者查了马克思著作，认定雇工8人以上属私营企业，雇工7人以下算个体户。
这个规定沿用至今。

1988年GDP达到14928．3亿元。

1989年国家行政管理局根据宪法和《暂行条例》开始对私营企业的注册登记，当年共登记私营企业90581户，从业人员164万人，注册资本84亿元；个体工商户1453万户，从业人员2305万人，注册资本312亿元。
从1984年至1991年底，全国试点股份制转制的3200个企业，每年产值和税利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高于其它国有企业。 

“89”风波后，控制媒体的宣传部门授意发表“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文章。盛传中央政策变了，要收了。1990年5月号《中国记者》月刊发表文章说：“前几个月全国个体户锐减360万人，不能说和这种氛围没有关系。”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迎来了私营企业发展的春天。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宣布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廓清了对非公经济的思想混乱，为非公经济的发展扫清了种种障碍。私营企业从1990年的9万户，增至23．8万户。

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从1995年春到1997年春，极左派将4份万言书上送中央并在社会流传，将前几年姓社姓资的争论换成了姓公姓私的争论，说“私营企业的发展威胁了国家的安全。”批判股份制，批判私营企业，提出要打击“新生资产阶级”。

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当继续鼓励、引导, 使其健康发展”。回答了极左派的万言书，个体、私营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地位上升到“重要组成部分”。

1999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十一条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删去1988年宪法中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补充”的提法。

1997年至2001年间，我国股份制企业从7.2万家发展到近30万家；从业人员从643.7万人增加到2746.6万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从8311亿元增加到56733亿元。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导，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2002年12月3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0.2万亿。200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宣布：“私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第三支柱。”这是新中国成立53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承认私营经济的贡献，但还没有做到彻底地实事求是。这个排序不是按照对国家的贡献，而是按照企业数量、从业人员、生产规模等指标衡量，私营经济次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位于第三。私营经济以占有社会资源1/3的弱势，创造了GDP的2/3，其绝对数字就是：10.2万亿乘以2/3，净值是6万8千亿。向家长交钱最多的排序是老三，交钱最少甚至向家长要钱花的仍稳坐老大的位子，这家长是否有点偏心呢？究其原因，老大的名字叫“公有制”，老三的名字叫“私有制”。这是屈于极左派的压力，要体现改革没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要体现公有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
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的“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在2004年对全国私营企业进行了第六次抽样调查，写成《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指出： 1993年到2003年的10年间，私营企业增长了33倍多，年均增长28．87%（截至2004年上半年，私营企业累计登记已达344万户）；注册资本由1993年底的681亿元增加到2003年底的35305亿元，增长了52倍，年均增长48．41%（截至2004年上半年，注册资本已达42146亿元）；从业人员由1993年底的372万人增加到2003年底的4299万人，增长了近12倍，年均增长27．72%（截至2004年上半年，从业人员已达4714万人）；私营企业产值由1989年的422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20083亿元，增长了48倍，年均增长47．15%；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由 1989年的190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10603亿元，增长近56倍，年均增长49．51%

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开始从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到宪法权利，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认可与保护。

2001年11月28日，中国民营经济论坛发表《民营企业家宣言》：

大力发民营经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之路。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民营经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举措；以股份制为主要企业组织形式、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经营方式的民营企业，是实现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企业社会化、资本社会化、经营社会化、人才社会化、资源社会化、福利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民营经济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沿阵地；民营经济是实现国企改革的重要依托，是安排劳动就业，吸纳消化改革中出现消极因素的主要渠道；民营经济是实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重要社会基础；民营企业是实现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最好桥梁和窗口；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发展民营经济是增加税源、扩大税收、增加国民收入的重要办法；发展民营经济是新经济时代的呼唤，发展民营经济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祖国和人民。让我们勇敢地迎接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迎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迎接一个繁荣昌盛的伟大中国。

“国退民进”与宪法第六条的冲突

自2005年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全国已出台相关法规、规章和文件200多件，修改或废止“限非”的规章、文件6428件，与相关法律形成了多层次的非公经济法律保障体系，非公有制经济又有长足发展，2006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占全国GDP比重为65%。这就威胁到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企业户数和从业人数来看，私有制主体地位更加明显。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
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非公有制（不包括港澳台）注册企业3130.4万户（含个体工商户），占全国企业总数比重95.7%。
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城镇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23780.4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比重84.0%。

2006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城镇固定投资总量58265.9亿元，占全社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的62.3%。

2007年1～3月，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个体工商户）进出口总额3365.6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的73.5%。
截止到2006年，在全国40个传统工业行业中，私营经济已在27个行业中经济比重超过50%，在轻工纺织、普通机械、建筑、运输、商贸服务等行业已占70%以上。
经过13年酝酿、全国人大常委会7次审议，并且遭致3274名包括退休副部级以上官员、退役解放军将领、中央党校教授及大学学者联名反对的“物权法草案”，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这是改革派与极左派的一场严重斗争。当日，中国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签署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生效。
《纽约时报》评论：“ 物权法的通过将有划时代意义。”

美国《中国经济季刊》总编辑亚瑟.R.克罗勃说：“《物权法》是对中国拒绝以往社会主义的标志性法律认可，它意味着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已经到了无法回头的阶段，这非常重要。”

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46600亿元，折合 30100 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排名在英、法、意、俄之前。
面对如此大好形势，极左派认为：改革开放改出个新资产阶级来，中国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
极左派代表人物、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十七大以后著文说：“私营经济的发展意味着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形成和发展。这一社会群体，从1995年到2005 年这10年间，户数从66万户增至430万户，增长5.5倍；雇工从822万人增至4715万人，增长4.7倍；资本从2262亿元增至61331亿元，增长26倍。2005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相比，户主数相当于那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相当于那时 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相当于那时24亿元的639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如果说那时存在一个资产
阶级，那么现在该怎么看呢？”

李成瑞的意思很清楚：“国退民进”形成了新资产阶级，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千好一错休！他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还以这些数字为骨干，写成讲稿，以 “大变化”为总标题，到北大去讲演，说“国退民进”造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大变化，鼓吹回到毛时代去。李成瑞的统计数字和事实都是有根据的。站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总结30年改革开放，这是必然的结论。

我们要问李成瑞同志，你承认不承认十七大决议？为什么还要拿毛泽东的一套极左理论裁剪今天的现实呢？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姓马姓修的宗派狭隘眼界。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相容的。“三个代表”的新意是：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对其错误方面的超越，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要确立改革派的话语权。孙悟空不信佛了，您还念“紧箍咒”，有用吗？

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饿死了3755万人，整死了2000万人，毛泽东把党和人民带入了绝境。党认识了毛泽东的历史局限性以及他的理论和实践的错误，才在毛泽东留下的那个民穷财尽濒临崩溃的经济基础上改弦更张的。作为前统计局长，您曾经是个讲究实事求是的人，您在公开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经过旁征博引、中外对比的分析，结论是：三年灾难中饿死的人数大约是2200万人。就以您的统计数字为准，难道您真的认为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竟比那个饿死了2200万人的时代还坏吗？就运用您的概念，大跃进时代是标准社会主义时代，今天是“资本主义复辟”，但2200万人得救，免于饿死，就凭这一条，莫说“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更严重的罪名，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党也敢于承担。这个“复辟”实是纠错！是党和人民的觉醒，是历史的进步。今天的现实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甚至使人愤慨的地方，比如贪污腐败之风蔓延，贫富差距拉大等等，我和您抱有同感，忧心如焚。但看看胡锦涛、温家宝同志的报告，那些政改的措施和惠民仁政不是正在解决这些问题吗？国家手里有了5万亿财政收入，解决民生问题是不难的；难的是把那5万亿财政收入生产出来，这5万亿里头，您奔走呼号要消灭的那个新资产阶级贡献了53%。说不定您的养老金和福利费里面还有他们的钱呢！

您那套“左”的理论，说起来激昂慷慨，义正词严，真要照此办理，第一步是限量供应，发布票，发粮票，发上百种票证；第二步就得饿死人。把您反对的那个新资产阶级搞掉是很容易的。毛泽东早就说过：我们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但搞掉新资产阶级，就意味着回到1978年的生存状态。按着您的主张退回去，把各级领导干部作为“走资派”打倒，您会被作为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进入“三结合”的革命领导班子。您掌权后，第一天得立即恢复农民的农业税，因为您手里没钱，还得叫报纸大造舆论：中国农民觉悟高，早就急着“奉献”呢！第二天就得将那些惠民政策统统取消，还是因为您手里没钱，当然不会忘记组织大批判文章，说胡锦涛、温家宝那些“走资派”们“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到第三天，群众找上门，就得把您打倒。谁取消胡温仁政，农民就会起来跟他拼命！您赞成胡温仁政，好，那您就手下留情，不要消灭那个“新资产阶级”；也改改口，不要说现在是“资本主义复辟。” 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规定了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四个指标：“首先体现在资本的结构上面，公有资本占了多大成分；第二体现在对 GDP的贡献上；第三体现在税收上；第四体现在就业结构上，就是多少人是在公有资本或企业里工作，多少人是在非公资本或企业里工作，综合以上四个数字可以判断是公有制占主体，还是私有制占主体。”他创造了“‘虎头、熊腰、蛇尾模式’，就是30%是国有经济，40%是集体经济，外资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各占10%，即非公经济约占三分之一。”

    按照程氏模式，在资本结构上面，现在公有制占29万亿，私有制只占9万亿，公有制占76%，超出了‘虎头’（程氏规定占30%）的46%；在对GDP的贡献上，公有制占35%，私有制占65%；在税收上，公有制占47%，私有制占53%；在就业结构上，公有制占26%，私有制占74%。

除了第一项公有制仍占主体地位外，其它三项均已不占主体地位。公有制以比私有制多3．2倍的雄厚财力创造不出理应派生的其它三项主体地位来。

由中华全国工商联主持，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参与编写的《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预计，“十一五”（2006～2010）期间，民营企业占全国GDP的比重将由目前的65%上升至75%。按照程恩富的比例，“十一五”发展规划必须停止执行，民营企业超过比例的32%（程氏规定私企只能占 1/3，即33%）产值一律倒入大海；国家应将私企多缴的20%税款退还私企；同时，为了保持公有制在就业结构上的主体地位，私企必须解雇51%的工人，其绝对数字是15932万人，请注意，是一亿五千九百三十二万人。

别的姑且不论，请问程院长，按照您的“蛇尾”模式裁减下来的15932万名工人您有办法在公有制企业进行安置吗？纯属书生论政，空谈误国。
如果说李成瑞、程恩富是从理论上否定“国退民进”，喻权域就是从法律上否定。在2006年2月27日“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喻权域出来“护宪”，说：“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宪法的上述条款，是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 1992年，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48%。现在，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还占多大比重？这些年，国有经济被大量地廉价地卖给私人，或改制为私人所有，这是否违犯宪法？应当追究谁的责任？”政府知道违宪理屈，无人敢出来应对。

对于“国退民进”与宪法第六条的冲突，经喻委员举起护宪大纛，便成了一个不容马虎、不能绕过、必须正视、必须回答的问题了。是修改宪法使之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还是遏止民营经济的发展迁就极左派人物制定的百分比？人大和政协应列入议事日程。

改革开放以来，各届各级领导人是拼命想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因为这是最后一块“社会主义阵地”。尽管出现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企业也进来了，改革派手里必须保留“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这张牌，以应付那些以“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者”自居的极左派。宪法第六条就是这样写上去的。但这个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企实在是不争气，年年亏损。于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无偿划拨，用农民和私营企业缴上来的国税养国企；国家实在养不起了，就推给了银行，银行每年发放贷款约15000亿元，贷给国企的占70%；由于国企只贷不还，欠下天文数字的呆帐，一旦爆发金融风潮，势必国本动摇，于是又把国企推到了证券市场。前些年的上市公司几乎是清一色的国企。股民们发财心切，被圈走了15000亿元，为国企输血作了奉献。就是这样，也没把国企救活。国有工业企业长期是高占有（设备、资源、资金），低产出（产值、利润）。1996年年底，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的比重是66．8%，产出占工业总产值的28．5%；非公有制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占33．2%，产值占71．5%。从1980年到1993年连续13年，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率为8%，集体所有制企业为 21%，私营企业为48%。

国有工业企业在1996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亏损，全部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超过了全部赢利企业的赢利总额，赢亏相抵是净亏损18亿元。1997年国企净亏损293亿元。1998年国企净亏损550亿元。1999年上半年国企净亏损336．4亿元。  1993年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占用了全省90%的固定资产投资和90%的流动资金贷款，但产值却比上年下降了2．8%；私营工业企业只占用10%的投资和贷款，而产值却比上年增长了40%。  “据辽吉黑三省经贸委负责同志介绍，有的国企机器一开，煤、电、水等费用进去了，可职工工资、贷款利息和税后利润几乎一样也干不出来，只好冲减净资产维持职工生存；有的通过贷款支付职工工资和银行利息，设备、厂房等逐渐贬值，账面统计实际成了‘虚拟资产’了；有的企业利润率只有1%～3%，与五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基本持平，有的甚至还低。”    这时候的国企是负债苟延残喘，全部国营工业企业平均负债率是79%，就是说企业的100元资产中有79元是银行贷款，诺大的国有资产已经空壳化。
面对这样的国企，党和国家领导人怕被人指责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继续咬定牙关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但在制定政策时又只能咬着牙去动摇它。
为了扭转国企整体亏损的局面，改革方案一个个制定，管理机构一次次整合，搞了20年还是一个亏损，于是才有了股份制、私有化改革方案。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中国意识形态包袱背得太重。这时候发生了与极左派的一场严重斗争。极左派领军刊物《中流》发表文章《必须遏止“国退民进”的狂潮》，把执行政策的官员“镇”住了，国企的“放小”，从竞争性行业退出，战战惊惊，迟迟其行，又延误了5年。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本意是要确立话语权，排除“左”的阻力，向全国人民宣示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为了防备极左派攻击，宣传上又刻意模糊化、空泛化，虽然声势很大，根本没敢点破主题。

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把新资本家——民营企业家——界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允许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极左派依托《中流》、《真理的追求》等理论阵地，连篇累牍地抨击江泽民讲话。说“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政变，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年来带有方向性的转折。”  由于改革派没有话语权，在共同承认的“左”的意识形态的范畴内无理也无力战胜对手，遂出下策，由中宣部将两个极左派刊物查封。“国退民进”的政策得以继续推行。

在“十五”计划（2001～2005）期间，国企从146个竞争性行业退出。
到2004年底，经过改制和忍痛破产，国有企业法人单位剩下19．2万个，比1996年216万个减少196．8万个，下降91．1%；而私营企业法人单位达198．2万个，比1996年82万个增加116．2万个，增长1．42倍；外商企业法人单位增加了1．3万个，增长9．6%。在325万个企业法人单位中，公有制企业占19．9%，非公有制企业占80．1%。
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
这就是使极左派痛心疾首的“国退民进”。
现在中央政府仅管辖1200家（原来是9000家）关系国家命脉和安全的大型国企。

这种做法和世界先进国家类似。世界发达国家实行混合经济制度都有国营企业，主要是关乎国计民生必须由国家垄断的企业（如铁路、航空、银行、石油、电力），私人无力兴办的企业（如核电站、特大工程），以及公益性企业（如城市公共交通、邮政、自来水、天然气），后两类企业不以赢利为主，有些就是补贴性企业，带有全民福利性的，要靠国家投资和补贴。但它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中不能大，更不能为主，大约占国民经济的15～20%。

国企改制，就总体上说，把过高的比重降下来，实现了扭亏为赢，是成功的。当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把工人推向社会 ，这是政治改革不配套造成的。揭露批评国企改制中问题是应该的，但从根本上反对国企改制就错了。

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其中中央政府管理的企业占7700亿元。2007年5月30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并决定从本年开始在中央本级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即是说，国企扭亏为盈了，政府作为股东，将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提取分红和进行再分配。

2008年5月5日，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武汉召开。会议透露，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对于国企改革，将重点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主要包括三个行业：研究制定铁路体制改革方案；研究提出盐业体制改革方案；推动落实电网企业主辅分离改革方案，完善区域电力市场建设，组织开展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加快中央企业调整重组步伐，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结构优化和战略性调整机制，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

正在发展中的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代替那些一大二公、年年赔钱的国营企业，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我们在公有制实现形式认识上的重大突破。
反对“国退民进”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西谚有云：“如果几何公理违背了人们的利益，人们也会把它推翻的。”因此，必须修改宪法第六条。其理由是：1978 年中国公有制比重占100%，但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3624亿元；1992年公有制降到48%的时候，GDP上升到26638亿元；2007 年公有制不占主体地位了，降到35%，GDP上升到了24万亿元。公有制的减少使国家富起来了，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私有制的增加与财富的增加成正比，我们有什么理由遏制“民进”的发展势头呢？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是要24万亿财富呢，还是要3624亿加上那个超“主体”地位的虚名？我们应该从自己制造的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因为第一，这个主体地位事实上早已不存在；第二，真要让它存在，就不会有24万亿的GDP。混合经济不强调谁占主体地位，以发展生产，增加财富，保障民生为最高原则。

