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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8(9:41 PM) - #1
絲：鳴呼！我說不出話。
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
真相終於全面揭開
http://www.1bao.org/?p=555
壹報主人按:
楊繼繩先生授權壹報刊登他的《墓碑——中國六十代大飢荒紀實》的前言,這是在大陸第一次發布,謝謝他對壹報的支持.
壹報主人想在這說幾句話:
一,中國的大飢荒的真相長期不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搪塞公眾,楊繼繩一書用鐵一樣的官方秘密檔案證明這完全是十分人禍,沒有天災。
二，一般，人們知道河南省當年餓死了三百萬，卻不知道中國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天府之國四川，保守估計為一千萬人。原因是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跟毛最緊，四川揭蓋子最晚。此書重要貢獻在實證了大飢荒與反右打壓敢言者有直接因果關系,大飢荒又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別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僅此書中有明確紀錄的已達三千多例，其中紀錄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與熟的人肉拿到會場批鬥，結果群眾飢餓難忍，一人說：“我也嘗嘗！”，眾人齊上，批鬥大會變成搶人肉吃大會。
四，中國大飢荒對公眾與歷史的影響超過文革，中國大飢荒的死亡人數相當於全世界二次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當然也遠遠超過八年抗日中國死亡人數，大飢荒死亡數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了四百五十顆廣島原子彈。
我向每一位有志於弄清歷史的人推薦此書，此書在中國第一次全面揭開六十年代大飢荒之真相，而且在於作者楊繼繩是新華社老記者，92年始領國務院專家津貼的學者，所引用的均是中國官方不公開資料，故謂鐵證如山。
壹報主人首先有對楊繼繩先生的人物特寫，隨後便是此書的前言。壹報讀者在炎炎夏日可得求真之福。
壹報也將衝破一人框架，盡力為讀者引入歷史與文化的多重視角，老記者們的真相發布地。此為嘗試。
憤青不再 憤老尤存
http://www.1bao.org/?p=555
翟明磊
2007年10月香港大學一次學術會議上,中央電視台一位年輕記者說:“即使是惡心的題目，我們也要用專業的職業水准去完成。”這時，一位老同志大聲評介：“憤青不再，憤老尤存。”
這位老記者就是楊繼繩。
憤老？初次見面，楊繼繩給我的印像是一位和和氣氣，滿臉笑容的“農民伯伯”。腳蹬布鞋，每天爬山比誰都快。
他不承認自己是“憤老”，可著作中充滿憂憤之情。他的《鄧小平時代》在國內出版即遭禁。2004年，《改革時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出版)列入了黑名單，成 為進入內地海關必沒收的寶貝。2006年，《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沒上市被令就地封存。甘肅人民出版社冒險出版，18000冊銷售一空，發現後被下令銷 毀膠片，受到處罰。
遭禁後，別人是忍了。他卻仗著自己是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宣部設的一千個可以面見部長大人的專家之一。直闖中宣部長劉雲山辦公室，要討個“說法”。劉部 長不在，他就留下了一封信，陳說封書無理，還在網上發表了《一本書的辛酸故事》，批評禁書官員們：“爾曹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流。”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八十年代楊繼繩在新華社天津分社工作，堅持講真話，揭露天津經濟地位下降的問題，市委書記李瑞環很惱火，多次批評。李調北京工作後，還念念不忘，他曾對身邊的筆杆子說：“天津有一個楊繼繩，還寫文章反對我，一查——原來是個書呆子！”
沒錯，年紀越大，楊繼繩卻越來越憤怒。
楊繼繩還在浠水第一中學讀書時，他的父親死於大飢荒，村裡的樹己被扒光了樹皮,河水干涸,老人連扒樹皮的力氣都沒有了。1959年四月底的那天，學生楊繼 繩知道了父親快要餓死的消息，將三天停伙省下的三斤大米帶回農村家中，煮粥端給父親，此時父親已吃不下任何東西了，睜開深陷眼洞的雙眼,他伸出如同骨骼標 本僅附著一層枯皮的手,舉到一半無力放下,低聲對兒子說：“快回到學校去！”父親知道，只有學校糧食是有保障的。
埋葬了父親，楊繼繩只有悲痛沒有憤怒，因為他因為他認為這只是自己家庭的悲劇，與政府無關。他相信“三面紅旗”（指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作為中學小報的主編，他滿腔熱情地寫文章歌頌“大躍進”。
清華大學拖拉機制造專業畢業後，一直擔任團委書記的好學生楊繼繩被分到新華社，第一個十年，他跟潮流寫了許多稿子，以上人民日報頭版為榮，有一年中曾發了十四個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回過頭來，楊繼繩說百分之九十的稿子都是應當燒掉。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楊評價當時《人民日報》： “那時我們都是文奴。”
這個十年楊只有兩篇稿子是憑良知寫的：一篇是寫的是《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系》經中央批擊軍隊全部退出民房；另一篇是《天津勞動生產率調查》。
第二個十年，楊繼繩盡可能說真話，堅持不說假話，但有時還不得不跟一下潮流。
第三個十年，楊繼繩決心不跟潮流，只寫自己想說的真話。“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這是他的追求。
他說：“一無所求，二無所懼，就能自立於天地之間。”“在權力面前說真話”。
2001年，楊繼繩一面以《炎黃春秋》副社長的身份為中國的民主憲政不停地鼓與呼。一面他花了十年的功夫，調查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作 正面報道為掩護，要求地方黨委開放大飢荒的檔案，一路抄寫資料。十年間，他完成白天的任務，每個晚上，除了特殊的日子，如生病,家中有事，他都在書寫。
2008年5月， 80萬字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紀實》在香港問世。
91歲新聞學者甘惜分戲謔地問：“世界充滿謊言，為何要求新聞真實？”楊繼繩答：“正因為世界充滿謊言，所以新聞必須真實。”
楊繼繩在書中寫道：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蒙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蒙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實。我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采訪新聞中努力了解真實的過去。．．．．．．
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道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蒙騙的更多人。
當他得知，父親因大飢荒餓死的年份，中國並沒有什麼天災，是一些正常的年份，雖談不上豐收也談不上災害年景。當他得知，河南省發生人吃人的慘劇時，信陽一 百萬人死於飢餓時，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億斤糧食庫存。而臨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億斤糧食庫存，僅動用這兩省的庫存，根本不會餓死人。明知道大面積餓死人, 毛澤東還大幅增加當年的全國征糧庫存額度。他的憤怒無以復加。大飢荒完全是人禍，原因是謊言，加上公社對人身控制，計劃經濟的荒謬以及極權政權的殘酷。
當一個人從當年迷信的謊言中醒來時，首先是憤怒，然後陷入對歷史真相的沉思。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前言中，老記者最後沉思：
（八十年代，鄉親們勸楊繼繩為父親修一個氣派的大墓碑。）
在我心裡的確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
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永久的墓碑
《墓碑_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前言
http://www.1bao.org/?p=555
楊繼繩
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我改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 三，為造成大飢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第四，在寫這本書寫到一半時，北京宣武醫院在為我體檢中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 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有幸復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 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當然，主要還是前三種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 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 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一）
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課余時間為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小名車子）從灣裡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 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衝水喝，沒想到倒在半 路上，是灣裡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我當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趙純烈老師請假，並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灣。走到灣裡，發現一切都變了樣： 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干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干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 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呆在家裡出不來。灣裡一片死寂。
走進家門，真是家徒四壁，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裡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
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 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干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只手，我心裡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 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裡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個月以前他還是好好的（其實當時他腿上已經浮腫，可我不知道是餓的）。父親在生產隊裡負責放牛。那頭水牛很可愛，經父親精心照 料，它壯實而清潔。這頭小水牛雖然不會講話，但它的眼神會說話：或是親近，或是憂傷，或是渴望，或是惱怒。它通過眼神可以和父親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 神。我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騎著它在山坡上溜溜。兩個月以前，父親托人叫我回家。生產隊裡把這頭牛偷偷地殺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學校生活苦，是叫 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進屋，就聞到誘人的肉香。父親不吃。他說這牛跟他關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實是找借口，讓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來，他在 旁邊看著，眼裡露出慈祥的光。我後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於餓成這個樣子！
我捏了捏父親的手，就趕緊拿起水桶和扁擔，把水缸挑滿了。我又扛起鋤，提上筐，到去年種花生的地裡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裡的，春天長出了比豆芽菜 粗得多的嫩芽，據說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們刨得差不多了）。我刨著，刨著，心裡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 假拿點米回來呢？
懊悔和自責無濟於事。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父親楊修身，字毓甫，號洪源，生於1889年（光緒15年）農歷6月6日。他實際是我的伯父，也是養父。從我出生三個月起他把我養大成人，他和我的母親 （養母）對我勝過親生兒子，他們對我超出常人的疼愛在家鄉傳為佳話。後來我從鄉親那裡得知，不管刮風下雨，父親總是抱著我踏著鄉間小道到四鄉求乳，因此我 的乳母遍布四鄉八鄰。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輩在神龕前磕破了頭皮後長跪不起，直到我蘇醒。我頭上長了一個大膿皰，母親硬是用觜吮吸出膿頭，才得以痊愈。他 們對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農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貧困，卻千方百計供我讀書。對我的品行要求極為嚴格。
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親。父親已經靜靜地躺在地下，他的形像卻在我的大腦裡活躍起來。他健在時，我怎麼沒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樁樁往事卻在我的大腦裡浮現。
１９５０年，我們所在的麻元鄉鄉政府經常召開鬥爭地主、惡霸的大會。有一次，一場大型鬥爭會在棗刺嶺召開，父親帶我去參加。會場是一個傾斜的山坡，山坡的 低處臨時搭了台，山坡上站滿了農民。口號震天，荷槍的民兵耀武揚威。被鬥爭的人五花大綁拖到台上，每一位訴苦的人說完話後，都有人湧上台對被鬥者一頓暴 打。打到後來，已經沒有氣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槍斃。這一次就槍斃了１４人。我看到父親自始至終沒有說話。我和幾個小伙伴從會場回來後，玩起了鬥地主的游 戲。沒想到父親看到後把我拖到家裡，狠狠地打了一頓屁股。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麼挨打。後來我聽他說，被槍斃的不全是壞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從此以 後他再沒有帶我去看鬥爭會。
我母親（養母）１９５１年去世後，我就和父親相依為命。母親剛去世時，我一度失學在家。他不讓我干農活，騰出家裡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學習。可是，有一 次交公糧，他卻讓我挑兩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說，過去沒有田，現在分了田，交公糧是大事，要讓我體驗體驗。誰知到半路，我走不動了。他就把我連同兩小袋稻 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糧站。土地改革時，我家分得了12擔谷的田（相當於三畝）。當時分得土地時他是多麼高興啊，我小小的年紀也分享到快樂，可是 沒過兩三年，土地又收歸集體了。
１９５４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於沒有錢交伙食費，我得走讀。從家裡到學校２０華裡。為了縮短我上學的路程，父親在離縣城１０裡路的麻橋，找了一間舊房 子，開了一間小茶鋪。這１０裡路全是大馬路，為我走讀創造了條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發我去學校趕早７點鐘的自習。有一天下起了暴雨，這間舊房 子的山牆倒了，差一點把他壓在下面。後來學校給我助學金，我能寄宿讀書了，父子才結束了這種艱難生活。
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系。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有什麼關系。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 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像。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 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那時，黨團組織灌輸什麼，我沒有任何懷疑，都全盤接受。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小學考初中獲得全縣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學加入少先隊隊，初中加入共青團， 從小學到大學一直當學生干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為壞。１９５８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裡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贊美大躍進的詩曾 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１９５９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 《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我做這些都是真誠的，沒有絲毫功利目的。父親的死，雖然我很悲痛，但沒有減弱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當時大批青年人也積極地投入了“大躍進”，他們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餓但沒有怨言，他們也是真誠的，共產主義在鼓舞著他們，他們中的很多人願意為共產主義這個偉大的理想而獻身。
我之所以真誠地支持“大躍進”，除了共產主義理想的鼓舞以外，還因為無知。我的家鄉是一個偏僻的小村，遠離公路。信息十分閉塞，農民不知道大山以外發生的 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聽到一位老農民對我父親說：有人看到宣統了，有可能重新出來做皇帝。他們不知道溥儀在天津和東北這一段經歷，也不知道溥儀當時已 經當作漢奸被關押。農民懷念皇帝。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北京發生的大事他們也不知道。村干部黃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鄉裡開了會。第二天，他兒子（小名賴 子）對我說：“毛主席坐殿了。”我問：“什麼叫坐殿？” 賴子說：“就是當皇帝。”他說這是他父親告訴的。我們那裡絕大多數農民終生最大的活動半徑不超過５０公裡。我們家鄉雖然離漢口只有一百多公裡，但對農民是 遙不可及的。人們對漢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兒歌裡：“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漢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橋”。縣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 是，去縣城來回也得花一天的時間，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嶇的羊腸小徑。很多人一年僅去縣城一兩次。夏夜洗完澡後乘涼，是農民最愜意的時候。有的一家幾口人坐 在自家門前，一邊喝著自產的粗茶，一邊搖動著自家用麥秸編織的扇子，談起家長裡短。愛熱鬧的人則圍坐在一起，一邊乘涼，一邊聊天。或談從說書人那裡聽來的 “桃園三結義”，或談幾十年前從武漢傳過來的“興漢滅旗”。但這些已經聽過很多次了，使人膩煩。如果誰談起縣城裡發生的新鮮事，大家都豎起耳朵聽。談論縣 城情況的人會引起人們的尊敬。
鄉村的閉塞雖然使農民無知，但卻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純真。父親對１９５０年鬥爭會的反感，不是來自理性的判斷，而是出於人性的自然。
我１９５４年離開鄉村進入縣城上學時，是帶著一片空白的頭腦離開農村的。
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一方面封鎖了來自境外的一切理論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標准。政府既壟斷了信息，又壟斷了真理。中共中央 既是權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都全力論證共產黨政權的正確性；一切文化藝術團體，都竭盡全力地歌頌中國共產黨；一切新聞 機構，都發布證實中國共產黨英明、偉大的新聞。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把樹立學生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當作第一要務。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文藝團體、新聞機構、學 校，都成了中國共產黨壟斷思想、壟斷精神、壟斷輿論的機器，都在時時刻刻地塑造著青年人的靈魂。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也為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閉的條件下，中央政府利用這些壟斷機器，長期灌輸共產主義價值，排除和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 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攻擊。
除了社科、新聞、文藝、教育的強力灌輸以外，組織灌輸更為有效。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層控制一層，一層 效忠一層。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成百上千次的大小會議，表彰和批評，獎勵與懲罰，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單一的軌道。一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消滅在 萌芽狀態。當時我真誠地相信，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欺凌的、積貧積弱的中國，通過“三面紅旗”，能夠進入社會主義，進而實現人類最高的理想――共產主義。為 了這個崇高的理想，眼前的問題算得了什麼？
我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一原因，這就是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我不敢懷疑。很多殘酷事實在我眼前發生。萬尚君，是比我高一屆的同 學，因稱贊鐵托一篇批評“社會主義陣營”的長篇講話，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他考初中時是全縣第一名，我是繼他之後的第一名，所以我們很熟悉。他學習成績優 異，讀書多而勤於思考，僅十七歲因獨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廁所的隔板上發現了“打倒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 學校急忙報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偵破，原來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飢餓而不滿，借此發泄。我親眼看到他帶上手銬被投進了大獄。不停頓的革命大批 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 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裡，人們本來視中央政府的聲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一的價值。經歷簡單的青年人真誠地相 信這些灌輸，而那些有一點閱歷的家長，或是對“神器”的迷信，或出於對政權的恐懼，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現與政府不一致的思想，總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順從， 聽話。
１９６０年我考上了北京清華大學。一進學校，就參觀清華大學反右派展覽，進行忠誠教育。接著下鄉勞動５０多天，一方面接受勞動教育，一方面開展保衛“三面 紅旗”的辯論。雖然我們飢腸轆轆，但不懷疑“三面紅旗”。這所歷來以思想開放著稱的大學，卻十分封閉。清華大學歷來有很多名教授，但我們只是從毛澤東的著 作中知道聞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陳寅恪，不知道吳宓。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很多，但我們能借到的書，除了工程技術書籍以外，只有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書。清華的 兩位校友楊振寧和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學校不僅對這件事秘而不宣，還在團干部會上吹風：這兩個人思想反動，不要像他們那樣走“白專”道路。在大學期 間我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１９６４年５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時的人們認為我們這些青年很單純。是的，我們的“單”，是指腦子裡只有輿論機器所灌輸的信仰，信仰是單一的；我們的“純”，是除了當時輿論所灌輸的思想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
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把在新政權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塑造成這個政權的忠實信徒。如果在這幾十年內不發生什麼大事，這個政權能穩固存在，我們這一代人就終生持有這種信念。
使我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華大學成千上萬張大字報揭發出來的情況使我震驚：我多年來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敗，精神境界竟如 此低下！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２月，我和同班幾位同學一起到２０多個城市“串聯”，各地的大字報也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 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一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是以反對高官的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 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３０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像。
大學畢業以後，我分配到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制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松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一味投降妥協；現 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一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飢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 人飢餓而死．．．．．．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蒙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蒙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實。我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采訪新聞 中努力了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北京風波，更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裡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作為新聞記 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道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蒙騙的更多人。
在擺脫蒙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我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對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 益加深。進入八十年代，家鄉興起了為先人修建墓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氣派。親戚朋友也曾勸我為父親修建一個墓碑。我想，我雖然 沒有當什麼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一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１９５８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在大煉鋼鐵中用來 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在心裡。立在心裡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
在我心裡的確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二）
發生在我家裡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讀者將會在本書的第２2章中看到，我參照中外多方面的資料，確認從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飢餓而少出生人的數，共計7600萬人。
在信陽，在通渭，在鳳陽，在亳州，在羅定，在無為，在館陶，在濟寧，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的兩句詩：“千村癖藜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且不談應該出生而沒有出生的4000萬人，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於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①[ 1945年8月6日，美國飛機向廣島投下的原子彈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國飛機向長崎投下了另一棵原子彈，炸死80000人。]即大飢荒相當於向 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是投向日本兩棵原子彈中較大和一棵。
這個數字相當於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②[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24萬人。]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飢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萬人。中國１９６０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飢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③[ 亨利．米歇爾：《第二次世界大戰》，盧佩文、劉幼蘭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下冊，第427頁]。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 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 但僅為1000萬人。從１９２０處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④[鄧雲特：《中國救荒史》，商務印書館，1993年，北京，第 142-143頁]。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國災荒系年》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認為上述數字過大，他們認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數不到600 萬，是最嚴重的一次；1931年長江大水死亡人數是14萬。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餓死人數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人數的好幾倍。
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精麻木 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 人長時間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了解當年情況。70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我領到村外一塊麥地邊，他指著 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我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裡。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 木下面，深埋著慘烈的悲劇。
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飢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 己嘴裡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飢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飢的食品。那時，“人相食”不是個別現像，古籍記載“易子而食”，而在大飢荒年代， 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陽的一些縣裡，在甘肅通渭，在四川，我都聽到了當事人講述的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我還見到過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 的味道。據親歷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這些悲劇，本書在各省章節裡，有著詳盡的記載。
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飢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一切官方文件，都極力回避和掩蓋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干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 統計，各級干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一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逃往香港的難民和海外僑民的國內親屬傳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體據此陸續發出了一些有關中國大陸發生飢荒的報道。這些報道是零星的，極不全面的，但中國 政府一概斥為“惡毒攻擊”、“造謠誣蔑”。為了扭轉世界輿論，中國政府邀請了一些“友好人士”來華訪問，希望借他們的筆“澄清事實真相”。對這些來華訪問 的人士，中國政府作了極其周密的准備，精心安排了各種行程，包括訪問地點、接觸人員以及接待外賓的台詞等等。外賓訪問時，與老百姓高度隔離，有的地方有意 布置豐衣足食的假像。當時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的方實，曾經承擔過陪外賓到安徽考察的任務。在他85歲的時候，曾向我談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騙外賓的情況（見 本書第四章）。受騙的外賓，回國之後，發表文章，以他們的“親身經歷”，贊揚中國的“偉大成就”，說中國不但沒有飢餓，而且人民豐衣足食。英國記者格林 （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說，1960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卻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受騙後再騙別人的 外賓之一。這些外賓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成為“出口轉內銷售”的產品，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為統一思想，壓制國內的不同看法的工 具。
在事件發生２０多年以後，一些外國學者和旅居在國外的華人，才開始對這場空前的悲劇，作了一些介紹和研究。這些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由於研究者遠離中國本土，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裡的內部資料，閱讀他們這些研究成果，總是給人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利用到全國各地采訪的機會，查閱全國各地的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飢荒的人。我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 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我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 到了這場持續三四年的大飢荒的真實情況。
面對大飢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⑤”[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０頁]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 到史書上去的。”⑥[ 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107－108頁] 可是，大飢荒已經過去40多年了，在中國國內還沒有這樣一本書。 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我花了幾年時間，終於寫成了這本書。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飢魂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飢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賬，“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是的，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 為了牢記歷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
中國也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份（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 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飢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 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三）
在耕地面積比六十年代減少、人口增加兩億以後的八九十年代，中國糧食竟然多了起來，年輕人不知何為飢餓，農民還面臨“賣糧難”的問題。這是僅僅是因為中國 農村制度發生了變化：聯產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見制度對於飢荒起著多麼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飢荒而著稱、１９９８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 寫道：
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飢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裡，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飢饉。不管我們觀察哪個國家，是埃塞俄比亞、索馬裡最 近的飢饉，還是其他獨裁政權下的飢饉；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飢饉，還是中國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失敗後的飢饉；或更早一些，愛爾蘭或印度在外族統治下 的飢饉。在這個規律面前，我們找不到任何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範圍的飢饉（而印度卻從未如此），這場飢饉實際 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飢饉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間差不多餓死了三千萬人民，而導致這場飢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卻被延續不變達三年之久。這 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為議會裡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制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為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 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夠持續下去。⑦
[ [印度]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
《民主的價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曉農譯, 載[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2000年第2期(總第69期).]
的確，造成中國幾千萬人餓死的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當然，我不是說極權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規模的死亡，而是說極權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誤，一旦出現重 大政策失誤又很難糾正。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制度下，政府壟斷了一切生產和生活資源，出現災難以後，普通百姓沒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上、思想上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對不同政見的人殘酷鎮壓；經濟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政府壟斷了一切經濟資源；思想上實行嚴 厲的輿論壟斷和思想壟斷，不同意見不能發表。這個政治體制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裡的馬克思，是經過列寧和斯大林加工過的“馬克 思”。把蘇聯高度集權的專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兩千多年前建立的、經過歷朝歷代逐漸嚴密化的專制制度上。這樣，行政權力的濫用，既超過了前蘇聯，又超過了中 國的帝王時代。這就是極權制度。
中國的專制制度從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沿襲了兩千多年，有著豐厚的歷史積澱。中國共產黨承襲了這個制度以後，盡管這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 但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手段、現代組織手段，因而對社會、對官員、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致，更為深入廣泛。它嚴密 控制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生活。專政的強制力量，深入到每一個邊遠的鄉村，每一個家庭成員，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說它是極權制度，是指 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極權制度，從上面看是權力高度集中，不僅民權被完全剝奪，連中央一級官員也淪為最高領導人的辦事員；從下面看則是奴性十足，從高層官員到底層百姓，都沒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對掌權者俯首聽命，百般迎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沿襲秦始皇構築的權力“金字塔”。在其頂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一個議事機構。毛澤東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決定任何事 務的權力，實際上處於一種類似帝王的位置。毛澤東除了黨的領袖、國家主席以外，還身兼軍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強大的武力威懾力量。“金字塔”頂端的其他 人既對毛澤東亦步亦趨，誠惶誠恐，又十分迷戀自己的地位。這樣，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政。毛澤東名義上是共和國的領袖，實際是 中國最後一位皇帝，而且是權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時代，毛澤東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麼不同？師哲用政治學的知識回答了個一二三，毛澤東聽了 哈哈大笑，說：“其實都是一樣的！”1950年，在新中國第一個五一勞動節頒發節日口號時，毛澤東在送給他審定的口號稿件上，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 這一條。可見毛澤東也把自己當皇帝。
１９５５年，按照毛澤東的意見，經濟指導方針“冒進”，高指標、高速度，造成了１９５６年國民經濟全面緊張。由於糧食高征購，１９５６年農村已經餓死了不 少人。周恩來、陳雲等人本來無意反對毛澤東，僅憑在第一線工作的實際需要，實行了“反冒進”措施，毛澤東對此大為震怒，周恩來差一點丟了官。１９５８年毛 澤東思想狂熱，其他領導人也跟著狂熱，造成惡劣而嚴重的後果以後，１９５８年底到１９５９年初采取了一些糾正措施。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對大躍進提出了批評， 毛澤東立刻翻臉，不僅放棄了原來的糾正措施，還變本加厲地推行１９５８年的錯誤政策，使造成農民飢餓的政策持續了三年之久。
那時，全國只有一個思想家，只有一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 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一”，“權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這裡不僅不能奢望有反對黨的聲音，一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端。人們不僅不 敢批評政策，心裡偶爾浮現了不滿的想法，立刻就產生恐懼，並迅速主動地把“腹誹”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就實現了全國思想的“一體化”，“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
極權制度造就恐懼和謊言，恐懼和謊言又是這個制度賴以運行的基本條件。恐懼產生謊言。政府有著處罰一切和剝奪一切的權力。處罰和剝奪產生恐懼。擁有得越多 的人恐懼就越嚴重，一旦遭到處罰，他們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員和知識分子比普通百姓擁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懼，因而對這個制度更加“忠誠”。為了迎合和 自保，他們都拼命比賽說謊，都裝作相信謊言。官員的講話，社會科學，文藝，新聞，教育，連滿布牆頭路邊的標語口號，都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制造謊言和傳播 謊言。都在時時刻刻地欺騙民眾和奴化民眾。
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一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 語，在相同的時間內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一旦因政策失誤造成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讀者將會在本 書有關一些省的章節裡看到，遠隔千裡的省份，情況竟是那麼相似，這正是政治一體化的必然結果。
在這個權力金字塔裡，每一級官員，在上級面前是奴隸，百般討好；在下級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們既想當上更高一級的主人，更怕當不上現在位置上的奴隸。 他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權力越集中，權力核心內部的鬥爭越激烈。鬥爭越激烈，毛澤東越感到周圍人對他地位的威脅，接連不斷地清洗。 在殘酷而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官員們以欺騙自保，不惜出賣朋友換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證”。在施政過程中，高層的意志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上面 的錯誤一級又一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越走越遠；底層的實際情況一層一層地被封鎖，使高層決策者不識迷途。這樣，錯誤政策按“正反饋”的方式加 劇，直到出現災難性後果才被發覺。補救災難性後果還不能傷及最高掌權者的威信，糾正錯誤不可能到位。災難性的後果主要是由農民承擔。
在過去的皇權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權力；極權制度下，老百姓連沉默的權力也被剝奪。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大大小小的會議，要求每一個人“表態”，要求人 們“暴露思想”、“向黨交心”。每一個人思想深處最為隱秘之處，也必須向黨敞開，讓黨檢查。高壓政治下的“表態”，實際是強迫人們對自己的良心撒謊，使人 們失去了心靈深處最後的一點領地。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賤，使人們不斷地踐踏自己過去尊敬的東西，奉承過去瞧不起的東西。極權制度就是這樣使民族性墮 落。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人們表現的那樣瘋狂，那樣的殘忍，正是民族性墮落的結果，也正是極權制度的“政績”。
這個政權，以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全體民眾的最高目標，並且用強制手段，不惜一切代價來推行這種理想。農民承擔著實現這個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擔著工業 化的成本，承擔著集體化的成本，承擔著城市廉價生活的成本，承擔著各級官員奢侈生活的成本。這些主要是通過統購統銷政策來實現的。農民只能將自己的產品以 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賣給國家。農民生產的糧食，首先滿足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需要。這個制度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工業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農產 品換回機器。因此，就不能讓農民吃飽，而是用征購的方式強制地收走農民的糧食。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一點：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余的糧食賣給國 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征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裡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 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⑧
[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頁]
劉少奇這裡講的是實話，這段實話表明，在這個制度下，政府壓根兒就不讓農民吃飽。農民賣完“余糧”以後，就沒有留下多少口糧，這是使大批農民餓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經濟實行國有化的同時，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中國官方文件稱為“農業合作化”。實際上，“合作化”和“集體化”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東西。前者是在個人 利益的基礎上合作，後者是剝奪個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礎上的互利互補，後者是取消私有制實行財產公有。中國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體化。農業集體化是 對農民的剝奪。否定私有制，否定個人利益，是實行極權制度的經濟基礎。沒有農業集體化，就沒有中國的極權制度。
農業集體化將生產資料收歸集體，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大面積，用什麼方式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干部沒有權力決定。集體化時給農民留了一點自留地，僅夠一 家吃菜而已，１９５８年這一點自留地也收歸集體。農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一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每一個農民吃多少糧食，吃什麼樣的品種，由縣 以上的黨政機關決定。每天早晨，農民都聚集在村頭等候隊長派工，在作業組長帶領下集體勞動。
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而這些票證只能在戶籍所在地領取。戶籍制度極其嚴密，離開戶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 去，需要當地政府開具的證明文件，並帶上糧票、油票和其它票證，到了目的地以後，拿證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記才能住宿，用自己帶來的糧票、油票才能吃 飯。糧票分本省的和全國的。如果離開本省，就得帶全國糧票。要領到全國糧票，必須出示省一級公安機關批准到外省的證明信。農民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以外，不能 外出做工。農民離村需要向隊長請假。
農民就這樣在政治權力的高度禁錮中勞動和生活。他的生活資料由政府嚴密控制下的集體組織（人民公社）來保證。一旦政策失誤，集體組織（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證能力以後，由於農民被捆住了手腳，死到臨頭，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制度的發展，也是極權制度的進一步發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體制，實際上是在社會一體化基礎上，將國家行政權力和社會權力高度統一的基層政權形式。這種作法不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經濟活動統統納入政治目標之中，把一切財富納入政府官員控制之中，用政權的組織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會組織。
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供給制，實際上是由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須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各級官員控制公社財富 創造了條件，也從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員。官員不“供給”，社員就不能生存。由於政府不具備供給能力，供給制只是曇花一現。供給制雖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 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
１９５８年，還一度把軍事組織引入群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實行所謂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勞動力全部編為軍事建制，實行統一的 軍事指揮。在“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農業”等各種“大辦”當中，官員對農民像指揮軍隊那樣部署、調動、指揮。還通過公共食堂、幼兒園等，把以 家庭為單位的傳統生活方式改變為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集體生活方式，最後達到消滅家庭的目的。消滅了家庭的經濟單位功能以後，使家庭失去了生產自救的能力，他 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國家，吃喝完全依賴“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餓死人的重要的禍因。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 用。糧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允許冒煙。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食堂初開辦的最初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當時毛澤東等領導人“糧食多 了怎麼辦”的擔心已傳達到基層。農民以為，國家的糧食很多，吃完了政府會供應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糧食就吃光了，但最終等不來政府的供應。
公共食堂把社員置於非常惡劣的飲食環境中。打飯要排長隊，過時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區，從家裡到食堂要走很遠的路程，熱飯打回去成了涼飯。食堂裡做的飯 菜質量很差。斷糧以後，社員采的野菜得交給食堂做，做出來就更難吃了。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加重了飢荒對農民的殺傷力。公共食堂還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 干部多吃多占、貪污腐化是普遍的現像，侵占了本來定量很低的社員口糧，加劇了社員的飢餓。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 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本書記載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 死的事實。
在幾千萬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層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 字：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殘的不只是農民，也有不聽話的基層干部。在農村，所謂 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干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和下級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瞞產私分”、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有抵觸情緒的農民， 因飢餓偷吃了集體青苗的農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飢餓干活不力的農民，都可能遭到殘酷的處罰。處罰農民的刑罰有幾十種：吊打、罰跪、游街、扣飯、冷凍、曬太 陽、割耳朵、“炒豆子”等。慘不忍睹。信陽地區羅山縣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榮地”轉為正式黨員，只剩一個不得 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在這本書各省的章節中，記錄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慘案。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慘案是1961年整風整社中揭露出來的，多發生在“三類隊 ”（即落後隊），不是每一個生產隊都發生這樣慘烈的事情。不過，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三類隊”也占生產隊總數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產隊裡發生這樣的 慘案，也是相當普遍的。
在通常情況下，如果遇到飢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當時的制度下，農民沒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權利。各級政府千方百計地對外封鎖飢餓 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郵局，向外面發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不讓外出逃荒的飢民走漏消息，在村 口封鎖，不准外逃。對已經外逃的飢民則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懲罰。
在任何情況下，多數人是服從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個別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會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個“範 ”，即澆鑄鑄件的模型。不管怎麼樣堅硬的金屬，只要融化成液體注入這個模型裡，出來都是一個樣子。不管什麼人進入極權制度這個模型，出來都是兩個背靠背的 連體人：專制者和奴隸的連體，即在下級面前是專制者，在上級面前是奴隸。毛澤東是這個模型的制造者之一（嚴格說來他是專制模型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他自己 也要受制於這個模型。在這個制度框架中，毛澤東行為有其自覺性也有他的無奈。任何人無力與這個制度抗爭，毛澤東也不例外。他雖然較早地發現了１９５８年的 問題，也下達過種種糾正的指示，但無濟於事。按照當時理想的邏輯，在當時的制度框架下，現在看來十分荒唐的事，在當時都是合理的，是順理成章的。
極權制度是當今人類社會最為落後、最為野蠻、最沒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飢荒期間，幾千萬人無辜地死去，就為這個制度敲響了喪鐘。以後的四清、文化大革 命，不僅沒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運，更使它病入膏肓。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極權制度比過去產松動了許多，人民公社已經解體，統購統銷已經廢除，百姓 們能夠在市場上求生存、求發展，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由於政治體制依舊，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變化更加劇了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這種矛盾 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錯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為弱勢群體；支付改革本少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多，從而 成為強勢群體（或稱為既得利益群體）。市場經濟的唯利是圖和極權政治的權力不受監督，二者的弊端結合在一起，不斷制造出社會不公正，加劇著底層群眾的不 滿。在新世紀的中國，我相信，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從心底裡都知道極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問題在於，在制度變更的過程中，怎樣減小社會震蕩，怎樣 防止社會動蕩造成的破壞。這個問題是需要考慮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於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而是出於社會利益，主動自覺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總是可以 找到減輕震動、減小破壞的辦法的。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已經為政治民主確立了經濟基礎，從而極權社會已經進入了後極權社會。經濟市場化加緊催生著政治民主化。我堅信，在中國，總有一天極權制度會被民主制度取代。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
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1] 1945年8月6日，美國飛機向廣島投下的原子彈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國飛機向長崎投下了另一棵原子彈，炸死80000人。
[2]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24萬人。
[3] 亨利．米歇爾：《第二次世界大戰》，盧佩文、劉幼蘭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下冊，第427頁
[4]鄧雲特：《中國救荒史》，商務印書館，1993年，北京，第142-143頁
[5]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０頁
[6] 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107－108頁
[7] [印度]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民主的價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曉農譯, 載[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2000年第2期(總第69期).
