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告旨在深入探討四位創作家的作品：水木茂、葉宏甲、大岡昇平與陳千武。他們構成了一個獨特的世代群體，不僅因為他們皆出生於1920年代，更因為他們共同經歷了日本帝國主義教育的洗禮，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烈焰中淬鍊或灼傷。然而，戰爭及其後的生命軌跡卻將他們推向截然不同的道路，從而催生出迥異的藝術表達 1。本報告將首先確立其歷史背景：一個處於巔峰的大日本帝國、一場席捲一切的總體戰，以及隨之而來的日本與台灣政治版圖的劇烈重構。
本報告的核心論點在於，水木茂、大岡昇平、葉宏甲與陳千武作品中主角的社會階級地位，並非無關緊要的表面特徵，而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且至關重要的敘事選擇。此一選擇直接源於每位作者自身的社會出身、他們獨特的戰爭或戰後創傷，以及他們與權力結構（帝國、軍隊與政治）之間的複雜關係。他們筆下的主角——被非人化的一等兵、墮落的知識份子、理想化的英雄，以及處於邊緣的殖民地士兵——實則扮演了精密的文學工具。透過這些角色，作者們得以剖析並批判權力的本質、生還的意義，以及在一個破碎世界中身份認同的複雜性。
本章將分析兩位日本作家——水木茂與大岡昇平。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軍階最低的「二等兵」作為主角，然而，此一共同選擇卻是為了探索戰爭經驗中截然不同的維度，這也反映了他們各自迥異的階級背景與知識傾向。
在水木茂的代表作《全員玉碎！》（総員玉砕せよ!!）中，主角丸山二等兵是作者本人的直接投射 5。敘事的核心在於凸顯主角完全喪失能動性。他並非採取行動的英雄，而是被動承受一切的受害者：來自上級的任意毆打、後勤失靈導致的飢餓，以及來自敵軍攻擊、疾病、甚至被鱷魚吞食等持續不斷且毫無意義的死亡威脅 6。
水木的作品描繪了一個社會秩序極端簡化且充滿非人性的世界。他明確指出，軍隊中的階級順序是「將校、下士官、馬、兵隊」，將普通士兵置於比動物還不如的地位 8。這不僅是一種「下層階級」的身份，更是人格的徹底剝奪，一種轉變為水木戰前日記中所稱的「一塊土くれ」（一團泥土）的過程 9。軍中的暴力是系統性且毫無意義的，是純粹的控制工具，而非紀律手段 7。
在這樣的體制下，主角的關注點並非榮譽或愛國主義，而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食物與活下去 8。在一個將「玉碎」視為光榮的體系中，僅僅是「活下來」這個行為本身，就被描繪成一種抵抗形式。水木茂自身的經歷——作為其部隊的唯一倖存者，卻被上級質問「為什麼沒死掉而逃回來？」——正是這種荒謬邏輯的極致體現 10。他的生還，以及隨後失去左臂的代價，成為戰爭對平民肉體造成傷害的物理性明證 1。
深入分析可以發現，水木茂戰前作為藝術愛好者及哲學讀者的身份 9，並未引導他去創造一個充滿哲思或「知識份子氣息」的主角。相反地，他將其批判性觀察，注入到易於理解且極具感染力的「漫畫」此一大眾媒介中，聚焦於「凡人士兵」所共同承受的肉體苦難。這是一個深思熟慮的選擇，旨在向最廣泛的讀者群體傳達戰爭的荒謬性，使其批判本質上具有民粹主義的色彩。水木茂在戰前曾閱讀尼采與歌德的作品，這為他提供了理解戰爭非人化本質的批判框架。然而，他的直接經驗並非知識上的沉思，而是原始的肉體創傷：部隊的覆滅、失去肢體、飢餓與虐待 1。戰後，他選擇了漫畫此一大眾媒介，而非「純文學」。在他的漫畫中，他並未塑造一個進行哲學思辨的主角，而是創造了一個在肉體上受苦並觀察荒謬現實的主角。其批判精神內嵌於事件的描繪中，而非知識性的論述。因此，水木茂筆下主角的「低階級」身份，成為一種實現民粹式批判的工具。透過再現最普通、最無權力的士兵，他使戰爭的恐怖變得普世皆可理解，繞過了可能與更哲學化敘事相關的知識精英主義。他的藝術成為為沉默大眾所作的見證。
相較之下，大岡昇平的《野火》（野火）中的田村一等兵，則代表了另一種極端。與水木的凡人不同，田村被明確設定為一名知識份子——一位35歲的司湯達研究者與京都大學畢業生 12。他戰前的社會與知識地位甚高。《野火》的核心恐怖，正在於描寫這位文明人如何被一步步還原至原始、野蠻的動物狀態。
田村的知識份子身份使他成為軍中的異類。他的部隊由農民和勞工階級組成，他們以懷疑和敵意的眼光看待他。他經歷了「徹底的なアウェイ感」（徹底的異鄉感），並遭受虐待，這是在軍隊此一顛倒的社會秩序中，知識份子常見的命運 14。他因病被部隊以幾根芋頭為代價驅逐，是最終的排斥，將他從軍隊這個本已墮落的人類社會中徹底拋棄 13。