在极左派的鼓噪下，近年来，“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财政的钱要向国企倾斜”的舆论又甚嚣尘上。实际上是要固守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汉唐到明清，官营企业（即国企）都是为了赚钱，是政府财税的重要来源。只有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国企的存在和发展是为了表明一个主义的正确，一个领袖的伟大。办国企可以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赔钱也要办国企，才成为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宪法中“主体地位”的条款，是屈于极左派的压力，也是这种执政理念的残余。现在国家财政正在由建设型财政向民生型财政转变。国家财政不能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以铺摊子办企业和给老企业补亏空为主，只能围绕国民福祉、社会保障来安排支出。现在的国企资产总值29万亿，发展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应靠自身或通过资本市场去融资，而不能再向国家财政伸手。民企是在没有吃国家一分钱财政拨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民企资产总值只有9万亿，撑起了GDO的2/3强。国企在占有国家资产方面仍是巨无霸，有什么理由又拿财政的钱去高岗填土？如果不修改宪法第六条，这个第六条就成了挤占福利保障开支、用财政养国企的理由。全国人大代表们，你们要代表十三亿人民行使好自己的权力呀！

1  [法]让－多米尼克·拉费、雅克·勒卡荣著：《混合经济》（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版《引言》第1页
2  张思骞：《1980的中国农业》
3 《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94、347、111页
4 《1978—2005年中国历年的GNP和GDP》，2006年3月6日《小康》杂志
（本文2005年以前的GDP数字来源均见此表）  
5 据1988年4月6日《人民日报》载：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份额的4.7%，1980年仅为2.5%
6  《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477页
7 李锦：《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
8 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2006年12月，甘肃人民出版社
9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他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
10 2003年10月19日新华社：《公有制实现形式认识的重大突破》
11  2003年10月19日新华社：《公有制实现形式认识的重大突破》
12  网络文章  “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
13  《瞭望》2007年10月1日《特稿：彻底打破非公经济发展政策“玻璃门”》
14  2007年10月1日《瞭望》新闻周刊：《非公经济发展指标比重大增》
15  2007年3月9日《纽约日报》
16  李成瑞网文：《关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结构的若干情况和数字测算》（2007年11月3日）
17  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下卷，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795页
18  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2月号第14页
19  20世纪50年代，邓子恢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主张稳步推进合作化，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毛泽东讲了那段话，批评邓子恢“好行小惠，言不及社会主义”。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0页
20  程恩富：《30年，我们建立了怎样的经济体制》《钱江晚报》 2008年4月14日
21  刘汉元委员：《客观看待民营经济的作用》“三农在线”网站2008年3月8日发布
22  刘汉元委员：《客观看待民营经济的作用》“三农在线”网站2008年3月8日发布
23  《瞭望》2007年10月1日《特稿：彻底打破非公经济发展政策“玻璃门”》
24  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非公有制（不包括港澳台）注册企业3130.4万户（含个体工商户），占全国企业总数比重95.7%；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城镇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23780.4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比重84.0%。如只能占33%，则需裁减51%，即15932万人。
25  曹思源：《雾里乾坤》，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30页
26  曹思源：《雾里乾坤》，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21页
27  曹思源：《人间正道私有化》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64页
28  据2003年3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29  曹思源：《雾里乾坤》，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31页
30  邓力群等17人2001年7月20日致中央的信
31  马立诚：《回顾中国私营经济二十四年》，见2002年12月9日《新民周刊》
32  《国企改制数字》2007年7月26日网文，原作孙学文：《私有化与贫富分化世界之最》
33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发表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的文章
34  《国资改革加速，未来中央仅管辖1200家大型企业》，见2003年2月19日《羊城晚报》
35  2007年5月31日【星岛网讯】《胡温有令：央企也要讲和谐社会，不能见利忘义》

2008/6/15第三稿

十八、“毛泽东以秦皇自许”——《毛泽东的皇权专制主义》序言

尹振环著 《毛泽东皇权专制主义批判-剖析<秦家店>》-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5月出版

在毛泽东思想深处，主席和皇帝是一个概念，他这个终身主席是现代皇帝的与时俱进的称谓。但他不是普通的皇帝，是具有秦始皇一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他自称是 “马克思+秦始皇”。观其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套路，“马克思主义”是个装饰，是一件骗人的迷彩服，他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其“雄才大略”尽是《韩非子》集 大成的法家理论和权谋。尹振环先生的新著《毛泽东的皇权专制主义——剖析“秦家店” 》，对毛泽东时代的建国理论、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令人振聋发聩的揭露和批判。这对我国正在准备着手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从批《十批判书》说起

1973 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他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 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一样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毛泽东公开反对 孔夫子的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赞成秦始皇的君本主义，即君主本位主义。

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1

根 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1974年1月18日发下江青主持起草的1974年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置百乱待理的国计民生于不顾，转发迟群、谢静宜组织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批判。从此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帷幕。以后又转为颂扬法家，颂扬秦始皇、汉 高祖等“法家皇帝”和吕后、武则天等“法家皇后”。慷慨的言辞，大块的文章，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毛泽东要借用秦始皇的服装，演出中国历史的新场面，为建 立毛氏王朝，为传位于当今的吕后——江青，大造“革命”舆论。

1974年1月25日，江青下令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 上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前竟没有给周恩来打个招呼。会上，江青以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姿态，操纵会议，周恩来被置于受江青领导和指责的屈辱地位。江 青端坐在主席台上，让迟群（中央警卫团的科长）、谢静宜（江青的机要秘书）两个小人物在大会上含沙射影地攻击一国总理周恩来，她要用这个办法表明自己将代 替毛泽东君临天下。

笔者是会议的参加者。目睹江青在大会上颐指气使，叫八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站起来三次，就像慈禧太后对清 廷的“大学士”那种派头。她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她像口宣圣旨一样读一段语录：“我们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 家，厚今薄古的专家。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 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25日晚上，周恩来派秘书到郭宅安慰郭沫若。秘书说：“总理说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郭沫若和于立群十分感激，连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过 了几天，张春桥造访郭沫若。认为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剧本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谁都知道，郭沫若在大后方从事的史剧和史学活 动，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周恩来曾以朋友身份进行支持和鼓励，与王明毫不相干。郭沫若据理反驳后，张春桥又提出要郭沫若写一篇文章，“骂秦始皇那个丞 相”，拉郭反对周总理，郭断然拒绝。郭沫若一辈子拥共拥毛，与毛泽东诗文唱和，友谊甚笃。到了耄耋之年，无权无势，只因在1945年写了《十批判书》，揭 露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中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戳穿了“君人南面之术”中最诡秘的东西，而这些正被毛泽东当做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推到历史的前 台，所以为毛泽东所不容。
今人多对郭沫若对毛泽东的屈服和奉迎有太多的微词，以至于将他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贡献忽略了。《十批判书》是好 文章，比起“梁效”、“罗思鼎”那些批孔扬秦的文章来，要高超百倍。当然，郭沫若如仍有北伐途次中的豪气，像与蒋介石决裂时写了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那样，再写一篇《请看今日之毛泽东》，断然与毛决裂，流亡海外，那将给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但人都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对晚年的郭老不能如 此苛求。
令人欣慰的是，郭沫若有了接棒者。对秦始皇和法家的研究和批判，类似《请看今日之毛泽东》的著作，由尹振环先生完成了。尹先生以 如椽大笔，清理了毛泽东的皇权专制主义。在不分精华和糟粕的复古浪潮中，尹先生继承了郭沫若的人民本位主义，对皇权专制主义进行了无情地鞭笞和彻底地否 定。他说：
中华民族迟早有一天会对帝王文化发起群起而攻之的，再有毛氏复生，也会天下共击之的，但那还得首先赖于学界的研究与批判帝王文化。只有这样，像美国那样“永远毫无拘束的批评政府，批评领导人”，才有可能在中国逐渐形成。

丢了真理迅速占领“势”的制高点

先 秦诸子百家是一群游说王侯如何扩充领地完成霸业、如何统治人民治理国家的知识分子。韩非（公元前280～233年）脱颖而出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受到秦始 皇的青睐。据传秦始皇看到韩非的著作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2 韩非的学说得到秦始皇的采纳，成了秦皇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建立统一的大帝国的理论根据。
法家的理论是专为皇帝一个人设计的。讲的是如何坐稳 龙廷、如何驾驭群臣、如何统治百姓的秘笈。皇帝的龙廷都是坐北朝南的，所以叫做“君人南面之术”。 郭沫若认为韩非是法术家。3 管仲（？～公元前645年）、商鞅（公元前390～338年）奠定了法家的理论基础，韩非的贡献主要在“术”的方面，这个“术”的含义就是我们现在用鄙视 的眼光看待的阴谋权术。郭沫若说：
术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玩弄起来，似乎很不容易捉摩。韩非自己也说过：“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 也鬼。”（《八经》、《因情》）不过，无论怎样神秘，已经写成文字、着了迹象的东西，我们总可以追寻出一个大概的。多设耳目的一项已经叙述过了，此外还有 一些重要的大纲， 似乎也不外左【下】列的七种：
（1） 权势不可假人；
（2） 深藏不露；
（3） 把人当成坏蛋；
（4） 毁坏一切伦理价值；
（5） 厉行愚民政策；
（6） 罚须严峻，赏须审慎；
（7） 遇必要时不择手段。4
郭沫若这七条，似乎是给文革中的毛泽东画了一张政治肖像，想想“伟大领袖”的作为，不是每一条都能对号入座嘛。
韩非的著作是靠提供对付各种不同人等的阴谋诡计打动了秦始皇的。他说：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难三》）5
这段文言比较直白，核心意思是说，法是公开的，术要深藏不露，以面对众多矛盾，施展阴谋权术驾驭群臣。术的功能是造势，“偶众端”是面对众多矛盾，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用这个办法制服群臣。
韩非认为做国君不必讲究德能服人，才能领众，主要是造势。造成一定的势，平常的人甚至流氓无赖照样做国君。这和毛泽东家天下的谋划暗暗相合，坚定了他传位给江青、毛远新的决心。韩非引慎到（公元前395～315年）的话说：
飞龙乘云，腾蛇逰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詘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正贤者也。（《难势》）6

引 文译成白话是说，腾云驾雾的龙蛇，如果失去云雾的依托，类同地上的蚯蚓和蚂蚁。有德有才的好人屈服于流氓无赖，是因为流氓无赖有地位、有权势。上古最圣明 的帝王尧如果是个普通百姓，连三个人都管不了；而夏朝昏聩淫乱的的桀当了帝王，可以祸乱天下。弓弱箭飞得远，是借助风力；帝王不贤而令能行，是借助于百姓 从众的惯性。尧作为普通人教化百姓，没人听他的；如果南面称王，则令行禁止。可见道德学问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造势得位。

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奸劫弑臣》）7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 革命，是古今帝王最大的一次造势运动。他把慎到、韩非关于造势的理论，理解的入木三分，运用的出神入化。他彻底发动群众，采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 报、大辩论）的形式，审查全国的干部，让群众评判揭发各级当权派，哪些是毛泽东的人，哪些是刘少奇的人？他自己“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

毛 泽东的大跃进闯下了滔天大祸，饿死了3755万人。他由“大救星”变成了“大灾星”，德和才都输了理，失去了领导国家建设的资格，在人民中、在党内威信一 落千丈。在他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千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浪迹于春藕斋美女的怀抱中 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 情况下，只有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刘少奇等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 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茅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 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走出了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 兢、忐忑不安的状态。因为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 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 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领情就得承认自己错了。他要先 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 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他反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在“四清”运动中把实 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4年12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据理力争，不同 意揪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毛泽东发生了争论，毛竟然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8 毛泽东不再讲理了。在丢了真理之后，他要占领“势”的制高点。用强“势”与全党说话，与全国人民说话。
在广州的林彪听说28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公开摊牌的消息后，考虑了一天，29日晚11时，召见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口授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给毛泽东以强有力的“造势”的支持。其要点是：
1964 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 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 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把毛主席著作当做最根本的必修 课。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 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9
这一支持是以凸显林彪的政治分量和权威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堂堂正正，义正词严。林彪四两拨千斤，把贺龙、叶剑英、罗瑞卿所提倡、所组织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所检阅、所赞扬的军事大比武给否定了。
最 微妙之处是毛泽东默许了、同意了这一否定。从时间的巧妙配合上看，这是毛林合演的一出双簧。没有毛泽东的授意，林彪绝不敢如此孟浪，以一票否定军委，以林 彪否定毛泽东。军队要练兵习武，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军队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这次大比武毛还亲自检阅、亲自表彰、亲自指示推广。毛泽东所以能 够容忍林彪这一动摇毛的权威的“拨正反乱”，是因为林彪主张代替“全军大比武”的是要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毛可能损失 的权威，要在这里得到几十倍、几百倍的补偿，此其一；毛泽东正在跟刘少奇摊牌，而刘少奇得到政治局常委多数、政治局多数、中央委员会多数的支持，毛有意识 地要强化林彪的权威，要强化到能压住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政治局的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为了压住这三个多数，毛认为即使自己的权威受点暂时损失也是值得 的。在跟那三个多数摊牌的时候，有林彪和自己站在一起，将极大地加强自己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此其二。

毛泽东胜券在握。在他批准了林彪的“拨正反乱”之后，一个把毛泽东语录当作圣经的带有宗教狂热的所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三百万军队中兴起来了，随后普及到了全国。这是文化大 革命的最重要的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由总政治部编辑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就发行了1213万册。军队 集中统一，搞一件什么事情都能很快地造成声势，加上《解放军报》推波助澜地宣传，很快压倒了《人民日报》和所有地方报纸，更使刊登过批评大跃进文章的报章 杂志的领导人胆颤心惊。颂毛成为全国舆论的主旋律。三百万军队天天大造歌颂毛、忠于毛的舆论，这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不久就要到来的决战中，使毛处于压倒一切 的优势地位。
这就是法家造势固位理论的“活学活用”。这就是韩非说的“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
韩 非是不讲理的，他讲力，有力就有理。“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務力。”(《显学》)10 毛泽东搞运动治国就是这种指导思想，能把10%的人发动起来，其他90%的人就得跟着走。回顾毛时代的群众运动，可以说没有一次是正确的，只要群众跟着 走，他在党内就占了上风，就处于“力多则人朝”的地位。

毛泽东还从法家那里学得了强迫干部和群众拥护他的办法。“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 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奸劫弑臣》)11 这个“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就是严惩重罚。在群众语言中有“怕好”之说。一个横行乡里的黑社会老大，百姓见了表示敬意，在市场上拿东西可以不给钱，并不 是百姓真敬他，而是怕他，并不是甘心孝敬他，而是怕他砸摊子。这叫“怕好”。文化大革命中，有几个是真心愿意跳忠字舞的？有几个是真心愿意 早请示、晚汇报的？有几个是真心愿意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文革中毛泽东把共产党变成了黑社会，他就是天字第一号的黑老大。广大干部和亿万百姓天天喊万 岁，90%以上的人并不是真心爱戴他，而是“怕好”。不慎摔碎毛的石膏像，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造成了这样一种天罗地网般的阴森恐怖的势，扭曲了全国人 民的心灵和人格。邓拓在自杀之前，在遗书上含泪自责，还不忘写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嘱咐孩子们与犯罪的父亲划清界限，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整死你 还得叫你发自内心地拥护他，毛泽东就是这么厉害！

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

在大跃进失败，饿死3750万人的事情发生后，毛泽东出现了皇位（领袖地位）的危机，共产党出现了执政地位（统治合法性）的危机。
毛泽东不甘心推出历史舞台，他要与全党对他的失望、不满作斗争，打击、削弱最后废黜由他选择而又为全党认可的接班人刘少奇，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毛有了高于全党利益的个人利益、家族利益。他代表的才是复辟倒退的势力。他推行的才是复辟倒退的路线，他是向秦始皇那里倒退。
刘少奇要纠正毛泽东和党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错误，领导人民度过危机，维系党天下的合法性，争取顺利接班，阻止毛泽东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维系党天下的合法性，这是文革势力与反文革势力的共同目标。毛作为领袖、作为旗帜，不能倒，不能动摇，成为重建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舆论导向掀起对毛的个人崇拜之风。毛借力打力，扶持林彪和军队，作为倒刘的基本力量和向家天下过渡的跳板。

利用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势，毛泽东把党权、政权、军权、文权（文化思想领域的所谓话语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成为大独裁者。法家关于专制独裁的运用，有提纲挈领的提示：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
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
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夺柄；藉人以其所处，命
曰失位。夺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管仲：《任法》）12