[8]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頁
2009-09-24(4:13 PM) - #2
共
產
黨
中
國
．
甲
子
犯
罪
錄
http://maaa-c.blogspot.com/2009/09/blog-post_19.html
前言：
死者已，則死不已。在殺人者鋪天蓋地大排延席的同時，需要有人，需要有人站出來提醒眾人：流血者誰，飲血者誰。
將共產黨中國這一甲子以來所犯下的種種罪行一一羅列，以示對歷代受難者的專重。國在山河破。
我想，這是我們身為同人的立身之本。
望各同人踴躍提供資料，罪行徵集電郵：c36c3c32@gmail.com 。
Facebook組群：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137041313633
2009-09-11(6:47 PM) - #3
麻絲註：此文值得一讀。因其道出了「新／舊」香港之結構性分別。但當然，港英政府只是一隻相較聰明的老狐狸而已，他們亦非真有能力挽「原始混雜狀態」於「資本主義發展狂潮」之下。讀者毋需過譽。
混雜香港之消逝／陳雲
http://maaa-c.blogspot.com/2009/09/blog-post_10.html
2009-09-02(2:49 AM) - #4
1989年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
／江棋生撰寫（維權網協助）
2009年5月3日于北京花园桥。左起：孙宏、李志新、江棋生、武春启、张燕生、张茂盛、董盛坤。
報告連結：
1989年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1)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905/20090519211621_15481.html
1989年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2)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905/20090519232239_15482.html
1989年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3)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905/20090519232818_15483.html
1989年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4)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905/20090519233134_15484.html
目錄
前言
一、六四大屠殺：官方血腥鎮壓八九民主運動
二、六四後的人權災難：大抓捕、大清查
三、天安門母親：六四死難者家屬和六四傷殘者群體
1、這一群體所經受的慘痛和煎熬
2、20年尋求正義的艱難抗爭
3、天安門母親群體現狀
四、六四良心犯
1、當局大力制造和懲處六四良心犯
2、出獄後不改信念的六四人士
3、出獄後生活困苦的六四人士
4、至今仍在獄中的六四良心犯
五、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
六、一黨專政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
七、六四受害者生存狀況之改變
結語
參考資料
附件
一。部分六四死難者基本情況和天安門母親名單
二。部分六四傷殘者名冊
三。北京部分六四良心犯名單
四、湖南部分六四良心犯名冊
五、其它省份部分六四良心犯名單
六、1989年被當局處決的六四“暴徒”名單
七、尚在北京地區獄中服刑的六四良心犯
- 全文完 -
（本報告寫作過程中，作者兩次被北京公安抄家、傳喚。詳情請見：/Article/Class53/200905/20090515225839_15428.html和/Article/liusi/200905/20090516111501_15437.html）
報告連結：
1989年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1)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905/20090519211621_15481.html
1989年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2)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905/20090519232239_15482.html
1989年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3)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905/20090519232818_15483.html
1989年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4)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905/20090519233134_15484.html
2009-08-15(1:46 PM) - #5
索 轉載：
麻絲按：再睡的話可就要打屁股了啊！
公民們，醒來！
http://www.1bao.org/?p=982
文：翟明磊．壹報
許志永博士被捕後,牽動了千千萬萬人的心。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我的維權的朋友們被送進牢房，我都會寫上一封抗議信，盲人律師陳光誠，艾滋維權者胡佳，特別是為胡佳，我寫過五萬字，九篇文章，可是零零星星有朋友寫聲援信，有博客轉載，然後統統被封，我有一種在荒野中吶喊的感覺，聽到是少許同道的回聲。
寫信不能改變他們的命運，無一例外，我特別有一種無力的感覺。別人說你為什麼還要寫，特別是警察友情提醒後還照寫不誤？我說，一，我想讓人們知道，關進 去的是個多麼優秀，善良的公民，當我們失去時我們都還不知道他們的珍貴，我們真是白活了，同他們能在一個人世，我感到幸運。二，如魯迅所說，我們要有點 “撫哭叛徒”的勇氣！這些所謂國家的叛徒，如胡佳定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陳光誠則是破壞公物，阻礙交通。這些罪名，嚇人，怪兮兮的，如果我們再不撫哭名 為“叛徒”實為“國寶”的勇士，就無法建立一個民間真正的評介體系，使英雄之名不彰，使青史蒙羞。韓國為何能使光州屠殺平反，是因為民間的評介體系一直沒 有動搖過，一代代傳下去。而我們竟能得出“鎮壓帶來繁榮”的怪物式評論。
寫完《給老爺們上一課：聲援許志永與公盟》，許志永不久被捕，文章也在國內網站被刪，我又一次知道，抗議是沒用的，又是一次給朋友的進牢送別書。
該說的都說了，又能干些什麼呢，於是我又一次進入階段性悲觀期，症狀是失語，什麼都不想說了，語言蒼白，文字抵不過大炮，魯迅時代如此，今天也如此。
讓我在今天還在這兒想說點什麼的動力是我看到了許志永案公眾的不同表現，當有關部門大抄家，狠狠修理公盟時，人們問許志永，為何這麼溫和？許志永說： “我就是要讓宰殺公盟的過程喚起民眾的公民意識。”別人問為什麼不像別的民間組織一樣找一個掛靠單位。志永沉吟，低聲道：“唯一可掛靠的就是我們的良 心。”
如今我欣慰的看到坐在牢裡的志永可能看不到的景像——公民社會在覺醒了。覺醒不是大喝一聲而是點點滴滴：像笑蜀啊，李 昌平，茅於軾，楊鵬，冉雲飛，張耀傑，楊恆鈞這些本來就愛說個公道話的大嘴巴不稀奇。一個香港的中學生寫出給溫伯伯的公開信，質疑溫伯伯的眼淚為什麼不留 點給許志永這樣的好叔叔。是啊，難道留給臣民的是眼淚，留給公民的是口水嗎？一個普通的北京市民王荔蕻去看守所看許志永與莊璐，而且提出火線加入公盟。顯 示了民心所向。值得一提的是王姐是見過大場面的——公民的膽子都是被嚇大的。她參與流民公房建設，還在楊佳媽媽最孤獨時，和她談心，給她力量。她有一句名 言：“魯迅先生曾說：不要以為有幾個流氓，手裡有幾把破槍，就把中國人全嚇怕了……”她說：“此刻立貼為證：如果許志永從此要在大牆裡度過，我以在大牆外 為恥。我申請在裡面占一席之地！”王姐，I服了YOU。
還有大量的明信片投向看守所，寫著“許志永，你媽媽叫你回家吃飯”， 這樣的大明信片還豎在香港中聯辦門口。“我為志永”博客開張了，口號，“千千萬萬的志永不在監獄，就在去監獄的路上。”——有點豪邁，又有點心酸，可別！ 同時，大量的捐助湧向公盟試圖幫他們補交稅款。對於捐款我是這麼看的，我支持許志永良心抗法不交稅。這是他的原則。但是當梭羅良心抗稅坐牢時，有一批朋友 幫他交足了稅款。捐助不僅有助於公盟微弱的生存希望，也可以讓公民們有一個支持公盟的支點。我們面臨的的確是惡法，公益組織要交稅，公益捐助要交稅！如果 補交稅款有用，我們就交，如果沒用（最新消息是公盟繳稅被拒，理由是沒有法定代理人簽字，人家坐牢呢，怎麼簽？ＴＮＮＤ），捐款可給許志永與莊璐私人救 助。（建議朋友們捐款寫明這兩個用途。）
知情者透露，公盟蒙難是ＢＪＳ（白雞屎簡稱）維穩辦做的生活。這樣一個小小的機構，效率如此 高。佩服。公盟蒙難還因為是公盟的ＸＺ（洗澡簡稱）報告。聽上去嚇人，其實許志永與公盟從來都不是持有藏獨立場，這個報告中也沒有嚇人的東西，只是大學生 們的調查提及藏族在經濟文化上有些不公平社會待遇而已。這樣一份中庸平和公允的獨立報告引起有司的肝火，實在過敏甚。所以有司愛折騰，我們也愛折騰，生命 在於折騰。
他們愛用稅法來折騰。那麼， 捐款就是我們折騰方式之一。
不錢的，管有沒有用，可以顯示，公民們也是很有托國家和平發展多年的福啊。不過，建議不要一個大佬捐了所有的錢，這樣我們窮書生怎麼參與盛事啊。
我向公盟通過私人轉交捐助款一千元，同時我也有給朋友們的建議，還是捐助，不要借款，本來我想借期一千年的方式給公盟一千元無息借款的（一千年表示我看好公盟，一代代辦下去）。但知情者說，借款易使公盟可能陷入欺詐法律陷井。
除了捐款，我還提議朋友們捐心力。可以是一張明信片，可以是一句鼓勵的話，也可以是一件小事，比如告訴鄰居阿伯，公盟是怎麼回事，許志永是怎麼回事：他 救助過鄧玉嬌，救助過孫志剛們，救助過結石寶寶，救助過許多冤民，現在他媽媽喊他回家吃飯，輪到我們救助他了，用這樣簡單通俗的話讓更多老百姓知道。總之 捐款，也捐點心力。這叫捆綁捐助。我跟捆綁銷售學的。
我捐給許志永的是葉芝的詩句：
“誰要是面對大火與洪水，面對吹過星空的風抖顫，就讓長風，大火，和洪水把他埋葬，因為他不能屬於那孤獨雄偉的一群。”
不要小看涓涓細流，總是有用的。先做點小事，再做第二件，有力氣的再多做點。
順便說一句大家別忘了告訴莊璐她媽媽也叫她回家吃飯，這位與許志永一起被關的莊女士其實還是個小姑娘，托朋友帶進看守所的竟是一堆花花綠綠的小玩意如扎 頭繩，發卡，小貼紙什麼的，（當然沒被允許帶進去）平時對公盟理想什麼的都不大懂，但做財務很細心，這個溫柔體貼的小姑娘因為公益組織打工就被抓了，太不 像話了。大家可以看看楊子雲女士寫的獨生女莊璐的文章。憐香惜玉的大伙除了關心大塊頭許志久，也要呵護小女生啊。
許志永案真的在改變中國人的心性。借博客與網絡之力，量變引發質變，許志永案就是一個臨界點。
其實就拿我個人來說吧，雖做的是公民社會的普及報道工作，但是也從來是膽小怕事的，以前只關注自己一畝三分地。結石寶寶，嗯，有老許頂著呢，鄧玉嬌案，老許會不出馬？孫志剛案？老許肯定要寫公民建議書。老許，老許，我們搭老許的便車，搭了多少啊。
可是老許關進去了，英雄關進去了，維權律師一個個關進去了,沒人為我們維權了,怎麼辦？我們這些凡人是不是也可以做點事。可以的，一向勇闖黑監獄，為被 關的訪民說話的許志永關進了白監獄，沒有人給被關訪民們說話了，果不其然一位女訪民李蕊蕊在黑監獄賓館被看守強奸了，還留下了白床單上的紅地圖。許志永不 在了，怎麼辦，我們的許多公民，曾和老許共闖黑監獄的，挺身而出，為訪民說話。《南方周末》，（我終於可以表揚她了）做了真實報道。
還要表揚的是《中國新聞周刊》，在一片鴉雀無聲中，這只百靈鳥在歌唱，報道了許志永案，本來就沒什麼嘛，此鳥並非獨大，而是眾鳥太小。打錯了，太膽小。
公民社會，千條理，萬條理，說到底就是“相互守望”，切記。這是俺親身體會，維權者有時需要的是一句話，一個電話，就可以讓他們知道不孤單，有支持。
結石寶寶的官司繼續在打。盡管有關部門警告公盟，“許志永這事不許發酵！”（你看看，人家的語言多生動）公盟雖沒有發酵，但公盟也沒有發嗲。有條不紊地做許志永沒完成的事。
中印貧民窟比較研究是志永最後一次談話特別關心的，也在進行中。
這樣的公盟，我們當然支持。
所以人算總不如天算，天機豈是凡人可料的。負負得正。想讓人們恐懼卻播散了勇敢的種子,因為像許志永這樣溫和理性改良的人都被抓,那我們的安全又何在 呢?讓人想起維權界一句名言：“人人都去坐牢，世上將無冤獄”。許志案喚起了公民意識的整體覺醒。NGO們，各界名流聯名抗議此事，這是新氣像。我送十六 字真言給大家：明哲保身，各個擊破，奮起發聲，皆大歡喜。
最近有幸以土包子模樣做了一回《時尚先生》，雜志問我期待 的未來社會是什麼，我說是一個平凡的社會，沒有英雄的社會，人人心中敏感，互扣心弦，人人保有人性的尊嚴。有人說我說了等於沒說。我的意思是，一個正常的 社會是像許志永這樣的英雄“死去”的社會，因為人人都捍衛自己的權利，不再把權利讓度給英雄代理，代為出頭，這樣英雄無用，又是遍地英傑。這就是公民社 會。沒有英雄的社會。沒有讓英雄悲壯的機會，不是平凡的社會嗎？
真的不要小看心性的改變。中國的命運不是定數的。佛教認為宿命是可以在這一世改變的，只要心性覺悟，艾未未說過一句話，融化冰山，不是空談的，也沒有捷徑，而是靠所有熱心中國人心靈的總體熱量。心性可以改變一切，一切終將覺悟，甚至大地與草木都會覺悟。公民們，醒來！
慢著，別以為我寫完了，最精彩的蘇醒公民在後頭，許志永的好友，著名律師蕭瀚，就是那個楊帆門的英雄，財經雜志大律師。他終於鼓足勇氣，拋出了《已醜公 民宣言》，這是許志永與他商量，委托他起草的，志永進去後，到底也怕啊，但現在他鼓足勇氣完成了，並向大家公開，因為精彩，壹報全文轉載如下——這個“心 力” 可捐大發了：
蕭瀚按：
這本是一篇受公盟及許志永先生委托起草的公民宣言草稿，寫於三個多月以前。鑒於近來政府非理性暴行頻仍，現發表出來，也算是一個無能的人盡自己一點心力。
2009年8月9日
己醜公民宣言
蕭瀚
從今日回溯到1949年，回溯到1911年，回溯到1840年，再遠溯到2200多年前，一幅清晰的歷史圖景展示在我們面前，延續了2200多年的家族官僚帝國時代，由統治者決定人民的良心和生活的臣民社會是其基本構成要素。
今天，這個臣民社會應當終結，為此，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決定自己的良心，脫下臣民的行頭，穿上公民的衣冠，是我們的渴望，也是我們的責任。在以公民為基 本構成元素的未來公民社會，建立在個體獨立與社會自治基礎上的聯合政治制度，以此增進全體國民共同福祉，已是必然大勢。
自從1982年《憲法》頒布以來，公民這個概念在中斷了數十年之後，重新開始逐漸進入普通國人的生活，這個概念或許預示著臣民時代再次日漸式微，公民時代再次日見初曙。
近三十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迄今雖已取得一定成就，但無論個人、家庭、社會、國家，都還存在全局性、根本性的制度和人心問題亟需解決。由於政治制度的陳舊，因轉型而出現的許多問題，在其表現出來的制度之僵化、人性之扭曲、道德之墮落方面，甚至遠超過封閉落後但顯得穩定的時代。
通常而言，人之為人存活於世，需要五項基本保障：食品衛生、醫療保障、司法公正、教育人道、環境正常。然而，當今中國，在上述五個方面是怎樣一幅圖景？
十幾年來，食品衛生安全問題早已是個大問題，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使得這個問題探底，食品商的職業倫理幾乎蕩然無存。
長期以來，醫療衛生方面存在的種種問題，早已使得人們畏醫院如虎，種種不公平現像、假藥害人現像、醫院、大夫不負責任現像……已是司空見慣，人們對醫療保障正在迅速地喪失信心。
無論朝野，人們對以司法獨立為核心的司法改革一直抱著很高的期待，希望司法能給人們基本的公正，然而，貪贓枉法、官官相護也早已成為社會的常態，各地經常出現的信訪和群體性事件，意味著司法公信力在中國已基本破產。
教育是個人心智健康成長和全民族的重要希望所在，然而當代中國的教育制度與實踐，總體而言，依然延續著數十年來的愚民教育，以應試教育為載體，以政府壟斷學位頒發權為手段，仇恨教育、暴力思維、庸俗唯物主義哲學、奴化人格等非人性的教育大行其道，嚴重妨礙了培養國人的獨立思考能力，妨礙了培養國人正直、誠實的基本人格，嚴重敗壞了各個領域中人和人之間的正常關系，給國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災難，造成全民族品格普遍矮化。當前的教育制度，已經成為毒害中華民族品格的主要毒源。
在庸俗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下，急功近利、拜金主義的官民互動，使得對資源竭澤而漁的經濟發展模式成為主流，許多基礎性的人文、歷史、地理環境，遭到嚴重的蠶食與不可逆、根本性的破壞，導致了不少地方嚴重的土地沙化、氣候異常、水質惡化、人文居住環境惡劣，已經嚴重威脅人們的正常生活。
可見，在食品安全、醫療保障、司法公正、教育人道、環境正常這五項指標方面，中國當代沒有一項是達標的。與此同時，貧富分化極度嚴重，大量底層民眾痛苦而無助地苟活在缺食、缺穿、缺房、缺醫、缺公正的“五缺”生活之中。
面對這一切，政治改革已經成為全社會的普遍共識。然而，坐等制度改革是不可能的，沒有每個公民自己見之日常的良心自救運動，也不可能真正推進制度的變 革。許多國人在抱怨和指責制度的同時，遺忘了自己的責任，遺忘了自己在日常生活與工作中，常常也是惡制度的奉行者、支持者，潛規則的參與者。我們不得不認 為，造成今天這樣的局面，除了制度應該承擔主要責任，我們每個生存於這個制度之中、擁護其惡、執行其惡、默認其惡、漠然其惡者，也都負有自己的一份制度性 原罪之責——在這一點上我們作為倡議者也不例外。
應當建設這樣一個中國——滿足人們在食品、醫療、司法、教育、環境方面生存的底線需 求，合乎人道、保障基本人權、提升民族品格，在國際事務中既能保護本國利益，又有主持和伸張國際正義的能力，中國公民到國外能夠贏得國際尊重，而不是被宣 布為不受歡迎的國民……這不僅需要政治制度的改革，也需要全民自覺自省自救。
正是這一建設新時代的過程，賦予未來以新的希望，賦予每個公民新的自我完善以及完善社會的空間，其中核心的時代精神，我們認為是公民精神。
公民精神最核心的關鍵詞是：良心。
與此相關，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義、人道、博愛、理性、非暴力、寬容、誠實、正直……也都是公民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認為，那種僅僅依靠擁有巨大權力的政治領袖人物給國人擘畫一幅美麗新世界的圖景，從此中國人民就跑步進入天堂的思維方式和政治實踐，與公民精神是相 悖的。公民精神，在其本質上強調以獨立個體的良心自決為基礎，以良法內自由的思想和行動，殊途同歸地凝成社會性和國族性的集群力量，因此，每個公民都是彙 聚成這支蔚為壯觀的整個民族力量不可或缺的組成者。
我們每個公民，不必是自大者，更不能是自暴自棄者。我們每個公民都應當對自己的公民人格——良心負責，對自己公民人格的負責也是對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負責。
為此，我們認為，無論作為集體和舊制度承載者的政府，是否有政治改革、扭轉當前局面的誠意，每個中國公民都不可推卸屬於自己的一份良心責任，每個公民都 可以努力做好自己，盡可能做好自己，做自己力所能及之事，日行一寸地遠離各種違反良心的潛規則、惡規則，與導致當前中國社會全面腐敗的這些身邊邪惡保持距 離，甚至直接反對。
為此，我們鄭重倡議，如果我們真的有誠意過符合良心的生活，真的有誠意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那麼每個中國公民都應當盡自己最大的可能，日漸履行以下基本的公民義務：
作為政治家的公民，我按良心、良法和歷史責任、民族責任推進中國的良治改革，不做腐朽制度的衛士，不做毀滅全民族的歷史罪人；
作為公務員的公民，我按良心和良法辦事，不受賄，不徇私，不枉法；
作為商人的公民，我按良心經商，不行賄，不制造假劣產品與服務；
作為記者的公民，我按良心報道真實新聞，不寫虛假報道，不趨炎附勢，不接受紅包；
作為教師的公民，我按良心對學生盡責盡職，不說謊，不以教謀私；
作為醫生的公民，我按良心與人道給病人治病，對病人一視同仁，不接受紅包；
作為律師的公民，我按良心和法律為當事人服務，不拉關系，不賄賂法官，不欺騙當事人；
作為法官的公民，我奉良心和良法以及自然正義盡職司法，不枉法，不做違背良心的判決；
作為檢察官的公民，我奉行良心與正義，對犯罪行為不枉不縱；
……
踐行上述公民義務，在其最初的時候也許會有制度性和外部性導致的難度。但我們堅信，只要堅持日有努力、日有自省、日有推進的漸進行動模式，堅持公民之間 的理性交往准則，互相砥礪，交流經驗教訓，共同推進每個公民自己和他人成為合格公民的努力，終有一天，即使不是每個中國公民，至少會是絕大多數中國公民， 養成基本的公民習慣。
我們相信，如果堅持上述公民精神的基本理念和行動准則，每個公民不但因此而將收獲自己的幸福，同時也會將這個國家建設成為自由、民主、人道、和平、繁榮與幸福的樂土。
（本文本曾參考許志永先生的意見，在此致謝！祝他早日歸來！）
注：紅筆是原文如此，照錄。
壹報轉載就是表示全文贊同，我可不說什麼“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說出我的心裡話，是一個比我優秀百倍的公民教員。我不僅贊成，還宣誓遵守之。
我們的社會不能這麼爛下去了！變成一個人人不負責的社會，男人不對女人負責，女人不對男人負責，董事會不對公司負責，股市不對股民負責，公司不對股東負 責，政府不對公民負責，公民不對社會負責，其實八九之後，這個社會就是正氣陸沉的，我們確是需要一個公民道德蘇醒的運動了。
不要把所有的責任歸到制度與政府身上，而喪失發現自己力量的動力。“什麼都沒用，什麼都不要做，沒有什麼真實，自由都是相對的。”——比恐懼更可怕的是麻木。
一位馬來西亞獨立銳評家黃進發說得好：“如果你不能成為藥方的一部分，至少不要成為疾病的一部分。”
我與志永交流並不多，有一次在飯桌上，我還對他的非暴力和平主義有微辭，我說好是好，但是與中國現實不符，人家甘地面對是文明的英政府，咱們？志永一次 次被打，被黑社會，流氓，公務員，警察，官員，攔訪者打，打得頭破血流，絕不還手。我曾覺得書生意氣，現在我明白了，絕對的非暴力是我們的路，我們建設的 是美好政治，那麼基石不可能是謊言與暴力。
公民們，醒來！因為無法再睡去。
(壹報預告,為支持許志永,壹報將推出大型專題<<尋找歷史上的公民>>)
2009-06-19(12:31 AM) - #6
1
灋*脫其志，即人去其首。是以傳法不如傳志。
2
一對相屬的男女。
3
蟲子先死，然後花朵凋滿一地，繼而輪到你。
4
失卻。
5
軟刀子殺人不覺死，軟刀子殺人不覺死*。
6
煙的名字叫做窒息。
7
娼妓如同眾業，反之亦然。
8
開朗無所覓。虛空矣。
9
欣宜減肥，於是肥姐死了。確乎死了。
10
足夠悲傷的話，其實毋須抽煙。
11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12
在全裸的時候，身體才真正屬於你自己。
13
惟悲哀教人淚流披面。
14
「歲月無法量度，生死不可知悉。」－－難民稻子，寫於羅馬太陽歷二千零九年六月三日晚夜，被肢解的「異議聲音」現場。
15
呿！無主之物——
16
我們在告別死亡的同時失去了生存。
註
* 「灋」，「法」的本字，同音。「廌」（音”坁”），古通「豸」，或稱「獬豸」；是古傳說之異獸，似牛羊，首有獨角，能辨曲直，會在爭鬥中用角推倒壞人。
*「軟刀子殺人不覺死」，出自賈鳧西(1588-1675)的《木皮散人鼓詞》。
*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魯迅(1881-1936)語。
2009-06-18(11:25 PM) - #7
非攻 (1)
／魯迅．《故事新編》
一
子夏(2)的徒弟公孫高(3)來找墨子(4)，已經好幾回了，總是不在家，見不著。大約是第四或者第五回罷，這才恰巧在門口遇見，因為公孫高剛一到，墨子也適值回家來。他們一同走進屋子裡。
公孫高辭讓了一通之後，眼睛看著席子(5)的破洞，和氣的問道：
“先生是主張非戰的？”
“不錯！”墨子說。
“那麼，君子就不鬥麼？”
“是的！”墨子說。
“豬狗尚且要鬥，何況人……”
“唉唉，你們儒者，說話稱著堯舜，做事卻要學豬狗，可憐，可憐！”(6)墨子說著，站了起來，匆匆的跑到廚下去了，一面說：“你不懂我的意思……”
他穿過廚下，到得後門外的井邊，絞著轆轤，汲起半瓶井水來，捧著吸了十多口，於是放下瓦瓶，抹一抹嘴，忽然望著園角上叫了起來道：
“阿廉(7)！你怎麼回來了？”
阿廉也已經看見，正在跑過來，一到面前，就規規矩矩的站定，垂著手，叫一聲“先生”，於是略有些氣憤似的接著說：
“我不干了。他們言行不一致。說定給我一千盆粟米的，卻只給了我五百盆。我只得走了。”
“如果給你一千多盆，你走麼？”
“不。”阿廉答。
“那麼，就並非因為他們言行不一致，倒是因為少了呀！”
墨子一面說，一面又跑進廚房裡，叫道：
“耕柱子(8)！給我和起玉米粉來！”
耕柱子恰恰從堂屋裡走到，是一個很精神的青年。
“先生，是做十多天的干糧罷？”他問。
“對咧。”墨子說。“公孫高走了罷？”
“走了，”耕柱子笑道。“他很生氣，說我們兼愛無父，像禽獸一樣。”(9)
墨子也笑了一笑。
“先生到楚國去？”
“是的。你也知道了？”墨子讓耕柱子用水和著玉米粉，自己卻取火石和艾絨打了火，點起枯枝來沸水，眼睛看火焰，慢慢的說道：“我們的老鄉公輸般(10)，他總是倚恃著自己的一點小聰明，興風作浪的。造了鉤拒(11)，教楚王和越人打仗還不夠，這回是又想出了什麼雲梯，要聳恿楚王攻宋去了。宋是小國，怎禁得這麼一攻。我去按他一下罷。”
他看得耕柱子已經把窩窩頭上了蒸籠，便回到自己的房裡，在壁廚裡摸出一把鹽漬藜菜干，一柄破銅刀，另外找了一張破包袱，等耕柱子端進蒸熟的窩窩頭來，就一起打成一個包裹。衣服卻不打點，也不帶洗臉的手巾，只把皮帶緊了一緊，走到堂下，穿好草鞋，背上包裹，頭也不回的走了。從包裹裡，還一陣一陣的冒著熱蒸氣。
“先生什麼時候回來呢？”耕柱子在後面叫喊道。
“總得二十來天罷，”墨子答著，只是走。
二
墨子走進宋國的國界的時候，草鞋帶已經斷了三四回，覺得腳底上很發熱，停下來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腳上有些地方起繭，有些地方起泡了。(12)他毫不在意，仍然走；沿路看看情形，人口倒很不少，然而歷來的水災和兵災的痕跡，卻到處存留，沒有人民的變換得飛快。走了三天，看不見一所大屋，看不見一顆大樹，看不見一個活潑的人，看不見一片肥沃的田地，就這樣的到了都城(13)。
城牆也很破舊，但有幾處添了新石頭；護城溝邊看見爛泥堆，像是有人淘掘過，但只見有幾個閒人坐在溝沿上似乎釣著魚。
“他們大約也聽到消息了，”墨子想。細看那些釣魚人，卻沒有自己的學生在裡面。
他決計穿城而過，於是走近北關，順著中央的一條街，一徑向南走。城裡面也很蕭條，但也很平靜；店舖都貼著減價的條子，然而並不見買主，可是店裡也並無怎樣的貨色；街道上滿積著又細又粘的黃塵。
“這模樣了，還要來攻它！”墨子想。
他在大街上前行，除看見了貧弱而外，也沒有什麼異樣。楚國要來進攻的消息，是也許已經聽到了的，然而大家被攻得習慣了，自認是活該受攻的了，竟並不覺得特別，況且誰都只剩了一條性命，無衣無食，所以也沒有什麼人想搬家。待到望見南關的城樓了，這才看見街角上聚著十多個人，好像在聽一個人講故事。
當墨子走得臨近時，只見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揮，大叫道：
“我們給他們看看宋國的民氣！我們都去死！”(14)
墨子知道，這是自己的學生曹公子的聲音。
然而他並不擠進去招呼他，匆匆的出了南關，只趕自己的路。又走了一天和大半夜，歇下來，在一個農家的檐下睡到黎明，起來仍復走。草鞋已經碎成一片一片，穿不住了，包袱裡還有窩窩頭，不能用，便只好撕下一塊布裳來，包了腳。不過布片薄，不平的村路梗著他的腳底，走起來就更艱難。到得下午，他坐在一株小小的槐樹下，打開包裹來吃午餐，也算是歇歇腳。遠遠的望見一個大漢，推著很重的小車，向這邊走過來了。到得臨近，那人就歇下車子，走到墨子面前，叫了一聲 “先生”，一面撩起衣角來揩臉上的汗，喘著氣。
“這是沙麼？”墨子認識他是自己的學生管黔敖，便問。
“是的，防雲梯的。”
“別的准備怎麼樣？”
“也已經募集了一些麻，灰，鐵。不過難得很：有的不肯，肯的沒有。還是講空話的多……”
“昨天在城裡聽見曹公子在講演，又在玩一股什麼‘氣’，嚷什麼‘死’了。你去告訴他：不要弄玄虛；死並不壞，也很難，但要死得於民有利！”
“和他很難說，”管黔敖悵悵的答道。“他在這裡做了兩年官，不大願意和我們說話了……”
“禽滑釐呢？”
“他可是很忙。剛剛試驗過連弩(15)；現在恐怕在西關外看地勢，所以遇不著先生。先生是到楚國去找公輸般的罷？”
“不錯，”墨子說，“不過他聽不聽我，還是料不定的。你們仍然准備著，不要只望著口舌的成功。”
管黔敖點點頭，看墨子上了路，目送了一會，便推著小車，吱吱嘎嘎的進城去了。
三
楚國的郢城(16)可是不比宋國：街道寬闊，房屋也整齊，大店舖裡陳列著許多好東西，雪白的麻布，通紅的辣椒，斑斕的鹿皮，肥大的蓮子。走路的人，雖然身體比北方短小些，卻都活潑精悍，衣服也很干淨，墨子在這裡一比，舊衣破裳，布包著兩只腳，真好像一個老牌的乞丐了。
再向中央走是一大塊廣場，擺著許多攤子，擁擠著許多人，這是鬧市，也是十字路交叉之處。墨子便找著一個好像士人的老頭子，打聽公輸般的寓所，可惜言語不通，纏不明白，正在手真心上寫字給他看，只聽得轟的一聲，大家都唱了起來，原來是有名的賽湘靈已經開始在唱她的《下裡巴人》(17)，所以引得全國中許多人，同聲應和了。不一會，連那老士人也在嘴裡發出哼哼聲，墨子知道他決不會再來看他手心上的字，便只寫了半個“公”字，拔步再往遠處跑。然而到處都在唱，無隙可乘，許多工夫，大約是那邊已經唱完了，這才逐漸顯得安靜。他找到一家木匠店，去探問公輸般的住址。
“那位山東老，造鉤拒的公輸先生麼？”店主是一個黃臉黑須的胖子，果然很知道。“並不遠。你回轉去，走過十字街，從右手第二條小道上朝東向南，再往北轉角，第三家就是他。”
墨子在手心上寫著字，請他看了有無聽錯之後，這才牢牢的記在心裡，謝過主人，邁開大步，徑奔他所指點的處所。果然也不錯的：第三家的大門上，釘著一塊雕鏤極工的楠木牌，上刻六個大篆道：“魯國公輸般寓”。
墨子拍著紅銅的獸環(18)，當當的敲了幾下，不料開門出來的卻是一個橫眉怒目的門丁。他一看見，便大聲的喝道：
“先生不見客！你們同鄉來告幫(19)的太多了！”
墨子剛看了他一眼，他已經關了門，再敲時，就什麼聲息也沒有。然而這目光的一射，卻使那門丁安靜不下來，他總覺得有些不舒服，只得進去稟他的主人。公輸般正捏著曲尺，在量雲梯的模型。
“先生，又有一個你的同鄉來告幫了……這人可是有些古怪……”門丁輕輕的說。
“他姓什麼？”
“那可還沒有問……”門丁惶恐著。
“什麼樣子的？”
“像一個乞丐。三十來歲。高個子，烏黑的臉……”
“阿呀！那一定是墨翟了！”
公輸般吃了一驚，大叫起來，放下雲梯的模型和曲尺，跑到階下去。門丁也吃了一驚，趕緊跑在他前面，開了門。墨子和公輸般，便在院子裡見了面。
“果然是你。”公輸般高興的說，一面讓他進到堂屋去。
“你一向好麼？還是忙？”
“是的。總是這樣……”
“可是先生這麼遠來，有什麼見教呢？”
“北方有人侮辱了我，”墨子很沉靜的說。“想托你去殺掉他……”
公輸般不高興了。
“我送你十塊錢！”墨子又接著說。
這一句話，主人可真是忍不住發怒了；他沉了臉，冷冷的回答道：
“我是義不殺人的！”