田村的旅程是一場哲學與心理的掙扎。他的飢餓以及對「人肉食」的誘惑，不僅僅是關於肉體生存，更被框架為一場深刻的道德與存在主義危機 15。大岡巧妙地運用田村的知識背景作為分析這種墮落的工具。整個敘事如同一篇自我意識強烈的分析性「論文」 17，探討外部環境如何摧毀個人的道德與意志。
大岡昇平運用主角的低軍階作為一種敘事手段，來進行一場哲學實驗，但故事的敘述視角卻始終源於其崇高的知識階級。其恐怖之處並非底層階級的常態，而是精英的「墮落」。這使得他對戰爭的批判在本質上是存在主義的，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是精英主義的。大岡自身的背景即為戰前知識菁英 3，而他的主角田村也共享完全相同的背景，這是作者與主角之間至關重要的連結 14。敘事的衝突核心在於田村的「文明」心靈與其所處的「野蠻」環境及肉體需求之間的張力 15。故事的核心問題，在於探討人文主義、道德與理性——這些知識階級的核心價值——在面對全面崩潰時能否倖存。因此，主角作為二等兵的「低階級」身份是實驗的「前提」，而非其「主題」。真正的主題是其所體現的「高階級」價值的脆弱性。這是一個關於當文化人被迫進入自然狀態時會發生什麼的故事，使其分析與水木茂對普通人所受系統性壓迫的關注，產生了根本性的區別。
綜合比較兩位日本作家，可以發現他們運用相似的主角身份，卻指向了截然不同的批判方向。對水木茂而言，主角是一個承受體制荒謬性的「肉體」，其批判是社會性與政治性的。對大岡昇平而言，主角則是一個被困在衰敗肉體中的「心靈」，被迫面對自身道德宇宙的崩潰，其批判是哲學性與存在主義的。兩人都透過低階級士兵揭示戰爭的恐怖，但他們自身的階級背景，決定了他們選擇強調「何種」恐怖：是系統性的、物理性的恐怖，還是個體性的、形而上的恐怖。
本章將檢視兩位台灣創作者——葉宏甲與陳千武。他們的作品不僅受到戰爭的影響，更被台灣獨特的政治與殖民脈絡所塑造。他們的主角並非日本士兵，而是體現了20世紀中期台灣身份認同複雜性的形象。
葉宏甲的代表作《諸葛四郎》中的主角，並非一個寫實的角色，而是一個英雄原型：智勇雙全、道德無瑕 18。他的社會地位崇高，這並非源於出身（其具體家世模糊，但其夥伴林小弟為樵夫之子，暗示了階級對比 20），而是源於他後天掙得的美德與高強武藝。他是一位能夠恢復正義、擊敗「魔鬼黨」等邪惡勢力的領袖人物 18。
葉宏甲的作品顯著地偏離了戰爭寫實主義。他並未直接描繪其戰時經歷，而是創造了一個充滿冒險的奇幻世界。此一選擇必須置於其戰後創傷的脈絡中來理解：他在「白色恐怖」時期曾遭短暫囚禁 19，那是一個政治迫害與道德模糊在台灣達到頂峰的年代 21。
創造一個強大、正義且能對抗明確「邪惡」的英雄，可被解讀為一種心理抵抗，以及對當時壓迫性政治現實的寓言式批判。在一個國家即為恐怖來源的世界裡，葉宏甲創造了一個幻想，讓英雄能為人民而戰，並重建一個正義的秩序。主角崇高的道德地位，正是對那個時代道德腐敗的直接解藥。其漫畫後來因被指控為「怪力亂神」而成為政府審查的目標 22，這諷刺性地凸顯了其作為國家認可敘事之外獨立思想載體的潛力。
諸葛四郎的「高地位」並非寫實意義上的社會階級反映，而是「道德權威」與「伸張正義之力」的象徵。其創作是對白色恐怖創傷的直接（儘管是間接的）回應，這對葉宏甲而言，是比遙遠的戰爭更為切身且具形塑性的創傷。葉宏甲的個人創傷並非來自戰場，而是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捕的經歷 19。這是一種面對不公義、專斷國家的無力感。他最著名的作品《諸葛四郎》並未描繪此一現實，而是描繪其反面：一個強大、有德的英雄「能夠」擊敗邪惡並恢復秩序的世界 19。主角並非受害者，而是正義的執行者。他的「高地位」來自於他執行道德準則的能力。這使得作品成為一則寓言式的幻想，提供了一種在1950至60年代台灣現實世界中所缺乏的宣洩與道德清晰感。因此，主角的階級地位無關社會寫實，而是為了創造一個政治與道德的寓言。這是一種既是逃避也是批判的形式，想像出一個可以糾正作者現實生活中不公不義的世界。
陳千武的戰爭故事，特別是小說集《獵女犯》中的主角，則呈現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4。主角是一名「台灣特別志願兵」 24，一個為日本帝國作戰的殖民地子民。他的軍階通常是「兵長」，介於二等兵之上，使他對階級更低的士兵或被佔領地人民擁有一定權力，但仍需服從於日本上級 25。