在文化大 革命中，毛泽东对“六柄”、“四位”的运用，使人瞠目结舌。在党内，他停止了党章，让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靠边站；他没有国家领导人的名份，践踏宪法，囚禁 国家主席，停止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明明是他篡党篡国，他靠强势宣传，颠倒了是非，说他既代表党，又代表国家，是别人另立了“资产阶级司令部”。
高级干部的升降贵贱，去留生死，全凭他一句话，一个御批。
他可以让总书记邓小平、国家元帅陈毅去工厂当工人。
他可以让保卫干事王洪文一步登天当了党的副主席。
他可以让农民陈永贵当副总理。
他可以让文化泰斗巴金和季羡林去喂猪。
他可以让江青的机要员小谢（谢静宜）去领导清华大学。
……
文革中有两个人是必死的，这就是刘少奇和彭德怀。这两个人死盯着饿死3755万人的事情不放，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而且是他向家天下过渡的不可超越的障碍。但叫他们怎么个死法，毛泽东是动了脑筋的。
第一，不能公开处决。公开处决先要撤销他们的共和国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这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免职，还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定罪量刑，按法律程序肯定杀不了他们。
第二，不能秘密暗杀他们。暗杀这种事情，无论设计多么周密，发纵指示者最终都是逃不掉责任的。消灭了他们的肉体，不能消除他们的政治影响，更显得自己理屈，真理是在他们一边。这显不出毛泽东的伟大来。
第三，自杀。最好的办法是他们经不起“考验”，自己了断自己。但这两个人特别经得起“考验”，绝不自杀，有病特别配合治疗，他们有这个底气等待最后全党和人民的裁判。
第 四，在无法无天的群众运动中，假手红卫兵害死政敌。这是毛泽东对法家理论“遇必要时不择手段”的创造性地运用。这与在监狱折磨、在刑场处决不同之处是： 一，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摆脱任何法律程序的束缚；二，把人打死、打伤残或逼人自杀，当权者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一句“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就把责任推得 干干净净。三，这种施虐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公开的、登报的，足以震慑高级干部，连顶天立地的彭大将军都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上，派出几个红卫兵就把他收 拾了，谁还敢出来挡毛泽东的路呢？
我们回顾一个历史镜头，这个镜头作为毛泽东学习法家的“优秀”作业，应该定格在中国历史上。
1967 年7月26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两个造反派在北航操场联合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彭德怀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铁 牌子，上写“三反分子彭德怀”，名字上划了红叉，被红卫兵押进会场。后面是陪斗的张闻天。北京中伏正是最热的季节，让两个七旬老人低头弯腰几个小时，接受 红卫兵口沫横飞的批判。大会结束时，又要两位老人从红卫兵组成的人巷中走出，接受红卫兵的拳脚、吐沫、西瓜皮的批判。这算是既触及了灵魂，又触及了皮肉。 然后将彭德怀和张闻天抛上大卡车，由红卫兵押解在北京游街，北京市民惊谔万分。
更残酷的折磨还在后面。8月4日下午，经过江青的精心策 划，把彭德怀揪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陪斗的除张闻天外，还有彭的夫人浦安修（她是师大党委副书记）以及师大党委书记、王若飞的遗孀李培之。王若飞也是不赞 成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王若飞空难死了，如今折磨他的未亡人，江青有难以言状的快意。
彭德怀看见浦安修低头弯腰被扭上来， 心肝俱碎。他发疯一样地叫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浦安修抬头看见了彭德怀，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浦安修嫁了个元帅，确实没过 上几天好日子。入朝作战的第二年，组织上安排浦安修去看望在前线的丈夫。二人一见面，彭德怀竟说：“你怎么来了？几十万志愿军的老婆都没来，你来干什 么！”浦安修哭了，但她理解彭大将军的带兵之道，住了两天就回国了。如今二人此时此地见面，大离奇了！这是国民党的监狱吗？不是。这是美军的战俘营吗？不 是。这个地方不还是北京吗？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吗？领导这个国家的不还是那个湖南同乡、一起打天下的毛泽东吗？你毛泽东如今坐了天下，不仅失去了 党性，为什么连人性都丢了！我彭德怀哪点对不起你？不就是说你大跃进搞错了吗……彭德怀正在理解眼前的现实，背后飞来一脚将他踹倒，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 他青筋暴涨，嘴唇咬出血，坚决抗争，要站起来，被几个彪形大汉踩住小腿，双臂被扭成燕翅，伸向苍穹。
批判发言完毕，又是抛上卡车游街。一 顶用铁皮做的两米高的帽子套在彭德怀头上。游斗汽车先在校园转一圈，然后出大门向北太平庄驶去。只见迎面来了一辆红旗轿车，参谋王金岭从车上下来拦住了迎 面来的游斗车。“我是总理办公室联络员。你们这样搞是违背总理指示的，必须马上把彭德怀交给卫戍区。”于是，游斗停止，彭德怀被扶上轿车。周恩来作为一国 总理，他的权力只有这么大了，稍微减轻一点彭德怀的痛苦。
七、八两个月，彭德怀被批斗一百余场。他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一次次又站起来； 他的头颅一次次被按下去，一次次又昂起来；他的呐喊一次次被打断，一次次又响起来。经医生检查，除头部、两臂的外伤外，他的左侧第五根肋骨、右侧第十根肋 骨被打断，胸部淤血，内伤很重，血压升高。
毛泽东玩的是痞子政治，在这一点上，他连蒋介石都不如。关张学良，杀杨虎城，蒋介石动用警宪特 工，敢下手令，敢负责任，敢担千古骂名。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处置。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犯上作乱，让蒋介石栽那么大 的跟头，蒋的报复是把张学良软禁一辈子。据张学良自述：“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很关怀。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了，他特别爱护我，派了中央医院的〔医 生〕来看我。我到哪去甚至到台湾他都是找个最好的地方让我住。他自己亲口告诉陈仪要给我好地方，他对我真是关切的很，一直还是关心。”蒋介石死后，张学良 送一幅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反观毛彭之间，彭德怀并没有在庐山发动兵谏，把毛泽东抓起来，强迫毛泽东改变祸国殃民的大跃进 政策，只是写了一封信，对经济形势谈了一些看法，谈不上“政见之争，宛若仇雠”，毛泽东就必欲置彭于死地。毛泽东不敢关彭德怀，更不敢杀彭德怀，借红卫兵 之手将他摧残折磨至死。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品格是非常低下的，绝不是怀着崇高的动机犯了错误。什么大民主，什么反修防修，什么追求理想社会，全是欺世盗名。
十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打接班人这副牌，将刘少奇迫害 致死，提拔林彪又逼走林彪，起用邓小平又打倒邓小平，选一个“最没有能力”的华国锋，给华的密诏是“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其最终目的是要把 班交给江青。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接班。
他自比秦始皇，以不可阻挡的底气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宣示，他要搞家天下，谁要妨碍他，就是彭德怀的下场！
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 江 青;
总理 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 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 陈锡联。
毛还将这一名单征询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另据张玉凤的回忆：
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
后党政军领导班子画圈，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
圈了、提了五个人名：
毛远新、华国锋、江 青、陈锡联、纪登奎。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 青、汪
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和张玉
凤做记录。名单顺序为：
毛远新、华国锋、江 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 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 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各砍一刀，
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13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这个名单，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即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听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
毛泽东搞家天下的阴谋一曝光，将善良的人们对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高尚动机的种种猜测彻底粉碎了。
1976 年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和汪东兴在叶剑英等老革命家的支持下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远新，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复辟封建王朝、搞家天 下的图谋。不管华国锋、汪东兴有什么错误，在中国历史拐点上，他们力挽狂澜，使中国没有坠入封建主义深渊，这一功不应该抹刹。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 叶帅带头拥立华国锋为主席。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他输了。不管推举谁出来当主席，只要不是毛氏家族的人，避免了家天下的结局，都是历史的进步。

曾国藩有言：“驭将之线，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挟智术以用世，殊不知世间并无愚人。”14 毛泽东对《韩非子》的理解竟不如曾国藩，他想到先秦法家那里寻找灵感，想出奇制胜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由历史罪人再度变成开天辟地的大英雄，他彻底失败了。
2009年2月

1 《“批林批孔”运动始末》《红旗》杂志１９９４年２月号。
2 司马迁：《史记》《韩非传》。
3 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第一版第340页。
4 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第一版第349～350页。
5 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第一版第340页。
6 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第一版第353页。
7 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第一版第350页。
8 王光美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9 《林彪文选》1967年11月武汉群众组织编辑出版，第119页。
10 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第一版第346页。
11 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第一版第370页。
12 《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先秦编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0月版第128页。
13 《历史的真象--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 据2004年5月《动向》杂志透露，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据张 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 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历史的真相》发表后港台期刊和大陆网站多有转载，未见官方机关和汪东兴、毛远新等知情人辟谣和否认。笔者反复阅读研 究，认为是可信的。仅举一事，这份材料的最后，谈到了毛泽东指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最后一名竟是张玉凤。这件事情张玉凤是不敢编造的。说出来除说明毛泽东 晚年政治上的荒唐外，给张增加不了政治上的荣誉和物质上的利益，如果造了假对她的损害将是致命的。她敢这样公布出来，极大地增加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希望有关部门敦促仍健在的毛远新、汪东兴出来证实或证伪。这是毛泽东搞家天下的唯一铁证，中央档案馆是不会有另外的材料的。
14 《曾胡治兵语录》，大同书店中华民国30年10月15日再版《古代兵经》下册第13、15页。

二十一、“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兼答吴启文先生

吴启文先生：

感谢先生充满善意地指出拙文（《记住恩格斯说的93个字》）的 不足。此文是一篇长文的一部分，现将全文发去，供先生审读。另有在网上发表的《答匿名留言者》一文，部分回答了先生的问题。剩下的一个问题是：恩格斯何以 在1891年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 谈谈我的理解，与先生交流。

（一）恩格斯不是要主动发表这篇马克思写于1875年因种种原 因没有发表的文章，更不是“为批判和平过渡，高扬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旗帜”，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党代表大会 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不发表这个与这次讨论有关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二）恩格斯是要辩解他和马克思不是哥达“纲领的秘密创作者”，“把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我们” 是不公正的。举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为证，划清马恩 同拉萨尔派的界限。恩格斯并没有重申《哥达纲领的批判》一文的主要观点和主要原则，诸如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等。

（三）“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创造者们在哈雷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抛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 表大会，不仅抛弃了哥达纲领，也没再理会马克思那些批判。由主张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到主张以选举为主要斗争形式的社会革命、把股 份制当做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把民主共和国当做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恩格斯以《1891年 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代替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的批判》一文，对共产主义理论提出三个重要修 正。

第一个修正：由主张暴力革命到主张议会斗争。恩格斯说：“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 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但是在 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它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有一点在我看来应该而且能够写到纲领里去，这就是把一切政治权利集中于人民代议机 关之手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再多走一步，暂时做到这一点也够了。”

第二个修正：由主张消灭私人企业到主张保留股份公司。恩格斯说：“把为个人或股份公司谋利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全 社会谋利和按预先拟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正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创造出来，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 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 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 性也没有了。删掉‘私人’这两个字，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 这就是说，“工 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可以不经过消灭私有制来实现。

第三个修正：用民主共和国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 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民主共和国就是宪政民主，就是政党轮替，就是三权分立。既然不能用暴力夺取政权，就只有在承认宪政民主 的条件下，在竞选中取得政权。1890年2月2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选票1427298张，占压倒多数，3月20日把铁血宰相俾斯麦赶下台，废除 了用恐怖手段限制工人运动的非常法。恩格斯把1890年2月20日看作是“德国革命开始的日子。”  请注意，恩格斯把议会选举看作是“革命” 的另一种形式。

由于这三个修正，恩格斯 把他和马克思用大半生构建的共产主义理论，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理论体系否定了。虽然他为了表示自己理论上的一贯性，有时还批一下“现 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 是机会主义思想。直到1895年3月，他临终前的五个月，他终于以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以对后代，对人类极 端负责的精神，坦诚地、毫无保留地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 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选举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藉以组 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 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 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三个重要修正，是硕果仅存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精 华，又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继承和发展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在西北欧各国开始了改良主义（恩格斯称之为“社会革命”）的伟大实践。1951年6月30日在西德法兰克福召开了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社会党国际的成立，通过了基本纲领：《民 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 (通称《法兰克福宣言》)。这个纲领系统地总结了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第一次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表述了社会党国际的思想理 论体系。《法兰克福宣言》认为：在许多西方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在消逝，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社会主义原则 的价值正在行动中得到证实。”民主社会主义事实上是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阶级团结资产阶级推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运动。代表们把这个新成立的国际组织看作是“1864年在卡尔?马克思参加下成立于伦敦的那个国际组织在历史上的新阶段”。

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一个世纪人类的选择，当科学社会主义由于固 有的理论阙失以及在传播中扭曲变形，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造成国家权力异化，专制独裁，官员腐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彻底失败，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导 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十月革命的灯塔熄灭，主流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消退之后，原是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支流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以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实 践和新的理论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条道路以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三点修正为纲 领，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理想，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市民社会。他们凭借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 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建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恩格斯关于把民主共和国当做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理论，是在民主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对无产阶级专政 理论的重大发展。我们要遵循恩格斯指引的方向，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政权建设的探索。

中共是经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进而成为执政党的，没有参加过暴力革命的党派不可能成为与它平起平坐的反对 党；而没有具有平等资格的反对党的监督，革命党会腐败蜕化，这已为二战后社会主义各国无产阶级专政衰亡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特别为中国30年改革开放一党执政的鲜活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中国的具有反对党资格的反对党，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一个从中共分裂出来 的、在执政党面前毫不矮化的反对党的存在，是执政党正确执政、民主执政、廉洁执政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政党轮替，不会产生亡党亡国的危机。 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干预政治，也能够顺理成章地实现。

美国的两党制，原本是一家。两党都来源于1792年托马斯·杰斐逊建立的民主共和党。托马斯·杰弗逊（1743～1826） 为美利坚合众 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同时也是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的主要起草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19世纪初，民主共和党发生分裂，其中一派自称国民共和党，后改称辉格党；而以安德鲁·杰克逊为首的另一派 在1828年建立民主党。1854年7月，辉 格党与北部民主党和其它反对奴隶制的派别联合组建共和党。1860年11月，共和党领导人阿伯拉罕·林肯（1809～1865）当选为总统，该党首次执政。

1861年4月至1865年5月发生 了南方奴隶主的叛乱。林肯领导了共和党政府平息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1863年1月1日，林 肯发布《最后解放黑奴宣言》，平息奴隶主叛乱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863年12月8日，南 北战争尚未结束，林肯发布《大赦与重建宣言》。1865年4月14日林 肯遇刺身亡。15日，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继任总统。5月26日， 约翰逊继承林肯的遗志，宣布大赦，赦免曾与国家为敌的前南方同盟政府人员以及支持奴隶制的民主党人。（辛子陵评注：这与我们党和政府20年不赦免本无大错的“ⅥⅣ” 青年，形成极其强烈的反差。）12月18日， 宣布奴隶制为非法的第13条宪法修正案通过生效。林肯－约翰逊政府对反对派和反对党的宽 容团结的政策，为世界各国执政者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南北战争结束后，共和党五任总统连续执政20年。由于长期执政，许多共和党官员贪赃枉法，腐败无能，引起民众的痛恨。民主党改变了只代表南方种植园 主利益的狭隘立场，转而代表工商业企业家、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的利益，其总统候选人克利夫兰在1884年大选中胜出，当选第22任 美国总统。从此，共和党与民主党通过竞选轮替执政的局面形成。

参照美国长治久安的历史经验，只有执政党一分为二，只有把党的队伍整编成两路大军，这两支同根生的党的队伍，才能够互相监督，互相砥 砺，互相轮替，互相转换，在为国民服务的竞争中接受执政的考验，永葆青春，永不懈怠，永不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主义共产党(2009年1月成立)、中国工人党（2009年7月成立）的出现是件好事情，要因势利导，允许其合法存在。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意识地建设一个与执政党相辅相成的反对党，在执政党发生重大错误不能继续执政 时，成为有准备地替补队员。谁能担当大任，被推上历史的前台，要看他们的表现。中共各派只有在党能够继续执政的前提下，才有自己的前途。毛派必须改变文革 思维，放弃推翻中央领导，祸乱全国的打算，自觉地参加到民主宪政的运动中来，按照民主共和国反对党的模型建设和塑造自己，才能成为政治改革中的建设性力 量。在民主社会主义旗帜下，在民主共和国的框架内，实现党的民主转型，建设执政党和反对党能够互相转化、互相替补的两党制，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 务。

以上意见请先生批评指 正。如蒙认同，则请广泛宣传。

                                               辛子陵

 20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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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吴启文2010年3月1日给辛子陵的信。

 哈雷代表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于1890年10月12-18日在德国的哈雷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90年10月16日根据哥达纲领主要起草人威·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个新纲领草案，提交下届党代表大会讨论。这个新纲领于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被通过，通称爱尔福特纲领。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05页。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06页。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06页。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274页。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9页。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0年3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59页。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页。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3页。

五柳村2010年3月19日收到

二十二、“腐败黑数”知多少

    在每年春天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都要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列举一系列数字说明一年来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成果。

    我国的反腐败，没有事先防范的机制，基本上是采用事后查处的形式，“民不举，官不究”。许多高级干部腐败案，作案者都是混迹官场多年，有老辣的权力斗争经验，‘关系网’密布，再加上串案、窝案结成的“生死利益同盟”和“地方保护主义”，使社会反腐败斗争的难度大大增加，反腐败的成本大大提高。从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各级检察机关查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67505人。据中纪委公布，仅2005年就有11071名党员干部因贪污受贿被开除党籍，其中移送司法机关7279人。 官方公布的数字，即现实中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案件，只是社会腐败的冰山一角，只占腐败实际数量的一小部分，它只能反映官方反腐败的努力程度，而不能说明腐败的实际情况。
 
    要了解官场的实际腐败程度，有一个计算公式：
    被查处的腐败案件 + 腐败黑数 = 实际腐败数。

    所谓“腐败黑数”，是指确已发生但未发现，或虽发现但未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官员数量占腐败官员总数的比例。国际上习惯用百分比来表示腐败黑数的大小。我国的腐败黑数究竟是多少？有的学者估计80％以上，有的学者则认为达到了95％。 这就是说，查处曝光的腐败案件仅占腐败总数的5-20%。

    因为腐败的隐蔽性，这个腐败黑数是无法简单求解的，但也不是哥德巴赫猜想，有许多蛛丝马迹可寻。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专家內部论坛”公布的资料，令人触目惊心。这篇资料不像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我真希望权威机关出来辟谣，否定了这些数字），不是官方权威机构是拿不到这些数据的。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数字均出自这篇题为《500个特权家庭垄断中國》的文章。
    