“那好極了！”墨子很感動的直起身來，拜了兩拜，又很沉靜的說道：“可是我有幾句話。我在北方，聽說你造了雲梯，要去攻宋。宋有什麼罪過呢？楚國有余的是地，缺少的是民。殺缺少的來爭有余的，不能說是智；宋沒有罪，卻要攻他，不能說是仁；知道著，卻不爭，不能說是忠；爭了，而不得，不能說是強；義不殺少，然而殺多，不能說是知類。先生以為怎樣？……”
“那是……”公輸般想著，“先生說得很對的。”
“那麼，不可以歇手了麼？”
“這可不成，”公輸般悵悵的說。“我已經對王說過了。”
“那麼，帶我見王去就是。”
“好的。不過時候不早了，還是吃了飯去罷。”
然而墨子不肯聽，欠著身子，總想站起來，他是向來坐不住的(20)。公輸般知道拗不過，便答應立刻引他去見王；一面到自己的房裡，拿出一套衣裳和鞋子來，誠懇的說道：
“不過這要請先生換一下。因為這裡是和俺家鄉不同，什麼都講闊綽的。還是換一換便當……”
“可以可以，”墨子也誠懇的說。“我其實也並非愛穿破衣服的……只因為實在沒有工夫換……”
四
楚王早知道墨翟是北方的聖賢，一經公輸般紹介，立刻接見了，用不著費力。
墨子穿著太短的衣裳，高腳鷺鷥似的，跟公輸般走到便殿裡，向楚王行過禮，從從容容的開口道：
“現在有一個人，不要轎車，卻想偷鄰家的破車子；不要錦繡，卻想偷鄰家的短氈襖；不要米肉，卻想偷鄰家的糠屑飯：這是怎樣的人呢？”
“那一定是生了偷摸病了。”楚王率直的說。
“楚的地面，”墨子道，“方五千裡，宋的卻只方五百裡，這就像轎車的和破車子；楚有雲夢，滿是犀兕麋鹿，江漢裡的魚鱉黿鼉之多，那裡都賽不過，宋卻是所謂連雉兔鯽魚也沒有的，這就像米肉的和糠屑飯；楚有長松文梓榆木豫章，宋卻沒有大樹，這就像錦繡的和短氈襖。所以據臣看來，王吏的攻宋，和這是同類的。”
“確也不錯！”楚王點頭說。“不過公輸般已經給我在造雲梯，總得去攻的了。”
“不過成敗也還是說不定的。”墨子道。“只要有木片，現在就可以試一試。”
楚王是一位愛好新奇的王，非常高興，便教侍臣趕快去拿木片來。墨子卻解下自己的皮帶，彎作弧形，向著公輸子，算是城；把幾十片木片分作兩份，一份留下，一份交與公輸子，便是攻和守的器具。
於是他們倆各各拿著木片，像下棋一般，開始鬥起來了，攻的木片一進，守的就一架，這邊一退，那邊就一招。不過楚王和侍臣，卻一點也看不懂。
只見這樣的一進一退，一共有九回，大約是攻守各換了九種的花樣。這之後，公輸般歇手了。墨子就把皮帶的弧形改向了自己，好像這回是由他來進攻。也還是一進一退的支架著，然而到第三回，墨子的木片就進了皮帶的弧線裡面了。
楚王和侍臣雖然莫明其妙，但看見公輸般首先放下木片，臉上露出掃興的神色，就知道他攻守兩面，全都失敗了。
楚王也覺得有些掃興。
“我知道怎麼贏你的，”停了一會，公輸般訕訕的說。“但是我不說。”
“我也知道你怎麼贏我的，”墨子卻鎮靜的說。“但是我不說。”
“你們說的是些什麼呀？”楚王驚訝著問道。
“公輸子的意思，”墨子旋轉身去，回答道，“不過想殺掉我，以為殺掉我，宋就沒有人守，可以攻了。然而我的學生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經拿了我的守御的器械，在宋城上，等候著楚國來的敵人。就是殺掉我，也還是攻不下的！”
“真好法子！”楚王感動的說。“那麼，我也就不去攻宋罷。”
五
墨子說停了攻宋之後，原想即刻回往魯國的，但因為應該換還公輸般借他的衣裳，就只好再到他的寓裡去。時候已是下午，主客都很覺得肚子餓，主人自然堅留他吃午飯——或者已經是夜飯，還勸他宿一宵。
“走是總得今天就走的，”墨子說。“明年再來，拿我的書來請楚王看一看。”(21)
“你還不是講些行義麼？”公輸般道。“勞形苦心，扶危濟急，是賤人的東西，大人們不取的。他可是君王呀，老鄉！”
“那倒也不。絲麻米谷，都是賤人做出來的東西，大人們就都要。何況行義呢。”(22)
“那可也是的，”公輸般高興的說。“我沒有見你的時候，想取宋；一見你，即使白送我宋國，如果不義，我也不要了……”
“那可是我真送了你宋國了。”墨子也高興的說。“你如果一味行義，我還要送你天下哩！”(23)
當主客談笑之間，午餐也擺好了，有魚，有肉，有酒。墨子不喝酒，也不吃魚，只吃了一點肉。公輸般獨自喝著酒，看見客人不大動刀匕，過意不去，只好勸他吃辣椒：
“請呀請呀！”他指著辣椒醬和大餅，懇切的說，“你嘗嘗，這還不壞。大蔥可不及我們那裡的肥……”
公輸般喝過幾杯酒，更加高興了起來。
“我舟戰有鉤拒，你的義也有鉤拒麼？”他問道。
“我這義的鉤拒，比你那舟戰的鉤拒好。”墨子堅決的回答說。“我用愛來鉤，用恭來拒。不用愛鉤，是不相親的，不用恭拒，是要油滑的，不相親而又油滑，馬上就離散。所以互相愛，互相恭，就等於互相利。現在你用鉤去鉤人，人也用鉤來鉤你，你用拒去拒人，人也用拒來拒你，互相鉤，互相拒，也就等於互相害了。所以我這義的鉤拒，比你那舟戰的鉤拒好。”(24)
“但是，老鄉，你一行義，可真幾乎把我的飯碗敲碎了！”公輸般碰了一個釘子之後，改口說，但也大約很有了一些酒意：他其實是不會喝酒的。
“但也比敲碎宋國的所有飯碗好。”“可是我以後只好做玩具了。老鄉，你等一等，我請你看一點玩意兒。”
他說著就跳起來，跑進後房去，好像是在翻箱子。不一會，又出來了，手裡拿著一只木頭和竹片做成的喜鵲，交給墨子，口裡說道：
“只要一開，可以飛三天。這倒還可以說是極巧的。”
“可是還不及木匠的做車輪，”墨子看了一看，就放在席子上，說。“他削三寸的木頭，就可以載重五十石。有利於人的，就是巧，就是好，不利於人的，就是拙，也就是壞的。”(25)
“哦，我忘記了，”公輸般又碰了一個釘子，這才醒過來。“早該知道這正是你的話。”
“所以你還是一味的行義，”墨子看著他的眼睛，誠懇的說，“不但巧，連天下也是你的了。真是打擾了你大半天。我們明年再見罷。”
墨子說著，便取了小包裹，向主人告辭；公輸般知道他是留不住的，只得放他走。送他出了大門之後，回進屋裡來，想了一想，便將雲梯的模型和木鵲都塞在後房的箱子裡。
墨子在歸途上，是走得較慢了，一則力乏，二則腳痛，三則干糧已經吃完，難免覺得肚子餓，四則事情已經辦妥，不像來時的匆忙。然而比來時更晦氣：一進宋國界，就被搜檢了兩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國隊(26)，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關外，又遭著大雨，到城門下想避避雨，被兩個執戈的巡兵趕開了，淋得一身濕，從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一九三四年八月作。
註釋：
〔1〕本篇在收入本書（《故事新編》）前沒有在報刊上發表過。
〔2〕子夏姓蔔名商，春秋時衛國人，孔丘的弟子。
〔3〕公孫高古書中無可查考，當是作者虛擬的人名。
〔4〕墨子（約前468—前376）名翟，春秋戰國之際魯國人，曾為宋國大夫，我國古代思想家，墨家學派的創始者。他主張“兼愛”，反對戰爭，具有“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軻語）的精神。他的著作有流傳至今的《墨子》共五十三篇，其中大半是他的弟子所記述的。《非攻》這篇小說主要即取材於《墨子·公輸》，原文如下：“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按齊應作魯），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 ‘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借子殺之。’公輸盤不說（悅）。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 ‘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按即楚國）有余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余，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躒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裡，宋之地，方五百裡，此猶文軒之與敝躒也；荊有雲夢，犀、兕、糜、鹿滿之，江漢之魚、躒、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免、狐狸（按狐狸應作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松、文梓、躒躒、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鶩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納）也。”按原文“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三事”兩字，前人解釋不一；《戰國策·宋策》作“臣以王吏之攻宋”，較為明白易解。在小說中作者寫作“王吏”，當系根據《戰國策》。又，《公輸》敘墨翟只守不攻；《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則說：“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小說中寫墨翟與公輸般迭為攻守，大概根據高注。
〔5〕席子我國古人席地而坐，這裡是指舖在地上的座席。按墨翟主張節用，反對奢侈。在《墨子》一書的《辭過》、《節用》等篇中，都詳載著他對於宮室、衣服、飲食、舟車等項的節約的意見。
〔6〕墨翟和子夏之徒的對話，見《墨子·耕柱》：“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鬥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鬥。’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鬥，惡有士而無鬥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
〔7〕阿廉作者虛擬的人名。在《墨子·貴義》中有如下的一段記載：“子墨子仕人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 ’”
〔8〕耕柱子和下文的曹公子、管黔敖、禽滑鶩，都是墨翟的弟子。分見《墨子》中的《耕柱》、《魯問》、《公輸》等篇。
〔9〕計愛無父這是儒家孟軻攻擊墨家的話，見《孟子·滕文公》：“楊氏（楊朱）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10〕公輸般般或作班，《墨子》中作盤，春秋時魯國人。曾發明創造若干奇巧的器械，古書中多稱他為“巧人”。
〔11〕鉤拒參看本篇注〔24〕。
〔12〕關於墨翟趕路的情況，《戰國策·宋策》有如下記載：“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又《淮南子·修務訓》也說：“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於郢。”
〔13〕都城指宋國的國都商丘（今屬河南省）。
〔14〕這裡曹公子的演說，作者寓有諷刺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意思。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後，國民黨政府采取不抵抗主義，而表面上卻故意發一些慷慨激昂的空論，以欺騙人民。
〔15〕連弩指利用機械力量一發多欠的連弩車。見《墨子·備高臨》。
〔16〕郢楚國的都城，在今湖北江陵縣境。
〔17〕賽湘靈作者根據傳說中湘水的女神湘靈而虛擬的人名。傳說湘靈善鼓瑟，如《楚辭·遠游》中說：“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下裡巴人》，是楚國一種歌曲的名稱。《文選》宋玉《對楚王問》中說：“客有歌於郢中者，甚始曰‘下裡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18〕獸環大門上的銅環。因為銅環銜在銅制獸頭的嘴裡，所以叫做獸環。
〔19〕告幫在舊社會，向有關系的人乞求錢物幫助，叫告幫。
〔20〕關於墨翟坐不住的事，在《文子·自然》和《淮南子·修務訓》中都有“墨子無暖席”的話，意思是說坐席還沒有溫暖，他又要上路了（《文子》舊傳為老聃弟子所作）。
〔21〕關於墨翟獻書給楚王的事，清代孫詒讓《墨子間詁》（《貴義》篇）引唐代余知古《渚宮舊事》說：“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據《渚宮舊事》所載，此事系在墨翟止楚攻宋之後（參看孫詒讓《墨子傳略》）。
〔22〕墨翟與公輸般關於行義的對話，見《墨子·貴義》：“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悅），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小說采取墨翟答穆賀這幾句話的意思，改為與公輸般的對話。
〔23〕關於送你天下的對話，見《墨子·魯問》：“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予子天下！’”
〔24〕公輸般與墨翟關於鉤拒的對話，見《墨子·魯問》：“公輸子自魯南游楚，焉（於是）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勢，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非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據孫詒讓《墨子間詁》， “鉤強”應作“鉤拒”，“揣”也應作“拒”。鉤拒是武器，用“鉤”可以鉤住敵人後退的船只；用“拒”可以擋住敵人前進的船只。
〔25〕關於木鵲，見《墨子·魯問》：“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匠之為車轄，須臾劉（鱈）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功，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26〕募捐救國隊影射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欺騙行為。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面前，國民黨政府實行賣國投降政策；同時卻用“救國”的名義，策動各地它所控制的所謂“民眾團體”強行募捐，欺騙人民，進行搜括。
2009-05-26(8:29 AM) - #8
2009-05-23(7:07 PM) - #9
稻子：翻看博客的時候發現了這一篇寫了一半又沒有發表的博文，我想，不知道有多少文章因為我的處理而不見天日呢？哀哉哀哉，我是一個不稱職的父母呵，不稱職的父母。
轉載一下李銀河
文：稻子 (2009/02/15)
以下是李銀河的幾篇博文。
這種行為想必會令大家感到費解：無需一字不漏地轉過來啊，大家不會直接上去看嗎？
但這是我們（香港人）的話（似乎也快要不是了）。因為我確實害怕，不知道哪一天李銀河說了哪一句讓哪一位掌權者不快的話，她的博客就會從中國的互聯網上消失（像冉雲飛的博客就消失過好幾十次了）。
當然，以李的知名度而言，這亦非一件簡單的事情。我們並不都是傻瓜，我們懂得手挽手來抵抗強權的侵犯（見聲援李銀河）。
另外，李的文章中提到了有關人口／計生的問題，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值得我們去探討的問題。
首先，單以人口／社會的角度來說，我絕對讚成「寡民」是良好社會的條件之一。
無論任何一種社會形態抑或生態系統，均有其可承載之人口上限（當然，正如生態累積一樣，隨著社會技術的累積和調整，人口上限是可能有相當提升的），而當下的事實是，我們早已遠遠地超過了此一上限。
正如我們看不見那些試圖處理瘋狂人口的巨型城市有任何可行的出路一樣。超載的車總是要翻的。
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要憤起反對現行的計劃育生政策。
這一方面是政策本身不健全的問題。這導致社會問題無日無之。
正如文中所說，中國農村的生育文化有其豐厚的背景：經濟模式的促使、原始權力分配的誘惑、宗族觀念（父權主義洐生物）等等一系列根深蒂固的社會性成因。
有了這一重觀察後，故事就有了一點眉目：並不是突然有一大堆白痴家庭跑出來玩人體生產比賽。既過度生育有其原因，拆解成因就是根治的唯一辦法。
意圖單單透過一個由上而下的強制性限制生育的政策來處理一個厚重的社會問題，根本就是愚不可及的。
另一方面就是，「中國」這個巨型政府系統一塌胡塗的問題。這使到所有問題都進一步惡化。
正正因為這種垃圾政策再加上這種混帳國家，於是人民就無可避免地遇上一系列數不清的不必要的悲劇，例如一所又一所只有女孩子的孤兒院，又例如電影《盲山》中提及的殺嬰（中國上映的版本因遷就電檢而剪掉了這一節，還改了結局）、婦女被拐賣等等。
問題的成因是什麼，成因的主次是什麼，這些都是意圖解決問題的人不可不搞清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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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可以叫停吗?
(2009-01-14 14:00:23)
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在美国上学或教书的人写的，标题是《停止计划生育，鼓励生育已刻不容缓》，文章中用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的人口模式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如果不停止计划生育，在2020年人口将不会达到预期的13.5亿，而是降低到11亿，影响中国的大国地位。
我不是搞人口学的，但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过村落中的生育文化，我感到这个人的言论太危险了，万一影响到决策者的思维，真的停止计划生育，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这个观点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
首先，他所引用的所有人口发展变化模式——从一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将妇女的生育数从五六个降到两个，到取消计划生育，到拼命鼓励生育大家也不愿意生——全都发生在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台湾、香港。
在城市生活中，生育文化与农村有很大不同。城市人要孩子的主要考虑是养育孩子的成本，所以很容易就接受了计划生育，并且让他多生都不干。可是农村人口在中 国现在还占大半，在农村，生孩子的动力可比城市多多了：当劳动力，养老（有的地方这是农村人养老的唯一办法），发展家族势力（谁家男孩多谁家能成为村里大 户的潜力大），必须生个男孩继承香火，否则是不孝（就为这个能生了五个女儿还接着等男孩，虽然按他本意也许一共要两三个孩子就不想要了）。从具体的功利的 动机到抽象的宗教意义上的动机一应俱全。要不计划生育怎么会被乡村干部称为“天下第一难”呢？村里多少人为超生交成千上万的罚款，跟他们的收入完全不成比 例，有多少人为超生被罚走了家里的电器直到最后一件家具，有的连房子都被人拆了，也还是要生、生、生。
这位作者，你身在美国，人也变了美国人吗？讨论问题不像个中国人，倒像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连美国人中的汉学家都赶不上。
其次，作者也估计到一旦取消计划生育会发生生育率反弹。他说“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我觉得这种担心大有必要。
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在农村人以家为单位的生育竞赛中硬生生地吹了一声停赛哨，每家到了两个都给我打住，这样农村人才另外找点生活内容，打打牌啦，看看电视 啦，既然不让赛就不赛呗，大家都忍着点算了，要不然咱们非得看看到底谁更棒，谁能生养的孩子多，因为生孩子养孩子是咱们最主要的生活目的呀。
我还清楚记得，1974年我在山西的一个小山村插队，那时候刚刚开始宣传计划生育，此前大家都是能生多少生多少的。我姑姑，一个善良的老农民，一生生过五 男五女，只活下来三个女儿，其中还有一个是呆傻。按说姑姑的遗传不该这么差，她的一个女儿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系。村里那年出生的孩子有七八个是呆傻的，这 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仔细询问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年村里搞土改，全村人围一圈开地主富农的批斗会，批斗完直接用锄头一下把脑袋劈碎。那些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 过的妇女哪见过这阵仗，没把孩子生成怪物只生下呆傻人就算不错了。有点走题了，言归正传，那年干部下来宣传计划生育，我亲耳听村里一位外号“大洋马”说话 大大咧咧的老婆子在街上嚷嚷：这共产党管天管地咋还管起老婆们（村里妇女说起自己爱用这个词）生娃了！听她的语气就像有人在管别人拉屎放屁一样荒唐可笑。
一旦取消计划生育，就像是撤消了禁赛令，家家户户又都上了赛道，看谁跑得快，生得多。当然正如作者所说，好多人都做了绝育手术，不见得个个都去做输卵管复通术，即使做成功的比例也不高，但是农村还有大量没做绝育的人呀，这个反弹不是作者说的“谈何容易”而是一下给你弹出几个亿（时间长一点就能做到）。这个反弹的力道有多大不用找其他数据来推算，就看广东大款肯为超生出多少罚款就够了，据说现在已经有愿意出几十万的了。
再次，我觉得文章作者在一个基本思路上错了。他说，在16世纪英国人口不到法国四分之一，现在英国人后裔超过2亿，就“主导世界政治格局超过两个世纪 ”；500年前苏联地区只有600万人，现在有近3亿才成了超级大国。总之，就是人多才能成超级大国，才能主导世界。这就奠定了这篇文章立论的基础：中国 的人口如果不继续增长，如果不能达到更替水平，如果有一天下降，中国就当不了超级大国，中国就衰落了，所以计划生育很危险，应当鼓励中国人拼命生，至少要保持更替水平，如果能在世界人口中占到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人家就不能小看咱们，咱们就能成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了。
我跟他的思路有点不同：我觉得为了当超级大国的同样目标，也许我们将人口控制在3亿或者最多不超过4亿就行了，因为苏联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人口都没超过3 亿。印度人口有10亿了吧（我记不清）还是在贫困线上挣扎，也没成超级大国。超级大国不仅靠人口，还要靠科学技术的掌握，靠制度的先进。我们如果按照中国 的资源状况定一个人口4亿的目标，那么计划生育就不是危险的使中国衰落的政策，就不必叫停，也不必鼓励生育。
文章还提出了鼓励生育的一个最荒谬的理由：为了拉动内需，说一旦人口减少内需会萎缩。先生，20亿人每人消费1000元跟10亿人每人消费2000元，内需量是一样的。我们应当让现存的贫困人口活得更像人样，而不是再弄出几亿人来拉动内需，这不是明摆着的？莫非你脑子真的进水了？
读书
(2009-01-04 08:55:00)
这些日子在写国情调查兰州部分的报告。
在断断续续地读福柯的《不正常的人》，是他作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讲演系列。我是带着读马列毛一样的虔敬心情读福柯的书的。这样读书当然是不对的，因为所有 的书都不是拿来崇拜而是拿来批判的，即使他们都是大师。纯粹从读书的角度讲，福柯比马列毛有趣多了，他的思想总是那么振聋发聩，有战斗性，有颠覆性。比如 第一篇讲演，他分析法庭的精神病鉴定，把它定位在以科学面目出现的荒诞。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想过，这样说过，而他又能够自圆其说，这就是研究的最高境界了 吧。
出版社寄来《改革开放30年中篇小说选》，因为其中收了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顺手翻了几篇，又重读小波的小说，不知不觉就产生了一个罪恶的感觉：别 人写的小说跟王小波比太小儿科。中国小说家们的小说总是不脱中学生作文的痕迹，只有王小波是一个异数（忘了这是孙郁先生还是谁的评价），他跟所有的人都不 一样。我觉得这个区别就是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是天才和工匠的区别。他生前从来不读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好象只有阿城、王朔和莫言（？）看过一点，我想这就跟大学老师从来没耐心去读中学生作文是一个意思吧。
我们的深处永远沉静
(2009-01-29 16:08:54)
读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一部格言式的书。
——虽然语言的波浪永远覆盖着我们，但我们的深处却永远沉静。
非常喜欢这样美丽的语言和思想。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语言的波浪汹涌澎湃，时时感到会被它淹死。到处都是垃圾一样的文字，俏皮话，从各类拜年的废话到貌 似聪明的顺口溜，铺天盖地，但是没有美，没有深刻，没有真正的幽默，连以逗笑为目标的相声小品也不再能让人笑，只能让人感到尴尬。
但是，“我们的深处却永远沉静”。这话多么有力量，像一副傲慢的铠甲，将所有的语言垃圾挡在外面，使我们能保持内心的纯净。
——树是大地写在空中的诗。我们把它们砍下做成纸，好来记录自己的空虚。
还有什么可说的。如果我们不能创造美和诗，不如直接去欣赏大地的诗，而不是去毁掉大地的诗。大多数平庸的哲学家、作家不如都闭嘴，别再糟蹋纸。我们现在每 年出版的20多万种书，大概只有很小的一个比例不算糟蹋纸吧。听说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书从出版社的新书库房直接回炉捣成纸浆，这样倒好些，可以少砍点树。
从两千年前传来的一个人的心声
(2008-12-06 17:38:37)
发现一本好书：古罗马塞涅卡的《哲学的治疗》。
论生命之短促。大多数人俗务缠身，整日忙碌，终其一生，并没有属于他自己的时间，所以他们真正的生命只有短短的数年而已。就连娱乐也不一定是真正属于自己 的时间，他提到象棋和球类运动，说：那些把欢愉变成一种繁忙事务的人并非空闲之人。就连搞研究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生活，比如有人研究《伊利亚特》和《奥德 赛》哪本书先写出来，谁是做这事或那事的第一人等等，他把这个叫做“了解无用事务的徒劳的激情”。
那么什么样的生命才是长久的呢？他说，在所有人中，惟有那些把时间花在哲学上的人是闲适从容的，惟有他们才真正地活着。因为他们不满足于有生之年，“他们 把所有的时代都合并到他们自己的生命中”。我想，他所说的绝不是哲学专业，而是做哲学之思考。脱离这微不足道、转瞬即逝的现实生活，“全身心地投入那无限 的、永恒的、可与更为优秀的人共同分享的过去”。
论心灵的宁静。他一方面想过宁静的哲思的生活，一方面又受到虚荣的生活的诱惑。他曾官至准摄政和帝王师。身居高位并没有免除他的内心矛盾。在思想斗争之后，他希望过退隐的生活。退隐只是从世俗的争斗中退出，并不是去过完全孤寂的出世的生活。他说：“一个过退隐生活的人要记住，不管他隐匿何处以求得闲暇， 他都应该甘愿以他的智慧、他的呼声、他的忠告助益于个体和人类。”
整整两千年了，这个人的所思所想所说竟然就像一个熟稔的朋友在耳边沉思的絮语。这感觉是如此奇妙。他的时代没有互联网，他对社会生活或者是参与，或者是退出，二者必须择一。而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可以既选择退隐，又直接以自己的思考参与社会生活，可以分析、解说，在需要的时候发出自己的呼声和忠告，帮助 自己的社会，做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
2009-04-28(2:12 AM) - #10
4/26/2009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笨柒
http://tswtsw.blogspot.com/2009/04/blog-post_6563.html
／鄧小樺．Ticklish
今天四月二十六日，一九八九年「4.26人民日報社論」發表20年，題目是「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當年這篇社論激起民憤的程度我還記得。裡面有些句子如「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全民族振興中華的宏偉願望也難以實現。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不就是現在用來為屠殺辯護的藉口嗎？鑑古知今，同一班仆街，同一堆廢話。
又如「廣大同學真誠地希望消除腐敗，推進民主，這也是黨和政府的要求，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領導下，加強治理整頓，積極推進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來實現。」這種論調一口咬定民眾不能（「不能」既意味著沒有如此能力，也意味著不准許、將以武力制止）自行追求民主，並且首先將「治理整理」的威權統治置於首位，本身就是極權統治的語言。與其質疑參與民運的平民和學生別有用心，質疑口吐這種極權語言的人，是為了已有的戀棧權力和利益，將事態激化以威嚇民眾，不更合理嗎？
有些人喜歡假設「如果學生撤離廣場，六四就不會發生」；但為什麼不是首先冤屈民眾、激起民憤的四二六社論，要為事件的一發不可收拾、最後的流血結局負上最大責任？除非我們先設政權做的一定是對的。誰都可以這樣假設：如果不是四二六社論激發民憤，中共肯和平改革甚至交出政權，根本不會出現最後的流血。
四二六社論所顯示的，整個中共對六四的詮釋結構就是：肯定民眾原有意願良好-->區別少數「別有用心」的刁民 -->誇大「動亂」程度-->挾持經濟成果，將「黨的統治」等同「中國安定」-->肯定武力鎮壓。結構如此，語言的左派色彩輕重，則視乎時勢略有分別（比如現在不敢號召全國人民一起鬥爭了）。正是以最政治的語言，去否定民眾正當的政治要求，而又抹殺要求的政治性——再後來的更不上道，連自己的政治都抹殺。以後再有另一班仆街講同一堆廢話，我們也要把它認出，不要被迷了眼睛。
***
前陣子被同一班仆街同一堆廢話煩擾，一些明明在九十年代初就已清理好的問題又被不怕重複的人推倒再問，我翻看各種u-tube，氣到極處，自己在床上彈跳大叫：這些影像一定是假的啦，如果是真的，怎麼還會有人質疑它沒發生過、敢對六四死傷者輒動事實層面的質疑？一定是有人發現了片場的痕跡、攝影機、收音器穿了崩，否則這種種震撼的影像怎麼可能不把人打動透？
再後來機緣巧合，發現了這個u-tube。