這位主角佔據了一個極度曖昧的社會與種族位置。他既是壓迫者（日本）機器的一部分，同時自身也是被壓迫者（被殖民的台灣人）。這種「雙重邊緣性」是其作品的核心主題。他參軍是為了逃避在台灣所受的歧視並尋求機會 26，卻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個新的異化階層之中。
陳千武的作品並非單純的受害者敘事，而是深入探討了台灣士兵的道德共犯問題。同名小說〈獵女犯〉探討了士兵在性剝削當地婦女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角被形容為「無能的獵女犯」，這凸顯了他在這個掠奪性的殖民體系中既是參與者又無能為力的矛盾狀態 23。他的掙扎不僅是為了生存，更是在一個他既非完全是日本人，在該脈絡下也非完全是「自己」的世界中，尋求一個穩定的身份認同 4。
主角曖昧的社會地位，是台灣殖民經驗的直接隱喻。他並非簡單的「高階級」或「低階級」；其地位由其內在矛盾所定義。這使得陳千武能夠對殖民主义與戰爭進行最細膩的批判，探索身份認同、共犯結構，以及陷入兩個世界之間所造成的心理創傷。陳千武的經驗是獨一無二的：一個「志願」為殖民者作戰的殖民地子民 4。他的主角反映了此一獨特位置——身為帝國軍隊的一員，卻是台灣人 28。這創造了一種複雜的權力動態。他對當地人擁有權力（如〈獵女犯〉所示），但同時又臣服於日本人，並可能受到其歧視。他同時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相關評論指出，陳千武的作品是對台灣「戰爭責任」的自我詰問，超越了單純的受害者論述 23。因此，主角的社會地位並非一個固定點，而是一個不斷協商與充滿矛盾的場域。這種邊緣性本身即是故事的核心。它是一種文學手段，用以探索殖民處境本身所固有的身份破碎與道德妥協。他的地位在本質上是關係性的、不穩定的。
比較兩位台灣創作者的回應，可以發現他們採取了不同的策略。葉宏甲的作品運用英雄寓言的清晰性與高地位主角，來應對政治壓迫的混亂，並創造一個道德秩序。陳千武的作品則擁抱邊緣地位主角的曖昧性，直接面對戰爭期間台灣殖民身份認同的複雜與矛盾本質。一位試圖透過幻想與道德清晰來化解創傷；另一位則透過寫實與道德曖昧來剖析創傷。
本報告的分析最終匯集於一個核心論點：四位作者筆下主角的社會地位，是他們用以探索自身與歷史、創傷及權力之間獨特關係的精確工具。水木茂的非人化士兵、大岡昇平的墮落知識份子、葉宏甲的理想化英雄，以及陳千武的邊緣士兵，這些形象不僅僅是故事角色，更是作者們作為歷史見證者的載體。
下表將本次的比較分析進行了系統性的整理，以期能更清晰地呈現四位作者之間的異同。
創作者 | 戰前背景／階級 | 二戰經歷 | 分析之關鍵作品 | 主角 | 主角的社會地位及其意涵 |
水木茂 | 準藝術家（中產階級） | 前線二等兵（創傷性戰鬥、負傷） | 《全員玉碎！》 | 丸山（二等兵） | 底層階級（非人化）：代表普通士兵作為一個無力、可拋棄的肉體。其地位是進行民粹式批判的工具，用以揭示軍事體系的非理性與荒謬。 |
大岡昇平 | 知識菁英（中上階級） | 被徵召的二等兵（戰俘、暴行見證者） | 《野火》 | 田村（二等兵） | 流放的菁英／墮落者：一個被還原至原始狀態的知識份子。他從崇高階級背景的墜落是核心悲劇，用以進行一場關於文明與道德崩潰的存在主義探索。 |
葉宏甲 | 藝術家（受教育的中產階級） | 政治動盪（殖民統治、白色恐怖） | 《諸葛四郎》 | 諸葛四郎 | 理想化英雄（崇高道德地位）：一位有德、強大的英雄原型。其崇高地位是道德性的，而非社會性的，作為一種寓言式的逃避與對戰後政治壓迫的批判，創造了一個正義的幻想。 |
陳千武 | 受教育的殖民地子民（中產階級） | 台灣志願兵（殖民地邊緣性） | 《獵女犯》 | 林兵長（兵長） | 邊緣／曖昧：帝國軍隊中的殖民地子民。其不穩定、介於兩者之間的地位是殖民處境的隱喻，用以探索身份認同、共犯結構與雙重邊緣化的複雜主題。 |
總結而言，對於這個世代的作家來說，戰爭並非單一的經驗。他們的創作回應，透過他們自身的戰前階級、在衝突中的直接角色，以及戰後的政治現實而被層層過濾。他們賦予主角的社會地位，成為他們進行見證的主要手段，讓他們得以創作出關於人類在極端壓力下生存狀態的強大且不朽的敘事——無論這意味著描繪非人化的最底層、英雄主義的最高理想，還是身陷兩者之間的痛苦曖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