    从银行存款年度增加额超过工资总额看腐败
    
    自改革开放以来，直到1999年时，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几乎约等于“工资总額”的 80～90%，而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还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2001年內“新增居民储蓄”超出了“工资总额达3000亿元。”这等于说，2001年发出去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分錢，全部存进銀行，又不知從何处增生了3000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经费）也存进了銀行。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長了1.5万亿，还是增生了3000亿。据全国总工会2005年对十省20万名企业职工调查，2003至2004年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占81%，低于平均工资一半的占34.2%，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占12.7%。2002年，全国不到10%的人拥有居民存款的50%，收入最低的10%的人仅拥有1%的存款。 低收入者仅有很少的存款或基本上没有存款。大多数中高档工资收入者（包括大部分干部）每月都要消费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工资收入维持正常生活，存入银行的只是工资的一小部分。增生的钱，先要补齐全国工资总额，然后才能多出3000亿来。所以，增生的钱是：3000亿+补齐消费掉的工资数额的黑数。超出工资总额的3000亿，是官员非法收入的下线。全国银行的個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这件事情，标志着全国的贪官污吏在加速敛财。

    从1983年至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在工作报告中都公布了查办腐败案件所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数据，累计金额达491.3亿元，平均每年25亿元左右。这是官方公布的20年来腐败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量。 ( http://www.tecn.cn )
    卡内基梅隆基金会的裴敏欣认为，1999年一年中国腐败的总经济成本为3430亿元，占GDP 的4.79%。 对照银行2001年3000亿以上的非工资收入存款，外国人的统计数字可能更接近中国官场腐败的实际情况。如按1999年后每年3000亿元计算，10年累计贪官掠走的金额则达3万多亿元。
    
    从七省市高级官员的个人及配偶的财产看腐败
    
    2006 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會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財产调查报告》。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階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階层。官僚特权階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財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個市民 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据该报告披露：全國有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財産超七百万，概況如下：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00万至 2500万；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山东省，平均 700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

    7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 幢，面积600平米至900百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600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面积500平米至6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山东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700平米；辽宁省，平均3幢，面积600平米至850平米。

    最近，一批离退休干部和学者致函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呼吁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以遏制愈演愈烈的贪腐之风。自从1988年有关方面起草《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收入的规定草案》到现在，已经拖了20年了。这个期间，在1995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其内容是只报个人收入、不报家庭财产，只报劳务收入、不报非劳务收入，只在内部向组织报告，不向社会公布，人民无法监督。2001年，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增加了报告财产的内容，但未规定信息公开的办法，致使本应成为“阳光法案”的规定锁入黑箱。

    中国共产党打天下用了22年。如今成了执政党，20年制定不出一部不利于官员贪污腐败的法律，可见自我约束之难。《法制日报》援引全国人大官员的话说，制定这一法律的时机尚不成熟。据说尚需三个前提条件，即：必须实行个人财产登记实名制；必须从制度上和技术上解决个人财产数据的统一问题；必须在法律上划清公职人员财产公开与个人必要隐私的界限。这事要真想办，两天就可以划清，若是应付公众，糊弄民意，再过20年也划不清。非不能也，是不为也。阻力来自哪里？就是那些财产在700万以上的官僚特权阶层，那些隐藏的“大老虎”。试算一笔账，一个正厅（地）级干部，月工资不过6000元（2006年实行的工资标准），加上各种补贴，合法收入超不过一万元，就算他“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动，烟酒基本靠送”，一元钱不花，一年最多只能积攒起12万元，3年36万元；干部配偶一般级别较低，工资加补贴约等于正庁级的二分之一，按5000/月计，3年积攒18万元，夫妇二人合计54万元，加上以前低工资时代的储蓄，超不过100万元。按上述七省市地厅以上干部财产的下线700万元计算，还有600万财产来路不明，若按上线，则有1300～2400万巨额财产来路不明。公布出来他怎么解释？他当然要投反对票。

    从2003年至2008年6月底，在职地厅级以上官员离婚再娶者52570人。 这里头少数有正当理由，有许多属于喜新厌旧，但也有许多是为了转移财产，把巨额财产划在前妻名下，贪官自己，既保住了江山（职位），又可再娶个美人。
    
    从夫人抢购黄金看腐败
    
    2005年11月份，投资者为了规避日元贬值风险，减持日元，购入黄金，推升了黄金价格；基金的大举进入更是提升了黄金市场的人气，黄金价格一路上涨。 11月29日，国际黄金现货价格在亚洲市场报收500.40美元/盎司，创18年来新高。受国际黄金价格走势影响，上海黄金交易所11月份黄金交易价格随国际黄金价格一路飙升。高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黃金金条、金币及99%含量的黃金飾物的重量达50 噸！

    50噸黄金是个什么概念呢？等于5万公斤，等于5千万克。2005年11月份
    50克小金条加权平均价为每克124.23元，50噸黄金价值人民币62亿元。官太太们手里掌握着62亿元以上的流动资金，在黄金市场上呼风唤雨。
    
    从高干子弟暴富看腐败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拥有財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財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們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 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美國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国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今天中国社会分配不公到什么程度？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说明。所谓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制定的描述分配公平程度的一个数学模型。基尼系数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目前公认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好”，0.3—0.4之间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 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社会就要爆炸了。而目前的中国，已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列。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中国社会目前已超过“警戒”线，处于随时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中共政法委关于群体性事件原来的定义是参与人数在3人以上，现在把参与人数提高到20人以上。中国群体性事件10年内增加了6倍，2005年已突破了8万起，是大动乱临近的信号。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題，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這500个家庭，加上他們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們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关系。他們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並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
    
    从暴富路子看腐败
    
    官员主要靠以下途径致富：

    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內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1999年，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沈阳市建委主任宁先杰等人因在澳门豪赌，惊天腐败案东窗事发。马向东是个嗜赌如命的赌徒。据其交代，他是在一次到美国引进项目时迷上赌博的，从此一发不可收。但凡招商引资，他必定是走一路赌一路。1997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也忍不住伙同其赌友宁先杰多次溜到香港、澳门进行豪赌。马向东赌博每一次输赢都是十几万、几十万。与别人不同的是，他始终都是赢家。为何？马向东自己交代，由于他是掌权的副市长，每到赌场，早就有人为其买好筹码。输了自有人做东，赢了则一律装进他的腰包。

    二、進口、引進成套設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別爲600万～720万美元。一套年産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引进。 ( http://www.tecn.cn )
    三、操控国內资源、商品，倒卖获利。1987年，国家决定放开13种名烟的计划价格，即大幅度提高市场销售价格。每箱云烟出厂价约为4500元，市场售出价9000元，每箱可赚4500，倒一万箱就赚4500万元。有权批条子的干部批张条子出来，就有几万、几十万的回报。第一个拿到条子的人（当然是接近领导的人）为不露马脚，并不到烟厂提货，而是倒卖这个批条，过几道手，层层分肥，最后提货的人根本不知道批文怎么弄出来的，他也没有给领导干部行贿，那位领 ( http://www.tecn.cn )
    四、倒卖地产，靠银行借貸，无本获暴利。福建省常委陈少勇利用职权为其关系人批地150亩，靠银行贷款买进，以项目名义占用，而后闲置，等待升值。案发前每亩已经升值20万元，陈少勇与地产商净赚3000万元。 ( http://www.tecn.cn )
    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轿车3万至4万辆。如1998年被查处的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包庇10万辆走私汽车及其他走私案件，涉及金额达千亿元人民币。 ( http://www.tecn.cn )
    六、金融机构無抵押信貸，资金外流到個人口袋，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
    主要因素之一。如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于2007年3月批示国家开发行河南分行，为郑州提供25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中岳嵩山、少林禅宗、武术圣地为核心的旅游文化产业。但25亿元资金只用了2亿元，其他23亿元去向不明，其中王益胞弟王磊从中收取4000万元“高额财务顾问费”，用于购买太平洋证券的原始股份。200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太平洋证券登陆上交所，首日股票涨幅达到了424%，王磊的4000万元原始股份转眼间便飙升至16亿元。 ( http://www.tecn.cn )
    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承包，承包商多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万-1100万。某省原三个正省级干部的12个子女包揽建设工程，倒卖国控物资，短短几年内，都聚集了上亿元财产。 ( http://www.tecn.cn )
    八、抽逃资金到個人帐戶，一般通過金融機構、中资進行。这种类型的诈骗玩得最大的是一个叫刘五一的神秘人物。只知道他出生于1953年5月1日，是某军队大院的子弟，自称“行伍16年，从宣传干事做起，后来看淡世事，转战于商场。” 美国普尔斯马特是一家国际知名的经营仓储式会员商店的零售商。1996年刘五一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取得了“普尔斯马特”商标在中国的使用权，成立了北京普马集团。在接下来的8年中，共在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0个城市开设了46家连锁店。据中国建设银行贵州省分行委托律师调查的结果显示，普马是“靠采取全联互保、资金高度集中转移的方式融资操作，靠占用银行资金和供货商资金来滚动铺点、滚动融资”，形成了大市场、大零售商的假象，银行和供应商看到的是虚假的繁荣。事实上，普马是有预谋的：它的结算中心设在成都，并没有设在其总部所在地北京，以便抽逃资金时逃脱有关方面的监控。据查证，普马拖欠的货款、银行贷款和抽逃的注册资金总计达到20亿元以上。2005年2月刘五一从人间蒸发。 ( http://www.tecn.cn )
    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操纵股票市场，大户吃散户的案例。中国股票有三分之二是大股东是用一元钱一股买的，有三分之一是老百姓花15元以上的高价购得，原来规定大股东的股票禁止上市流通，只能在股票市场外面转让，所以称为“非流通股”。忽然宣布“股权分置改革”， 大股东低价买的股票和老百姓高价买的股票，拿到市场上按照同样价格买卖。当初老百姓花高价买的是流通权，买的是国家对股民利益的保护。但是，证券监管机构公然和大户联手吃散户，宣布解除对非流通股的上市限制。这样一来，超过流通股数量两倍的低价股如同决堤洪水般汹涌抛售，中国股民的金融资产流入极少数富豪的腰包。 ( http://www.tecn.cn )
    十、利用国企改制发财。东能集团董事长王某向某领导行贿1500万元后，以4000万元收购有4.6亿总资产和1.9亿净资产的国有企业。上海福禧投资公司张某向官员重金行贿后，以10亿元注册资本创造了136.22亿元总资产和53.13亿元的净资产。原中包无锡分公司总经理曾某通过设立多个裙带分公司，将国资一亿元转入裙带公司，然后金蝉脱壳变为港商。 ( http://www.tecn.cn )
    十一、买官卖官，官市火爆。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绥新案件中，竟有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沈阳市17个“一把手”落马的情形时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爆。 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厅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 在腐败猖獗的地区和单位，形成了打击排斥廉洁正派干部的“逆淘汰”风气，这是腐败得以蔓延的社会基础。 ( http://www.tecn.cn )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30年改革开放，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增长到24万亿元，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排名在英、法、意、俄之前。在经济发展上，中国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但在贫富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盛行，社会危机四伏方面，中国又处在一个最危机的时代。危机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地方诸侯“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危机一旦爆发，中国的光明面就会被黑暗面吞没，黑暗面与光明面的转换只在旦夕之间。出现这样的形势，我们才更深刻地理解了邓小平说过的话：“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 http://www.tecn.cn )
    现在正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说党和国家处在危机中有点不合时宜，然祸亟势险，不敢不告：2008年，从瓮安到深圳，从吉首到重庆，从西安到陇南，从广州到北京，群体事件此伏彼起，規模越來越大，湖南耒阳竟然發生了上千公安交警要求增加工资，沖击市委大楼事件。种种迹象表明，两极分化导致弱势群体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按照列宁的说法，这是革命的前夜。陶醉于GDP,看不到这种严峻的形势，还对政治体制改革犹豫观望，我们将会犯绝大的错误。 ( http://www.tecn.cn )
    为了缓和舆情，首先要运用政权的力量，对严重的两极分化进行调节；其次，限期出台县（处）级以上干部公布个人及家庭财产的“阳光法案”，严肃查处漏网的腐败分子。让官员的巨额来路不明的财产合法化，就是承认了一个潜规则：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全国官员都如此效尤，则一发不可收拾，不出三五年，中国共产党就彻底烂掉了。 ( http://www.tecn.cn )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后，胡锦涛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慷慨陈词。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联合发言说：“中共若再不下决心进行自身改革，必然失民心，死路一条。”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说：“中共若继续凌驾于人民之上，欺压人民，离亡党乱国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其他一些与会者明确提出要“还利于民，还政于民，还权于民。” ( http://www.tecn.cn )
    为了避免大动乱、大震荡、大破坏、使30年经济改革的成就毁于一旦，必须立即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从根本上解决公平和正义问题，建立国家长治久安的民主宪政体制。 ( http://www.tecn.cn )
    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政治家错过改革时机惨痛失败追悔莫及的教训。当政者在他们认为自己有力量控制局势的时候，往往是顽固地拒绝改革，或优柔寡断掉以轻心，直到民变蜂起，大势已去，才下决心改革，但那时危机已经爆发，他们已失去了主导政治体制改革的资格，只能被历史洪流席卷而去了。当今领导人，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了党，也为了自己，必须当机立断，必须动真的，再不容空言搪塞了。 ( http://www.tecn.cn )
    
    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管住官员而不是为了管住百姓
    
    200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布什总统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 http://www.tecn.cn )
    官员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管住他的兽性才会“替天行道”，成为天使。自律是靠不住的。制度好可以使好官更好，坏官无法做坏事；制度不好，坏官则放肆做坏事，好官也会变坏，不同流合污则被逆淘汰。西方民主制度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创造了一套体制和制度把官员关进了“笼子”，用权力制衡的办法使他们无法为非作歹。我们的制度最可悲的地方是千方百计地防范人民，让人民戴着“主人”的高帽子走进笼子，看着“公仆”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而毫无办法。老百姓想行使“主人”的权力，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罩着他，叫他张不开口，拿不起笔，迈不动步。 ( http://www.tecn.cn )
    民主是什么？在美国就是人民高于一切，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表达民意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谁上谁下由人民投票决定；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能向人民发号施令，成为执政党以后，通过施政服务人民和管理国家；人民监督政府，是通过新闻出版自由表达各阶层、各种族、各界别的群众意见来体现的。美国没有官方通讯社、官方报纸，除了一个对外广播的“美国之音”外，没有对国内宣传教化的官办电台和电视台，在州和地方也是如此。两大政党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和自己的电台和电视台。 没有控制舆论、审查书报的机关和制度。舆论导向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间，不是官导民，而是民导官。总统、国务卿放下身段向民间问计，了解老百姓的意见和要求，调整施政方向，改善政府的工作。不是人民必须同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而是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同主流民意保持一致。 ( http://www.tecn.cn )
    所谓“笼子”就是权力的边界。政府有政府的权力边界，法院有法院的权力边界，议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也都有各自的权力边界，执政党有执政党的权力边界，反对党有反对党的权力边界。任何人、任何政党，都没有总揽一切的特权，各守各的边界，互相制衡，任何官员，包括总统、议长和大法官，谁都不能越界越权。我们分析一下克林顿腐败案，认识一下美国民主制度。 ( http://www.tecn.cn )
    自1998年年1月白宫丑闻案曝光后，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对克林顿绯闻进行了一年的调查。斯塔尔的调查是非常认真的，他竟然能够在莱温斯基的蓝色裙子上找到克林顿留下的污渍，这一证物后来成为这一性丑闻关键证据。 ( http://www.tecn.cn )
    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是司法部官员，是总统的下属，但在他背后有立法和司法两大系统撑腰，克林顿不敢停止他的工作，不敢给他的调查制造障碍，更不敢对他打击报复。 ( http://www.tecn.cn )
    众议院听取了斯塔尔作证陈情后，1998年9月11日向媒体公布斯塔尔的调查报告。10月8日，众议院批准对克林顿开展正式弹劾调查。12月19日，众议院以“作伪证”和“妨碍司法”为由弹劾克林顿。 ( http://www.tecn.cn )
    根据《美国宪法》第1条第2款第5节，“众议院…专享弹劾权”。决定是否适宜在某时候进行弹劾的权力，只属众议院所有。所以，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要向众议院报告克林顿总统的案情。 ( http://www.tecn.cn )
    根据《美国宪法》第1条第3款第6节，“参议院专享审理所有弹劾案的权力。参议院在审理弹劾案前，全体参议员均须宣誓，如受审者为美国总统，则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审 ”。所以，众议院决定启动弹劾后，需提交参议院审理，但不由参议院议长主持，要把大法官请出来。 ( http://www.tecn.cn )
    对总统是罢是留，是行使国家最高最大的权力。在美国，行使这个权力的不是执政党的“政治局常委”，也不是在政权体系之外的某个超级强人或一群元老，而是代议制的国会。这个权分散到参众两院，众议院决定能不能弹劾，参议院决定弹劾能不能成立。最后由100名参议员票决总统的去留，少数服从多数不是简单的多数，而是三分之二的多数。把大法官请出来主持，则是为了避免参议院议长的操纵。这套设计是把神圣权力平凡化、把独断权力分散化的政治杰作。 ( http://www.tecn.cn )
    1999年1月7日，克林顿弹劾案进入参议院审理表决程序。克林顿的婚外情是道德问题，民事问题，众议院弹劾的不是“乱搞男女关系”的错误，是为此事接受调查时“作伪证”和“妨碍司法”。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海德率13名众议员来到参议院，向参议员们宣读了对克林顿的两项弹劾指控。12日中午在大法官伦奎斯特的主持下，参议院开始表决。55名共和党参议员和45名民主党参议员对克林顿的“作伪证”及“妨碍司法”两项指控逐一表决，12时40分左右，大法官伦奎斯特宣布，认定克林顿犯有两项指控的人数都没有到达宪法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即67人，因此克林顿在参议院审判中被判无罪。克林顿得以继续留任，但丑闻使他威信陡降，其一切政绩都处在丑闻的阴影之下。 ( http://www.tecn.cn )
    院外公众的呼声对参议员的投票起了舆论导向作用。那几年美国经济状况一直良好。199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达3.9%，失业率降到二战以来的最低点，工资增长为通货膨胀的2倍，30多年来首次实现政府预算平衡。虽然不少人对克林顿的品德颇有微词，但绝大多数人认为，经济繁荣是他的主要政绩，反对罢免他。公众对克林顿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65%以上，美国的国家权力机关非常注意倾听和尊重民意，绝不和民众对着干。 ( http://www.tecn.cn )
    公众对党派斗争非常厌烦，特别是对共和党借克林顿绯闻案大做文章极为不满。据《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1998年，支持共和党和反对共和党的民众比例分别为46%和32%，1999年则为38%和55%。 ( http://www.tecn.cn )
    克林顿总统是生活在“笼子”里，他的一举一动被严密监视着，连“包二奶”的自由都没有（更别说贪污受贿了），跟情人幽会了几次，就上了报纸和电视，把人丢到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不幸”的；共和党想借机发难，把他搞臭，为下次竞选上台做铺垫，这个“笼子”屏蔽党争私见，保证他能够得到公正对待，“不以寸朽弃连抱”，犯了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打倒，使他有机会将功补过，体面地把总统做满任期，这又是他的幸运。这个把总统关起来的“笼子”，既限制了总统，又保护了总统；既充分发扬了民主，又防止了民主的滥用；既尊重了多数，又保护了少数。 ( http://www.tecn.cn )
    凭这一套体制、制度、宪法和法律，美国实现了南北战争后140多年的稳定、和谐。不是说美国的体制和制度尽善尽美，而是说它能够倾听民意，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国家政权决不和主流民意拧着干。1963年美国黑人还在游行示威，听马丁·路德·金的讲演，反对种族隔离制度，1969年就有了第一个黑人市长，2008年就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与此相对立的列宁创造的“更高级的民主”——苏维埃，由于拒绝任何改进和修正，专和主流民意对着干，搞了70年被人民抛弃了。我们请来苏维埃“苏大人” 当做“神器”供奉着，最近又被涂上了“中国特色”的油彩。可总设计师不这样认为，邓小平在与波兰领导人谈话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 ( http://www.tecn.cn )
    毛时代的政权是专和主流民意对着干，大至包产到户，小至一部电影，凡群众喜欢干的、看的，准是官方否定批判的。改革开放以后，当政者做了许多俯允民意得人心的事情（如允许包产到户等），也还做了一些与主流民意相悖的事情。最不该的是与部分群众结死仇，这不是政治家的胸襟。美国南北战争尚未结束，林肯总统于1863年12月8日发布《大赦与重建宣言》，宣布赦免所有叛乱者。这很值得我们学习。要说提高执政能力，就从民主执政开始。 ( http://www.tecn.cn )
    事实上任何国家的体制、制度、宪法和法律，都是一个“笼子”，民主国家是把官员关起来，专制国家是把民众关起来。我们搬来的专关百姓的“笼子”必须要改革，把民众放出来，把官员关进去。谁要是说我们的“笼子”比人家的好，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他绝对是在代表贪官说话。 ( http://www.tecn.cn )
    