在 plurk上傳這個u-tube，幾個朋友都說「看不下去」，我又何嘗不是哭到頭昏眼花呢。影像敘事能力極高，另外還加上一般新聞片段不會有的歷史冋度：從毛澤東時代被權力策動的集體、齊齊集集的隊伍衣著，到後來八九不修邊幅的絕食青年，到最後，獨自站在坦克前面的白衣王維林。原來都是由《天安門》的片段剪成。我是所有民運歌曲都承受不了的人，別說是梅艷芳唱的〈血染的風采〉了。我們一起看，有人頂唔順，中途大叫「一定是假的！片場！全都是假的！（此句突然國語）」，我想他不大叫反話，便會因為承受不住真實而哭出來吧。我就在旁邊，貨真價實地滿臉掛淚，顆顆飽滿。
我們將這樣渡過今年的春夏之交。來，朋友們，不要懼怕憂傷，反而要懂得它，讓它所能引動的力量，在你身體裡流動。
2009-04-22(5:34 PM) - #11
似乎是時候重温戒律：
「不要總體化、不要簡單化、不要阻擋他的步伐、不要使軌跡凝固不變、不要追求某種優勢、不要抹殺事物也不要抹平，尤其不要做自私的打算，不要據為己有或重新據為己有（即使是通過那種名為拒絕而實為打算借此達到重新據為己有之目的的悖論形式）、不要佔用過去和現在從來都不可能據為已有的東西。」
——雅克．德里達，於路易．阿圖塞喪禮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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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
也许我经过他，通向的是另外的更多。这可能比得到一些厮守的温暖和最终的厌倦更有益处。
我不迷惑之后，并没有原先想象中那么难过，是真的。反而有解脱感。
（此西西非為彼西西）
2009-04-20(10:45 PM) - #12
Revolt stirs among China’s nuclear ghosts / Times
Up to 190,000 may have died as a result of China’s weapons tests: now ailing survivors want compensation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asia/article6122338.ece
日專家揭中共核試 七十五萬人死亡／新紀元
http://mag.epochtimes.com/117/6182.htm
沉默半世紀 中國核試受害老兵控訴／自由時報
http://n.yam.com/tlt/international/200904/20090420311641.html
2009-04-17(11:36 AM) - #13
緩慢傳來消息，董啓章開了網誌：
a little larger than the entire universe
http://kcdung.blogspot.com/
認識我的，早已認識；不認識我的，可以從這裡開始。但我不能擔保，你一直所認識的，和將要認識的，就是我。
http://kcdung.blogspot.com/
偷運自己
2009年4月16日， 董as黑
關於我寫網誌的事，練仙搬出《蝙蝠俠》電影裡的小丑來，說出了那意味深長的話：When you're good at something, never do it for free. 這說明了，小丑不是一個藝術家，而是一個生意人。當然，練仙肯定是一番好意，背後的信息是：文章有價。我卻是無可救藥地認為，文章無價。在兌換金錢方面，寫網誌和寫小說沒有分別。所以我要跟小丑唱反調：When you're good at something, you will do it even if it is for free. 當然跟小丑作對並不會自動讓我變成蝙蝠俠，但所有的「俠」也是這樣的不懂計數的傻瓜吧。
事實上，我開這個網誌的目的就是瞞著自己把自己正在寫的小說逐點偷運出去，像自我盜版似的跟有心人分享。我幾乎抵擋不住把寫好的四十幾萬字也貼上來的衝動。這種行為俗語叫做「倒米」。簡單點說：I don't care a damn about how much money I make by writing. Anyway, it has always been near to nothing. 所以，收取稿費和版稅只是為了社會公義，即確保出版社的責任和作者的權利，但於我個人的實質意義近乎零。老實說，這樣的一種跟金錢無關的感覺也真是幾 free的。
也許自我揭露的衝動是出於孤寂。我反對把寫作視為溝通，不過，如果勉強用溝通的比喻的話，寫長篇小說就像向宇宙裡可能不存在的外星人發射信號一樣。你永遠不知道信號何時抵達，或者會不會抵達，更不會知道甚麼時候得到回應，或者會不會得到回應。又或者以光年的長度計算，聽來是個頗為優美的比喻，但事實上卻頗為可怕。所以，我們期待此刻說的話立即就有人聽到。即時通信當然又是另一個迷思。
怎樣也好，當我自我中心到以為自己今天想到寫到的任何瑣碎事也重要到想立即就有人知道的程度，我就唯有涉足寫網誌這樣的勾當。
遵從練仙的忠告，我說了上述說了等於沒說的無聊話。事實上我想說的卻是這兩天在聽Tom Waits的感受。不，不是我的感受，而是我的人物聽和唱Tom Waits的感受。除此之外，還有他們聽音樂，看畫，讀書的種種感受和見解。這些，也許改天再說吧。暫時就只分享Tom Waits的一首歌 "Tom Traubert's Blues"。在《學習年代》裡，為了慶祝老鬼的生日，中在葡國餐館的表演裡唱了這首歌。可以到下列的link，找大碟 "Small Change"裡面的這首歌，有Tom Waits的現場演唱錄影。
http://www.tomwaitslibrary.com/lyrics-by-album.html
動聽無比！
2009-04-09(10:51 PM) - #14
獨媒編按：這邊廂，關於「港警殺尼泊爾露宿者事件」，本地評論文字不多；那邊廂死者的兄長已抵港，妻兒其後也會到來。本地少數族群已聚合運動，更有示威行動，為死者討回公道。有見及此，《中大學生報》原訂四月出版的四篇相關文稿—現率先於獨立媒體發佈，期望可以在中文世界促進討論，啟動社會進行自我反思。
[ 中大學生報特稿 ]
尼泊爾人必需要死
，或消費社會萬歲
文：周思中
奧利華史東的新作《w.》，裡面有場戲是鮑威爾突然正氣，質問副總統和國務卿等，恐佈份子根本散落全球一地都係，在伊拉克又找不到所謂的「WMD」（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出兵攻打伊拉克究竟是為甚麼。他一再強調自己軍人出身，每條美國少爺兵的性命都一樣重要，他不明白為甚麼。
副總統即時彈出來，說美國人口只是全世界的百分之五，能源消耗卻是全球的百分之廿五。中國俄國等地方固然是有石油資源，但過多三十年可能都自顧不暇，石油蘊藏量極豐富的中東，因而就是美帝國版圖的必然部份。
他媽的天理到哪去了。政治是甚麼，政治就是以完全不成比例的軍事力量實現一個完全不合理的世界——為了讓美國人可以幾十倍地享用其他人享用不到的地球資源。最令人不安的，卻是這應該已不是甚麼陰謀，也不是甚麼秘密。
被「證據」殺死
所謂的不安，並不單單在於地球資源有人享用得多有人享用得少這個所謂「客觀事實」，亦不只在於許多人已經習以為常。這個現實，還有更毒辣的一面。
差佬在何文田山槍殺尼泊爾人一案，與其說輿論和報導在評論和描述事件，全城都嘗試為警察殺人尋找辯護理由這點，難道不是更明顯麼？警察開槍打爆人頭，無可置疑是絕對令人震驚的。為了在意識上和語上秩序中安頓這震驚，便出現了以各式各樣論的專家為我們作出「技術分析」，說南亞人毛孔又粗又煮咖哩，胡椒對他們不起作用之類。但更根本的，難道不是城市對露宿者的焦慮麼？該尼泊爾人無家可歸，拾人殘羹餘唾，兩個紅白藍就是全部家當，間或問晨運客借支煙仔食，向山上小草撒野，諸如此類。
這當然就是露宿者典型形象，典型生活，難道他們可以出入坐的士或開私家車或花幾千元到上海或台北渡周末？或像《得閒飲茶》裡的viann般點了三千幾蚊的日本菜然後十分鐘說嗌飽剩下一桌子的珍饈？記得九七前後有調查指出，香港的新樓有七成是空置的，房子之於炒樓客就是他們望也不用望也可以買賣如儀的商品，這別說就是露宿者可望不可即的生活，這根本就是露宿者無家可歸的原因之一。換句話講，露宿者就是市場經濟消費社會概念上和定義上要排斥的對象。
欲蓋彌彰的對抗性
對於炫耀性消費，對於廣告和媒體等如何形塑了現代人的生活，社會學文化研究等學科的分析和批判當然不缺，這裡不用再示範。欠缺的不是隨口嗡式風花雪月，可能是將這些分析和理論直指所謂「和諧社會」和「常態」的邊界，或曰社會構成性的分裂。露宿者的生活，並不遵循貨幣和商品的邏輯，對地球資源的消耗和破壞亦大幅度地比任何「正常」的城市人為少。筆者不欲浪漫化露宿者，相信他們有能的話亦會希望脫離露宿的生活，但如果地球有一本歷史，他們的生活模式難道不是街頭巷尾才找得著的的隱閉英雄嗎？
古希臘有位仁兄叫第歐尼根，他最巴閉的事跡是連亞歷山大大帝都要專誠拜訪他，他卻叫亞歷山大讓開，別擋著他曬太陽。沒錯，這就是犬儒學派的老祖，這種犬儒（cynicism）與我們今說只懂冷嘲熱諷玩世不恭，否定世界有任何真善美的那種犬儒（kynicism）完全相反，但這需另文再述。c字頭的犬儒天生天養，放棄一切私產及物質生活，孓然一身了無牽掛，鄙視裝模作樣的組織和制度，甚至隨街小便做愛，行走江湖最多拖條狗及帶上一本書。犬儒主義者一直不僅遭建制排斥，也遭教會和其他希臘哲學排斥，不成氣候，可謂邊緣中的邊緣。但就如德國哲學家sloterdijk在其《犬儒理性批判》中所說，他們面上永遠掛著的微笑就是他們最根本最剝奪不了的武器。世界可以排斥他，但他的微笑就是他對現實世界的否定，就是他的存在的意義。
當然不是把露宿者誤認為有意覺的犬儒學派信徒，不同年代的犬儒要回應的社會文化現實也不盡一樣。但從露宿者的存在所對照出的社會病態和價值觀，不但沒有為輿論所重視，反倒被挪用為他們無法與人溝通、兇殘、可疑、需要鏟除——亦即是，抵死——的確鑿證據。文首《w.》裡副總統對出兵伊拉克的論點，出兵「攻打」這個意象，實在是深刻之至。資源的佔用不僅是一個「社會事實」，亦是需要以攻擊性破壞性的手段達到的目標，更是一個套套邏輯地辯護自身行為的準則，三為一體滴水不漏。當中你死我亡的對抗性，是尼泊爾漢子之死銘刻在城市肌體最深刻的教訓。
[ 中大學生報特稿 ]
都市化下的暴力
文：陳劍青
何文田槍擊案可謂近十年來最為轟動的露宿者新聞。根據聖雅各西營盤露宿者中心新近的資料，港島區內150位露宿者個案裡，多於10%都不是本地居民，而情況在九龍區更多。對經常接獲外間環境的警員而言，面對說外語的露宿者理應是平常不過的事，為何今次來得這麼突然，槍殺掉一名尼泊爾藉的本地露宿者﹖究竟是被形容為「狂漢」的他突然發狂引致以上事件發生，抑或另有故事? 這件事對城市露宿的問題又有什麼反思?
做足程序就可射殺
在兩天內云云的相關新聞當中，沒見到適當對事件反思的文字，只即時看到過量對程序原則的背誦。譬如警務督察協會廖潔明言：「通常胡椒噴霧倘對準疑人噴射兩三次，對方便會被制服，但亦有例外情況，如對方飲醉酒、精神錯亂，或極度憤怒下，即使警員用完整支胡椒噴霧都可能無法制服對方。」「倘對方繼續襲擊警員，警員為保護自己生命，便唯有開槍自保。」以上全都是原則性的假設答案，我們在這次事件所關注的，正正就是警員有否遺反原則執行職務啊，為何答案只得到重覆錄音?
這種原則的重申並非無意之舉，其實一經這種假定的語言，警方就成功暗中提示公眾如果死者不是無故發狂，警員「照理」是不會開槍的，為死者塑造一個狂人的形象，儘管事實上可以是毫無根據。
進而，我們更聽到九龍城警區副指揮官黃進展，在事後立即強調處理這次滋擾事件中程序的正當性，稱「因遇襲警員已經使用過警棍及胡椒噴霧，都無法制服，生命受到威脅，唯有選擇開槍。」這更加是一個怪異的邏輯，像是代表了警員可以不理會本身個案的嚴重性(只屬公眾地芳滋擾)，只要警員跟足程序做警告、用過不同「次一級武力」，便可以開槍射擊。
其實，正正就是因為這個程序，更加刺激到死者進行更大幅度的移動，一發不可收拾。事件只屬公眾地方滋擾，並無理由堅持及彰顯警方的威權，先暫且退後等待其他手足的話，悲劇根本不會發生。單就此而言，警員導致事件發生已是責無旁貸。
論述位置極為不利
有異於警方所說的逼不得已，這單案件顯得並不尋常、疑點重重。最明顯的一個，就是警方報稱警員初時是用英語向露宿者交涉，然後他說「NO」後，其後根據影片的紀錄，警員是用廣東話傳達他最重要的一句說話，即「唔好逼我開槍，放低武器！」。即當時，警員應該理解只有英文才有機會以溝通方法將它喝停，如果不將此「忽然中文」解讀成純粹希望死者聽不明白之外，這個消息便顯得十分矛盾。
但各種矛盾都被重重的論述埋葬，對於「無話可說」的死者極為不利。對於真相，我們好像已經死無對證。案發現場的山路，除了一段紀錄到後半情況的含糊影片外，知道發生過程的只有死者與警員兩者。但是，當天即時的報導及立日的新聞，卻引述了很多「在場消息」的透露，描述了整個案件2-3分鐘的過程。其實探本究源，那些襲警、發狂的消息是否就是來自警方公共關係科?
這不禁令我想起近年來警方對襲警一罪的使用，已成為警員自保及濫用警權的最佳方法。不管警方的要求有多不合理，只要你稍微觸碰了他，也可以被告襲警。甚至如早前捍住聯、深水埗及馮炳德的襲警案，一齊襲擊都可能是子虛烏有。我們必須對所謂「襲警」保守懷疑。
除了警方單方面的論述外，精神病醫生李誠也誇誇其談參與討論。可是，他沒有出來評論在物理上擁有真正暴力，實質開槍射擊的警員，沒有來分析一下警員作為國家機器的異化心理、平日對街道秩序的想像邏輯與整治時的心境，與及忽然遇見非我族類的露宿者群體時的精神狀況等等；反之，他以「專家」的身份代表了死者的心理，形容了一個可能發狂的狀況，稱若有人干擾其生活，「便會產生強烈反抗，非常危險」。他的說法，儘管與那位日常生活經驗的晨運客何伯說法相反也好，最終更是加強了露宿者不理性的形象。
更甚者，立日更有親政府傳媒還要把明明被射殺的露宿者轉移為討論「人蛇炸彈損害治安」，並在身份還是置疑說他們來港「都為求財」，某報更形容為「勇警兩槍轟斃山霸」，報導手法可恥。只有明報及經濟日報引述一名日常晨運客的資料，說並不覺死者會傷害別人，亦指死者「懂簡單廣東話，曾向人展示一本疑似護照，又會問他們索煙仔，大家一直相安無事。」
露宿者被「滅口」，論述位置低下得如精神分析學家傅柯在精神病院的誕生裡談及的「瘋者」。在警方單方面的消息提供，其心理又有精神病專家專業代言，傳媒更如此形容這位「狂人」之際，露宿者通常都在城市內沒有人際網絡，死了也沒有誰可講述他日常的習性與背景。往往就在這種情況下，露宿者都在公眾層次最容易被扭曲、誤解及歧視的一群。
人無他選必須佔有
一種對露宿者的誤解及歧視，並非是一朝一夕產生的，我們都經歷過一場都市化進程。回想我們50、60年代的光境，根據一些灣仔街坊的訪問，當露宿者在冬天睡進了他們唐樓的樓梯，居民不僅不會趕走他們，並會提供綿被保暖。70年代的新市鎮工程，香港全面引入理性規劃，建立了一種住歸住、工作歸工作、休閒歸休閒的空間使用想像，露宿者這種在公眾地方居住生活的形態開始受到排斥。配之以80年代的「城市清潔運動」，全城都以趕走露宿者為己任，正式確立一種對露宿者空間上的排斥。直到今天，我們連一些遠距離的「視覺污染」也需要消滅，透過向區議員投訴，由其他人趕走他，總之眼不見為乾淨。可是，有沒有想過被你投訴後，他們會被趕到哪裡去? 趕走他到不在你視線範圍以內後，問題就是否解決? 整個都市化的過程，除了環境的確淨潔外，有否耗盡了我們對空間使用的容忍與氣量?
倫理地理學者David Smith，曾經提及人類最底線的空間性，謂及「人是別無他選必須占有空間」 (Man has no choice but to occupy space)。除非我們當露宿者不是人，除非將他們殺掉，否則我們必須承認及尊重他佔有一個空間的權利。在我們紛紛投訴露宿者，用盡方法掃除所有認為難以入目的空間行為，我們有否考慮過作為一個人最卑微的倫理?
文化地理學者Don Mitchell更在分析海德公園的露宿者情況，提出了撒尿作為人的權利。當公園關閉廁所稀疏公園又宏大，向草叢撒尿又是否又為罪過? 就這單案件，露宿者時而會到附近配水庫對下的公廁洗澡，時而面向屋邨住戶的山坡小便。若果你說要他改變撒尿的方位，尚算合理，但不准他在山上草堆附近撒尿，是否要等待自然蒸發? 城市人於視覺上拒絕它們在空間上存在，難道你們要迫他命送黃泉才覺安心愉快嗎?
日本有神戶大地震，政府及市民始對無家者有所注意，因為他們知道某天有可能會發生在他們身上。但這個擊斃了只一名露宿者的城市，會否讓我們開始自覺反思露宿者的處境問題?
[ 中大學生報特稿 ]
媒體玩謝尼漢四部曲
文：領男
現代媒體工業講求專業分工，記者生產自己故事時，在單獨報導上講求用字與資料搜集精確，謂之新聞專業精神。然而，這份專業精神忽略整份報章，以至整個傳媒行業的社會文化意涵；媒體工作者身陷其中，見樹不見林，十分可惜。三月份的差佬槍殺害何文田尼泊爾露宿者事件，可謂經典的新聞意識型態分析案例。
玩謝「尼漢」第一步：野人從天而降
我們先重溫從警方角度出發的敘事。
零九年三月十七日中午，警方聲稱接到何文田愛民村居民投訴，指一名非華裔男人於山邊小解，並向著樓上居民民「怪笑」。紅磡警區警員「可樂」即被單獨派往馬頭圍配水庫山坡現場調查，發現該名露宿的非華裔男子。查看身份證不果後兩人發生磨擦，警員遂執起警棍嘗試制服可疑人物，男子亦手執木椅還擊，期間可樂不慎丟失警棍，並聲稱面部被打。可樂將武力升級至噴射胡椒噴霧，用光整支噴霧後仍未能制服疑犯，再大叫「唔好逼我」幾聲後，快速向該名非華裔男人頭部開槍。傷者送院後証實不治，警方於該日隨即封鎖現場。
公眾看完敘事，未必一定「理解」，但至少「知道」警方開槍殺人的原因，但大家「知道」這合乎公義嗎？故事存在不少破綻。第一︰非華裔男子與警員為何發生衝突？誰先挑起言語、肢體衝突？第二：為何「可樂」用光胡椒噴霧，雙方衝突還未能暫停？第三：警察最後執起手槍自衛，還是非華裔「疑犯」執起用木椅自衛？第四：警察是否需要動用致命的警槍對付手無寸鐵的市民？
故事存在多重疑點，正是媒體工作者發掘「故事」的時候。最後大部份媒體工作者只集中分析非華裔「使用武力」的背景與動機，對警察卻缺乏懷疑精神。偏側的報導造成不公義。
報章記者即日搜集涉案雙方背景資料，只著重對死者著色描述。據了解，警察在案發後立即封鎖現場，雖然開放部份空間，但記者在案發當天基本上無法自由進出現場搜集資訊向公眾交代案情。警察過往有否被投訴紀錄？私生活是否檢點？平時能否與非華裔種族溝通？待人接物是否有禮？上班當天情緒狀況是否正常？對於手無寸鐵的市民，這些背景資料讓人明白警察為何開槍非常重要。如果警察沒有適當地使用市民賦予給他們的武器，任何市民都可能成為下一位受害者。然而，這方面的媒體資訊卻乏善可陳。
相反，報章大篇幅引用有關區議員及街坊對死者著色的回憶，指他於山邊露宿已有一段時間，隨處排泄發出惡臭，又會用不知明的語言唱歌大叫。受訪者又說死者臉上經常畫上迷彩，平時靠採摘野果及垃圾充飢；區議員指他曾多次被居民投訴「造成滋擾」。有報導更指尼漢曾因嚴重傷人及偷竊罪坐牢，案發現場發現黑白藍袋裝滿腐爛食物，一張不知名相片及「神秘尼泊爾語言字條」。
有匿名記者表示，報導涉案人背景只是為了供讀者了解案情，記者只要在用字上沒有將背景直接指向案件就沒有問題。但當市面上只充斥死者過往「不良記錄」，警員的過去卻隻字不提，這是否合乎公義？如果對死者存在懷疑精神，為何對警員就如履薄冰？警隊過去是否沒有使用不合理武力鎮壓市民的紀錄？如不處理這方面的資訊公義，即使媒體沒有抹黑死者主觀意願，但不能迴避為公眾製造歧視眼鏡的罪愆。例如三月十八及十九日共有多篇報導之標題用「野人」、「惡漢」等字眼描述，「著色」的包裝報導取向一目了然。
玩謝「尼漢」第二步：「咖喱一族當胡椒噴霧冇到」
多份報章同日參與「調查」和「分析」「野人」的行為背景，繼續將「為什麼」精神指向死者。
一位資深警員語出驚人，指「胡椒噴霧對三類人成效不彰，一是精神錯亂者，一是醉酒人士，另一種則是『食辣一族』，尤其是南亞裔人士三餐無辣不歡，聞慣辣味，對胡椒的抵抗力分外強。」，如此不科學的言論載於題為「咖喱一族當胡椒噴霧冇到」的報導，並獲A02版位，可謂天下奇聞。報導又引用醫學權威指「南亞裔人士皮膚較黑，眼睛黏膜及毛孔粗鄙，相對皮膚白皙者，更能抵抗有刺激性物質侵襲，必須用更大的胡椒噴霧分量始能對他們乖（編按:東方日報 2009年3月18日）。」
當記者無法目擊案件發生，手上又只得到警方的說辭，市面上流通資訊就只有「假設」。但當記者在尋求權威的「假設」去解釋死者「不正常」行為動機，為何「假設」不適用於開槍殺人的警察？例如警方長期在前線工作，每天面對不同類型的挑戰，或身上武器令街上市民精神緊張，記者為甚麼不提供醫學權威人士對警隊是否長期處於精神緊張、反應過敏、幻覺受武力挑釁的分析？為甚麼不去研究狂燥症是否警隊常態？向手執木椅市民開槍，屬不尋常事件，事件還引致命案，警察當時的精神狀況更應受到關注。為何不能假設警員因「精神錯亂」、「醉酒」而不恰當使用配槍？
案發後也有報章質疑警察開槍是否「處理不當」，也有意見質疑警方不懂與死者用英語溝通，但後來證實死者生前能操流利廣東話——因此其實更需要質問的是開槍警員是否精神有問題，而不是他的人際技巧。相反，報章大力引用權威對無法再抗辯的死者猜測拷問，但對「殺人者」隻字不提，批評都假設警察合情合法，就更突顯媒體資訊不公義了。媒體為何繼續樂此不疲？
玩謝「尼漢」第三步：嘩眾取寵製造「人蛇」議題
「人蛇論」不盡不實，媒體應向公眾道歉交代。警方首天在案發現場在死者身上找不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傳媒率先說他是「人蛇」，再製造全港性「人蛇議題」。
「人蛇論」的始作俑者屬《星島日報》，該報在案發第二日以「人蛇『炸彈』損港治安」為題，指「但卻揭示現時有不少南亞裔人蛇隱藏社區，情況愈來愈不受控，猶如計時炸彈，對本港的治安及經濟造成沉重負擔。」又稱一個難民每年便耗用近一百萬的公帑。《大公報》更以「槍擊案原因待查治安情勢要警醒」為題撰社論，指「採用偷渡等非法手段入境的南亞族裔人士數目明顯增加」，因他們在「走投無路下，個別人鋌而走險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經濟不景氣下，治安必然會面臨嚴峻挑戰。」
事後發現，死者屬土生尼泊爾人，証明案件跟「人蛇」問題無關，是否揭露了報章嘩眾取寵「造新聞」的醜陋技倆？雖然媒體立即停止「人蛇論」報導，但已出版的報導對尼漢名譽之傷害由誰負責？其時尼漢並無家屬在港，故暫時無從追究，報章是否因此可講完算數？發表過「人蛇論」的報章有否社會責任？
第四步：自圓其說——行孖必
媒體如何影響地方議題設定？當案件報導「塵埃落定」，各報章便開始討論如何可以避免事件。提出「孖必論」一鎚定音，警方版本取得大勝，餘下問題便變成只要處理如何達至「雙贏」方案——討論議定變成：誰保護警察安全？又如何可避免事件發生？
例如「行孖必」既可盡快制服尼漢，就可無須開槍減少傷亡，公眾自然安心。那麼，為何生者生前需要露宿山邊？如警察在案中沒有開槍，是否沒基礎追索警察有否濫用暴力？公眾應否向報章追究不盡不實的報導？媒體的社會責任是甚麼？以上問題，在報章以「孖必論」自圓其說的發展下，都給一筆勾消。答案就是「假如警方加強防衛，事件就不會發生」，我們拭目以待。這就是《玩謝尼漢四步曲》的故事結構，多數口徑基本上一致。警方多搞警民聚會，邀請非華裔族群參加少年警訊，美化警察形象。
結論：新聞的意識型態
新聞媒體是說故事的工業，幫助從業員敍事的工具就是一副眼鏡，它幫助我們觀察事物，幫助我們向涉案人士發問，對誰產生懷疑，對誰不敢懷疑，這些受到意識型態限制。當有從業員說：「事實就是尼漢不尋常的強壯，令警員無可避免要自衛開槍」，我們不防退一步想想，是哪一副眼鏡令我們不敢懷疑警察？是我們看得太多《警訊》，還是我們根本不了解露宿者或非我族群，才會理所當然地只懷疑他們行為是否正常？對手持權力者保持這份懷疑、批判、求真精神，才能寫好每一個故事。
及：
圖片為三月廿九日遊行現場。
尼泊爾裔香港人自發舉行遊行（行動詳情見獨媒行動日誌）：
集合地點：灣仔修頓球場
日期：三月廿九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2時
行動：集會及遊行至政府總部
還有：
Down by Law
http://oblivion1938.com/archives/451
文：李智良
我沒有追看這宗發生於3 月17 日何文田的「慘劇」、「事件」的報導，看不下去。我沒有參加遊行，原因我沒法確切指出。我覺得沒有資格說一句「同情」，在遊行的場合沒有面目可以示人。憤 怒是有的，私人的感情因素都有，卻都是一己的憤怒、一己的私人感情，似乎都與死者無關。「…作為香港人」並不能成為任何句子的開首語。
下面有些湊不成文章的想法。先前貼在「獨立媒體網」這邊，現再加了些補充，說得很粗疏，先指明這點了。
1) 擊斃尼泊爾裔香港身份證持有人Dil Bahadur Limbu 的警員，在整個「執法程序」中，一開始就無法執行其職務。警察殺人，是這個「執法程序」從一開始就無法執行、扳停以後，警員遇到「激烈抵抗」、武力升級的結果。
2) 從該名警員奉召到場到擊斃死者的過程中，每一個武力升級的環節，該警員都有作出一個判斷，而他每一次的判斷都是得出同一個判斷結果，就是武力升級。以暴易暴的邏輯下，警察殺人幾乎是必然的。
「激烈抵抗」催生「武力升級」，「武力升級」只有催生「更激烈抵抗」，「更激烈抵抗」只有催生「武力再度升級」….. 最終只有手持最大殺傷力武器的人，有意識、針對性地，動用上此種武器才能終止這個由其一手啓動的武力循環。
3) 納稅人高薪厚祿聘請、並且託付予「維持治安與社會秩序、保障市民生命財產」的任務與職責的警察人員，是不是一個以暴易暴、條件制約式規訓的機器人呢？我們願意不願意承認、如何面對這個事實？
香港有幾多千個、幾多萬個接受相同訓練的配持槍械警員，每天在法例賦與的特殊權力範圍(内或外) 任意在街上截查任何人？
4) 回頭看1) 和 2)。提問，警員接報到場，之所以無法進行、無以開始其正常的「一般截查亅程序，為甚麼？真是語言不通嗎？真是語言不通的話，武力升級有解決語言不通的問題嗎？
死者在言語不通的情況下，其*緘*默*權*、其免受威嚇、其免於不正當拘捕程序、或免於任何人等向其施以私刑的當然權利，有否被尊重與保障？
5) 遁此，追問下去，從該名警員奉召到場到擊斃死者的過程中，每一次「激烈抵抗—武力升級」的演進、激烈化的關頭，警員基於甚麼準則和評估，決定必須要再次將 武力升級？警員在一次又一次的決定牲關頭，一而再、再而三的判斷，就是不可以徹退下山，不可以停步，不能夠用身上配備的無線電、手機要求增援、要求翻譯、 不能夠向值日指揮官、其他上級或同事要求增派懂得與懷疑精神狀態不穩人士接觸溝通的醫務或社會工作人員嗎？
警員又基於甚麼考慮，選擇單獨留在現場，置自己於「性命被受嚴重威脅」的危險情况？並 且，認為、並認為自己「有理由相信」，即使打傷對方亦不能脱離「性命被受嚴重威脅亅的嚴竣處境？當時一定實在非常好撚危險，必得打死對方，必得向正對方頭 顱轟上一槍，「我屌你老母個臭西！」而且一槍不夠、兩槍。要「打撚死個仆街」為止方可吁一口氣，我屌你老母個臭西！
而且，打一槍再補一槍是學堂訓練的。
警察的威權，其工作到底是唬嚇以武力解決問題 (reserved rights to coersion)的原理，讀書不成卻整天要受程序指引規章束縛、長期在街上揹著一身裝備無所事事、處理家庭糾紛商場附例違規醉酒雞毛蒜皮綠豆與「追尋正 義」無關宏旨，一舉一動稍有差池卻得被公眾高度注視，挖鼻孔搔下陰講電話食菸買波欖不得讓人見到、落口供寫錯字夾口供夾漏了細節也不得讓人見到，明白是戰 競營役的樣板公僕紙板老處，其尊嚴實和「男子漢」撑起陽具一樣，只知要企硬、可是非常脆弱，不可挫傷。
我們聽了很多心理學和精神科角度出發的有關「野人」、「精神病漢」的行為模式的揣測， 警察的病態心理學偏偏在事件報導中完全被隱去。行使武力者被說成「專業」、「政治中立」、「依照指引」、「合理判斷」、「公正執行職務」，假如這些說法最 終被死因裁判庭追認，那麼它保住一名警員的一次「個人意外」，卻反證警隊的指導性警務守則與專業主義，不外乎包疵濫權與暴力的官僚技術學。
6) 我覺得整個事情從一開始就是因種族偏見而起的。
種族偏見，不是說「因為」被殺的人是尼泊爾人「所以」被殺。這種邏輯經常被種族偏見者 拿來用作反證，以合理化歧視行為和言論的，他們說「不是因為種族，無論任何種族，警方一樣依指引……」這實在是很可怕的說法，因為只有在種族清洗、大規模 種族仇殺與反人類罪行，才有此種純粹的種族「界定」出現，此種「界定」所描述、或召喚的是恐佈地大規模的非我族類必須滅亡的殘殺暴虐、恐佈的非理性行為之 極致。依遁此種純粹／狹義／極端的「界定」的邏輯，公開的不停說「我們不是，我們不會，我們沒有因為膚色—人種—種族而對任何人有差別對待…」是可恥的。 警務處長鄧竟成說的就是這種辭令。他暗示的意思正正是，「只要不是因為死者是尼泊爾人而所以被殺… 其他所有理由都可以成立，或至少技術上成立而不構成種族歧視」
這套語意邏輯(及其暗示的語意失誤)正是日來傳媒報導中鏡映出的欲望結構。大篇幅密集 的描繪警員與「野人」的搏擊場面，煽情主義的報導採取「勝者為王」的視角，是為了讓警察殺人演譯成「不得不如此」的艱難結局，可是這種取態不就是另一種更 深的焦慮與倫理恐慌的癥狀嗎？這件事不可能的，在香港一定不可能的。「只要不是因為死者是尼泊爾人而所以被殺… 其他所有理由都可以成立，或至少技術上成立而不構成種族歧視」
7) 種族偏見，一直刺眼的在事發後的許多討論裡缺席，只以「尼泊爾」一個國家名成為隱喻。「尼漢」更加是連死者的名字、死者家鄉的名字都要省略從短。命名是源於焦慮、必得有所指向。(只有極端焦慮自我身份的地方和人，才會天天強調自己的身份是啥、該是啥。)
種族偏見，更多時卻是許許多多的偏見叠印而生，基於「差異」而沒法協作、沒法認同而生 的偏見、基於無法使之「融合」、亦無法使之成為「客體」而生的焦慮、排斥、恐懼，以敵視與賤斥的形式表現。這種種偏見，(當然)不在於膚色—人種—種族， 而在於膚色—人種—種族*以*外*的*所*有*場*域*，再折反過來以最顯著於皮膚眼珠頭髮顏色、臉孔輪廓、口音的「種族」分野上癥結化、癥狀化。
種族偏見者的偏見往往是一籃子的茅盾取態，譬如有人討厭「印度人」，他不是討厭所有來 自印度或成長於印度的人，他和旁遮普的分離主義者憎恨印度政客的原因徹然不同，他會舉出一大堆與「印度人」文化、公共衛生、身體的、經濟的、政治的上各種 事情相關相涉的大堆原因，甚至一些與印度人交往的創傷經驗，然後歸結「所以好怕佢地….」、「所以做朋友無問題… 一定唔會俾阿女同佢拍拖…」、「所以都無乜野… 不過就唔好租樓俾佢地…亅
這許多各種的偏見扭結的在「膚色—人種—種族」上呈現與不斷重寫。所以總是偏見在先，「我沒有歧視你呀！我依足指引、公平、公正……」的否認式理由和以免責為前提的各種技術措施在後。
8) 許多人明明都不是警察，卻極之熱烈地、咬牙切齒為警察殺人辯護，甚至有恐嚇協助死者家屬並一直以「少數族裔」為工作對象的社工 (其恐嚇與支擾手段又是典型的淫語癖、描之淫蕩、賤斥)，這許多人不必然就是相對「尼泊爾人」或「少數族裔」的「本地華裔」，「本地華裔」可以籠統描述這 羣人的成分，但「本地華裔」並不是它召喚自己的名字，所以「種族不和」的說法只是幸災樂禍的媒體記者才想得出的問法、也透露了媒體自己的議程和欲望。
可是正如7) 所講的，為警察殺人極力提供「理由」的大部份人，很可能都是同一大堆文化、公共衛生、身體的、經濟的、政治秩序與認同的當然「持份者」、即某種「主流價 值」的長期訂戶，「…作為香港人」只可以有一種取態，與殺人者、與把警察殺人合理化所訴諸的建制性「秩序」相依為命，與所謂「程序理性」衍生的職業人格， 既有份同情、也有份受氣受罪，自然有權、而且必須參與鬥死所有違反秩序與自視為無罪者。
於是殺人還殺人，警員一定是無辜的。因為他正在上班。
警察象徵、同時具體化的茅盾：男人的陽剛性與國家體制下的完全受命宰制，明明亳無自 主、毫無判斷與能動力，既然無倫理可言，亦無信念之實憑，卻不能挫傷，必須把恐懼的他者斥為卑賤，必須把差事以外的一切變數清除，必須西瓜靠大邊、條件制 約式規訓的機器人，正是許多許多人的生活寫照。
9)「種族」涵義的覆寫、重寫。
純粹 by itself 的「南亞人」、「少數族裔」是不存在的，它是先於經驗的分類，可能僅是被描述的客體，說明的只是觀看者、言者的權力位置。此種命名也像是一個trope， 載滿了此城對秩序、對私有財產、空間使用、身體規訓、程序理性、禮儀的服膺之根本焦慮。「南亞人」、「少數族裔」於是成了此種焦慮的同義詞或 cathesis。
例如僱主A 跟僱主B 會講，「… 唉，依家D 賓妹好鬼死精架。」無論是扣減人工、強廹打避孕針、性騷擾、動粗體罰、侵犯私隱，甚麼事也可，任何大少事都可以先撇除、先懸擱「少數族裔」(作為顧員／移 民工／女性 ／男性／低收入階層／宗教信徒等等) 所面對的現實處境中存在的種種不平等及其相互交錯叠印，然後一句解釋所以：「… 唉，依家D 賓妹好鬼死精架。」、「D大陸嚟嘅真係要防吓」、「你吾好話呀，D阿差識聽架」