    2008年12月16日第二稿 

二十三、走出《共产党宣言》的误区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王震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约占全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在中国人看来相当阔绰的私人住宅和家用轿车，每年度假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王震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王老有点眩晕，这是失业工人吗！？他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五十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2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的副总理都高。柯华大使告诉他：“我曾问过一个清洁工人，他每周收入约一百英镑；一个开电梯的工人，每周收入为一百五十英镑。”按当时英镑对人民币汇率1:5.91概算，清洁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五百九十一元；电梯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八百八十六元。王震是五级高干，那时每月工资不到四百元，周工资不到一百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周工资的1/6，电梯工周工资的1/8。 中国的贫穷社会主义太相形见绌了。如果不是拿中国高官与英国工人相比，而是两国百姓作对比，差距就更大了。据专家计算，1978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42.3。3  就是说，英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高四十二倍。

我国驻英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于日参加了接待工作，他在《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一文中称：“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王震访英归来，成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王震是中共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识过程，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从带有成见的怀疑、蔑视到惊讶、赞叹、向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把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参照物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英国民主社会主义奠基人是工党首相艾德礼。王震访英时是保守党执政，撒切尔夫人当首相。按照我们原来的分类，英国保守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英国工党是修正主义政党，一资一修，把英国搞得“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看起来我们过去所批判的“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道路”并不是那么可怕，恰恰是我们梦寐以求实现不了的幸福社会。自视为根红苗正的共产党人办不到的事情，被“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办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是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圣经”──《共/产/党宣言》有错误，按照这个路线图走，永远达不到“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那样一种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

发表《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三十岁，恩格斯二十八岁。恩格斯二十三岁来到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工厂里工作。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还陪同马克思参观了曼彻斯特的血汗工厂，他们认识资本主义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能超越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就表现为《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过激主张。

19世纪40年代的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托福于产业革命，一座座大工厂拔地而起，英国已经成了“世界工厂”。英国的产品几乎占整个世界工业产品的50%。财富像魔法一样从工厂涌流出来。鳞次栉比的商业街，豪华的大剧院，哥特式的教堂，林荫道两旁宽敞舒适的富人住宅，每一刻钟或半点钟都有公共马车经过。产业革命创造了灿烂的城市文明。

在这些城市文明光环照不到的地方，掩藏着一个悲惨世界，这就是工人的贫民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又被称为“野蛮资本主义”。曼彻斯特是英国纺织业的中心，是“野蛮资本主义”的典型，那里的工人受得苦难最深，给马克思和恩格思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恩格斯访问过的一个贫民窟里，他亲眼看到：“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祖母和祖父，住在仅有的一间十至十二英尺见方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全区在十个当家人中，很难找到一个除了工作服还有其他衣服的人来，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烂烂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除了这些破烂衣服，晚上就没有什么可以盖的，他们的床铺也只是装着麦桔或刨花的麻袋。”  最可怕的是失业的威胁，4 一旦失业，全家人就陷入了绝境。

恩格斯看到了早期野蛮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悲惨的生活，义愤填膺地写道：

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5

他举例做了细致地分析：由于头一个发明——一个工人摇动的珍妮纺纱机——的生产能力已至少比一架普通纺车高五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纺纱机就要使五个纺工失业。生产力比珍妮纺纱机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个工人操纵的水力纺纱机就剥夺了更多人的生计。自从许多纺纱工厂使用自动纺纱机以后，纺工的作用就全部化为乌有而由机器代替了。

恩格斯说，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费力的工作一天天地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了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资要少一些，甚至少2/3；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人却一天天地从工业中被排挤出来，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甚至由于机器完全代替了人力，整个整个的劳动部门被取消了。资产阶级老爷们可以去问问曼彻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清道夫，去问问那些在街上卖盐、卖火柴、卖橘子、卖鞋带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讨饭的人，问问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器剥夺了工作的工人。在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由于蒸汽织机的普及推广，把八十万熟练织工抛上街头。

马克思深受恩格斯的调查报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影响，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搜集许多工厂调查报告，证明恩格斯的结论：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马克思把机器看做是工人阶级的敌对力量，他是这样说的：

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罢工即劳动反抗资本专制的这些周期性暴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6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情失业工人，为失业工人鸣不平，想制止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在道义上百分之百的有理。但是，为了维持工人就业，保持工人稳定的生活，要求厂主不得添置新的机器设备，不得采用新技术，这就取消了生产力的发展，取消了财富的增加，取消了社会的进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空想社会主义胎记。

据《资本论》记载：当时“英国五万人用机器纺掉的棉花，如果用旧式纺车来纺需要二亿人，这当然不是说纺纱机排挤了这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二亿人的位置。这只是说，要代替纺纱机，需要大量增加工人人口。” 7  1870年英国总人口是二千一百万。如果只靠人力纺车，不仅工人一个不会失业，加班加点干一辈子也干不完；就是从国王到臣民都去摇纺车也干不出二亿人的活来。有了纺纱机，五万人能顶替二亿人，生产率提高了四千倍。英国的国民收入，18世纪末叶是一亿二千万镑，1870年达到了十二亿镑，增加了十倍。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用机器代替工人，或者说机器排挤了工人，是普济天下苍生、推动历史进步的首善之事，正是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地发展，逐渐地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创造着物质基础。

共产党人反对了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坏蛋。他们是第三等级中最勤劳、最能干、最精明、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的祖先是农奴，他们的父辈是城关市民。《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最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张：为解放穷苦工人，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这个“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性错误，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正是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发动起义的前夕，接近爆炸的阶级斗争形势，对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义愤，使他们在定稿时带上了道德感情色彩，错误地给资本主义判了死刑，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一定要用暴力。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成为一种打着解放工人阶级的旗帜摧毁先进生产力的暴力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与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利叶、欧文的区别是：三大空想家是说服国王和政府采纳和实行他们理想社会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数日益众多的无产阶级可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物质载体，认为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改造社会。恩格斯宣布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以此为题目写了一本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但所谓的“科学”是手段的有效性，而不是目标的现实性，其目标中的空想成份，并没有改变。共产主义是他们的奋斗目标，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这个社会是建立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 8 的经济基础上，这就是说，共产主义需要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是靠科学技术为支撑的新的生产方式，创造了高于封建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战胜并取代封建农奴制的。共产主义者手里没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有的仅仅是劫富济贫的义愤和实现改朝换代的革命暴力，这就注定了共产主义运动在有些国家可以夺取政权，可以实现改朝换代，也可以在改朝换代后做出一些辉煌的业绩（如苏联参加世界民主阵营，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做出重大贡献），但不可能创造高于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生产方式，不可能取代资本主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根本教训
“科学社会主义”误导了包括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内的几代人，从革命理论变成了许多国家的政纲，变成了千百万人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实践，最终成为震撼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人以为只要凭借手中的暴力夺取了政权，就能随心所欲地改造社会，创造历史。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曾经盲目地自信：“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9 列宁这篇文章的副题是《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他想通过发动群众加班加点、不领工资的办法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鼓动很快就失灵了。经过七十多年的拼命努力，苏联也没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来。1967年苏联官方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当年美国的──三万二千七百一十五亿美元──67%，此后再未公布。据西方权威机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五千一百二十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10（美国同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六万四千三百一十九亿美元）。可见当年苏联统计公报水分之大。10 这样一种落后的、反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样板，理所当然地被历史所淘汰，
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随着苏联的解体自然也就幻灭了。
毛泽东也深知，劳动生产率，发展速度，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生命线。他在八大的预备会上说：
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们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11

他发动大跃进，放出豪言两年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英国1957年钢产量是两千万吨，中国是五百三十五万吨。1958年他下命令钢产量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命令九千万人“土法炼钢”，巨大的资源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不算，还赔了（贴补）四十亿人民币，占1958年财政收入的1/10，12 生产几百万吨无法利用的铁垃圾，上演了一出劳民伤财的大闹剧。而真正实现超英赶美，是在改革开放后的 2006年，不仅在钢产量上超过了英国和美国（2006年中国钢产量四亿一千七百五十万吨，包括英国的欧盟二十五国钢产量一亿九千八百九十万吨，包括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钢产量一亿三千三百五十万吨）13 ，而且在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超过了英国。不过这不是按照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革命道路”，不是按照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赶上和超过的，而是按照受到毛泽东严厉谴责、据说可以导致 “亡党亡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赶上和超过的。中国如不是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会像苏联一样被开除球籍。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经过七十多年拼死努力，苏联和中国为发展经济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付出了饿死五千万人的代价（苏联饿死一千三百万，中国饿死三千七百万）。伟大使徒们的错误就是把手段的有效性和目标的现实性混为一谈，把手段当作目标，殊不知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等于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他们高扬“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小农经济，自以为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而斗争，实际上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消灭建立更高级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消灭了，先进生产力也随着被消灭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给社会的是永远的贫穷落后，永远的缺吃少穿，永远的票证经济。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经历。

从1945年到199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的四十五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除美国外大家都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这四十五年是两种制度和平竞赛的四十五年。四十五年的比较，谁优谁劣？谁代表先进生产力，谁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谁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物质利益，谁用大话和空话欺骗了民众？人民已做了结论，历史也已做了结论。

东西德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前哨，二战后它们发展起步的经济基础是一样的。马克思的子孙们仔细地、深入地、长期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对比。“科学社会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一条就是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从1945年开始，东德的企业主即资本家们即开始往西德逃亡。东德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开始认为让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走掉是件好事，可以净化社会，减少反对派，有利于党的统治，不仅没有阻止，还给他们发了前往西德的通行证。到1961年跑了二百七十多万人。后来发现，不仅资本家跑了，科学家、教授、医生等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技术工人都往西方跑。这股逃亡浪潮愈演愈烈，直接威胁到了东德的生存，于是修筑了“柏林墙”。德国统一前夕，西德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东德的人均国民收入高四倍。西德的产值占两个德国全部产值的93%，东德带给大家庭的财富只占国家全部财富的7%。统一后，联邦德国作为全德国的中央政府拨出巨额资金帮助东部同胞，对于帮助东部地区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加速经济结构的改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东德统一社会党垮台后，该党政治局委员、长期负责意识形态的京特?沙博夫斯基对本党的失败有深沉地反思。14 他带着亡党亡国之痛说出了两个令共产党人“沮丧”的真理：

一是国有制不如私有制。在“国有制框架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永远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说“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率更高的一种形式是欺人之谈。”国有制的优越性是理论家推导出来的，是虚幻的，例如理论家们最爱喋喋不休地宣讲：“工人们在国营企业干活是当家作主，是为自己干活；在私营企业干活是为资本家做奴隶，是受压迫、受剥削。”德国工人的实际体验是，在东德国营工厂里“当家作主”，挣五百马克；到西德私营企业里去“受压迫、受剥削”，挣二千马克。工人们“用脚投票”，逃往西德，宁可“受压迫、受剥削”去挣二千马克，也不留在东德“当家作主”。

二是社会必须要有资本家。这个“令人沮丧”的真理是共产党人最不愿意接受、但又必须接受的，只要他们不想像德国统一社会党那样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资本家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阶层。尼克松认为：“东欧四十五年的共产主义‘和平’，甚至比西欧五年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管理阶层的摧残更加严重。东欧国家普遍缺乏使资本主义杠杆起作用的高级经理、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才。” 15  对资本家进行诋毁，把他们妖魔化，都赶到西方去，使东德发展经济时失去了先进生产力的领头人。这是一种痛苦的反思。东德与西德相比，多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包袱，少了一个管理阶层。这一多一少，是东德经济搞不上去的根源，是东德亡党亡国的根源。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个世界，但最终没有能够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当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进攻苏联，企图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验扼杀于摇篮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因为人民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富裕更公平的社会制度，经过一段艰苦努力老百姓可以过上好日子；当资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了两代人的时段，用先进生产力创造巨额财富改善人民生活，以抗拒“赤祸”蔓延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旗帜的社会制度——的致命的短处就暴露出来了，除了“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供高级干部享乐的“共产主义” 外16，下层干部和普通百姓得到的只是多做奉献、少拿工资的教育以及一大把限量供应的票证，“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办法造成比资本主义“高得多”得劳动生产率，没有办法让人民过上像欧美百姓那样富足的日子。和平演变是双向的，公平的，不可抗拒的，优胜劣汰。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是历史的必然，还得回到在改良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改善人民处境的现实中来。

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无论遭到多大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走向更高生活水平的平等和正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教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共产党宣言》的继承和发展

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共产党宣言》的最大误区。

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要求，将一批私营企业改组为国营企业。后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1924年联合政府下台，停止了国有化政策的实施。民主政治能够保证及时纠正重大政策的失误。

瑞典社民党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关键，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就是说由政府（在工会监督下）通过税收把一部分企业利润分配给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建设福利型国家。这样一种认识成为他们的新的施政纲领，1932年通过大选再次上台执政时，大得人心，既得到了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拥护，又得到了资本家的拥护，竟连续执政四十四年！

在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冲击下，经过一百多年的改良，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的劳动时间由十五、六个小时普遍降低到每天八小时，工人的劳动报酬也已超过自己和家人的衣食所需，有了王震亲眼所见的花园洋房，有了汽车，有了电视、冰箱、空调等过去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消费品，有了自己和家人从生到死伴随一生的社会福利保障。1986年美国经济学?E?H?哈拉尔出版《新资本主义》一书，宣告“旧资本主义的消亡”，“新资本主义犹如一只从垂死的时代的灰烬中飞出来的凤凰”，“超越现有的‘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世界进入新资本主义时代。“发达国家的收入增长了十几倍，从多数人每年只靠几百美元维持生活到今天（注：这些话是1986年说的）每个家庭的收入达到二万六千美元以上，而每周的工作时间却从七十小时缩短到不满四十小时。有史以来，生活的基本需要第一次得到了合理的满足，人的寿命延长了一倍，物质生活也普遍变得很舒适。” 17 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掌握的先进生产力，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和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水平。人们的经济关系可以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残酷争夺，可以是双赢的结局，使每个人都成为受益者，尽管受益的多少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普遍受益的同向分化。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没有尖锐化，没有出现爆炸性局势，秘密就在这里。

我们一直有一个大义凛然的说词：把私营企业改造成为国营企业，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又如何呢？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的二十年间，新建的和改组的国营企业由于制度性的先天缺陷，连年亏损，职工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5.7%。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1957年的五百八十二元下降到1978年的五百四十九元。18

日本是被我们视为“制度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三十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工资提高了将近三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九倍。结果，剩余价值率从1955年的314%提高到1970年的443%，是一个劳资双赢的结局。19

对待剥削问题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剥削的起点是奴隶制。奴隶制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最野蛮、最残暴的制度，但它的出现比起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以恩格斯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就没有近代的社会主义。20 如果从纯道德的观点认识问题，剥削当然是不人道的。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来，剥削这种现象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是伴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来到世间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本身就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表现。在原始社会里，人们没有什么剩余产品，也不可能有剥削；生产发展了，人类社会有了剩余产品，才出现了私有制，为剥削提供了可能，产生了奴隶制、农奴制和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制度。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地改变着私有制的具体形式，同时也不断地改变着剥削的具体形式和递减着剥削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当科学技术已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在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不断扩大时，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论就逐渐缩小范围直至完全不起作用了。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前提下，剥削才能趋于消亡。所以，剥削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历史现象，它存在的历史理由，就在于它对于历史的进步是一个不能超越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剥削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在“量”和“度”上必须严格地加以限制，绝不能允许野蛮资本主义时代残酷剥削工人的情况再现于中国。对待剥削问题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是：“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动的利益。社会民主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本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统治的反对者。”21 瑞典社会民主党既保护私有制又始终代表工人利益，这就走出了必须消灭私有制才算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误区。

你要真想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像日本那样在二十年内给工人提高三倍的工资，就得团结资产阶级，保护私有制；私有制不仅和资产阶级利益攸关，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共损共荣的。

在中国，由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到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经历了漫长的、曲折的探索过程。“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国人民宣示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为了防备“左派”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虽然声势很大，但根本没敢点破主题。要继续用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就必须点破这个主题，让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论上、在舆论上合理，成为光荣体面的事业，成为富民强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三个代表”的新意是：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对其错误方面的超越，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姓马姓修的宗派狭隘眼界。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相容的。这是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22 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经过反复和对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给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比消灭资产阶级大得多的物质利益。

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在GDP的比重为65%。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取消农业税是不可能的。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二十一万亿人民币，比1980年增长10?5倍；国家财政收入已达三亿九千三百亿元，比1980年增长32?4倍。23 有了这样的经济实力，胡锦涛才能很有底气地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要把民营企业家当作管理层使用，并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的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最深刻的总结，用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两面政策。一方面“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保障职工合法权益”。24 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正、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

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突破了马列毛的局限，走出了《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的误区，建立了改革派的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郑重宣告：这个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今后，指导改革开放兴利除弊的理论和衡量改革开放是非成败的标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主义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008/1/15

【注释】
1、《三坟》《五典》：汉孔安国《书序》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为五帝。记载三皇时代的书称为“三坟”，记载五帝时代的书称为“五典”，内容已不可考。
  百宋千元：指清代乾隆、嘉庆时藏书家黄丕烈和吴骞的藏书。黄丕烈藏有宋版书一百部，吴骞藏有元版书一千部，世称“百宋千元”。
天球河图：古人以为天圆地方，制作天球仪模型认识宇宙，日月星辰布列其上，亦分南北二极，黄赤各道。河图说的是相传伏羲氏王天下，龙马负八卦图出黄河。
金人玉佛：金人指的是金铜仙人，是汉武帝刘彻在他的建章宫神明台上建造的，金人手捧承露盘，企望饮仙露而长生不老。玉佛出自玉文化和佛文化的交融，把一块洁净无暇的深绿色玉块雕成佛，佛面灵光四射，辉煌无比，倍增神韵，很多寺庙都有玉佛殿。
2、柯华：《在马克思的墓前——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观察》，见《炎黄春秋》1999年第2期
3、参见刘国平：《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比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76页
4、《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65页
5、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0页
6、《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卷，第441页
7、《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卷，第434页
8、 见《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卷第23页
9、《伟大的创举》，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
10、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下卷第762～763页
11、这篇讲话以《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引文见295～296页
1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下卷第712页
13、见MEPS《世界钢铁总揽》
14、见《京特?沙博夫斯基采访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15、尼克松：《新世界》，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24～125页
16、见《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51页
17、[美]W?E?H?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8页，第一章《旧资本主义的消亡》第3页，第9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第392页
18、刘仲藜主编：《奠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19、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20、见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页。原文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的国家、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也就没有罗马国家，而没有希腊和罗马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全部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这样的状态为前提的，在这状态中，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又以同样程度为人所必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权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也就没有近代的社会主义。”
21、2001年11月6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
22、胡锦涛：《在中国*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23、田纪云：《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第3页
24、见2005年2月24日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一）、（二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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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0 october 2010 7 10 /10 /Oct /2010 05:47

二十四、伟大的革命家 失败的建设者——《千秋功罪毛泽东》导言

本文指要：在机遇期内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重新评毛。尊毛的意识形态，反毛的经济政策，这种“打左灯向右拐”的机会主义组合可以苟安于一时，但早晚要翻车。当今领导人须知：你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旗帜举得越高，在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则越大，政治上的“左”凸显了经济上的“右”。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就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如此尊毛是头顶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统地位。改革派只有行政权没有话语权是不行的。在当今中国，所谓“话语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承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搞改革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对声浪不断。在野的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气壮如虎，在朝的主持改革开放的人胆怯心虚，于是逼出个“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来。只有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没有保护这一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不能成事，刘少奇就是在这里失足的。他的“三自一包”（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政策，挽狂澜于既倒，救了百姓，救了国家，却成了自己的紧箍咒，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错误。被他救了驾的“伟大领袖”就是念着这个紧箍咒将他置于死地的。如今“三自一包”的继承者们尽管把改革开放搞得有声有色，但在旗帜网上天天受到批判，当局敬畏的正统意识形态视他们为“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当务之急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说清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的来龙去脉，回头看一看那个“左”祸肆虐、生灵涂炭的时代，揭穿毛泽东的假马克思主义，夺回话语权，使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彻底失去号召力。这就是邓小平留下话若干年后要重新评毛的深谋远虑。本书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任务。

    本书是拙著《毛泽东全传》(一九九三年香港利文出版社初版,一九九七年出新订本)的续篇,充实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史料，并增强了评论的分量，意在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所允诺的在他的任期内重新评毛提供支持。

    毛泽东一生，开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这是以讲真理不讲面子在中共党内深受敬重的元老陈云说过的话。这个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的评价是有群众基础的。一九九四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和国家教委联合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就两个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第一个问题是：毛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热是否正常？调查的结果如下：（一）高级干部：百分之三十七认为毛过大于功，百分之三十认为功大于过，百分之三十三不回答；（二）高级知识分子：百分之六十七认为毛过大于功，百分之八认为功大于过，百分之二十五不回答；（三）记者和理论工作者：百分之四十八认为毛过大于功，百分之十八认为功大于过，百分之三十四不回答；（四）教职员工和学生：百分之四十认为毛过大于功，百分之三十四认为功大于过，百分之二十六不回答。总的概念是过大于功。至于毛泽东热的问题，百分之六十三至百分之七十二认为不正常。1

    不回答的人实际上是认为过大于功，怕明确表态有风险。如果把不回答的人列入过大于功行列，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者，高级干部占百分之七十，高级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九十二，记者和理论工作者占百分之八十二，教职员工和学生占百分之六十六，四部分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者平均数是百分之七十七点五。所谓过大于功，就是倒三七开，三分功劳，七分错误。这是个总的概念。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建设失败了，革命并没有搞错。肯定和发展他缔造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的功劳，否定和纠正他使国家陷入空想社会主义迷途的错误，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作为一个使受尽压迫和欺凌的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抬起头来、挺起腰来的历史人物，将受到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纪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毛泽东革命事业的光辉顶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顶点。这些业绩在《毛泽东全传》中用了三卷的篇幅记录在案，本书不再重复。本书将要记述毛泽东由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封建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封建社会主义当然也是空想社会主义，但它比空想社会主义更落后，更反动，它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搞专制独裁，搞世袭制和家天下。笔者将要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赤裸裸地但绝无夸大地揭露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和罪行，并着重分析他铸成种种大错的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分清历史是非和理论是非，排除“左”的干扰，是非常必要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

    “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2

    历史的遗憾是毛泽东取得政权以后，背离了自己正确的东西，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废止了受到各阶层广泛拥护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急于废除私有制，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一个左转弯，中国走上了以暴力为后盾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接着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实验，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惨剧——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研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要抓住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破解毛泽东之谜的一把钥匙。

    毛泽东晚年的种种政治举措，都是为了掩盖这个空前绝后的大错误，推卸自己的责任。所谓“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为了把饿死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神圣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揪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则是要主动出击，打倒那些采取务实的经济政策，领导国家走出危机、救人民于水火的领导人。为此，他悍然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作破釜沉舟地一搏。没有三年大跃进的错误，就不会有十年文化大革命。他打接班人这副牌，将刘少奇迫害致死，提拔林彪又逼走林彪，起用邓小平又打倒邓小平，选一个“最没有能力”的华国锋，给华的密诏是“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其最终目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接班。毛泽东搞家天下的阴谋一曝光，将善良的知识分子们对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高尚动机的种种猜测彻底粉碎了。如果没有三年大跃进的错误，他不一定出此下策。他传位给江青，带有一点儿无奈，他并没有万世一系的信心，他盘算只要有两代人（江青一代、毛远新一代）的时间，就能根本改写这一段历史，赖掉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历史责任。这段历史是不能抹掉也不能修改的。要用浓墨重彩在这里做一个标记。中国人用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牺牲最多的惨重代价，证明“共产主义”行不通，这个实验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这是一个历史性坐标，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彻底失败的坐标。这个坐标的正面意义就是：让后世那些憧憬大同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共产主义）的中外仁人志士们到此骇然止步！让世界不再发生由于道路选择的错误几百万、几千万饿死人的事情。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一八四七年十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恩格斯七十三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他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他们的影子也找不到。”3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 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中国共产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恩格斯在一八九○年九月写的一封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4 资本主义在出世之前就创造了高于封建制度的劳动生产率，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所向披靡地战胜了封建制度；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暴力社会主义制度经过七十多年拼死努力，只苏联和中国为发展经济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付出了饿死五千万人的代价（苏联饿死一千三百万，中国饿死三千七百万），在“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方面也没有赶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制度使出浑身解数也创造不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来 ，理所当然地被历史所淘汰，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自然也就幻灭了。

    人类历史自然演进的趋势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吸收了社会主义政策而发生了自我改良，在所有制上走向了混合经济。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吸收了资本主义的政策，也从单一的公有制走向了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模式叫新资本主义，又叫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在美国，在俄国，在中国和许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

    美国学者Ｗ?Ｅ?哈拉尔在《新资本主义》一书中说：“混合经济：一种沟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超越现有的‘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的意识形态。
    “两种制度都在向共同的目标前进：利用自由企业有吸引力的特点，来避免寡头垄断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国家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端。”5

    法国经济学家让?拉弗(他和雅克?勒卡莱合着《混合经济》)也指出：“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整个国民经济都成了混合经济，以至看来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制度。混合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模式’，从理论上正是针对计划经济中全面国有化的明显失败和自由主义思潮鼓吹国家退却解除管制、实现全面私有化的弊端而提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补救措施。”

    他还指出：“根据一九八二年世界发展年报，十九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是混合型经济。因此若以经济实绩，而不是以空洞的承诺来讨论哪一种制度更能解决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地，以市场为中心的混合型经济是一个较优良的制度。”

    英国在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七一年两次实行国有化，将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的一大批企业收归国有，使英国的经济成为典型的私人经济和国有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法国的国有经济比英国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法国根据第一个国家计划，对煤炭、电力、运输部门以及法兰西银行和四家全国性大商业银行实行国有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再度实施国有化，国有化的企业不仅涉及基础部门而且还扩大到某些竞争性很强的尖端工业部门，如达索飞机公司、马特拉军火公司等。德国、意大利等其它欧盟成员国也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国有化。

    在我国，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所有制认识深化与所有制关系调整的产物。混合经济作为所有制改革的产物，必将对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种全新思路。

    混合经济并不是一种人为设计的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互相影响演化的历史产物，历史自然形成的制度才是合理的和长存的。混合经济是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中国二十七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是脱离了毛泽东的以暴力为后盾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受尊敬的成员。由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国汇聚而成的这次社会转型过程，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迷途回归民主社会主义，是自西方现代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进步。改革开放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暗中恢复新民主主义。与其暗中恢复，不如公开打出新民主主义旗帜。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时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从这里接轨，向民主社会主义前进，就彻底解决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问题。二十七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重弹“左”的高调是自己否定自己。维护毛泽东的错误，与“左派”寻找共同语言，经济政策的“右倾”，意识形态的“左倾”，只能证明自己二十七年来搞错了，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能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只能给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主张带来合法性。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形成挑战的，不是远在天边的西方势力，是“萧墙”之内把毛泽东的错误当做旗帜挥舞的本党的“左派”。看看旗帜网上那些蛊惑人心、杀气腾腾的言论吧！《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一文说：“不是文化大革命错了，而是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他的继承者搞的是一套修正主义货色，而这正需要再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革除之。”6 邓小平临终留言：“要警惕右，主要是反对‘左’。”实在是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企图与“左派”共同维护毛泽东的错误以换取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只能助长他们反对改革开放的气焰，“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已走到了尽头。

    二〇〇四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与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接轨，标志着中国历经曲折以后回到了那个正确的出发点，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二十世纪末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各社会主义国出现整体性失败、制度性失败后，“民主社会主义仍然是推动进步的历史运动，然而，这是这样一种进步，它当旧的道路不再继续向前或者干脆引向谬误时将采取新的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的运动承担着为新型的进步充当辩护人和组织者的历史任务。”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传统，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改革派把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写进宪法以安抚“左”派，如今作茧自缚把自己套住了，“左”派要出来“护宪”，拿着宪法叫板。在二○○六年三月“两会”期间，某政协委员责问：“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一九九二年，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百分之四十八。现在，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还占多大比重？ 这些年，国有经济被大量地廉价地卖给私人，或改制为私人所有，这是否违犯宪法？应当追究谁的责任？”政府自觉理亏，无人敢出来应对。

    改革开放以来，各届各级领导人是拼命想保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因为这是最后一块“社会主义阵地”。尽管出现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企业也进来了，改革派手里必须保留“国企占主体地位不动摇”这张牌，以应付那些以“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者”自居的“左”派。但这个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企实在是不争气，年年亏损。于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无偿划拨，用农民和私营企业缴上来的国税养国企；国家实在养不起了，就推给了银行，银行每年发放贷款约一万五千亿元，贷给国企的占百分之七十；由于国企只贷不还，欠下天文数字的呆帐，一旦爆发金融风潮，势必国本动摇，于是又把国企推到了证券市场。前些年的上市公司几乎是清一色的国企。股民们发财心切，被圈走了一万五千亿元，为国企输血作了奉献。就是这样，也没把国企救活。“据辽吉黑三省经贸委负责同志介绍，有的国企机器一开，煤、电、水等费用进去了，可职工工资、贷款利息和税后利润几乎一样也干不出来，只好冲减净资产维持职工生存；有的通过贷款支付职工工资和银行利息，有的设备、厂房等逐渐贬值，账面统计实际成了‘虚拟资产’了；有的企业利润率只有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与五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基本持平，有的甚至还低。”8 为了扭亏为盈，改革方案一个个制定，管理机构一次次整合，搞了二十年还是一个亏损，于是才有了股份制、私有化改革方案。

    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现在中央政府仅管辖一千二百家（原来是九千家）关系国家命脉和安全的大型国企。这种做法和世界先进国家类似。世界发达国家实行混合经济制度都有国营企业，主要是必须由国家垄断的企业（如铁路、航空、银行），私人无力兴办的企业（如核电站、石油、天然气），以及公益性企业（如城市公共交通、邮政、自来水、电力），这些企业不以赢利为主，有些就是补贴性企业，带有全民福利性的，要靠国家投资和补贴。但它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中不能大，更不能为主，大约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五～二十。据国际金融公司公布，一九九六年中国有十一万四千家国有企业，二○○五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二万七千家。百分之七十七的公司部分或者全部私有化。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三，接近发达国家的比例关系，这本是由不正常变为正常，在“左”派看来，这是动了社会主义的命根子。

    西谚有云：“如果几何公理违背了人们的利益，人们也会把它推翻的。”因此，必须修改宪法。其理由是：一九七八年中国国有经济比重比主体还大得多，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一，但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三千六百二十四亿元；今年国有经济不占主体地位了，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十八万二千三百亿元。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是要十七万八千六百七十六亿财富呢？还是要那个“主体”地位的虚名？不要把那个比例关系看得那么重，如今，新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是一枚金币的两面，都是实行混合经济制度，我们应该从自己制造的国企占主体地位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勿庸讳言，国企改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大量职工下岗，弱势群体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官员贪污腐败，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

    国企改制，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主持。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是很难洁身自好的。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大小把利益摆平，政府、党委和人大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问题。  