我們一天到晚聽到讀到「南亞人」、「少數族裔」、「尼泊爾漢」、「印巴藉」貌似很政治 正確，卻是不停把幾個應該區分開來的全稱式類別交換、混合、挪用，而並非因為無知：「南方」相對「北方」，「南亞」多是指印度次大陸，是地理而言，指的是 Place of Origin，來自那個地方；可是南與北也是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力量的不平等…… 說「Asians」明明是歐洲、特別是英國才慣用的稱呼，多指來自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移民；在美國同一個字則多指日本、南韓、中國移民。「少數族裔亅指 的多是Ethnicities，血緣與文化歴史、民俗上的族羣，少數則相對透明／「正統」／主流強勢的「多數」。「尼泊爾」是現時由毛派執政的主權國家， 「漢」是指男人、但又不僅指性別，有諸種因語境不同而生的指涉….. 而不少後殖民研究也有指「Race」與「Ethnicities」的界定從來不是自然而生的，因為(殖民)政權對本土人(Native)的管治設置與需 要，Ehnicities 的界定會被較接近生物學人種分類的論述與措施「Racialized」，相反，較接近民俗、文化傳統的定義準則也有用來重新界定「種族」的，此種知識論述 與定義的生產，也使種族「Ethnicitized」。
我想指出的是，出生／成長地、血緣與文化歴史、民俗上的族羣、政治實體意義下的「國 藉」、居留地 (居住權、公民權)、人口多寡、社會參與的強勢與否，以及「種族」(Race) ，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各種介定和論述，一直在警察殺人「事件」報導和各方講法中，不停互相借代，總是又拿出來變成關鍵詞、被置換(displaced)或 當成一種「身份」或「主體」命名之際，正正是死者Dil Bahadur Limbu 與居住生活在香港的「少數族裔」行使其人身自由、自主的「身體」必得消去、消除、消音的當兒。
當後來知道死者是香港出生的人，卻因為前述的種種，再沒有人會像先前強調死者是「南亞人」、「少數族裔」一樣，以同樣的報導方法標明死者是「香港人」。
為甚麼呢？那不就是種族偏見嗎？
抑或是，跟一直佔據著觀者／壓廹者／殺人者的位置的「香港人」截然不同的另一脫香港人，一樣不曾存在？
相關：Further Coverage on mulbato.com
2009-04-05(11:38 AM) - #15
你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致譚作人兄
http://www.de-sci.org/blogs/tf/archives/28268
／冉雲飛
作人兄：我於3月31早上接到一位朋友的短信，才知道你已於28日被有司帶走。生活在這個沒有安全感，空氣裡不時充滿恐怖氣氛的國家，這雖然不出我的意料之外，但我還是不相信這是真的，我寧願相信這是非常時期的誤傳。因為這樣的誤傳已經多次，彰顯了朋友們對你的關愛，已使我把這次真的也當作是誤傳。後來我求證於更多與你有交往的朋友，才得知你這回真的是被有司帶走了，而不是謠傳。
坐實了你的受難，我一個人坐在房間裡，想起我們十幾年的交情，開始難受起來。你喝酒時的豪爽，你對朋友的然諾與友情，你做事的持之以恆，堅毅勇敢，訥於言而敏於行，都是朋友們念念不忘的。我不知你最早參與公共活動，始於何時，你既不談我也就沒問你的“光輝的歷史”。我只知你參與四川著名的環保組織“ 綠色江河”很多年，對於四川許多環保活動傾注了心力。你對中國對故鄉的熱愛，使你對任何於你生存的這塊土地有危害之事，都不能容忍。你反對在成都唯一水源柏條河修水電站（如修，成都將後患無窮，好在此事暫停）、你反對在都江堰修紫坪舖水電站，地震之後更是多次提及該水庫對都江堰和成都的極大隱患等。而這一切，於你個人的利益關係不大，卻與你的良知有關。
對於修建在地震帶上的彭州石化項目，於成都的傷害與隱患，令你憂心如焚。你是反對彭州石化最理性最堅韌做事最多的人，當所有人都打退堂鼓的時候，你還想盡一切辦法奔走。你是一個鬍子拉碴的堂．吉柯德，一些自詡聰明的人甚至不無暗諷你的大戰風車，但你依然故我，做著你的調查與努力。你說不反對禍害成都的項目，作為一個成都人（你的祖籍是湖南，出生於成都），你寢食難安。你說，知道傷害而不反對，難道我們成都人都是些孬種嗎？你持續不斷地上書省市人大，要求公開辯論該項目的優劣，你不斷理性提出相應的折衷建議，有關方面卻沒有人理會與回應。你不斷言說該項目修建在彭州的危害，你甚至想到用頭纏白布、車貼白標來示弱（不是標威），來引起有關方面的關注。現在彭州石化項目依舊在地震帶上加速興建，但作人兄，你對得起你自己的良知，對得你的家人特別是你的小孩 ——為後代爭取生存權利與尊嚴是作為父母者應盡之責——你對得起那些沉默的大多數成都人。
你與朋友辦《文化人》雜誌，刊發的許多文章均涉民主自由，讓讀者讀著痛快，但朋友們卻為你擔心，但你們竟然能堅持幾年，直至有司勒令不准出版為止。你並不只是行動者，你也用文章表達自己的見解。 512大地震後，你不僅數十次前往災區救助受難者，參與災後重建諸多事宜，而且將自己所見所聞盡力傳達出來，讓更多不能親身前往的人，看到一些被遮蔽和隱藏的真相。作人兄，你身處危艱之中，卻盡力去幫助他人。想起你夜晚在紫坪舖大壩上接到北川一受難者電話時，和淚喝酒、暗夜獨行的情景，令木石動容。廣漢劉少坤兄因與你一起去災區拍了些照片，放到網上而受到羈押審查時，你找到有司說，他是我帶去的，我願意陪他一起坐牢。最後劉少坤兄得以早日出來，與你的關心和努力，有很大的關係。你就是這樣一位有情有義、敢於擔當的人。
你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對豆腐渣校舍造成的學生死難尤其悲憤難耐。我也是一位孩子的父親，我們喝酒時說到，要是我們的女兒經歷這樣不堪的遭遇，肯定連赴死的心都有了。我們深知那些死難家長的悲苦，他們內心的無助，絕望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們需要安慰、關愛，更需要正義和真相，作為同是父母的我們也有切膚之痛。你於是提議建立512學生死亡檔案，仔細寫將出來並準備付諸實施。你發給我後，徵得你的同意，我將其公佈出來，引起了許多關注。或許正是這調查份檔案給你帶來了災難，但這是多麼理性的訴求啊。當局應該清楚，掩蓋真相掩蓋矛盾，遲早會爆發出來，不如以務實的態度盡量加以解決。打壓各種依法爭取正當權利的努力，無異於給自己腳下安火藥桶，這不是一個理性的政府應當做的事。那種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最後連穩定沒保住，卻使除穩定之外的“一切”也變得支離破碎，這對所有人都不是什麼好事。
作人兄能有這樣的良知，除了他自身的修為與把持外，還得源於他的家教。他的父親譚英華先生是我母校有名的歷史學者，在西方史學史、藏史、唐史研究中卓有成績。由於他為人正直，遭遇不少坎坷，但始終不改其學者本色。我有幸讀過與他有關的兩部著作，《兩唐書食貨志校讀記》（著作）、《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校注），非常精嘆他的淵雅廣博。在這樣的家庭熏陶下，譚作人雖然做的是與醫學有關的工作，但對文史著述也廣有涉獵。當然，最重要的是他繼承了父親的精神遺傳，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勇於承擔自己的角色所應該承擔的責任。
去年六四，我們一起獻血以資紀念時，你不無傷感地說，明年我就獻不成血了。我們驚問何故，你說自己到獻血的最後年限——五十五歲了，但你的熱血卻你另外一種方式獻身於自己所心儀的民主自由的事業。前兩天朋友還說起去年六四，我們一起獻血時的照片在你那裡，正要準備找你拿一張，並喝一台酒，哪知你就被有司請進去關禁起來。不知你進去之前給父母掃墓否？想起像你這於家庭於朋友於社會均有擔當的人，不能去掃墓一定是難受的。想到這一點，我們對自由的渴望彌加堅定。想一想正值清明之際，一個人卻不能攜妻摯子，自由地給父母掃墓，是件多麼令人傷痛的事。朋友們期待著你早日出來，我們一起去祭奠你的父母，讓他們在九泉之下也為你替這個國家為這個社會所做的努力自豪而欣慰，同時也算是我這樣一位受惠於他的後學表達一點對你父親的感激。
作人兄，你現在受難，但你知道朋友們都在想盡辦法關心你，雖然我們的能力有限，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個人在戰鬥。打壓者絕不會是贏家，恐懼絕不是最後的征服者。我們希望有關方面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盡快無罪釋放譚作人，不能錯上加錯。永遠不要低估一顆熱愛自由的心，更不要低估千萬顆熱愛自由的心。
2009年4月3日9：26分清明前夕於成都
﹣﹣轉自冉雲飛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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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04(12:16 PM) - #16
藏
文
2009-04-04(11:15 AM) - #17
密宗
／陳雲 信報載於二千零九年三月十九日
二月二十七日，藏曆新年（洛薩）期間，四川藏區（藏語「安多」）阿壩州格爾登寺的僧人扎白抗議縣政府不准寺廟舉行祈願法會，走到縣城大街，遍體淋油，點火自焚。傳聞共軍向焚燒中的僧人開了三槍，將之擊倒之後，熄火送往醫院搶救。藏僧因抗議中共統治或不堪虐待而自殺者，自共軍進藏以來，屢見不鮮。當然，漢人因抗議中共暴政而自殺者，數目遠比藏人為多。
因逆緣而捨壽西藏自元朝以來，歸順中土王朝，為中國藩屬。及至民國，從未聞有藏僧不滿中土政權而要自殺抗議者。僧人看破紅塵，自殺又是殺生重罪，藏僧自殺，是難忍暴政，認為「逆緣」過甚，不如轉世或涅槃去了。所謂逆緣，與善緣相對，是世間惡濁，緣分橫逆，不利修行及弘法。信佛的人，莫說是見了護法僧人自殺而悲慟，即使自己的傳法師父短壽，中道捨壽而去，也會深自譴責，愧咎自己修行不力，以致師父棄我而去。
今年是西藏反抗中共武力統治五十周年，中共要加碼防止「國內外反動勢力與敵對分子」在西藏生事。在佛堂看電視新聞，中共以糧食援助鞏固西藏統治，官方電視台在蔬菜攤檔之前訪問藏族婦女之後評論，「改善西藏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是中央穩定西藏的重要措施」。佛門一師兄知我熟悉政治，便問我中土的漢人以糧食援助西藏，給予西藏基本建設，是布施還是控制？我說，假若中土文明，仁義流布，則援助西藏是布施貧苦。今日中共明言以物質援助鞏固政權，籠絡收買而已，連「着相布施」也不是，絕無功德可言。
寧波車與大手印
布施最基本要做到不望報答、不求功德，進而連布施的善相也要忘卻。如是布施，方是學佛。中共治下的漢人，不顧仁義，輕視佛法，自然不明白布施的真諦，見到藏人不感激漢人的援助，甚至排擠漢人，就心下有氣，覺得藏人不識知恩圖報，卻不曉得設身處地，反照自己。即使是不奉佛的藏人，聽了中共官方宣稱援助西藏的動機，也不會心懷感激吧？仁義道德即使掛在口上，也是好的，連口上的仁義道德都不顧，赤裸裸地呈現現實政治，那麼國土只能用槍炮、特務和官方的商業資本來統治了。
西藏人的信仰風俗並不神秘，與漢人一樣，都是本於仁義，只是修行進路不同而已。以前中國人辨別佛教，以大乘、小乘來分，西藏的則叫金剛乘、密乘或密續（tantra），乘是車的意思，續是線的意思，意味連續、傳承。西藏佛教今日通行叫藏傳佛教（Tibetan Buddhism），然而漢人一般都叫西藏密宗。西藏高僧在元朝及清朝異族統治期間擔任國師，西藏密宗一般在皇族和世族傳播，少有流傳民間。源於「富貴佛教」和異族統治，漢人對番僧不懷好感，民間故事及武俠傳奇將西藏僧人神化甚至妖化。武俠小說有金輪法王，廣東在民初有喇嘛派功夫，今稱白鶴派或俠家，飾演黃飛鴻的關德興也是白鶴派高手。喇嘛、活佛、寧波車、格西、堪布、堪千、法王等僧位名號惹人誤會，曼陀羅、拙火定、大手印、本尊、佛母、明妃、男女雙修等密宗修行法，更是誤解重重。
因流亡而復興
「密教」之名，與「顯教」相對。宗教有顯密之分，口傳心授，非人不傳，以心傳心，心心相印，謂之密教。門戶大開，來者不拘，廣布教言，依書傳法，謂之顯教。密宗與密教，名詞相若，只是密宗更強調師徒傳承（「宗」），法脈不斷，後來甚至以活佛轉世的制度將法脈神聖化。基於密傳的原則，而且密宗的修行儀軌殊勝華麗，修行次第嚴謹——如做十萬次五體投地式的大禮拜，又要供養上師優厚，密宗在王朝時代不會廣傳民間。唐玄宗開元年間，印度高僧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來華，史稱「開元三大士」，傳下密法，謂之「唐密」，然而也隨唐室之覆亡而消散。日本僧人空海入唐學佛，將密法帶往東瀛，謂之「東密」。由於密宗以念咒語為重要修行方法，亦稱「真言宗」。西藏地處高寒，密法由蓮花生大師自印度傳入西藏之後，得以保存，發揚光大，但密法也限於藏族的僧侶和富貴人家之內，一般人只能依照簡易方式修行而已。
密宗傳播海外，乃由於中共入藏，高壓統治，迫使僧侶流亡印度，令西藏密宗在西方大放光明，有如使徒保羅離開中東到歐洲，弘揚基督教。政府流亡多歸覆滅，宗教流亡有時卻得重生。達賴喇嘛等高僧流亡之後，用英文在歐美傳教，藏僧入讀西方大學，以西洋哲學梳理佛法，協定英文佛學術語（例如用sentient beings來翻譯「眾生」），恢復梵文術語，如boddhicitta為「菩提心」（慈悲心）。由於印歐語言本屬一脈，都是印歐語系，今日西方人理解密宗，比漢人更真切。達賴變通教法，開放俗人入教，結合新紀元、健康生活及環保思想，以happiness 及peacefulness為口頭禪，教人如何超脫財富羈絆，取得快樂及平靜。貧民未必聽得入耳，富貴炒賣一族及中產專業人士聽了則甚合脾胃，自我感覺良好，是故密宗上師的法會，往往充斥富商闊太、基金經理甚至影視明星等人物。
因緣際會，廣結善緣
歐美在新教改革之後，革除中世紀的華麗儀軌和艱苦修行，儀式和教法趨於貧乏，這本來是配合現代社會的理性化進程，然而久之卻令信徒流失。歐美人目睹服飾華麗、儀軌莊嚴的西藏密宗，便會興起宗教懷舊之情。密宗的修行次第嚴密而艱苦，例如四加行、四禪定、閉關斷食等功夫之艱苦，習慣了中國佛教的方便法門者，聞之只能讚嘆，難言效法。
歐美人不奉密宗者，也因德國納粹黨殘殺猶太人的歷史教訓，而對世上的種族屠殺及文化滅絕行為，所謂genocide，憐憫遭受種族滅絕的民族，給予聲援和布施。當然，彼等人不是大悲菩薩，憐憫弱勢民族難免有政治選擇及受到媒體左右。不理解此等歷史脈絡和宗教原委，會誤以為西人支持密宗、崇敬達賴，都是支持西藏獨立。實則內裏錯綜複雜也。至於貧道，則不支持西藏獨立，我支持的是中國獨立，獨立於中共專政之魔爪，重得自由也。
西藏密宗結合印度教的儀軌及苦行，融合西藏本土的「苯」教（巫教），也擷取唐朝傳入的道教修行法（如男女雙修）和道術，莊嚴之中有詭奇，令世人視之為怪異，特多遺聞傳說。其中，喇嘛派功夫是廣東人杜撰，西藏本無；「大手印」不是武功而是佛陀心法；密教本尊的猙獰面目及腳下的惡鬼骷髏，是發大神力，勇猛精進及克服死亡之意，並非邪教妖神。藏僧的雙鈸，是法器、樂器而不是「金輪法王」的兵器。寧波車是傳法上師。格西、堪布及堪千，是傳法師的考核學位。「法王」是教派之首，尊貴如諸侯，是中國王朝賜予的封號。曼陀羅（梵文mandala）是本尊的壇城，象徵佛境的殊勝。男女雙修，非是為了男女之樂，而是要證得「空樂不二」，空性與歡樂如一；即使是孤修禪定者，享受的輕安之樂，也與男女之樂無異，而且更為綿長。密宗的道場華麗，服飾輝煌，是要信徒在讚嘆佛境繁華富貴之際，同時觀想萬法皆空，一無可得。
修煉佛法，無疑可得智慧及神通（法力），然而都是為了弘法。密宗噶舉派（白教）的密勒日巴尊者為了說明佛法，大顯神通。他在寺廟指柱而問眾僧，柱是實的、是「有」，然而他伸手入株，告知眾僧，柱是「空」的。他指向虛空處，虛空處是空的，然而他伸腳踏步，如走樓梯，沿虛空走上樑頂，說「空」原是「有」。這是以神通說法。然而，假若眾僧明白諸法空相，非空非有，他也毋須顯露神通。世人嚮往華美，迷戀神通，應如是解脫。不立文字，口傳心授，衣衫襤褸，清淨無為的中國禪宗，其實也是密宗。
2009-03-23(1:41 AM) - #18
一位藏人的留言：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府……
“目睹这些证据，以及族人50年以来的遭遇，对比从去年开始变本加厉的来自一般汉人民众和年轻人的疯狂，不得不得出结论：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府，还有1949年以来中国人发展到极致的‘吃人的文化’。它也自噬。而这个政府，是有纵容它的土壤。他们相辅相成。汉人文化中的恶：漠然、自利、暴力等在49年以来的一次次运动中被培育、发酵；而善的那些：仁、礼、道、德被嘲笑，被掐灭。中国政府是在虚假、残暴、贪婪、自利为特色的中国汉人文化土壤上的恶之花。”
在我博客上的这个帖子“可怕的画面：中国军警残暴殴打藏人致死”，一位不知名的藏人写下如是沉痛的留言。是的，除了沉痛，我没有别的词来表达……为此，特意将这个留言作为帖子贴出来，其中的注释是我加的。
图为一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府……
文/一位藏人
这个令人窒息的国家啊！
为丹达【1】哭，为他的母亲所经历的苦难痛哭，被单蒙面，为只能哀哭而耻辱。
只有在多数的汉人知道自己的国家是个什么生态，对历史、现状、文化、政府有所反思，并做出改变才有希望。否则，其他的民族，周边的人，只能被这个政府，以及组成这个政府的汉人民众裹挟着，如同在一条烂船上，一起沉陷。
其实，我甚至对这种汉人了解事实后会反思和改变都不抱希望！信息再被封闭，有了解的渠道，人心是肉长的，有些常识，有些疑问，不需要高深的知识和过人的胆识。但汉人心态之漠然，或残暴，或当看客，哪里有希望！
之前，我把政府和民众是分开来看的。民众，不管什么民族，只要不当权，受政府在土地、权益、福利上的侵害，差不多一样。民众，老百姓，知识分子，学生，不是和我一样的人吗？ 也许生活习惯不同，衣服不同，起名方式不同，但本质上一样啊。
但目睹这些证据，以及族人50年以来的遭遇，对比从去年开始变本加厉的来自一般汉人民众和年轻人的疯狂，不得不得出结论：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府，还有 1949年以来中国人发展到极致的“吃人的文化”。它也自噬。而这个政府，是有纵容它的土壤。他们相辅相成。汉人文化中的恶：漠然、自利、暴力等在49年以来的一次次运动中被培育、发酵；而善的那些：仁、礼、道、德被嘲笑，被掐灭。中国政府是在虚假、残暴、贪婪、自利为特色的中国汉人文化土壤上的恶之花。
偶然出现的，稀少珍贵，犹如晨星般的，善良有勇气的汉人在哪里？在监狱里，或被监控，成为“异议”分子。可惜大多数人不知，也不关心。在这个奇怪的国家，“自由、民主、服务、爱心、理想、体恤、利他……”这些概念，价值观被政府割裂、异化，被民众嘲讽，或认为远不可及。眼瞎了一样，耳聋了一样，空了心的中国人。
中国人，只有认清自己面目，看清自己政府暴力的来源和实质，才会对丹达和扎白【2】事件开始了解。
那失去草原的蒙古人，逼成“恐怖分子”的维吾尔人，“分裂分子”加“恐怖分子”的藏人， 面目模糊的各式花瓶族，我们因为在这个国家，说倒底就是因为不肯那么容易放弃土地，不肯那么容易放弃信仰，不肯那么容易放弃生活方式和道德观，不肯那么容易变成汉人，就成了“问题”和“分子”！！所以，哪来的“少数民族问题”？分明是“汉族的问题”，“中国的问题”。
看见这些证据还叫“杀得好”，叫“活该”的，或者明明知道那边媒体不得进，言论完全受控封杀，还要求“第三方独立证据”的，不是一个又一个人吗？那虐杀丹达的，枪击自焚扎白的，不是一个又一个由父母养育的人吗？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父母，会孕育这样的人民？！
注释：
【1】丹达：拉萨人，30岁，被虐杀之前是西藏移动公司的职员。2008年3月14日，为救被中国武警毒打的年迈老僧，他恳求武警手下留情，却被那些武警毒打，而后被抓走，受尽令人震惊的酷刑，不得而治，于6月19日，北京奥运火炬在拉萨传递的前一天惨死家中。
【2】扎白：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4岁。2009年2月27日，为抗议当局对宗教的压制，他当街自焚，被军警枪击。目前生死不明。中国官媒否认枪击，称在成都某医院医治。来自当地的消息指他面临双腿被截肢，疑是被掩盖枪击证据。
及：
可怕的画面：中国军警残暴殴打藏人致死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3/blog-post_21.html
2009-03-21(11:48 AM) - #19
無花的薔薇〔1〕
1
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話——
「無刺的薔薇是沒有的。——然而沒有薔薇的刺卻很多。」〔2〕
題目改變了一點，較為好看了。
「無花的薔薇」也還是愛好看。
2
去年，不知怎的這位勗本華爾先生忽然合於我們國度裡的紳士們的脾胃了，便拉扯了他的一點《女人論》〔3〕；我也就夾七夾八地來稱引了好幾回，可惜都是刺，失了薔薇，實在大煞風景，對不起紳士們。
記得幼小時候看過一齣戲，名目忘卻了，一家正在結婚，而勾魂的無常鬼已到，夾在婚儀中間，一同拜堂，一同進房，一同坐床……實在大煞風景，我希望我還不至於這樣。
3
有人說我是「放冷箭者」〔4〕。
我對於「放冷箭」的解釋，頗有些和他們一流不同，是說有人受傷，而不知這箭從什麼地方射出。所謂「流言」者，庶幾近之。但是我，卻明明站在這裡。
但是我，有時雖射而不說明靶子是誰，這是因為初無「與眾共棄」之心，只要該靶子獨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面皮鼓得急繃繃，我的事就完了。
4
蔡孑民〔5〕先生一到上海，《晨報》就據國聞社電報鄭重地發表他的談話，而且加以按語，以為「當為歷年潛心研究與冷眼觀察之結果，大足詔示國人，且為知識階級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適之先生的談話，國聞社的電碼有些錯誤了。
5
豫言者，即先覺，每為故國所不容，也每受同時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時常這樣。他要得人們的恭維讚歎時，必須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總而言之，第一要難於質證。
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於他們的行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樣慨歎。
所以，如果活著，只得迫害他。
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是指他可給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6
法國羅曼羅蘭先生今年滿六十歲了。晨報社為此徵文徐志摩先生於介紹之餘，發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時行的口號，什麼打倒帝國主義等等，或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去報告羅蘭先生說這是新中國，我再也不能預料他的感想了。」〔6〕（《晨副》一二九九）
他住得遠，我們一時無從質證，莫非從「詩哲」的眼光看來，羅蘭先生的意思，是以為新中國應該歡迎帝國主義的麼？
「詩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時也無從質證。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裡反對中國人「打倒帝國主義」？
7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誇獎人的。但西瀅就他學法郎士的文章說，我敢說，已經當得起一句天津話：『有根』了。」而且「像西瀅這樣，在我看來，才當得起『學者』的名詞。」〔7〕（《晨副》一四二三）
西瀅教授曰：「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貢獻的人，如胡適之，徐志摩，郭沫若，郁達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體制方面，他的詩及散文，都已經有一種中國文學裡從來不曾有過的風格。」〔8〕（《現代》六三）
雖然抄得麻煩，但中國現今「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總算已經互相選出了。
8
志摩先生曰：「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就只《吶喊》集裡兩三篇小說，以及新近因為有人尊他是中國的尼采他的《熱風》集裡的幾頁。他平常零星的東西，我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9〕（《晨副》一四三三）
西瀅教授曰：「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構陷人家的罪狀。……可是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說句體己話，我覺得它們就不應該從那裡出來——手邊卻沒有。」〔10〕（同上）
雖然抄得麻煩，但我總算已經被中國現在「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協力踏倒了。
9
但我願奉還「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榮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嘗研究過什麼呢，做學生時候看幾本外國小說和文人傳記，就能算「研究過他國文學」麼？
該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話」——說過，我笑別人稱他們為「文士」，而不笑「某報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權威者」。現在不了，不但笑，簡直唾棄它。
10
其實呢，被毀則報，被譽則默，正是人情之常。誰能說人的左頰既受愛人接吻而不作一聲，就得援此為例，必須默默地將右頰給仇人咬一口呢？
我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瀅教授所頒賞陪襯的榮名，「說句體己話」罷，實在是不得已。我的同鄉不是有「刑名師爺」的麼？他們都知道，有些東西，為要顯示他傷害你的時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稱讚你幾句，似乎有賞有罰，使別人看去，很像無私……。
「帶住！」又要「構陷人家的罪狀」了。只是這一點，就已經夠使人「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或者「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了。
二月二十七日。
註：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語絲》週刊第六十九期。
〔2〕Schopenhauer 叔本華。這裡的引文據一九一六年德文版《叔本華全集》第六卷《比喻·隱喻和寓言》，可譯為：「沒有無刺的薔薇。——但不是薔薇的刺卻很多。」
〔3〕《女人論》 即《婦人論》，叔本華誣蔑婦女的一篇文章。
參看本卷第163頁注〔8〕。
〔4〕「放冷箭者」 陳西瀅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志摩》中攻擊魯迅說：「他沒有一篇文章裡不放幾枝冷箭」。
〔5〕蔡孑民（1868—1940） 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前清進士，近代教育家。早年與章太炎等組織光復會，後又參加同盟會。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五四」時期，他贊成和支持新文化運動。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他由歐洲回抵上海，對國聞社記者發表關於國內政治教育等問題的談話，說「對政制贊可聯省自治。對學生界現象極不滿。
謂現實問題，固應解決，尤須有人埋頭研究，以規將來」等等（見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北京《晨報》），這與胡適的主張相似，魯迅因而表示反對；這裡說「疑心那是胡適之先生的談話」，是對蔡的一種比較委婉的批評。
〔6〕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晨報副刊》發表的《羅曼羅蘭》一文。文中說加爾各答大學教授卡立大斯拉格（Kaliadas Nag）「專為法國羅曼羅蘭明年六十整壽徵文」寫信給他，說「羅曼羅蘭先生自己極想望從『新中國』聽到他思想的迴響」。
〔7〕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閒話」引出來的閒話》。
〔8〕此段引自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三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發表的《閒話》。
〔9〕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關於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們》。
〔10〕此段引自陳西瀅的《致志摩》。
＝＝＝＝＝＝＝
無花的薔薇之二〔1〕
1
英國勃爾根〔2〕貴族曰：“中國學生只知閱英文報紙，而忘卻孔子之教。英國之大敵，即此种极力詛咒帝國而幸災樂禍之學生。……中國為過激党之最好活動場……。”（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倫敦路透電。）
南京通信云：“基督教城中會堂聘金大教授某神學博士講演，中有謂孔子乃耶穌之信徒，因孔子吃睡時皆禱告上帝。當有听眾……質問何所据而云然；博士語塞。時乃有教徒數人，突緊閉大門，聲言‘發問者，乃蘇俄盧布買收來者’。當呼警捕之。……”（三月十一日《國民公報》。）
蘇俄的神通真是廣大，竟能買收叔梁紇〔3〕，使生孔子于耶穌之前，則“忘卻孔子之教”和“質問何所据而云然”者，當然都受著盧布的驅使無疑了。
2
西瀅教授曰：“听說在‘聯合戰線’中，關于我的流言特別多，并且据說我一個人每月可以領到三千元。‘流言’是在口上流的，在紙上到也不大見。”〔4〕（《現代》六十五。）
該教授去年是只听到關于別人的流言的，卻由他在紙上發表；据說今年卻听到關于自己的流言了，也由他在紙上發表。“一個人每月可以領到三千元”，實在特別荒唐，可見關于自己的“流言”都不可信。但我以為關于別人的似乎倒是近理者居多。
3
据說“孤桐先生”下台之后，他的什么《甲寅》居然漸漸的有了活气了。可見官是做不得的。
〔5〕然而他又做了臨時執政府秘書長了，不知《甲寅》可仍然還有活气？如果還有，官也還是做得的……。
4
已不是寫什么“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
雖然寫的多是刺，也還要些和平的心。
現在，听說北京城中，已經施行了大殺戮了。
〔6〕當我寫出上面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
嗚呼，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
5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
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极少有的，除卻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眾的事〔7〕，僅有一點相像。
6
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几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
7
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胜利者。
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屠殺者雖然因為積有金資，可以比較長久地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8〕又何足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住最不适于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礦洞的礦工，要操最下賤的生業……。
8
如果中國還不至于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9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么相干？
實彈打出來的卻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寫的謊語，不醉于墨寫的挽歌；威力也壓它不住，因為它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
註：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語絲》周刊第七十二期。
〔2〕勃爾根 當時英國的印度內務部部長。這里引的是他在倫敦中央亞洲協會演說中的話（見一九二五年七月二日《京報》）。
〔3〕叔梁紇 春秋時魯國人，孔丘的父親。按孔丘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比耶穌生年早五百多年。
〔4〕關于《現代評論》收受津貼一事，《猛進》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曾有一篇署名蔚麟的通信，其中說：“《現代評論》因為受了段祺瑞、章士釗的几千塊錢，吃著人的嘴軟，拿著人的手軟，對于段祺瑞、章士釗的一切胡作非為，絕不敢說半個不字。”
又章川島在《語絲》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的一篇通信里也曾說到這津貼問題：“据說現代評論社開辦時，确曾由章士釗經手弄到一千元，大概不是章士釗自己掏腰包的，來路我也不明。……然而這也許是流言，正如西瀅之捧章士釗是否由于大洋，我概不确知。”
這兩篇通信都揭露了當時《現代評論》收受津貼的事實；對于這兩篇通信，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閒話》里曾經加以辯解，說他個人并未“每月領到三千元”，只要有人能夠證明他“領受過三百元，三十元，三元，三毛，甚而至于三個銅子”，那他“就不再說話”。但對于《現代評論》收受過段祺瑞津貼的事實，則避而不答。又，這里的“聯合戰線”一語，最初出自《莽原》周刊第二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霉江致魯迅的信中：
“我今天上午著手草《聯合戰線》一文，致猛進社、語絲社、莽原社同人及全國的叛徒們的，目的是將三社同人及其他同志聯合起來，印行一种刊物，注全力進攻我們本階級的惡勢力的代表：一系反動派的章士釗的《甲寅》，一系与反動派朋比為奸的《現代評論》。”
〔5〕這是陳西瀅的話，參看本卷第216頁注〔10〕。
〔6〕指三一八慘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在馮玉祥國民軍与奉系軍閥張作霖、李景林等作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者因見奉軍戰事失利，便公開出面援助，于十二日以軍艦兩艘駛進大沽口，炮擊國民軍守軍，國民軍亦開炮還擊，于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議，并聯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國，借口維護《辛丑條約》，于三月十六日以八國名義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間的軍事行動和撤除防務等等，并限于四十八小時以內2答复，否則，“關系各國海軍當局，決采所認為必要之手段”。北京各界人民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种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門集會抗議，會后結隊赴段祺瑞執政府請愿；不料在國務院門前，段祺瑞竟命令衛隊開槍射擊，并用大刀鐵棍追打砍殺，當場和事后因重傷而死者四十七人，傷者一百五十余人，造成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互相勾結屠殺我國人民的大慘案。
〔7〕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俄歷一月九日），彼得堡工人因反對開除工人和要求改善生活，帶著眷屬到冬宮請愿；俄皇尼古拉二世卻命令士兵開槍。結果，有一千多人被擊斃，兩千多人受傷。這天是星期日，史稱“流血的星期日”。
〔8〕“子孫繩繩” 語見《詩經·大雅·抑》：“子孫繩繩，万民靡不承。”繩繩，相承不絕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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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花的薔薇之三〔1〕
1
積在天津的紙張運不到北京，連印書也頗受戰爭的影響，我的舊雜感的結集《華蓋集》付印兩月了，排校還不到一半。
可惜先登了一個預告，以致引出陳源教授的“反廣告”來——
“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贊他其余的文章。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之价值。”〔2〕（《現代評論》七十一，《閒話》。）
這多么公平！原來我也是“今不如古”了；《華蓋集》的銷路，比起《熱風》來，恐怕要較為悲觀。而且，我的作小說，竟不料是和“人格”無關的。“非人格 ”的一种文字，像新聞記事一般的，倒會使教授“佩服”，中國又仿佛日見其光怪陸离了似的，然則“實在沒有一讀之价值”的雜感，也許還要存在罷。
2
做那有名的小說《Don Quijote》的M. de Cervantes先生，窮則有之，說他像叫化子，可不過是一种特別流行于中國學者間的流言。他說Don Quijote看游俠小說看瘋了，便自己去做俠客，打不平。他的親人知道是書籍作的怪，就請了間壁的理發匠來檢查；理發匠選出几部好的留下來，其余的便都燒掉了。〔3〕大概是燒掉的罷，記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种。想來，那些入選的“好書”的作家們，當時看了這小說里的書單，怕總免不了要面紅耳赤地苦笑的罷。
中國雖然似乎日見其光怪陸离了。然而，烏乎哀哉！我們連“苦笑”也得不到。
3
有人從外省寄快信來問我平安否。他不熟于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當了。
北京的流言報，是從袁世凱稱帝，張勳复辟，章士釗“整頓學風”以還，一脈相傳，歷來如此的。現在自然也如此。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閉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這是造給某校某人看，恐嚇恐嚇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虛，某人已逃走了。這是造給某方看，煽動煽動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檢甲校，將搜檢乙校了。這是恐嚇乙校，煽動某方的。
“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惊。”乙校不自心虛，怎能給恐嚇呢？然而，少安毋躁罷。還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達旦，將赤化書籍完全焚燒矣。
于是甲校更正，說并未搜檢；乙校更正，說并無此項書籍云。
4
于是連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4〕也住進六國飯店，講公理的大報也摘去招牌，學校的號房也不賣《現代評論》：大有“火炎昆岡，玉石俱焚”〔5〕之概了。
其實是不至于此的，我想。不過，謠言這東西，卻确是造謠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實，我們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為。
5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直皖戰爭開手；八月，皖軍潰滅，徐樹錚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館。〔6〕這時還點綴著一點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現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游說直派武人，請他殺戮改革論者了。終于沒有結果；便是這事也早從人們的記憶上消去。但試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報》，還可以看見一個大廣告，里面是什么大英雄得胜之后，必須廓清邪說，誅戮异端等類古色古香的名言。
那廣告是有署名的，在此也無須提出。但是，較之現在專躲在暗中的流言家，卻又不免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了。
我想，百年前比現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万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別在中國或者是确鑿的。
6
在報章的角落里常看見對青年們的諄諄的教誡：敬惜字紙咧；留心國學咧；伊卜生〔7〕這樣，羅曼羅蘭那樣咧。時候和文字是兩樣了，但含義卻使我覺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時所听過的耆宿的教誡一般。
這可仿佛是“今不如古”的反證了。但是，世事都有例外，對于上一節所說的事，這也算作一個例外罷。
五月六日。
註：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語絲》周刊第七十九期。
〔2〕此段引自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發表的《閒話》。他在文中先舉《吶喊》作為中國新文學運動最初十年間的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品，接著就攻擊魯迅的雜文。
〔3〕見塞万提斯著《堂·吉訶德》第五、六章。關于說塞万提斯“像叫化子”的話，參看本卷第239頁注〔39〕。
〔4〕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 指成舍我、蔣夢麟等人。据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時事新報》和同年五月一日廣州《向導》周報第一五一期報道，自標榜“扑滅赤化”的奉軍及直魯聯軍進占北京，并采取槍斃《京報》社長邵飄萍等嚴厲鎮壓手段后，北京報界和學界一片恐慌，《世界晚報》成舍我、《中美晚報》宋發祥和“素號穩健的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等均先后逃匿。
〔5〕“火炎昆岡，玉石俱焚” 語見《尚書·胤征》，好坏同歸于盡的意思。
〔6〕指一九二○年七月北洋軍閥直皖兩系之間的戰爭。直系軍閥以曹錕、吳佩孚等為首；皖系軍閥以段祺瑞、徐樹錚等為首。戰事于七月中旬開始，不數日皖軍潰敗；北洋政府于七月底免去段祺瑞一切職務，并通緝徐樹錚、曾毓雋、朱深、李思浩等十人。除李思浩外，其他九人都逃入日本公使館。下文所說的廣告，不見于《北京日報》；
究系何報，未詳。
〔7〕伊卜生（H．Ibsen，1828—1906） 通譯易卜生，挪威劇作家。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國民公敵》等。“五四”時期它們曾被介紹到中國來，在當時反對封建主義和婦女解放的斗爭中，曾起過積极的作用。但是，作品中的個人主義思想和反群眾的情緒，也曾被胡适等利用來進行反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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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15(11:48 PM) - #20
[ 2009/03/14 04:53 | by 安那琪 ]
2009/3/14
现在的好莱坞电影，尽管有高科技的辅佐，有些被认为有“市场潜能”的还可以得到天文数目的投资，但是拍摄出来的东西，却是在感官得到“刺激”之下空洞之极。 这些商业电影除了卖座去让财团袋袋平安外，完全没有在社会变革过程中起着任何的贡献。说白一点，就是花一大笔钱去将一堆没有意义的影像投射在大银幕上，像 大磁铁一样从普罗民众身上吸取更多的钱。
所以，这些好莱坞的商业电影，无论其投射在银幕上的影像多么令人眩目，其光芒却远远不及很多在艰巨条件下制作出来的电影。
在反共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时代，美国很多思想进步且极具才华的电影工作者，不仅遭到了政府的迫害，还被好莱坞电影公司拒于门外。1954年电影《Salt of the Earth》，就是在这样一个艰巨的时代，拍出来的一部优秀的电影。也许这部电影在影像、故事呈现上远远不及比它年代更早的爱森斯坦的电影，但是它作为诞生在二战后美国反共恐怖浪潮威胁下难产的电影，加上起着呼唤男男女女工人阶级奋起的战斗意识，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Salt of the Earth》的编剧Michael Wilson（1914-1978年），是著名的得奖编剧家，生平编剧作品包括了It's a Wonderful Life（1946年）、A Place in the Sun（1951年）、5 Fingers（1952年）、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1957年）、Lawrence of Arabia （1962年）、Planet of the Apes（1968年）等经典电影。导演是Herbert J. Biberman，监制是Paul Jarrico。他们都是美国“好莱坞黑名单”的受害者。这些同病相怜的美国电影工作者，尽管遭到美国政府迫害，还是在艰巨的环境下，制作了一部具有深远文化影响的电影。这部电影问世后，跟它的制作人一样，也被列入“黑名单”！
《Salt of the Earth》的故事取材自美国新墨西哥州格兰特县（Grant County）锌矿工人1951年罢工事件。这是第一部具有强烈女性主义思想的电影，冲击着仍然受到父权制、男性至上思想控制的美国社会，包括了工人阶级。
电 影故事描述主角Esperanza是矿工Ramon的妻子。Ramon参与了墨西哥裔（所谓的有色人种之一）和盎格鲁裔（也就是所谓的白人）矿工反对帝国 锌矿公司（Empire Zinc Company）的罢工。矿工提出平等的工资（盎格鲁裔工人工资比墨西哥裔工人高）、工地安全、健康及环境卫生等诉求。
不要做二等公民而 积极协助组织罢工的Ramon，在家里却把他的妻子当作二等公民对待。就像传统妇女一样，怀着第三胎的Esperanza打理家里大小事务，埋怨丈夫只顾 着参加会议而忽略家庭。她起初表现的非常消极，不愿支持罢工，也没有在家里争取平等权益。后来，工人罢工在资方联合警方的打压下，开始受挫。资方取得庭 令，禁止工人继续罢工。Esperanza被其他矿工的妻子带往出席罢工工人的会议。当清一色男性的工人在庭令下无计可施且萎靡不振时，激进的妇女比男人 更加勇敢地站了出来。经过激烈的辩论，妇女们说服了矿工，由妇女取代矿工，前往纠察线。
在纠察线继续进行抗议行动的妇女，遭到警方百般打 压阻扰，管它恐吓还是催泪瓦斯，都无法打乱纠察妇女的队伍。后来，警方在工贼的协助下，逮捕了几个主要的纠察者，包括了Esperanza和她的孩子。 Ramon硬着头皮从监狱中接了孩子回家，Esperanza和其她妇女继续被囚禁。结果呢，Ramon和妻子被囚禁的矿工当起了家庭主妇的责任，他们才 发现原来他们妻子在家里不是闲着没事做的，而且比他们还辛苦。
当Ramon和一众男人在罢工遭遇挫折而变得软弱无能，甚至选择逃避时，一 众的女性却展示了顽强的战斗力，坚持抗争到底，还力挽狂澜，而Esperanza也是站在最前线的一分子。沮丧的男人们结果被坚强的女人所感召，最后联手 挫败了官商勾结的攻击，展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这样的剧情，怪不得当年美国政府要那么紧张，联邦调查局还要去调查电影的资金来源，极端右 翼的退伍军人组织号召抵制这部影片。全国的12个院线都不愿上映这部电影。美国政府将这部电影列入反共的“黑名单”，是因为这部片子得到国际矿场、磨房与 熔炼工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Mine, Mill and Smelter Workers）的赞助，而这部电影的很多幕后制作人都已经被列入“好莱坞黑名单”。美国产业劳工组织（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于1950年就因国际矿场、磨房与熔炼工联合会受到共产党员主导，而将该工会开除。
这部叙述工人阶级艰巨抗争的电影，其拍摄过程也是一场艰巨的过程。
电 影导演Herbert J. Biberman于1947年遭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传召，被列入“好莱坞黑名单”而被监禁了六个月。获释后，没有电影公司要聘请他，唯有尝试导演独立电影，并选择了也是黑名 单受害者Michael Wilson所写的这部《Salt of the Earth》。
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可谓是困难重重。没有片商 要资助这部电影，没有任何片场愿意让Biberman摄制这部电影，很多好莱坞的演员都不愿跟Biberman扯上关系受“黑名单”牵连遭殃而拒绝参演。 整部电影大部分演员都是格兰特郡的当地居民，以及工会成员。很多参与演出的工会成员，都参加过那场启发这部影片的那场罢工，所以他们是在演出自己的真实经 历。饰演Ramon的是完全没有演戏经验的当地工会主席Juan Chacón，至于女主角则是来自墨西哥的专业演员Rosaura Revueltas。只有5名好莱坞演员愿意（或者是敢于）参演这部影片。
联邦调查局调查这部电影的资金来源，企图偷取电影的底片，警告 电影剪接室不要接这部电影，出动飞机不时在拍摄场地上空盘旋制造噪音等种种动作，都是为了要打压和阻止这部影片面世。一部投射在银幕上的有声的黑白影像， 到底有什么可怕之处？女主角Revueltas甚至在拍摄期间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导演必须要在Revueltas的祖国墨西哥拍完剩余的片段，然后偷运 回美国。
这是一部相当振奋人心的写实电影。电影呈现了美国少数族裔工人的抗争，也更突出了女性争取平权的意识形态。电影将资本家与警察联 手镇压工人的手段，活生生地呈现出来，从雇佣工贼，到强行驱逐，难怪会让当权者以及商家们感到不安。电影也对工人日常所面对的矛盾、家庭问题、男女不平等 的问题都生动地提了出来。戏剧化得来，却是那么的真实。无论戏里戏外，《Salt of the Earth》是不折不扣地一部不向强权低头的电影。
尽管遭到打压而几乎在最初几年在影坛销声匿迹，这部电影却逐渐引起了很多工会分子左派人士、女性主义者、墨西哥裔美国人等的兴趣，以地下放映的形式流传出去。
1992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以这部电影“在文化上重要”（culturally significant）为由，挑选这部电影保管在国家影片登记部（National Film Registry）。
这部五十多年前的电影，到了今天重温，仍然是具有着重大且深远的启发与意义，就像片名一样，是丰富我们大地的盐分。
大家可以网上观赏或下载这部电影：
Salt of the Earth
2009-03-12(4:04 PM)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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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12
莫乃光：轉貼文章屬侵權 非等同刑事犯法
週三, 2009-03-11 14:13 — 葉蔭聰
上周六報載海關拘捕兩名網站討論區的負責人，指他們「利用網頁程式」複製及下載報章雜誌的圖文至網上討論區的伺服器，供用戶免費瀏覽，或者將文章及圖片「發送到用戶電腦」，據報海關懷疑涉案人侵權。筆者手上沒有案件細節，當然難以評論到底該討論區的負責人是否犯了刑事侵權行為。不過，筆者未明海關以那一條條例控告這兩位網站負責人。
版權條例分為民事及刑事部分，「侵權」的定義非常廣闊，文字、音樂、電腦程式、表演等等，其版權都屬於創作者或委聘創作者的商業機構所有，而以任何形式複製該作品；不論原作品有否商業價值，也屬侵權。一般來說，上述的侵權行為屬民事責任，版權持有人只可以透過民事索償。然而，嚴重侵權的個案，則被列為刑事罪行，版權持有人可要求執法部門根據法例執法，大部分侵權案件都由海關執法。
怎樣才算是刑事侵權呢？是否屬刑事侵權，其目的較數量重要。根據《版權條例》第118條，大體而言，若因為業務或貿易目的而製作或藏有侵權物品，便是刑事罪行，當然，具體細節要依據法例條文而定；而且這條文只適用於電腦程式、電影、電視劇或電視電影、音樂聲音紀錄及音樂視像紀錄。其實，2007年中，立法會通過《2006版權（修訂）條例》時，當中包括在《版權條例》加入第119B條，將「因業務或貿易目的而定期或頻密製作或分發報章、書刊、雜誌和期刊」也列為刑事罪行。若警方要起訴今次被拘捕的兩位人士的話，應以這條文最適用。
立委議員胡亂評論
令筆者疑惑的，是第119B條雖然通過了，但尚未生效，而第118條並不適用於報章雜誌，那麼海關以什麼起訴這兩位人士呢？更令筆者覺得驚歎的是，看到報載代表資訊科技界的譚偉豪議員對這案件的言論。《明報》引述他說：「傳統的印刷媒體裏，一篇文章可影印多少篇，是有法例規定，但網上無法統計有多少人會看到，所以轉貼有版權的文章已是犯法。」
若記者沒有引述錯誤，譚議員似乎不了解什麼是「版權」。一般而言，「犯法」的意思是刑事罪行。若網民在網誌內「轉貼文章」，雖然屬「侵權」但並不「犯法」。只要網民不是為「業務或貿易目的」而轉貼文章，「犯法」的機會極微；再者第119B條未生效，理論 上法例一天沒有禁止便不是犯法。
報道更進一步引述譚議員認為「本港網民的版權意識薄弱，不知道上載或下載版權物品屬違法」。這也是誤解，因為無論下載「版權物品」還是「侵權物品」也不犯法，只有上載符合法例內「分發」的定義，才有觸犯法例的危險。政府之所以能控告使用 BT 「點對點」軟件侵權的人士，只因為 BT 是一種同時上載和下載的軟件，網民下載歌曲時，已經同時「上載」；即分發侵權物品，因此才算犯法。
筆者感到憂慮，我們的業界代表身為立法會議員，對知識產權概念應該有敏感度，在未搞清楚版權條例的概念與細節前胡亂評論，不但會製造公眾恐慌，令人真的以為「轉貼文章」已犯法，而不知法例有很多豁免的行為。舉例來說，用於私人研習、評論、新聞報道、為殘疾人士而製作、用於考試或教育用途、用於圖書館或檔案室、司法程序、立法程序……都獲豁免。這種言論誤導公眾的知識產權概念，令知識產權署教育公眾的工作更形困難。知識產權署應該加強教育公眾關於保護知識產權的知識，但教育立法會議員關於版權條例的細節，似乎是更迫切的工作。
提倡共享創意
法例不是金科玉律，只是體現社會的普遍觀點，而法律可以隨時間而變化。舉例來說，世界各地正興起「共享創意」（Creative Commons）運動。共享創意創辦人史丹福大學法律學萊西格教授（Prof Lawrence Lessig）一直認為過嚴苛地保護版權，將不利內容的分享、改進和重用（share, remix, reuse），影響社會的創意發展。若任何轉載文章也屬犯法，社會連評論時事的空間也將沒有。當然，話說回來，經營網上討論區者，大量下載報章雜誌到討論區予用戶閱讀，即使不屬犯罪，版權持有人仍然可以民事訴訟索償。
不過，也有些報刊早已採取較開放、開明的網上版權政策，例如《壹蘋果論壇》於2007年6月25日的一篇帖文，表示「歡迎轉貼《蘋果日報》」，指「如果大家認為《蘋果》的新聞資訊有價值，我們歡迎大家轉貼《蘋果日報》的新聞── 只要你轉貼的目的不是作牟利、販賣用途，我們就不會向海關作刑事投訴，也不會作民事控訴或徵收版權費，直至另行通知為止。不過由於部分由《蘋果》刊載之內容如圖片、文字等，版權或屬第三者所有，我們無權越俎代庖。法例所限，大家可以轉刊的內容，只限由本報記者撰寫的報道和拍攝的圖片，務請留意。」若各大報章更明確表明其政策，有助網民清楚可否轉貼，筆者更鼓勵他們可採用「共享創意」授權條款，更清晰地保障自己和網民雙方的利益。
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2009年3月9日
經作者同意在「香港獨立媒體網」轉載。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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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07
高登網友活火山熔港女：
[告我please]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306/4/b177.html
兩網民轉載報刊被捕 放討論區供免費瀏覽
(明報)3月7日 星期六 05:05
【明報專訊】海關 早前接獲舉報，指一個網上討論區非法轉載多份報章雜誌的內容，供用戶免費瀏覽。經調查後，當局於本周三採取行動，掩至兩名涉案網民的寓所，拘捕兩人，並檢 走3台電腦及上網設備，總值2.6萬元。資訊科技界立法會 議員譚偉豪指出，網上轉載具有版權物品即屬違法，而本港網民版權意識薄弱，容易違法卻不自知，建議政府執法之餘亦應加強宣傳及教育。
海關表示，涉案男子分別25及27歲，兩人均是同一個討論區的管理人。海關「反互聯網盜版隊」早前接獲市民舉報後深入調查，發現該討論區利用網頁程式把多份報章雜誌的文章和圖片連結、複製及下載到伺服器，然後免費讓用戶因應個人喜好把內容發送到電腦。
至本周三，關員分別掩至涉案人的寓所，當場拘捕兩人，並檢走屋內共3台電腦，以調查內裏是否載有侵權物品，涉案人經扣查後獲准保釋。海關指出，根 據《版權條例》，任何人在沒有版權擁有人的特許下，分發該作品的侵權複製品，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程度，即屬違法，最高刑罰為監禁4年及每件侵權物品罰款 5 萬元。市民如發現網上侵權活動，可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舉報。
取得侵權內容亦可被索償
網上免費資訊如浩瀚汪洋，不少人把報章雜誌內容肆意轉貼，網民輕易就能看到收費雜誌的最新內容；使用電子手帳（PDA）的人更可在個別網站隨意下載最新出版的新聞內容。
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譚偉豪表示，以上行為，無論是轉貼或取得內容均屬侵權行為，都有可能被版權持有人索償。
譚偉豪指出，嚴格來說，在個人網誌轉貼一篇新聞內容已屬侵權，「傳統的印刷媒體裏，一篇文章可影印多少篇，是有法例規定，但網上無法統計有多少人 會看到，所以轉貼有版權的文章已是犯法」。但是，網民若把內容作私人或非牟利用途，遭索償的機會較低，一般市民毋須過分擔憂，但討論區或網站轉貼其他機構 的內容，縱使用戶可免費取用，卻能增加點擊率，同時損害版權持有人的利益，較容易被控。
議員促政府加強宣傳教育
譚偉豪認為本港網民的版權意識薄弱，不知道上載或下載版權物品屬違法，建議政府加強宣傳和教育，令網民認識網上侵權的界線。
我照copy, 告我啦 
http://forum1.hkgolden.com/view.aspx?message=1615799&page=1&highlight_id=0
附明報的版權聲明：
明報網站‧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Copyright © 2009 Mingpao.com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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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12(2:29 PM) - #22
約你今個星期六：
form: http://inmediahk.net/node/1002541
艾曉明最新紀錄片<<開往家鄉的列車>>放映及座談會
今年的春節乍暖還寒，但去年的春節中國南部卻遇上了百年一遇的大雪，我們家在香港，還可以躲在被窩中，但對於中國超過二億的農民工而言，春節就是他們全年唯一可以跟家人團聚的機會，甚至有人真的為此拼了生命。
廣州中山大學的艾曉明老師，近年她常透過影像表達中國邊緣社群的聲音，她同時作為一個在廣州生活的紀錄片工作者，她和鏡頭就跑到廣州火車站的現場，訪問多位趕不了也只能無限期等待的焦灼心情。
艾老師會在放映後親臨跟我們交流，分享她的公民記者經驗。
日期：3月14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七時半
地點：灣仔軒尼詩道富德樓365號9樓，獨立媒體辦公室
查詢：葉寶琳9270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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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往家鄉的列車
彩色·62分鐘 (中英文字幕)
導演、采訪、拍攝：艾曉明
剪輯：胡傑、 艾曉明
內容簡介
還記得2008年初那場暴雪嗎?