    国企改制发生的那些问题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发生过。他们不是退回去让国企继续亏损“化”掉，而是以民主私有化反对权贵私有化，私有化的方向道路不变。什么叫“权贵私有化”？就是官商勾结，攫取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实行市场经济没有政治民主化配套，必然要产生官商勾结，想给改制国企怎么估价就怎么估价，想把国有资产给谁就给谁，想把工人推向社会就推向社会，这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厉害。假如我们启动民主进程，进行政治改革，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力真正给予工人，支持国企工人监督改制，用民主去争取公平和正义，维护自己的权益，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一定不是党和政府代表工人去主持公平和正义，你再派一个纪委或检察院的干部去监督主事官员，一旦被拉下水，就变成了另一只更为强大有力的黑手。怎样支持工人呢？例如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新闻自由等。只要有新闻自由，及时把瓜分国企的黑箱作业曝光，就能斩断借改制攫取国家财富的黑手。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不让工人参与和知情，控制媒体，实际上是为官员坐地分赃保驾护航，引发工人们举着毛泽东的画像游行示威，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只有政治改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关心中国稳定与民主、市场化与公正、自由与秩序的人们希望的最好的结果。

    由于政治改革没跟上，凸显了改革开放的消极面，使反对改革开放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人数迅速增加。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二万起，去年（二○○五年）全国上访数量是三千万起，增加了一千五百倍，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了一千五百倍。有些“左”派分子认为这是可以利用的形势，在网上煽风点火，兴风作浪，蒙蔽群众，拢络青年。他们认为“国退民进”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鼓吹退回到毛时代去，挑起了又一轮姓“资”姓“社”的争论。

    “左”的理论一旦掌握了这些群众，就会转化成为巨大的破坏力量。文化大革命的干柴在聚集着。“左”派兴风作浪还是文革的老套路，打起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旗帜， 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建立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处处长张勤德擂响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战鼓。他宣告：“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9 这个张勤德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权者的意见，代表了哪些人的意见，尚待观察。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文化大革命的野蛮性、残酷性、专制性和乌托邦特色，对现存的一切可以进行玉石俱焚的彻底破坏。一旦民众被“左”派煽动组织起来，把解惑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给毛泽东幽灵，并且以毛泽东教给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不满，打起当局不敢反对还作秀支持的毛泽东旗帜，揪斗“资改派"，局面就不好收拾了。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隐忧。只有实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政治改革，包括意识形态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浩劫。不实行民主宪政，迟早要引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历史的教训是，政治改革的“机遇期”是不容易抓住的。执政者在他们认为自己有力量控制局势的时候，往往是顽固地拒绝改革，或优柔寡断掉以轻心，直到大势已去，才想起政治改革来，但这时危机已经爆发，他们已失去了主导政治改革的资格，只能被历史洪流席卷以去了。例如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至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机遇期，蒋如抓住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机会，不打内战，进行政治改革，放弃一党独裁，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则不致被赶出大陆，最坏的情况是两党轮替，有时候国民党执政，有时候共产党执政，为要争取选民，谁都要往好处做，谁也不敢胡来，中国就此建立起了良性循环的民主制度。再如一九六一年是刘少奇的机遇期，那时候，大跃进惨败，饿死几千万人，毛泽东在世界面子丢光，在国内人心丧尽，在七千人大会上敦促毛泽东下野的力量一度占了优势，那是毛泽东政治上最脆弱的时刻，刘少奇如乘势召开九大，团结全党，彻底清算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总结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痛教训，给毛安排荣誉职务养老，废除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宪政，与民更始，可以使改革开放政策提前二十年。国家避免一场浩劫，刘本人也不至于是那样一个悲惨结局。刘少奇当断不断，等到毛泽东缓过神来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才想召开九大；等到他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揪斗的时候，他才想起了宪法。

    因此，在机遇期内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重新评毛。尊毛的意识形态，反毛的经济政策，这种“打左灯向右拐”的机会主义组合可以苟安于一时，但早晚要翻车。当今领导人须知：你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旗帜举得越高，在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则越大，政治上的“左”凸显了经济上的“右”。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就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如此尊毛是头顶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统地位。改革派只有行政权没有话语权是不行的。在当今中国，所谓“话语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承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搞改革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对声浪不断。在野的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气壮如虎，在朝的主持改革开放的人胆怯心虚，于是逼出个“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来。只有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没有保护这一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不能成事，刘少奇就是在这里失足的。他的“三自一包”（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政策，挽狂澜于既倒，救了百姓，救了国家，却成了自己的紧箍咒，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错误。被他救了驾的“伟大领袖”就是念着这个紧箍咒将他置于死地的。如今“三自一包”的继承者们尽管把改革开放搞得有声有色，但在旗帜网上天天受到批判，当局敬畏的正统意识形态视他们为“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当务之急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说清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的来龙去脉，回头看一看那个“左”祸肆虐、生灵涂炭的时代，揭穿毛泽东的假马克思主义，夺回话语权，使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彻底失去号召力。这就是邓小平留下话若干年后要重新评毛的深谋远虑。本书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任务。

    为了雅俗共赏，笔者采用生动活泼的写作形式，使政治家看了不觉得浅薄，大学生看了不觉得艰深。历史事件和背景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本书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为此第二版经过修订改为注释本，增加了几百个尾注。滔滔七十万言，就是要用毛泽东的历史性错误警示后人：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不得，走不通，那个想象中的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天堂”，是一个饿死过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人间地狱。走了这一步，才能从根本上打败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极左教条，改革派和他们的路线才能摆脱“打左灯，向右拐”的扭秧歌状态，站稳历史的脚跟。

    笔者行年七十，经历了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年代，是反右派、三大改造、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长期在高等军事学府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思想历程是紧跟毛泽东的，否则不可能经历那么多政治运动而不被淘汰。毛泽东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在讲课和撰文中都曾真心实意地鼓吹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鼓吹过他所推行的空想社会主义；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为毛的错误作辩护，把这看作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天职，一个共产党人的党性。在颂毛的狂潮中也有我的浪花。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本党的错误，我也有一份责任。基于这种负咎感，我愿意把我经历的真实历史告诉后辈，不要像我年轻时候那样狂热了。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重大话题。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档案尚未解密，这是本书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史实的舛误和评论的不当在所难免，作为抛砖引玉，欢迎各界朋友指教。

辛子陵 二〇〇六年三月
电子信箱：xinziling6611@hotmail.com 

1 Wei Bing,“What Do You Think of Mao?” (《你怎么看毛泽东？》)China
Focus(《中国聚焦》)Vol.2, NO.1, 1994 (1994年第2卷第1册第3页)

2 《毛泽东文集》（电子版）第3卷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6页

5 [美]w?e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392、397页

6 旗帜网文章：2003年11月1日，作者马宾

7 社会党国际前主席维利?勃兰特：《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

8 据2003年2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9 2005年10月张勤德网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

注：辛子陵著《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2007年7月由香港书作坊出版，2008年5月将出注释版，几百条重要言论和事实的出处将极大地提高本书的可信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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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0 october 2010 7 10 /10 /Oct /2010 05:42

二十三、红太阳的陨落 千秋功罪毛泽东（序）李锐

香港书作坊  出版  二○○七年

              邓小平、胡锦涛关于重新评毛的谈话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做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封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做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注：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熔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做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当时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胡锦涛  二○○四年七月与万里的谈话
 
二十五、功劳盖世 罪恶滔天——《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李 锐   
本文指要：「在意识形态改革中，要以胡锦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总纲，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土主义，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吸收社会民主党民主执政、廉洁执政和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劳动差别）的治国经验，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应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和宪法；从今以后，不再把任何人的名字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以承续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源流，确立改革派的历史正统地位，让国人耳目一新，让世界耳目一新。走了这一步，对于统一中华，对于改进中国与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关系，将发生重大的影响，为中华腾飞创造最好的国际环境。」（《结束语》）辛子陵这些建言，属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关于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问题，特别值得重视。
   
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如同扭秧歌一样，不能一往直前地前进，究其原因，就在于「左」的干扰不断，总是有人说三道四，甚至兴风作浪，打着毛泽东的旗帜，攻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根据邓小平遗言，把评毛引向深入，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突破，彻底打碎了毛泽东留下的所谓「反对修正主义道路」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两道唬人的紧箍咒，为改革派争得了话语权，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从今往后，可以光明正大地、理直气壮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再也用不着打「左」灯往「右」拐了。作者的春秋史笔，兼有评论，尤其《导言》和《结束语》的理论阐述，极有说服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该书《结束语》明确指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二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以这个「总成绩单」为依据，作者的结论是：毛泽东过大于功，倒三七开，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
    我一九七九年初回到工作岗位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执政。读者看本书第十八章《共产主义地狱》（上）、第十九章《共产主义地狱》（下），就会理解「罪恶滔天」所言非虚。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四九年取得胜利，但这盖世的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一九八○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个《历史决议》讨论会，我参加了这个会。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问题，四千多名高级干部中相当多的人是这个意见。邓小平作为一个党的老领导人，为了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从个人崇拜的迷误中走出来，又避免党的分裂，他在讲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团结全党初步纠正毛泽东建国以后的错误，扭转原来的历史错误路线，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正道，是起了历史性作用的。我曾经在文章中说过，这个《决议》是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开始。《决议》是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只着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作者在书中记载，十二年以后，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上坦诚地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史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不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是对毛泽东的最终评价，把重新评毛问题留给后代去解决。尽管《千秋功罪毛泽东》作者遵从邓小平的遗言，可能书中有关评述，仍会在中国政坛引起震动，有人会有石破天惊之感。这本书的问世，使我们又看到了那个荒唐、混乱和血腥的年代，对留恋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思潮的遏制，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自有极大的意义。
    本书在理论上有建设性的贡献。有关《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在《结束语》中作了提纲挈领的梳理。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是共产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加上暴力革命手段），而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没有建立过共产党，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共产主义」是被他们晚年抛弃了的口号。列宁同第二国际的争论，第二国际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考茨基、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批评是中肯的。第二国际所属政党，百年来坚持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方面，没有对资产阶级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通过议会斗争、工人运动，走改良主义道路，从而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变化，在消灭三大差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正统。《共产党宣言》误导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伟大的使徒，这些伟大的使徒又把《宣言》中的空想和暴力发挥到极端，误导了第三国际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党和人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无论遭到多大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的。人类就是这样不顾平等、正义的呼喊，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后，在科学、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教训。
    新民主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可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坚持毛泽东思想，即珍视新民主主义。一九九一年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毛泽东选集》，只包括前四卷，而不包括第五卷以后的著作和讲话，就是这个意思。作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传统，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结束语》）这个「定位」为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转轨铺平了道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三面红旗」都没有丢，但又彻底摆脱了「左」的意识形态的羁绊，抛弃了误导中国三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开放的错误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极左教条。
    作者建议：「在意识形态改革中，要以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总纲，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吸收社会民主党民主执政、廉洁执政和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劳动差别）的治国经验，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应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和宪法；从今以后，不再把任何人的名字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以承续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源流，确立改革派的历史正统地位，让国人耳目一新，让世界耳目一新。走了这一步，对于统一中华，对于改进中国与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关系，将发生重大的影响，为中华腾飞创造最好的国际环境。」（《结束语》）辛子陵这些建言，属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关于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问题，特别值得重视。
    关于改变党的名称问题，可能会引起惊骇。这是真正的与时俱进。孙中山领导推翻帝制的民主革命，开始叫同盟会，建立民国后为适应责任内阁的需要，与几个小党派联合改组为国民党，袁世凯篡国称帝，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改称中华革命党，护法战争中为强调正统又改称中国国民党。据曾在延安担任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谢伟思回忆，一九四四年八月，毛泽东与他谈话说：「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版，第二六○页）邓小平在晚年与高级干部谈话时也说过必要时改变党的名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并没有共产党，这个文件本来叫《共产主义宣言》。共产党这个名称是「腰河里发水」——一九一八年列宁与第二国际闹分裂才叫响的。既然消灭私有制的整个理论体系错了（详见本书《结束语》第一部分，这里不展开论述），目前我们经济中出现了私有制，在宪法中又有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作为执政党仍叫共产党就不合适了，还准备「共」谁的产呢？！我常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和实践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我们过去是怎样执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怎样发展，我们都搞清楚了吗?长期以来，假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而真马克思主义却蒙上了「修正主义」的灰尘。这主要是文化专制主义在作祟，它来源于政治专制主义。一党专政导致思想意识形态定于一尊，而这个二尊亡又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理论中的错误部分。理论界不少人在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我又一次从辛子陵的书里找到了知音。原来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所搞的穷社会主义，执行的是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中错误的东西，是恩格斯晚年承认「只是一个幻想」的那些理论和主张，而把它正确的东西当作「修正主义」批了几十年。尽管作者回答得有些简约，但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给人们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线索。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曾长期「一边倒」，走苏联式的道路，实行暴力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越搞越穷，失败了；改革开放后，实际走瑞典式的道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保护私有制，团结资产阶级，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前进，导致腐败丛生等严重问题，但瑕不掩瑜，主流是好的，只要坚持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不难解决的。这个成功表现在二○○三年创造了高于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二○○二年十一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鉴于过去犯过的错误和今后应走的道路，我在近年来写的文章中，常谈必须弄清楚三个有关的问题：一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文明进步究竟依靠什么？载入宪法的马列主义等「理论领导」应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及其同国家的关系，党应当怎样执政?这本书的内容同这三方面的问题都有涉及或解答。交谈中辛子陵讲了个政治笑话：一个中国人去德国特利尔城参观马克思故居，问看门人：「你们德国出了马克思，为什么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看门人说：「马克思是大学问家，他留下两本经典，一本穷马克思主义，一本富马克思主义。听老辈人说，上个世纪，有个叫列宁的人很厉害，把那本穷马克思主义抢走了，而且撂下话，不许我们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剩下一本富马克思主义，也不争什么正统，反正日子过好了，偷着乐吧。」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应当信奉能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富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而与穷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彻底告别。

    二○○六年四月

二十六、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

从王震访英说起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王震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约占全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在中国人看来相当阔绰的私人住宅和家用轿车，每年度假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丁人。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王震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王老有点眩晕，这是失业工人吗!?他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五十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于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的副总理都高。柯华大使告诉他：“我曾问过一个清洁工人，他每周收入约一百英镑；一个开电梯的工人，每周收入为一百五十英镑。”按当时英镑对人民币汇率1：5．91概算，清洁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五百九十一元；电梯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八百八十六元。王震是五级高于，那时每月工资不到四百元，周工资不到一百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周工资的1／6，电梯工周工资的1／8。中国的贫穷社会主义太相形见绌了。如果不是拿中国高官与英国工人相比，而是两国百姓作对比，差距就更大了。据专家计算，1978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42．3。就是说，英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高四十二倍。

我国驻英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于日参加了接待工作，他在《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一文中称：“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王震访英归来，成为当时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王震是中共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他对英国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过程，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从带有成见的怀疑、蔑视到惊讶、赞叹、向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把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参照物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英国民主社会主义奠基人是工党首相艾德礼。王震访英时是保守党执政，撤切尔夫人当首相。按照我们原来的分类，英国保守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英国工党是修正主义政党，一资一修，把英国搞得“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看起来我们过去所批判的“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道路”并不是那么可怕，恰恰是我们梦寐以求实现不了的幸福社会。自视为根红苗正的共产党人办不到的事情，被“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办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和长期以来我们某些革命经典对资产阶级的看法有关。比如，《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的认识

    发表《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三十岁，恩格斯二十八岁。恩格斯二十三岁来到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工厂里丁作。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还陪同马克思参观了曼彻斯特的血汗工厂，他们认识资本主义是从这里开始的。

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托福于产业革命，一座座大工厂拔地而起，英国已经成了“世界工厂”。英国的产品几乎占整个世界工业产品的50％。财富像魔法一样从工厂涌流出来。’、鳞次栉比的商业街，豪华的大剧院；哥特式的教堂，，林荫道两旁宽敞舒适的富人住宅，每一刻钟或半点钟都有公共马车经过。产业革命创造了灿烂的城市文明。

在这些城市文明光环照不到的地方，掩藏着一个悲惨世界，这就是工人的贫民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又被称为“野蛮资本主义”。曼彻斯特是英国纺织业的中心，是“野蛮资本主义”的典型，那里的工人受的苦难最深，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恩格斯访问过的——个贫民窟里，他亲眼看到：“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祖母和祖父，住在仅有的一间十至十二英尺见方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全区在十个当家人中，很难找到一个除了工作服还有其他衣服的人，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烂烂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除了这些破烂衣服，晚上就没有什么可以盖的，他们的床铺也只是装着麦秸或刨花的麻袋。”(3)最可怕的是失业的威胁，一旦失业，全家人就陷入了绝境。

恩格斯看到了早期野蛮资本主义制度卜工人阶级的贫困悲惨的生活，义愤填膺地写道：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4)
他举例做了细致地分析：由于头一个发明——一个工人摇动的珍妮纺纱机——的生产能力已至少比一架普通纺车高五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纺纱机就要使五个纺工失业。生产力比珍妮纺纱机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个工人操纵的水力纺纱机就剥夺了更多人的生讨。自从许多纺纱工厂使用自动纺纱机以后，纺工的作用就全部化为乌有而由机器代替了。

恩格斯说，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费力的工作一天天地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了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丁资要少一些，甚至少2／3；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人却一天天地从工业中被排挤出来，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甚至由于机器完全代替了人力，整个的劳动部门被取消了。资产阶级老爷们可以去问问曼彻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清道夫，去问问那些在街上卖盐、卖火柴、卖橘子、卖鞋带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讨饭的人，问问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器剥夺了工作的工人。在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由于蒸汽织机的普及推广，把八十万熟练织工抛上街头。
马克思深受恩格斯的调查报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影响，他在《资本论》第卷巾，又搜集许多工厂调查报告，’证明恩格斯的结论：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马克思把机器看做是工人阶级的敌对力量，他是这样说的：