中國春節臨近，鐵路南北大動脈京廣線中斷、列車停運；除夕之前，成千上萬的廣東外來工集聚在廣州火車站，等待開往家鄉的列車……
廣東省緊急啟動最高級別的春運預案，舉辦廣交會的交易中心大廳首次作為候車室為農民工敞開，軍區調兵遣將奔赴粵北搶修京珠高速；許多誌願者開展服務為民工分憂……
然而，久候不至的列車造成的不安也在加劇，洶湧的人流吞沒了年輕女工李紅霞的生命；而急切回家結婚的工人李滿軍從高架橋跳上列車觸電傷重不治……
“開往家鄉的列車，開往幸福的天堂“……花一樣的李紅霞靜靜躺在家鄉的麥田裏；李滿軍的不足十二歲的兒子在父親的新墳前抹去眼淚，希望爸爸保佑他語文和數學成績好，將來考上大學。“大學畢業後你會做什麼“？孩子給了觀眾一個意想不到的回答……
一如既往地關註民生，本片記錄了1月27日到2月6日農歷除夕期間發生在廣州火車站的場景。圍繞廣州發生的故事，作者也先後到深圳、韶關、乳源以及遇難者的家鄉湖北監利、湖南嶽陽農村采訪。影片呈現了在粵民工的訴求、家鄉親人的盼望、政府的努力以及警民之間共度難關的狀態。讓我們重溫這一幕幕，並思考來年春運關頭，大家怎麼做才能過得好一些。
《開往家鄉的列車》入選北京2009首屆打工者藝術節，並將通過義賣為打工者藝術博物館募款。
圖片來源：http://www.flickr.com/photos/fredchiang/2788231179/
艾曉明
廣州中山大學教授，2004年創立性別教育論壇影像工作室，開始紀錄片製作。
導演作品包括：
《陰道獨白》(2004)、
《陰道獨白‧幕後故 事》（2004）、
《天堂花園》（2005）、
《為革命畫畫》(2005)、
《太石村》(2005)、
《人民代表姚立法》（2006）、
《性、性別與權 利：亞洲首屆酷兒研究大會》（2006）、
《中原紀事》(2006)、
《關愛之家》(2007)、
《紅色美術》（2007）、
《開往家鄉的列 車》（2008）等。
《關愛之家》獲2008年香港華語紀錄片節長片組亞軍獎項，《太石村》、《中原紀事》、《關愛之家》入選2008巴黎中國獨立影展。
上述作品已全部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所收藏，並被國內外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用于性別研究、文化研究以及中國研究的教學。
2009-03-02(6:59 PM) - #23
文：Julian．心湖淬筆
（這篇文章是寫得遲了，卻又不太遲，尤其是以色列軍隊這邊廂仍在加沙進行空襲，那邊廂又在西岸城市希伯倫用裝上滅音器的槍射殺示威者的時候。當災難仍未在歷史上結束，簡單梳理歷史立此存照，還是有意義的。）
（圖片引用自Associated Press, 2000，由Laurent Rebours所攝。圖中年僅十三的加沙少年Fares Odeh向正在用真槍實彈鎮壓示威者的以軍坦克擲石。九日後，他被以軍狙擊手射穿頸項死亡。）
以色列入侵加沙，絕對不是第一次；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人，更加不是頭一遭。1948年，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這片土地上建立一個名為「以色列」的國家之 後，摧毀逾四百個村莊，八十萬阿拉伯裔居民被驅逐出境，經過1967年的六日戰爭，又搶走他們更多的土地。加沙和約旦河西岸這兩塊彈丸之地（注），成為了他們的後人——亦即今日的「巴勒斯坦人」——最後的容身處。最近的加沙災難，不過是五十年來災難的小小延續。
哦。這與香港人何干？
美軍入侵伊拉克，好歹影響油價，油價影響股價，股價影響恆指上落，所以當然與香港人有關——就像阿爺是否放行港股直通車的那種「有關」。巴勒斯坦？油都冇滴仙都唔仙下，死晒都唔關人事啦。
也不止於這種關係的。香港人返工朝七晚十一，加班無補水，特別憧憬暫時停止工作放假外遊。以色列喎，位處中東之餘又夠先進（意謂「給你異國想像之餘又保證不用都市人吃苦」）， 有耶路撒冷有伯利恆有拿撒勒，身為基督徒的更可追蹤聖經裡出現的地方做其摩登朝聖者，不是很好嗎？唯一不好的是它內外都有回教恐怖分子要戒備，入境審查嚴 格，於是網民群起獻計：旅遊要精明，去伊朗之類的回教國家用特區戶照，去以色列就用BNO，海關見到戶照上紀錄良好，我們就輕鬆過關了……
為 甚麼沒有人打算問「怎樣去巴勒斯坦旅行」？因為我們是精明的。精明的我們自然不會為何謂「回教」，誰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如何及為何「恐怖」等等問題傷腦 筋，更不會突破重重關卡跑到一個危機四伏的地方自討苦吃。搞不清楚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的人，在廿一世紀的香港，就算不過人口半數，大抵仍是數以萬計。
＊＊＊
理解，或者可以由類比開始。
假如——這當然是假如——在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之前的某一年，英國突然宣佈撤出香港，將香港島和九龍交給吉卜賽人建國，因為吉卜賽人在歷史上飽受逼害流離失所，理應讓他們有自己的國家。餘下來的香港人，就以新界作為自己的地方吧！
再 往前倒數幾年，原來已有一些吉卜賽人在香港大量買樓買地。起初香港傳媒還為他們托起樓市叫好，逐漸卻發覺勢色不對：吉卜賽人不想香港人在他們的物業居住， 他們要建立自己的王國。社會上的族群衝突開始增加，包括流血和不流血的。為了向港英政府施壓，今次在街上放土製菠蘿的不是六七暴動裡的工聯會，而是某些激 進的「吉卜賽立國主義者」。
英國的宣言一出，中國聞言大譁，不惜動武保衛中華民族尊嚴，台灣也打破國共藩籬派兵支援。不過，吉卜賽人在美 國數以萬億計的軍事援助下，以精良軍備壓倒中台，還順勢北上佔領深圳。數百萬香港九龍的居民被驅逐，有錢的富商巨賈和中產階級到英美澳加移民，沒錢的升斗 市民逃往大陸做難民，剩下來跑不掉的惟有避居新界。可是，得到最值錢地段的吉卜賽人還不滿足，不管聯合國提出的「兩國分治」調停方案，繼續吞併新界土地， 用軍隊逼遷，用推土機夷平房屋，哪管將人活埋。直至香港人瑟縮在兩個地方：南丫島和沙頭角。
事隔數十年，世人只知地圖上有個繁華小國叫吉卜賽。香港？在甚麼地方？略有所聞——但對歷史無知——的人指著南丫島和沙頭角，說那裡就是「香港」。
在 那數十年裡，香港人不是沒有反抗的。反抗的目標也很謙卑：大家老早放棄了趕吉卜賽人出去的念頭，僅僅保住聯合國當年承諾的新界土地、成立自治政府已是謝天 謝地。反抗有精神上的，很多上一輩的香港人還留著「祖屋」——從彩雲邨到擎天半島——的門匙。反抗偶爾也有武力上的。彷彿抗日時代再現似的，新界有居民組 織游擊隊，從內地走私黑星手槍和AK47作武器，零星襲擊吉卜賽軍的哨站，與抗日時代不同的，是日軍沒有以美製的F16和阿柏奇直升機狂轟濫炸反擊。雙方 死亡比率是一百比一。
「中國威脅論」忽然在西方大有市場，美國譴責中國不杜絕中港武器偷運是支持恐怖分子，崇拜李小龍學功夫的是被恐怖主 義洗腦，有學者在論文裡研究「香港恐怖主義在四書五經裡的文化根源」，孟子名言「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被說成是鼓吹「暗殺」和「聖戰」。接著，吉卜 賽政府以「被危險的華人國家包圍，須保護國家安全」為由，在美國默許下半公開發展核武，成為東南亞唯一擁有核武的國家，核彈頭在添馬艦基地地底。就這樣， 美國在遠東佈下了它控制大中華地區的一枚棋子。
如果以為華人的民族主義像CNN宣傳的那麼強烈，那就錯了。團結往往是大人物嘴上說說的門 面話，人吃人的窩裡鬥才是世情常態。湧到廣州、上海等大城市尋找餬口機會的香港人，被刻薄廠商當成廉價勞工剝削，工傷與欠薪無日無之。被公安當游民隨意拘 禁、敲詐、驅逐，亦屬家常便飯，下場跟北京奧運前夕的上訪村民眾大同小異。想申訴？我們不是中國國民。想求助？我們是沒有國家的香港人，沒有甚麼「香港駐 中國大使館」來打救。
由於中國拒絕向吉卜賽輸出東江水，吉卜賽政府獨佔所有水塘，確保有足夠食水發展他們的大都市還有他們用來招攬遊客的 有機農場，香港人則只能自行掘井取水。食水不足，衛生環境自然惡劣，加上吉卜賽軍到處設置路障，又在海上搞封鎖線，醫藥要運到香港人居住區自然十分困難， 病人到瑪麗醫院求醫，隨時因為在路障被截停半天而失救，救護車有時甚至在路上被槍擊。基於同一個理由，五豐行早就倒閉了，因為貨車運載的肉類在夏天經不起 十小時曝曬，生意做不下去。Pizza Hut倒有本事經營下去的，皆因它現在做的是吉卜賽人生意，入貨和送pizza都沒啥限制，香港人只能看著他們大魚大肉乾瞪眼。順帶一提，吉卜賽比中國和 台灣更早落實民主普選，西方國家對此大加讚揚，往往忘了在其境內的香港人政黨被禁止參政。
百業蕭條，工作不免難找。香港人居住區的失業率高達49%，至於綜援當然不存在。那些給香港人的稀少職位當中，有些竟然是替吉卜賽人建屋——在南丫島和沙頭角建屋。有甚麼辦法？活著總得吃飯，縱使要忍受屈辱，縱使要做漢奸。
是 的，那些吉卜賽人還不滿足，想踩進香港人最後的土地殖民，到處建立殖民區，剷平香港人的屋來興建他們的屋，其實即使在南丫島和沙頭角也有大半土地已落在吉 卜賽人手中。偶爾也不一定拆屋的，不過士兵會隨時以「監視恐怖份子為由」佔用香港人的家，他們自出自入，戶主全家被軟禁。軍方又為每個來南丫島和沙頭角殖 民區「開墾」的吉卜賽平民配給一支輕機槍，某次天后誕舞獅，一個殖民者不曉得發了甚麼神經，走到天后廟亂槍殺死二十九個香港人。
辛辛苦苦 捱了幾十年，香港人終於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可惜實權仍在吉卜賽手上，上一任特首某年被吉卜賽軍圍困在沙頭角的辦公室，斷水斷電幾十日，一點辦法也沒有。現 在有個古古怪怪打著振興儒家文化旗號的政黨，雖然大家心知他們幾十年前靠吉卜賽情報機關不乾不淨的錢起家，但念在他們多年來修橋補路贈醫施藥，反正上次的 執政黨又幹不出成績，就投票選他們上台吧。詎料吉卜賽政府轉過頭來當他們是恐怖份子，那個父親曾對港英政府放菠蘿的外交部長揚言「不會跟恐怖份子談判」， 又再派兵到南丫島打打打。
然後，你和你身邊的所有人喪失家園；然後，你在難民營等候不知何日才從境外送來的麵包；然後，你目睹鄰居在去年中秋才擺滿月酒的嬰孩於轟炸中被燒成半截人形焦炭；然後，你不知道還有沒有然後，因為下一個可能輪到你。
＊＊＊
看到這裡，大家未必感同身受，或許反倒覺得好笑：怎麼可能呢？這裡是香港！
是 的，自然不可能，倒辛苦了實際上浮沉在社會底處的吉卜賽朋友在故事裡飾演壞人。但我們覺得不可能卻不是因為吉卜賽朋友，而是因為我們的集體經歷距離巴勒斯 坦的苦難太遠太遠，不足以提供類比基礎。我們記得的最血腥屠殺，是八九六四天安門屠城；我們目睹的最離譜拆樓逼遷，是大磡村利東街以至天星皇后。
可是，故事裡的情節在巴勒斯坦都是真的。
一. 英國將香港鳥和九龍割讓予吉卜賽人——真相是，英國外相貝爾福（James Balfour）在1919年揚言「在巴勒斯坦，我們甚至並不準備徵詢當地居民的意見……四大強權將致力猶太建國運動（Zionism）……而且猶太建國運動，不管對或錯、好或壞，乃源自一個悠久的傳統，而這個傳統，就當前需要與未來希望來說，都遠比居住在這古老之地的70萬阿拉伯人的願望與偏見來得更為重大深遠」。1922至1947年，英國託管巴勒斯坦，到1947年十一月，美國承接英國控制中東的野心，施壓令聯合國將55%巴勒斯坦土地割讓給僅佔人口30%的猶太人建其「以色列」國。
二. 吉卜賽人放炸彈——真相是，為逼使英國人早日讓其「建國」，以色列立國前有一連串猶太人主導的恐怖襲擊，如綁架勒索，炸毀市集、巴士、警署、酒店和煉油廠。當中惡名昭彰者包括猶太恐怖組織Irgun，即使在以色列立國後依然橫行無忌，光是1948年在阿拉伯人村莊Deir Yassim的一次屠村，他們就謀殺了254個阿拉伯裔婦女和兒童，其餘生還者皆被擄走。
三. 中台聯軍慘敗與美國軍事援助——真相是，阿拉伯多國聯軍分別在1948年和1967年向以色列挑戰，兩次均被快速擊潰，戰爭更被以色列利用為掩飾對內進行種族清洗的煙幕。至於美國歷年給予以色列的軍事及經濟援助，截至2001年為止合共1053兆港元。國際特赦的報告指2002年至今的援助金額為1638億港元，當中九成以上用於直接軍事援助。
四. 深圳被佔領——真相是，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裡乘機奪取原屬敘利亞國土的戈蘭高地，建立多個殖民區，至今仍未歸還。
五. 香港人只剩下沙頭角和南丫島——真相是，約旦河西岸和加沙這兩塊巴勒斯坦人僅餘的土地不獨不大，而且中間被以色列的領土切斷開來，這樣的地理劃分使兩地的巴勒斯坦人難以來往，更難立國。
六. 聯合國承諾香港人的新界土地——真相是，聯合國在1947年承諾給予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相當部份已被吞併入以色列版圖，詳見下圖。
（圖片取自Wikipedia。粉紅色和綠色部份是1947年聯合國181號決議案判給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但以色列動武硬搶，實際上巴勒斯坦人只得到綠色部份。）
七. 一百比一的死亡率——真相是，這差不多是歷來巴勒斯坦與以色列衝突常見的雙方死亡比率。以最近的加沙屠殺為例，當以色列宣稱他們有13人死亡（當中十個是士兵）的時候，根據知名醫學期刊《刺血針》（Lancet）在一月廿五日的統計，事件已令1350位巴勒斯坦人死亡，當中六成是兒童。
八. 有 學者在論文裡研究「香港恐怖主義在四書五經裡的文化根源」——真相是，將「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教本質」拉在一起大這文章的人多得要死，已經成為一個龐大 的文化產業，充斥學術期刊與評論雜誌。箇中影響，見諸1995年美國奧克拉荷馬市聯邦大樓爆炸案裡的傳媒反應：人人條件反射地追查事件與伊斯蘭的關聯，但 其實兇手是美國白人暨共和黨支持者Timothy McVeigh。另外，FBI在2002年的報告指出，自九一一之後，美國國內襲擊中東裔、南亞裔、穆斯林人士的仇恨犯罪（hate crime）數字暴升逾1500%。
九. 吉卜賽是東南亞唯一擁有核武的國家——真相是，沒錯，唯一擁有核武的中東國家不是伊朗也不是伊拉克，而是以色列。
十. 中 華民族主義的虛妄——真相是，將阿拉伯人看成鐵板一塊，以為他們本著同胞之情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應有權利，那就太天真太傻了。鄰國約旦、埃及、敘利亞在大半 個二十世紀都對巴勒斯坦土地虎視眈眈，沒有甚麼誠意讓他們完完整整建立國家。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之後，科威特更是對在它境內討生活的巴勒斯坦人大加逼害，驅 逐有之，拘捕有之，虐待有之，集體謀殺有之。
十一. 吉卜賽政府獨佔水源——真相是，巴勒斯坦這片土地的降雨量不多，水源稀少，但獨佔水源的以色列政府限制巴勒斯坦人用水，每星期往往只供水一天。相對的，以色列剷平多個阿拉伯村莊後建立的集體農場（Kibbutz）——現在是常見觀光景點——卻優先獲得供水灌溉田地，猶太殖民者甚至截斷巴勒斯坦人的輸水管以引水到自家游泳池。尤有甚者，根據聯合國1992年發表的"Water Recourses of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報 告書，以色列在佔領西岸之初刻意炸毀巴勒斯坦農民在約旦河的140個供水設施，猶太殖民者又建水壩侵吞河水作私用，如灌溉、發電和娛樂。加沙的地下水很多 亦遭殖民者排放的廢水污染。另外，所有從外面輸送到西岸和加沙的食水當中，以色列人用掉95.5%，巴勒斯坦只能得到4.5%。
十二. Pizza Hut得以經營——真相是，在東耶路撒冷的殖民區Pisgat Ze'ev，有一家為猶太殖民者服務的Pizza Hut，其特許經營權由以色列財團Alon Group擁有。其他維持殖民區繼續非法佔用土地的無良企業清單，詳見Who Profits from the Occupation?網頁。
十三. 香港人政黨被禁止參政——真相是，以色列中央選舉委員會在今年一月十二日宣佈禁止Balad Party和United Arab List-Ta'al這兩大阿拉伯裔政黨參加二月的國會選舉。幸好高等法院在一月廿一日推翻了這項決定。
十四. 49%失業率——真相是，聯合國確實發現加沙的失業率在去年十二月高達49%。
十五. 為殖民區建屋的香港人——真相是，一月廿五日的《六十分鐘時事雜誌》就報導巴勒斯坦人為餬口不得不在約旦河西岸的殖民區地盤打工，受訪者羞恥到不敢出鏡。
十六. 南丫島和沙頭角有大半土地落入吉卜賽人手中——真相是，約旦河西岸也有大量土地被以色列蠶蝕，見下圖白色部份。加沙的情況稍微好一點，覇佔土地數十載的猶太殖民區在2005年已多數被撤除。
（圖片引用自Foundation for Middle East Peace網頁）
十七. 天后廟殺人事件——真相是，1994年二月廿五日，美國出生的猶太裔醫生，同時也是以色列在西岸城市希伯倫的殖民者Baruch Goldstein，闖進清真寺用軍方提供的自動步槍掃射正在禮拜途中的巴勒斯坦穆斯林，造成廿九人死亡（這是以色列政府的數字，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則表示死者超過五十）。 有消息指當時有身穿以軍軍服者參與該場屠殺。值得注意的是，清真寺一直落入以色列控制，門前有軍隊設置拒馬，參拜者都要通過金屬探測器證明並無藏械方可出 入，但Goldstein當日竟能輕鬆內進。此外，當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經常遭以軍搜身，進佔其土地的殖民者卻歷來獲軍方配給軍火，雙重標準到極 點。
十八. 上一任特首被圍困在沙頭角的辦公室——真相是，2002年二月二十日，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前主席阿拉法特被以色列軍隊圍困在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到二月廿四日將「囚禁」的範圍擴大至整個城市，直至四月廿八日才宣佈「釋放」，儘管實際上阿拉法特的總部從未脫離武力威脅。證據是以軍在六月六日和九月十九日再度圍攻那裡，輕鬆炸毀數棟建築物。
十九. 打著振興儒家文化旗號卻收吉卜賽情報機關金錢的政黨——真相是，以激進伊斯蘭形象示人的哈馬斯，雖然在1987年才正式以政治組織形式成立，但作為宗教及福利組織的它本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分支，自七十年代已收受以色列軍方資金，並於1978年在以色列註冊。 除了親自出資扶植，以色列也不限制哈馬斯接收境外資金。之所以這樣大方，皆因當時以色列想挑起巴勒斯坦人內部分化，藉宗教勢力打擊正在崛起的世俗民族主義 運動，尤其是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這個策略非常成功，哈馬斯和代表巴解的法塔赫已經造成巴勒斯坦的政治分裂，現時兩者各據加沙與西岸。
二十. 恐怖份子後人出任高官——真相是，那個在今年一月十六日矢言「我們不與恐怖份子談判」、堅拒與哈馬斯和談的以色列外交部長Tzipi Livni，其父Eitan Livni正是貨真價實的恐怖份子頭目，曾擔任猶太恐怖組織Irgun的行動主任，策劃1946年耶路撒冷大衛王酒店的炸彈襲擊，連一些猶太同胞亦受波及而死亡。這位聲稱"There is no humanitarian crisis in the [Gaza] Strip."的Tzipi Livni，由她出任黨魁的前進黨在二月的大選裡成為國會的最大黨派，但相比第二大黨利庫德黨，其實大有可能當上下一任以色列總理的她已經不算好戰。以色列政局之凶險，可見一斑。
二十一. 被燒成半截人形焦炭的嬰孩——真相是……不說了，不忍說下去。白磷彈無法撲滅的化學火燄造成何等罪孽，這段片子說得太鮮明了。
＊＊＊
真的又如何？那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新聞，可有可無的冷知識。英國BBC拒播巴勒斯坦紀錄片，群眾上街抗議。在香港？一開始就沒有電視台想過播放這些東西。
英國人的反應可以理解，且不論BBC主管Mark Thompson與以色列過從甚密，他們的國家對巴勒斯坦人當下困境本來就有歷史責任；美國人的反應可以理解，上街抗議CNN之流的傳媒扭曲事實是當然的，他們的國家——不是以色列——是巴勒斯坦人的頭號壓逼者；拉丁美洲人的反應可以理解，美帝在他們的土地經濟剝削、暗殺政要、策動政變、破壞環境逾百年，自然與巴勒斯坦人同仇敵愾；以色列人的反應更加可以理解，他們是人，不是魔鬼，天天看著自己的國家在眼前殺人放火，總有醒悟的時候，拒絕在加沙和西岸服兵役的猶太人一再出現。
他們與巴勒斯坦人民之間，都有實在的因果絲線彼此牽連，我們呢？本著人道精神，捐錢吧，多看外國新聞關心吧。良心的滿足過後，善款最終用在哪裡，看過新聞應該有甚麼行動，我們一無所知。
不 追問行為的影響，不追問與他人的關係，但求一己剎那間的欲望滿足，是為消費。從這個角度看，無論是出於娛樂需要的消費，出於宗教想像的消費，抑或是出於良 心的消費，全都是一樣的。慈善團體、人道組織和戰地記者是提供「良心商品」的代理人，一如旅行社是販賣中東旅行團套餐的代理人。對於未能擺脫營營役役命運 的小市民而言，放下生計親自到異國服務是太奢侈了。畢竟，現在是連大學生也要被企業以「實習」之名用四千元海嘯價買回來勞役的年代。
因為在地的剝削，所以我們與全球隔絕；因為與全球隔絕，所以我們需要專業的代理人，而代理人的存在又反過來鞏固了這種隔絕——在打破隔絕的結構之前，我們與加沙人民的關係，只能是消費關係，無奈地。
＊＊＊
重點是該怎樣消費。
假如在地的剝削是隔絕的根源，最有效最合理的消費，就是挪用巴勒斯坦的經驗，為在地的解放注入力量。
先 是鄂圖曼帝國，再來是大英帝國，然後是美國和以色列。經歷多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依然堅持民族獨立運動，這種精神大概是十多年內就把「收返香港」改稱「回歸祖 國」的香港人難以理解的。祖屋鎖匙有甚麼好保留的？政府要拆樓收地搞重建，沒本事另覓新居是你自己無能，別阻礙「經濟發展」。做地產經紀炒高樓價害同胞沒 屋住，做公關高手為害同胞沒工開的無良企業塗脂抹粉，做警察捏造罪名嫁禍良民害同胞有冤無路訴，統統沒有甚麼大不了，總之搵到食的就是叻仔，領綜援的才是寄生蟲，像為了餬口協助猶太殖民者建屋的巴勒斯坦人般慚愧得不敢見人？大可不必。大學上下只愛英文和普通話，有教員在課室裡向學生宣稱「廣東話是下等人的語言」。著眼本土利益、要讓本土人看得懂的本土研究？呵，你是不想要學位吧。
香 港人是不是一個「民族」，無疑大有商榷餘地，但我們肯定欠缺「同胞」層次的憂戚與共，也沒有集體的尊嚴——除了對內地窮人展現的涼薄嘴臉。一旦經濟危機剝 下了身上的鍍金，財富縮水的我們還能靠甚麼為自己定位？一無所有的加沙人民，尚且有勇氣向壓逼者的坦克手持飛礫而起，香港卻有一大票人連參加遊行甚至聯署 也畏首畏尾。
或者，加沙人民並非一無所有，至少他們擁有我們沒有的寶物。
注釋：
加沙的確是彈丸之地，面積只有三分之一個香港，人口近一百五十萬。
2009-03-02(1:23 AM) - #24
麻絲：這是國內博客平台「博客大巴」上的版本。然而我們被屏蔽的，又何止是淚水。
请拿出勇气，冲破禁区，直面“***”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
尊敬的十一届二次会议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今年，是“***”大屠杀20年。
上一个世纪的1989年6月4日，中国当局发动了一场对首都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的大屠杀，严重违背了本国的宪法，违背了一个主权国家所应承担的保护人类的国际义务，由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一贯侮蔑发展为反人道的暴行。
在 已经过去的漫长岁月里，政府当局刻意淡化“***”，不准国人谈论“***”，禁止媒体涉足“***”。中国犹如一间密不通风的“铁屋子”，把民间所有关于“六 四”的呼声，把“***”受难亲属和伤残者的一切哀号，一切哭诉、一切呻吟都挡在了“铁屋子”以外。今天，你们作为“两会”代表、委员，庄严地坐在大会堂 里，能听到来自“***”的呐喊吗？能听到“***”难属的痛苦叹息吗？现如今，当年的血迹早已被冲刷，弹痕也早已被抹去，屠杀的现场摆满了奇花异草，变成了 一片和平繁荣的景象。
可这一切能掩盖得了当年的罪恶，能消除得了遇难亲属年甚一年的伤痛吗？
不！绝对不可能。“***”大屠杀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它绝不是轻描淡写的“政治风波”，也不是什么“严重的政治风波”，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反人道暴行。无论何种力量，都无法否定20年前被机枪、坦克夺去千百条鲜活生命这一严酷的事实！
二 十年的时光不算短了，足够一代人的成长。后起的一代，没有经历过当年的腥风血雨，没有感受过屠城后凄厉静寂的死地。过去了，似乎一切都过去了，“请君莫唱 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这二十年，国家领导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从第二代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你们“两会”代表、委员也换了一届又一届。随着时间的 推移，情势的变化，似乎给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弱化“***”，把“***”推向遥远历史年代的机会。
然 而，中国的天安门母亲不答应。我们认为，在“***”定性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含糊，无论是坚持最初的说法，还是改变这种说法，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让真相来 说话。如果当年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动的“平息***”搞错了，那就必须推翻，必须通过既定的法律程序予以纠正，向全社会公布，不能用含糊其辞的“政治风 波”来搪塞。
天安门母亲始终坚持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切按事实说话、做事，不相信任何谎言。我们从最早的寻访活动起，对所寻访的人员都经过反复查证、核实，到目前已知的194位死难者中，无一人有任何暴力行为。他们均属于那场屠杀事件的无辜受害者。他们是为正义而死的，我们惟有为他（她）们讨回公道，追寻迟到的正义。否则，我们将无颜面对死者的亡灵。
从上个世纪的1995年 起，我们这群“***”惨案的受难者和受难亲属，每年郑重地给“两会”写信，提出公正解决“***”问题的三项要求。这就是：重新调查“***”事件，公布死者 人数、死者名单；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待，依法给予赔偿；对“***”惨案立案侦查、追究责任者刑责。这三项概括起来，就是 “真相、赔偿、问责”六个字。
我们始终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则，呼吁“两会”和政府当局按照民主、法制的程序，以协商、对话的方式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然而，我们的此项要求始终没有得到“两会”的讨论。
为了打破解决“***”事件的僵局，使事态沿着平稳的道路发展，我们于2006年提出：可以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对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争议，首先解决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1，撤销对“***”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监控和人身限制；2，允许死难亲属公开悼念自己的亲人；3，不再阻截、扣没海内外人道救助捐款，悉数发还已冻结的救助款项；4，政府有关部门本着人道精神帮助生活有困难的受害人解决就业、低保等基本生活保障，此项帮助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5，消除对“***”伤残者的政治歧视，在公共参与、社会待遇上与普通残疾人一视同仁，等等。
2008年， 我们又向“两会”代表提出：今天，世界潮流是对话代替对抗。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上主张用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分歧与争端，那么，我们也就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求 政府当局以同样的方式来解决国内的分歧与争端。如果能在“***”问题上，争取实现以对话来代替对抗，那将是整个民族的幸事、全体国人的福祉。多一分对话， 就多一分文明与法纪，也就少一分愚昧与专横。对话不是把社会导向对立和仇恨，而是把社会导向宽容与和解。以对话方式解决“***”问题，将是达成社会和解的 必由之路。
现在，又一年过去了，依然是杳无音信。
我 们注意到国家主席***先生不久前的一份公开讲话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 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此，我们表示欢迎。既然如此，我们建议人大、政协不妨在全国，尤其是北京，解除“***”禁区，就“***”事件开展一次广泛的民 意调查，看看民众究竟拥护什么？赞成什么？高兴什么？答应什么？我们想，此事不难做到。
然 而，中国民众心里都清楚，“***”惨案是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一手制造的“铁案”，在当前全国上下以及未来历史上只要邓小平的余威尚在，想要搬倒这个“党和 政府早已定性”的结论，抛弃新的“凡是”，那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即使“平息***”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其实质结论并没有改变。
这就需要各位代表拿出非凡的胆略，拿出政治的勇气和智慧，突破禁区，直面二十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按照事实真相解决“***”事件。果真如此，那就必将造福于黎民百姓，功垂千秋。
签名者：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段宏炳袁可志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刘春林 狄孟奇 杨银山 管卫东 高 婕 索秀女 刘淑琴 王培靖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潘木治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张耀祖 轧伟林 郝义传 萧昌宜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李淑娟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杨子明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刘建兰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共127人）
2009年2月26日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鈺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共19人）
(http://c36c3c32.blogbus.com/logs/35922170.html)
2009-02-27(1:29 PM) - #25
1.