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咸了镇压罢工即劳动反抗资本**的这些周期性暴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5)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情失业工人，为失业丁人鸣不平，想制止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在道义上百分之百的有理。但是，为了维持工人就业，保持工人稳定的生活，要求厂主不得添置新的机器设备，不得采用新技术，这就取消了生产力的发展，取消了财富的增加，取消了社会的进步。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用机器代替工人，或者说机器排挤了工人，是普济天下苍生、推动历史进步的首善之事，正是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地发展，逐渐地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创造着物质基础。

共产党人反对了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坏蛋。他们是第三等级中最勤劳、最能干、最精明、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的祖先是农奴，他们的父辈是城关市民。《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方面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最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张：为解放穷苦工人，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正是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发动起义的前夕，接近爆炸的阶级斗争形势，对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义愤，使他们在给“宣言”定稿时带上了道德感情色彩，给资本主义判了死刑，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一定要用暴力。他们与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区别是：三大空想家是说服国王和政府采纳和实行他们理想社会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数日益众多的无产阶级可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物质载体，认为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改造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新社会是建立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6)的经济基础上，这就是说，共产主义需要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是靠科学技术为支撑的新的生产方式，创造了高于封建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战胜并取代封建农奴制的。共产主义者手里有没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新制度能否代替旧制度的关键。正如列宁所正确指出的：劳动牛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苏联和中国的共同经历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刿宁这篇文章的副题是《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他想通过发动群众加班加点、不领工资的办法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经过七十多年的拼命努力，苏联也没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来。1967年苏联官方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当年美国的——32715亿美元——67％，此后再未公布。据西方权威机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1989年的国民牛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10(美国同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64319亿美元)。可见当年苏联统计公报水分之大。

毛泽东也深知，劳动生产率，发展速度，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生命线。他在八大的预备会上说：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们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人家一亿七千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他发动大跃进，放出豪言两年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英国1957年钢产量是两千万吨，中国是535万吨。1958年他下命令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命令九千万人“土法炼钢”，巨大的资源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不算，还赔了(贴补)40亿人民币，占1958年财政收入的1／10，旧生产几百万吨无法利用的铁垃圾。而真正实现超英赶美，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06年，不仅在钢产量上超过了英国和美国(2006年中国钢产量41750万吨，包括英国的欧盟25国钢产量19899万吨，包括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钢产量13350万吨)”，而且在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超过了英国。不过这不是按照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革命道路”，不是按照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赶上和超过的，而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赶上和超过的。中国如不是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会像苏联一样被开除球籍。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经过七十多年拼死努力，苏联和中国为发展经济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付出了饿死五千万人的代价(苏联饿死1000多万，中国饿死3000多万)。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等于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小农经济，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给社会的是票证经济，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经历。

东德亡党亡国的“痛处”

从1945年到199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的四十五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除美国外大家都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这四十五年是两种制度和平竞赛的四十五年。四十五年的比较，谁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谁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物质利益?人民已做了结论，历史也已做了结论。

东西德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前哨，二战后它们发展起步的经济基础是一样的。马克思的子孙们仔细地、深入地、长期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对比。“科学社会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一条就是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从1945年开始，东德的企业主即资本家们即开始往西德逃亡。东德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开始认为让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走掉是件好事，可以净化社会，减少反对派，有利于党的统治，不仅没有阻止，还给他们发了前往西德的通行证。到1961年跑了二百七十多万人。后来发现，不仅资本家跑了，科学家、教授；医生等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技术工人都往西方跑。这股逃亡浪潮愈演愈烈，直接威胁到了东德的生存，于是修筑了“柏林墙”。德国统一前夕，西德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东德的人均国民收入高四倍。西德的产值占两个德国全部产值的93％，东德带给大家庭的财富只占国家全部财富的7％。统一后，联邦德国作为全德国的中央政府拨出巨额资金帮助东部同胞，对于帮助东部地区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加速经济结构的改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东德统一社会党垮台后，该党政治局委员、长期负责意识形态的京特沙博夫斯基对本党的失败有深沉地反思。他带着亡党亡国之痛说出了两个令共产党人“沮丧”的真理：

一是国有制不如私有制。在“国有制框架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永远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制的优越性是理论家推导出来的，是虚幻的，例如理论家们最爱喋喋不休地宣讲：“工人们在国营企业干活是当家作主，是为自己干活；在私营企业干活是为资本家做奴隶，是受压迫、受剥削。”德国工人的实际体验是，在东德国营工厂里“当家作主”，挣五百马克；到西德私营企业里去“受压迫、受剥削”，挣二千马克。工人们“用脚投票”，逃往西德，宁可“受压迫、受剥削”去挣二千马克，也不留在东德“当家作主”。

二是社会必须要有资本家。这个“令人沮丧”的真理是共产党人最不愿意接受、但又必须接受的，只要他们不想像德国统一社会党那样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资本家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阶层。尼克松认为：“东欧四十五年的共产主义‘和平’，甚至比西欧五年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管理阶层的摧残更加严重。东欧国家普遍缺乏使资本主义杠杆起作用的高级经理、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才。”对资本家进行诋毁，把他们妖魔化，都赶到西方去，使东德发展经济时失去了先进生产力的领头人。这是一种痛苦的反思。东德与西德相比，多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包袱，少了一个管理阶层。这一多一少，是东德经济搞不上去的根源，是东德亡党亡国的根源。

当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进攻苏联，企图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验扼杀于摇篮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因为人民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富裕更公平的社会制度，经过一段艰苦努力老百姓可以过上好日子；当资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了两代人的时段，用先进生产力创造巨额财富改善人民生活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旗帜的社会制度——的致命的短处就暴露出来了，除了“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供高级干部享乐的“共产主义”（14）外，下层干部和普通百姓得到的只是多做奉献、少拿工资的教育以及一大把限量供应的票证，“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办法造成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办法让人民过上像欧美百姓那样富足的日子。和平演变是双向的，公平的，不可抗拒的，优胜劣汰。

要重新认识资产阶级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

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是一个误区。

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要求，将一批私营企业改组为国营企业。后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1924年联合政府下台，停止了国有化政策的实施。民主政治能够保证及时纠正重大政策的失误。

瑞典社民党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关键，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就是说由政府(在工会监督下)通过税收把——部分企业利润分配给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建设福利型国家。这样一种认识成为他们的新的施政纲领，1932年通过大选再次上台执政时，大得人心，既得到了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拥护，又得到了资本家的拥护，竟连续执政44年!
在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冲击下，经过一百多年的改良，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的劳动时间由十五六个小时普遍降低到每天八小时，工人的劳动报酬也已超过自己和家人的衣食所需，有了王震亲眼所见的花园洋房，有了汽车，有了电视、冰箱、空调等过去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消费品，有了自己和家人从生到死伴随一生的社会福利保障。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WEH哈拉尔出版《新资本主义》一书，宣告“旧资本主义的消亡”，“新资本主义犹如一只从垂死的时代的灰烬中飞出来的凤凰”，“超越现有的‘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世界进入新资本主义时代。
“发达国家的收入增长了十几倍，从多数人每年只靠几百美元维持生活到今天(注：这些话是1986年说的)每个家庭的收入达到26000美元以上，而每周的工作时间却从70小时缩短到不满40小时。有史以来，生活的基本需要第一次得到了合理的满足，人的寿命延长了一倍，物质生活也普遍变得很舒适。”“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掌握的先进生产力，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和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水平。人们的经济关系可以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残酷争夺，可以是双赢的结局，使每个人都成为受益者，尽管受益的多少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普遍受益的同向分化。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没有尖锐化，没有出现爆炸性局势，秘密就在这里。

我们一直有一个大义凛然的说词：把私营企业改造成为国营企业，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义如何呢?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在消灭厂私有制以后的20年间，新建的和改组的国营企业由于制度性的先天缺陷，连年亏损，职工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5．7％。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1957年的582元下降到1978年的549元。（16）

日本是被我们视为“制度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三十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工资提高了将近三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九倍。结果，剩余价值率从1955年的314％提高到1970年的443％，是一个劳资双赢的结局。

你要真想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像日本那样在二十年内给工人提高三倍的工资，就得团结资产阶级，保护私有制；私有制不仅和资产阶级利益攸关，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共损共荣的。

在中国，由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到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经历了漫长的、曲折的探索过程。“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国人民宣示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为了防备左翼朋友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虽然声势很大，但没有直接点破主题。要继续用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就必须点破这个主题，让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论上、在舆论上合理，成为光荣体面的事业，成为富民强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我以为，“三个代表”的新意是：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姓马姓修的宗派狭隘眼界。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相容的。这是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经过反复和对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给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比消灭资产阶级大得多的物质利益。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在GDP的比重为65％。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取消农业税是不可能的。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21万亿人民币，比1980年增长10.5倍；国家财政收入已达3.93万亿元，比1980年增长32.4倍。（19）有了这样的经济实力，胡锦涛才能很有底气地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要把民营企业家当作管理层使用，并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的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最深刻的总结，用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两面政策。一方面“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保障职工合法权益”。（20）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正、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

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突破了历史上许多过时的僵化框框，建立了改革派的话浯权。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郑重宣告：这个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今后，指导改革开放兴利除弊的理论和衡量改革开放是非成败的标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主义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13－21页）

【注释】
(1)柯华：《在马克思的墓前‘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观察》，见《炎黄春秋》1999年第2期
(2)参见刘国平：《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比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76页
(3)《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午版第64－65页
(4)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0页
(5)《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卷，第441页
(6)见《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卷第23页
(7)《伟大的创举》，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
(8)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下卷第762—763页
(9)这篇讲话以《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引文见295～296页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下卷第712页
11见MEpS《世界钢铁总揽》
12见《京特沙博夫斯基采访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13尼克松：《新世界》，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24—125页
14见《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51页
15[美]wEH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8页，第一章《旧资本主义的消亡》第3页，第9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第392页
16刘仲藜主编《奠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17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18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19田纪云：《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见《炎省秋》2008年第1期第3页
（20）见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币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一)、(二十二)条
(责任编辑萧徐)

二十七、《千秋功罪毛泽东》出版前后

——辛子陵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

各位前辈、各位同志：

    首先我给大家拜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为国珍重，老有所为。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同志们汇报一下《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的情况。这本书能够写成和出版，首先是改革开放30年，党一直坚持解放思想所造成的政治大气候、大环境；其次是极左派打着毛的旗帜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对中央所造成的压力；第三是得到李锐、谢韬、朱厚泽诸前辈的支持和指导，使我能够心明力定地把这件事完 成。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去年2月杜导正社长以极大的政治魄力把谢老的序言在《炎黄春秋》发表，震动朝野。尽管有不同看法，甚至是激烈反对意见，但许多没有公开讲话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始换脑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出路问题。这个意义就很大。

    改革开放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主要是不能有效地遏制贪污腐败，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中央的对策是：在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时，运用国家手中巨大的财政力量，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全民福利，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被称为“胡温新政”。

    “胡温新政”遇到了极左派的严重干扰。极左派要利用群众的不满策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其领军人物马宾（此公是个部级干部）2005年5月15日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批评胡锦涛“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这些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东西”。极左派把马宾的文章、讲话汇集成一本小册子，正在网上炒作。 开篇第1页公然提出：要“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 在第21页说：“ 必须造反，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马宾还告诉他的追随者们：“要认真准备，打好‘战则必胜’的基础，要好好研究形势，周密制定计划，防止破坏和搞内战。”（第199页）他们已经进入了第二 次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行动阶段。

    《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版的。一切都比我预期的顺利。去年7月在香港举行国际书展，隆重推出本书，邀请我去参加开幕式，我顺利成行 了。8月《明报》和香港大学举行民主社会主义座谈会，邀请谢韬和杜导正同志参加，也没有受到阻挠，他们在会上都作了有分量的发言，中央表示满意。本书有两篇序言，李锐序言是政治性的，谢韬序言是理论性的。李序的题目是《功劳盖世，罪恶滔天》，这在中国是石破天惊的话，是对正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否定，为重新评毛定下倒三七的基调。现在中央没有邓小平、陈云那样的人物了，没有人敢定这个基调，借重于德高望重的李锐同志，是一种恰当的做法，中央特邀李锐同志列席十七大，是对倒三七基调的肯定。这些巧妙的做法都是很有深意的。有人说这八个字的评语把毛泽东的功劳说低了，我说不低，“功劳盖世”，都“盖世”了，怎么能说低呢？问题是他的错误、他的罪行比他的功劳还大得多，两者相抵，功劳就成了第二位的了。本书出版后，供不应求，辗转复印，已经传播的相当广了。四川大学拿到一本书，一下子就复印了130多本。人民大学一位教授买到一本书，自费复印50套，分赠亲友。我给中央机关一位老同志送书去，他正在看复印本。我问您哪里得到的？他说办公室发的。《千秋功罪毛泽东》第一版很快卖完了。第二版改为注释版，加了几百个注。据说外国学术界很重视注释，没注释他们认为是文学，是随意创作的，不是严肃的历史。注释版可望在“五一”前后上市。同时正在筹划出外文版。

    本书的初步传播，对遏制以反对改革开放为目的的毛泽东热已经起了作用。

    最近几年每逢毛的诞辰和忌辰，极左派都要组织大型活动向中央示威。据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9月13日《简报》记载：这一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18 个城市，都搞了纪念毛泽东忌辰的活动。参加人数由二百多人至一千七百多人。纪念活动的主题是：改革开放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号召在中国大地掀起一场革命风 暴。

    2005年9月10日，天津极左派举办了“缅怀主席、革命不息”的主题集会，极左作家魏巍在会上朗诵诗歌《让革命烈火燃烧吧！》集会结束时，魏巍带头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 到场列席观察的中宣部官员曾多次出示警告：会议已超越了界限。主持人则播放文革中的语录歌《造反有理》以壮声威。

    2005年9月9、10两日，延安极左派搞纪念追思会，近一千二百人参加。有离休的省委书记和大军区政委一级高级干部携带家属随员出席。与会者情绪激动地大骂邓小平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叛徒。会场外还朝天鸣枪，表示要展开武装斗争。 《争鸣》杂志的评论是：“朝野毛派谋造反。”

    而去年毛诞辰，只昆明、郑州、北京等三四个城市搞了纪念活动，参加的人最多三四十个，不那样嚣张了，反对中央的调子也降了许多。

    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这本书产生的影响。以毛的空想社会主义为旗帜、阴谋聚众造反的政治野心家，最怕中央公布毛的错误，最怕群众了解历史真相。只要把毛时代的真相告诉群众，把群众争取过来，大大小小的野心家就孤立了。五十岁以下的两代人是在神话和谎言中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的脑海中，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共产 主义天堂”，改革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把天堂污染了。一些言辞激烈、对现状不满的青年想法就是这么天真。我们不能苛责受极左派影响为数不少的青年，因为这正是我党多年误导造成的。要解开他们的心结，只有把毛时代的真相告诉他们。那些受蒙蔽的年轻人，一旦了解历史真相，定会幡然醒悟。寒假前， 政法大学两位研究生给我打电话，说是一定要见我。他们到我家第一句就说，“看了《千秋功罪》这本书，知道以前受骗了。”中央越软弱，极左派越嚣张。重新评毛的时机和条件成熟了。

    前不久，谢韬同志转给我一份材料，是前广东省军区政委江锋的夫人苏毅写的一篇读后感。这位86岁的老干部用工整的硬笔书法写道：
“辛子陵同志这部巨著以及谢韬、李锐二老所作的序言，我求知如渴，废寝忘食，总算初读了一遍。深感这部著作揭示了我过去几十年来从未听到上级传达的关于毛泽东主席大致自建国以来连续不断操作他的权术欺诈伤害同他几十年同患难，共生死，对他忠心耿耿的老战友的种种不可告人的恶行。更重要的是：这篇巨著使我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的政治经济理论中哪些论述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不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是错误的，因而已被他们推翻、否定、抛弃了的；哪些是他们晚年予以肯定并经欧美许多国家几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彻底打碎了毛泽东留下的所谓‘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两道唬人的紧箍咒。”

由于长期的所谓“正面教育”，有些青年人连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都不信。我到政法大学与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座谈，跟他们讲了一件真实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1974年4月，联合国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我国派出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去纽约。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想起去联合国不 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紧急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将美元收罗起来。找出来多少钱呢？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是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邓小平带着中国国库中美 元储备的全部家当，率领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饭等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出现了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后来 邓小平团长把他的全部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酒店的服务员，他回家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呢？一万二千亿美元。超过日本， 世界第一。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你们说文革是不是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家听了很信服。我发言完了，谢谢。 
    （2008年2月20日）

附 录：

权心权意毛泽东

——读《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感言

       理解毛在49年后一系列天马行空的大动作，必须有一个大前提：毛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

    1953年党魁斯大林死后、中国朝鲜战争打完，毛已飘飘然。自认为共产主义的领袖地位非他莫属。当然，要做共产主义领袖。必须要有经济的支持，当时 国际上经济指标是以钢产量来衡量的。所以毛就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这一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自然遭到知识分子的反对，而要搞独裁的毛哪容得下了这些杂心， 他要树立自己的领袖权威，只容许发出一种声音，这样必然导致反右运动。至于后来的文革只不过是反右的续演而已。

     此外，书中透露毛实际上早就打好主意，要搞家天下，传位给江青、毛远新。只是林彪对毛有过高的估计，认为毛要接班人而不要老婆，而毛恰恰相反要老婆不要接班人。把握这点也就很好理解文革史了。

    最后，我认为毛搞建设根本没什么理论指导，完全是瞎指挥，脑子一发热，事情就定了，这在我最近看胡平的《人的驯化》和沈志华教授的相关文章中都有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