「只許高官飲酒，不準百姓抽煙。」
以中國進口煙「牡丹」為例，國內售價是四至五元人民幣(¥4.-5.)，而一來到香港，就變成了二十一元港幣($21.)。
現在煙稅不減反加，一包成本十元($10.)的香煙就要賣到三十四元正($34.)。
重申，吸煙是我們的權利，
我們已經挨夠了貴煙！
我們亦忍夠了日日包圍垃圾桶煲煙的日子！
這關係着全港十分之一(10%)人的畢生福祉，我們有必要群起推倒那些無禮的高煙稅政策以及無理的禁煙政策（公園﹑沙灘等開放空間），
捍衛人們吸煙的權利，以及吸煙者的尊嚴。
2.
加 八毫子($0.8)有 八億($800,000,000)的話，
即係香港政府以後每年會有 二十四億元($2,400,000,000)稅收來自煙民，
以全港 六十七萬(670,000)吸煙人口計算，
即係，以後每人每年平均要交納 三千五百八十二蚊($3,582/人)。
以香港政府最近三年的平均全年總收入 二千四百六十八億元($246,800,000,000)計算，
單單吸煙者所繳付的金額就佔政府總收入的 一百分之一(1%)。
不要小看這 一百分之一，這說明了全港三萬五千(35,000)個警察之中，有三百五十(350)個是我們聘請的，如些類推。
3.
假如你(政府)真係咁撚有決心要禁絕我地(吸煙者)既話，
有種你就直接將煙草非法化，像大麻一樣徹底打成毒品。
咁樣我地就自然會同你死過，我屌你老母。
2009-02-26(7:16 PM) - #26
...这儿有千千万万的商人和农场主,他们关心商业与农业更甚于他们属于人类这个事实
你们承担的责任让我们得以自由
——祝陈光诚、胡佳兄弟新年安康和平
文／郭玉闪
2005年8月15日，在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村口，光诚、村民、我和滕彪离别合影(編：原圖已被刪除，此為備份。)
惶惶然中进入2009年。
就在12月31日傍晚，我和远在山东的袁伟静嫂子通了一次电话，很庆幸能拨通她的号码，熟悉的人都知道，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袁伟静嫂子家里固定电话等被掐断，移动电话被屏蔽，只能在屋角某个点才能偶然有信号。
仔细数数，从2005年9月份开始，陈光诚一家就开始享受24小时都有人守着家门的待遇，最多时20多人看着他们家的院子，一天3班倒，8小时一班；这种待遇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光诚2006年被临沂警方带走、随后正式拘留后，就由光诚妻子袁伟静继续享受这种“待遇”；就在2009年的这个元旦，在我打电话给袁伟静嫂子那会儿，光诚家院子四周还有十多人把着。
这些看守，绝多数是临沂当地政府从本地雇佣的流氓，带队的是沂南县双堠镇上的干部，这支干群结合的暴力队伍，在光诚家门口已经耀武扬威两年多了。这两年多里，他们打过陈光诚，打过来看望陈光诚的朋友们，打过来帮助陈光诚的志愿者与律师…两年多来，他们顶着现政权的名义已经干下了无数恶行。2008年9月中旬，我接到陈光福大哥转来的短信，全都是这些龌龊的看守们发到他和袁伟静嫂子手机上的短信，这些短信里充满了最恶毒肮脏的语言，甚至还威胁到陈光福大哥的女儿。当时袁伟静嫂子跟我来了一个电话，她又苦闷又疲惫，她问我，男人怎么可以向女人说出这么恶心的话语？她还告诉我，陈光福大哥去监狱探望陈光诚的当天，这些看守故意去撞光福大哥的电动车，把他都撞到沟里去了，光诚和光福的妈妈因为这件事又吓得一夜睡不着。
不仅如此，从2007年9月份开始，一年多时间，袁伟静一直得不到允许去监狱探望陈光诚，直到这次元旦前夕才第一次见到陈光诚。光诚看上去面黄肌瘦，健康状况非常的差；他从2008年7月份开始拉肚子一直拉到年底，每天少的三次，多的五次，整整拉了5个月，就算是铁人也禁不住这样折腾。监狱开始只给他吃治泻肚子的药，因为不对症，根本不管用；也给光诚做了几次检查，每次都查出便里带血，监狱诊断说是慢性肠炎，但是始终不肯把诊断报告出示给光诚家人，而且也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措施。监狱里不提供热水，光诚能喝的上不过只有温水，更不用说其他的生活条件了。
作为残疾人，光诚要忍受的不仅仅是这些身体上的折磨，因为眼睛看不见，周围对他来说永远都是黑暗的，在监狱那种充满了不友善的地方，这给他带来的心理压力是十分巨大的。袁伟静嫂子特地提到一个细节，在见面结束后，光诚被狱卒带着往外走时，因为有台阶，又没人提醒他，他一脚踩空了——这种突然的陷落感让陈光诚发出了充满极度恐惧的尖叫声。
我虽然不在现场，但光诚的这一尖叫声却永远定格在我心里。我从未见过这么充满恐惧感的光诚。我所认识的陈光诚，是一个爽朗、细腻、充满阳光般力量的人，只有最最可怕的黑暗才能把恐惧布进他的心灵。我很少很少见到他脆弱的时候，甚至在开始接触时连他是盲人我都没有发现。那是2005年的夏天，上海的记者朋友翟明磊跟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山东一位民间维权的律师有事情要来北京向北京的朋友求助。光诚夫妇来北京后，我们相约在五道口见面，光诚戴着墨镜，伟静嫂子挽着他，两个人偎在一起走的很自然，坐下后交谈，光诚举止适当，表达也从容平静，单从外表判断，几乎确定不出他的盲人身份，直到临别，看到嫂子又很体贴的过去扶住他，我才忍不住问光诚是否盲人，至今犹记得他笑笑说自己是盲人时我心里涌出的惊讶之情。
的确，即使在生活上，他都比一般人强。我和滕彪随同陈光诚一起去临沂调查暴力计生时，到临沂市后，陪同照顾光诚的村民不认识市区的路，经常在某个路口犹豫时都是光诚指挥向左向右的继续往前走。在临沂某个村调研时，为了躲开尾巴，光诚带着我和另一个村民，倒来倒去的换交通工具，中间一个环节是到高速公路上等车，得从高速公路边上的一个豁口爬到高速路上，很陡很险，光诚却昂着头带头开始爬，没有一点儿畏惧。光诚家里有电脑，有传真机，都是光诚在亲自使用，我们去的那会，传真机坏了，光诚居然起身摸索着传真机的线路动手修理，留我在一边看的目瞪口呆。
那时，常常能见到光诚微笑，即使在我们被临沂当地警察追堵的路上，在与沂南县计生官员对峙时，在被便衣跟踪和我们用英语对话嘲弄便衣时。他的微笑很好看，嘴角微微翘起，脸部线条分明，配上他的墨镜，还有一口洁白的牙齿，十分有感染力。
我也见光诚哭过，还是嚎啕大哭。他不知道2004年成都小女孩李思怡饿死的事情，我告诉他，还说了小思怡留下的痕迹，门上细细的血痕、衣柜、窗前的凳子，还有小思怡破损的手指甲以及踢肿的小脚等等。当时夜幕已垂，我们在从费县一个村子回县城的路上，准备去县医院找一个受害者了解情况，我坐在车前座，光诚和滕彪在后座，忽然听到后座传来哭声，转身看到光诚一个人枯坐在车的角落里，路边灯光透过车窗，忽明忽暗的打在他的脸上，他就坐在那，嚎啕大哭，看起来那么孤零零，哭的那么无端端。光诚是一个情感那么敏感细腻的人，他一定是想到了小思怡在漫长的17天里慢慢死去的那种无助。里尔克在《严重时刻》里说，“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哭，无端端在世界上哭，在哭着我…”，光诚就这么对着无边的黑暗嚎啕大哭，我和滕彪则在黑暗里默默的陪着他。
后来当我们在临沂市被20多人堵在一个宾馆时，他又对在场的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朱洪国镇长（他父母也是残疾人）转述了小思怡的故事，说着说着又嚎啕大哭起来，撇下一屋子面面相觑的官员。
光诚就是这样一个人，让人喜爱又让人心疼。世道这么坏，人心这么险恶，多少健全人、有知识的人还在积极的论证保存力量的积极性时，他已经在行动的路上了。他为临沂十几万被野蛮强制结扎的村民出头，结果最终让自己身陷囹圄。在他尚未被有司收监，还在自己家里院子被一群流氓看守时，每次有朋友从四面八方来看望他，他总是第一时间冲出家门去迎接朋友，结果每次都被流氓看守（其中最突出的是李先干，一个脱产干部）打的遍体鳞伤。当地政府（以李群为首），为了打垮光诚，用尽了各种手法，造谣、暴力、拘禁… 但是，我知道，直到最后被送入监狱，光诚都没有失去心中对光明的信仰，他是黑暗中的舞者。
… 可是，光诚那踩空时的一声尖叫，像锥子一样扎到所有关心他安危的朋友们的心里。从2006年3月份被带走，2年9个月的牢狱生活，居然让这么有力量的一个人内心充满了恐惧，我无法想象他那颗敏感的心在监狱里感受到了多少屈辱。而且此刻，我确实恐惧了，恐惧如果再不给他治疗，不让他有机会通过保释或者保外就医得到更好的生活与医疗条件，他会被疾病整垮在监狱里。我也无法理解监狱方对光诚健康的漠视；从最现实的角度看，光诚在临沂开展的为被侵害的村民合法维权的行动已经被官府强力镇压了，社会也重新“稳定”了，相关的村民都已经噤若寒蝉，相关的官员该升官的也升官了：他们弹冠相庆之余，还不放过这么一个善良的人吗？
尽管光诚与光诚的家人所受到的遭遇是如此不可想象、难以思量，但是他的道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并不遥远。他和他的家人在为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的自由而承担责任，他和他的家人也正在为我们每个人的自由而失去自由。
承担这样的责任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光诚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妇女，她对子女的担心程度和所有的父母一样。2005年我们在临沂调研结束准备走时，光诚的母亲还满怀忧愁的悄悄问我，我们走后他们一家人会不会受到报复？… 一个月后，光诚从北京被绑架回临沂，她家的院子门口布满了如狼似虎的看守；七个月后，她亲爱的孩子被送入了监狱；一年后她和她的孙子在北京滕彪家楼下被临沂的一群官员绑架回临沂；两年多后，她的媳妇在北京机场被再次绑架回临沂。如今，三年四个月了，她家院子门口依然布满了看守。她的另一个儿子，陈光福大哥，还时不时的要受到看守们的身体威胁。
光诚的家庭，已经被权力切断成了一座孤岛。恐惧正是如此产生。在当下中国，所有选择出来担当公共责任的人们，都或多或少要面对这种恐惧，也或多或少的为他们的承担付出了一些代价。正是这些代价，撑起了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所享有的自由。自由不是免费的，我们付出的这些代价总和有多大，我们享受的自由就有多大。
陈光诚的家庭，包括他的妈妈、他的哥哥、他的妻子儿女，是一群最值得尊敬的人；他们和我们所有人的父母兄弟一样，都很普通，都想过上平安的生活，但是最终正是他们，做出了我们多数家庭无法做到的事情：他们克服了恐惧，用他们的不自由为我们大家的自由付出了代价。
家庭责任与公共责任之间是最难权衡的，它是一道门槛，一抹界线；从根本上说，承担责任越大的人，享受的自由反而越少，反之，享受自由越大的人，很可能所承担的（公共）责任也就越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享有一定行动自由的人，都要感激光诚与光诚的家人，他们承担了我们守卫我们自由的部分代价，也降低了我们每个人在家庭责任与公共责任之间权衡的为难程度。
但是，和我们一样，光诚的家人毕竟还是普通人：被一群流氓“合法”的看守在家里的日子是难以煎熬的，尤其当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看起来没有尽头时。袁伟静嫂子一度以为在08年奥运会结束后境况会好转，可是，就在残奥会期间反而遭遇到了更恶劣的对待，这种预期上的反差最容易让人失去信心，可幸的是，袁伟静嫂子和曾金燕女士一样，都是既坚韧又坚强的女性。虽然生活与未来充满了坎坷，但她们依然在坚持守望着他们的丈夫和信念。
曾金燕女士的丈夫胡佳，和光诚一样都是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家庭也和光诚的家庭一样也战胜了恐惧，但也因此承担了许多代价。如今，在旧年已去、新年来临的时刻，在万众欢腾、多少家庭欢聚的时刻，光诚和胡佳的家里却因为光诚和胡佳的缺席而一片冷清。而且，光诚和胡佳都身染恶疾而不得有效治疗。除了祝福和祈祷，我们这些还可以自由上网、上街、聚会的朋友们，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郭玉闪
草于2008.12.31，终稿于2009-01-07
2009-02-26(6:05 PM) - #27
稻子：胡佳坐牢，關的卻是三個人。
February 24, 2009 at 6:01 pm
国保真有钱，今天又换了一辆丰田车，京M86257，和白色现代车“京FB8233”跟着我，去了北京市监狱。
今天见到胡佳了，隔了三个多月未见面，觉得他老了许多。也许他也是这样看我吧！他说他已经考完劳动安全考试，接下来要参加劳动，电焊或其他的活，重 工业类的。他2月4日做了体检，只是至今不知道结果，监狱工作人员说，结果出来了再通知家属。他已经由严管转为普管，理论上可以每个月往家里打三次电话， 发短信。具体的手续还在办理中。胡佳说，2月26日，他的刑期就过了三分之一了。我们每天都在数着日子，一天一天，似长似短。
会见期间，胡佳抱了宝宝，亲了宝宝，还举着宝宝玩了一会儿，父女俩都非常开心。宝宝出奇地乖，不哭不闹，还和她爸爸握手，后来又几次亲了胡佳，和胡佳招手再见。
前几天总是愤怒，害得关心的朋友都跟着愤怒。
抄一段胡佳的家信，它让我放松，但愿也给大伙儿带来放松：
……
不自由的人，看外面什么自由的虫鸟动物都很喜欢。
……
在关重刑在押人员的北京市看守所（西一区关着很多死囚），我们监号中的四个人却都把小老鼠当宠物看待，特意扔一些食物给它们，而且以它们爱吃为乐。年纪最轻的30岁，最长的47岁，均乐此不疲。当然，2008年是鼠年，大伙也觉得这一年不要对老鼠喊打。
放风场的铁滑门开得不多，上面生了蛛网，有一只蜘蛛镇守。我们监号的“值班员”比我小1岁，到处寻觅蚊虫，用报纸卷成的“棒子”打蚊虫，然后拿去喂蜘蛛。俨然那是他的宠物。
后来，我转到监狱后，曾看到养蚂蚱和蜗牛的。主人精心为它们找菜叶。有的服刑者把这些宠物作精神寄托。牵动着喜怒哀。看起来象一群大孩子。
……
February 23, 2009 at 8:16 pm
我 乐观地想，希拉里走了，我便能自由地走出家门了。今天早上下楼，结果发现，我能走出家门，却走不出一个移动的牢笼。白色现代车京FB8233和黑色现代车 京MI3591及黑衣男子们：你们为何紧紧跟踪我？监视我。难道你们不明白，从2006年到现在，你们对我断断续续地跟踪监视胁迫，没有让我屈服，只是让 我对你们更加愤怒与厌恶？
很多时候，我是软弱及恐惧的，尤其当宝宝向我撒娇或无助地喊叫呼唤“阿——妈——阿——妈——”时，我更是悲喜交加，茫然犹豫，不知进退。可是，我 的公民权利和人权被国保警察们侵犯更多一次，我的自由被限制更多一次，我的愤怒就积累更多一点。这种愤怒，是对不公不平的蔑视和讨伐，像一个越滚越大的雪 球，淹没了我的恐惧，让我说出我内心的想法，让我挣扎着反抗。
可是我越挣扎，加在我身上的非法监视、限制更多更强更蛮横无理。我悲哀地看到，我和几年前的胡佳一样，在一步一步地走向监狱。因为不管怎样的打压、 非法软禁、殴打、失踪，胡佳依旧不肯放弃说真话，不肯放弃自己自由表达的权利，反而在愤怒情况下做了许多尖刻的批评。而今的我，尽管压力重重，尽管常常软 弱恐惧，可还是越来越愤怒地说出监控者执法犯法，非法限制我的自由，侵犯我的公民权利。偶尔念及，真的有一天我也被关到监牢，我的孩子怎么办？心中止不住 地凄苦。
February 21, 2009 at 10:17 am
我唯有以我手中的键盘，平息我内心的悲愤。
自07年2月高耀洁老师去美国时在京一聚，一直不得机会相见。胡佳被抓后，相见更是困难。每次通电话，高老师都哭，也只有在电邮里写些家常事。
此次受希拉里女士相邀来京见面，高老师特意提前抵京，见一见胡佳母亲及从未见面的宝宝。我与胡佳的相识相知，高老师是见证人，我们结婚生孩子，高老师也是时时敦促，功劳第一。高老师总说宝宝是河南宝宝，要把宝宝带回河南去，让我也跟着去河南，少在北京受苦。
因挂念后辈，昨晚高老师住在一朋友家，已经计划好今天早上一早我接了高老师送她回宾馆，然后由另外一个朋友陪同老人。结果我刚下楼，王海旺等至少六 名国保围住我，还有黑色的车蓄势待发。王海旺声称得了上级的命令，不让我外出，还称拿了人家的钱，吃了人家的饭，就得听人家的话，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条 狗也无所谓，让我有事直接和北京市国保通电话。
我和北京市国保的一个国保通电话，对方说要找我谈话，但是今天不让我外出这事不归他管，他要谈的是别的事情，并说“不让出去就在家待着呗”。难道所有这一切，可以割裂开来谈论吗？除非他们人格分裂。我拒绝了他的谈话要求。
国保王海旺用他那痞子气的腔调对我说：得了吧，快进去！！！像粗暴的牧羊人把绵羊赶进羊圈——这个比喻很诡异，我当时生气得不得了，甚至发出悲愤的诅咒。但是我还是深呼吸，再深呼吸，给朋友打电话，让她马上打车送高老师回宾馆。然后又深呼吸，进入家，笑着给宝宝喂饭。
我活着已经成为某些人的负担，我的被非法软禁，更是这个和谐社会最直白讽刺。
2009-02-26(3:09 PM) - #28
泡沫吹彈可破﹐幽靈縈繞不散
2009-01-20 02:15:35 来自: 何倩彤 (香港)
崖の上のポニョ的评论
其實我看到的很簡單﹐一對小孩﹐轟烈轟烈﹐別人操他們的心﹐操世界的心﹐而他們天崩地裂都要在一塊﹐不是因為私情把國事給比下去﹐只是因為天高地厚不在他們的考量之內。
哎﹐我告訴你五歲以後會發生的事吧。
男孩長呀長﹐男孩發現不曉魔法的女孩子管妳本身是魚是蟲都沒差很遠。那個甚麼愛的試煉本身就是光說不做的環節——「她本身是魚/半人魚你都會愛她嗎?」「會!」成了﹐簽張紙訂終身去。和拉斯維加斯的婚禮一樣嘛。五歲啊。就像你問他﹐「冰淇淋本身的含菌量如同糞便喔﹐你還愛喫嗎?」「愛!」然後終究有換個對手的一天﹐但他五歲選定的對象﹐一旦分手就會化成泡沫﹐多大的壓力﹐到頭來又是一場分不開的折磨﹐你死我亡。
女孩長呀長﹐人間的食物已不那麼光怪陸離﹐沒有魔法任性的她不再那麼如意。她長大或會怨自己﹐怎麼捨魔法取男人。就像我們長大後怨父母怎麼不帶自己學個外語﹐怨自己怎麼沒堅持一個興趣﹐長大後對啥都一竅不通。畢竟﹐相處個一兩天﹐甚麼看著是好的。神造天地那七天也是看甚麼都好呀。之後呢。水來了﹐要淹去這所有罪民。洪水本是這麼悲傷的一件事﹐現在竟然變成小情侶間嬉戲的玩意。
算了吧﹐人家媽媽說:「反正本來就是泡沫嘛。」
我們是聽悲劇長大的小孩。自小就聽她破滅在大海上。現在遲來一個「好」結局﹐難以接受﹐更莫說開懷。
算了吧﹐觀眾除了期望看到一個可供出產商品的可愛形象外﹐還期望看見甚麼? 但not for me。我光聽主題曲就感覺不舒服了。抱歉﹐我看到那些七彩的小屋沒想過要自己置一所。我看見一對五歲小孩長相廝守只覺得恐怖。我看見史前的魚(電影裡沒把最恐怖的品種畫出來)只覺得毛骨悚然。我看見一個任性的公主為了求愛搞得天翻地覆只想一下一下摑她﹐夠了沒有呀妳差點連妳老公的媽都殺死了。
是我操多餘的心不對。沒事﹐怎會有人死? 這可是合家歡啊。整個島都淹了﹐電影裡的角色不急呢﹐還在消遙的划著小船餵母乳。家沒有了? 沒問題。因為是人類角色﹐永遠能夠免於一死﹐以免嚇怕在影院觀看的同類生物。
我在在想念《幽靈公主》。所謂魔法﹐是惡咒﹐是神靈的無常﹐是自然的溫柔與暴烈。所謂公主﹐一嘴的毒﹐在所不惜﹐臉沒乾淨﹐就直視進別人的眼眸裡頭﹐看得人心裡被揪住一樣。裡頭的角色都對自己的道路義無反顧﹐很有尊嚴的死﹐因而活得很有尊嚴。疤痕永在﹐兩立的勢力各自守護﹐唯以一份情誼共同求存。
你知道﹐她是個為森林哭泣的公主。
而人魚公主波兒﹐看到災難臨致﹐還在遊她的船﹐對勸告的說話吐口水﹐看人類手腳跑動一會兒﹐就立了志願要棄明投暗。我看見自然界的代表向人類靠攏﹐還如此心甘情願﹐真是感到有點那個。這動畫裡對海洋污染的問題﹐只是蜻蜓點水的陳腔濫調﹐沒有誠意可言﹐好像不過是宮先生的簽名式關懷而已。
不同的﹐一個是泡沫﹐吹彈可破；一個是幽靈﹐縈繞不散。
幽靈公主真的人如其名﹐那份忠貞﹐那些眼淚﹐不過是幽魂——不復存在了。
2009-02-25(9:03 PM) - #29
家具首先被摧毀繼而是家
桌椅與層架拆解變作的木條
好像老卻的韶華在破鏡中分散
接近了本源反倒認不出原樣
空屋、荒地與一切逝者一一認得
兩眼朝貪戀的所在如放映幻燈
演說首先播放繼而是它的市場
人們按指示收聽又設法理解
最後自己變作巍巍的語言上路
誰人忽然曉得了憤怒
轉眼又被憤怒的對象馴服
教師成為燒味斬件懸掛著
學生是產品這觀念已過時
要渡過今天首先要預繳部份
剩餘的靈魂回程時再回贈給你
失去了信用唯有用信念支付利息
信念我了解但什麼是利息？是怎麼計算的？
還有月費、按金、罰款和成本效益
帳單總充滿詩意，而稅單就是詩歌
為什麼不問什麼是生活？是怎麼計算的？
市場去死吧但市場轉瞬又反彈
所有壞消息市場都消化了
文學是賣不出的叉燒很容易理解
但什麼是荒謬？是怎麼計算的？
市場去死吧但市場反覆偏軟又向上
只有預繳已經透支的生命
惚恍身軀經過入閘機時好像聽見
市場，去死吧！
但市場把去死又附送兩倍優惠回贈給你
（貝拉．塔爾組曲之五）
2009-02-21(5:04 PM) - #30
甚麼是廣深港高速鐵路？
更多…
2009-02-20(5:42 PM) - #31
我为“公盟”鼓与呼
文／冉雲飛．匪話連篇 02月 20, 2009 at 8:55 am
我在许多文章中提到北京公盟中心，而且也在去年《八月所读书目》中介绍过公盟中心所出的两本“白皮书”（详细内容请参见延伸阅读）《关于批准和履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研究报告》、《中国信访报告：2004—2007》（内部自印）。这两本书是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的必读之物，其行文真实而理性，严谨而平和，实在是难得的公民课本。最近我在《用你自己的改变作见证》一文再度提及公盟中心，就有读者说希望介绍得详细一些，以便可以给这些公益机构以更多的支持。那好，我今天就说一说我所看到或者听到的北京公盟中心，以便大家能帮助这种在中国持续不断做事的公益机构，积少成多，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有许多人对中国当下的社会黑暗特别失望，老实说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天只要你一睁眼，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观察到中国社会普遍不公、正义不彰，而且这样的观察并不需要你高深的学理，而只需要你日常生活的直观感性，就可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但问题在于，每个人面对社会不公的应对方式，可能有所区别。有许多人是起而行之，脚踏实地做事，以使社会不公有所减少，退而求其次，或者说缓减社会的不公。像北京公盟中心的一拨朋友，就是如此努力踏实地工作着，长年累月，坚持不懈。我有幸与其中的几位有过一面之交，如许志永、滕彪、李英强等，而另外一些朋友则只是网络上交往如楚望台等。这些人的理性与务实，勇毅与平和，恒久与踏实，都堪称我们这个社会中稀有的精神资源。
大家都知道孙志刚案件（此案件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大家都知道探访京城黑监狱事件，这些都在许志永、滕彪等人的主持下进行的，其间的艰难当然不足为外人道。单是许志永为了探访黑监督，所遭遇的跟踪、骚扰、打骂可谓不计其数，但他们没有退缩，而是继续秉持平和中正的理念去坚持实际运作。不特如此，许志永还写出了《公民维权的非暴力原则》这样的好文章来阐述其持续恒久的维权理念，为当下纷扰的权益抗争，提出自己切实可行的办法。北京公盟中心在中国许多重要事件上都展示了自己的力量，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他们这个群体都是以法律维权作基石，始终贯彻用宪法、法律推进公民社会进步的理念，从而团聚了不少与他们同样心怀理想，具有公共情怀的知识分子。
但是作为这样为推进中国社会民主法治理念的公益机构，其在中国运营与成长之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反而常受官方的骚扰。但民间对他们的了解又不够深透，而且许多民众也不了解像公盟中心这样的努力，与自身利益何干？所以他们虽然也受到一些人的关注，但其孤单的态势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我恳请朋友们用你的方式去支持公盟中心，或用你的知识做公盟中心的义工，或用你的笔头将公盟中心的理念广为传播，或者购买他们内部出版的“白皮书”以广宣传以示声援，或捐献你不伤筋骨的钱持续支持他们。一切支持均视自己所能把持的情形而定，行善而不攀比，但持之以恒的支持，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我希望朋友们坚持再坚持，必将会让像公盟中心这样的机构，在我们民众的支持下，形成水滴石穿的力量。具体的支持，请点击公盟中心的“支持我们”（ http://www.gongmeng.cn/com_4.php）。
眼下公盟中心正在征集它的标志，请懂美术、有想法的朋友参与，具体情形如下：“我们的机构叫公盟，logo设计针对一个‘公’字。公盟理念：为了公共利益的公民的联盟，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法治、人权保障等社会进步事业。Logo要突显公平正义的理念，大气，沉静。悬赏1000元。有意向的朋友请看公盟网www.gongmeng.cn，与我联系，email：xinhaonian@gmail.com”（转自王仲夏博客）。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对社会上各种推进中国公民社会前行的人和机构，表达我们的支持，持之以恒，恒久不懈，必然能对我们的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与其每天长吁短叹，不如每天利用你的比较优势，来为社会做点滴努力，自己于心也安，于社会于他人也有莫大的助益。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之下，即便你身处黑暗之中，也能够感觉到互相的温暖与照耀。在这样为自己为他人也为社会进步努力的过程中，你的身心都会得到很好的调适，你的焦虑与不安乃至恐怖，都会得到有效的释放，从而以一种更加有效而快乐的方式应对当下中国复杂多变的生活。
延伸阅读
一：公盟中心网址：http://www.gongmeng.cn/index.php。
二：许志永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52562287。
三：滕彪博客：http://blog.sina.com.cn/lawsprite。
四：我对公盟中心两本白皮书的短评：http://www.de-sci.org/blogs/ranyunfei/archives/13182。
2009年2月20日8：49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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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17(1:43 AM) - #32
「我願意立地指天，向這個大得不可收拾的城市宣稱
——我現在是一頭完整的野獸」
﹣﹣阿野
2009-02-13(6:22 PM) - #33
法国左翼力量的重新出发
[ 2009/02/13 00:01 | by 安那琪 ]
及：
转载：访问奥利维尔．比桑辛诺
[ 2009/02/12 18:47 | by 安那琪 ]
2009-02-05(12:01 PM)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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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的網絡反低俗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form: 【反低俗！】给名画穿衣服（更多圖片）
見：豆瓣删除世界名画，称其低俗（引爆點）
又見：内容低俗和谐组
再見：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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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04(11:07 PM) - #35
從Internet說起
／王小波
我的電腦還沒連網，也想過要和Internet連上。據說，網上黃毒氾濫，還有些反動的東西在傳播，這些說法把我嚇住了。前些時候有人建議對網絡加以限制，我很贊成。說實在的，哪能容許信息自由的傳播。但假如我對這件事還有點瞭解，我要說：除了一剪子剪掉，沒有什麼限制的方法。那東西太快，太邪門了。現代社會信息爆炸，想要審查太困難，不如禁止方便。假如我作生意，或者搞科技，沒有網絡會有些困難。但我何必為商人、工程師們操心？在信息高速網上，海量的信息在流動。但是我，一個爬格子的，不知道它們也能行。所以，把Internet剪掉罷，省得我聽了心煩。
Internet是傳輸信息的工具。還有處理信息的工具，就是各種個人電腦。你想想看，沒有電腦，有網也接不上。再說，磁盤、光盤也足以販黃。必須禁掉電腦，這才是治本。這回我可有點捨不得——大約十年前，我就買了一台個人電腦。到現在換到了第五台。花錢不說，還下了很多工夫，現在用的軟件都是我自己寫的。我用它寫文章，做科學工作：算題，做統計——順便說一句，用電腦來作統計是種幸福，沒有電腦，統計工作是種巨大的痛苦。
但是它不學好，販起黃毒來了，這可是它自己作死，別人救不了它。看在十年老交情上，我為它說幾句好話：早期的電腦是無害的。那種空調機似的龐然大物算起題來嘎嘎做響，沒有能力演示黃毒。後來的486、586才是有罪的：這些機器硬件能力突飛猛進，既能幹好事，也能幹壞事，把它禁了吧……但現在要買過時的電腦，不一定能買到。為此，可以要求IBM給我們重開生產線，製造早期的PC機。洋鬼子聽了瞪眼，說：你們是不是有毛病？回答應該是：我們沒毛病，你才有毛病——但要防止他把我們的商務代表送進瘋人院。當然，如果決定了禁掉一切電腦，我也能對付。我可以用紙筆寫作，要算統計時就打算盤。不會打算盤的可以揀冰棍棍兒計數——滿地揀棍兒是有點難看，但是——謝天謝地，我現在很少作統計了。
除了電腦，電影電視也在散佈不良信息。在這方面，我的態度是堅定的：我贊成嚴加管理。首先，外國的影視作品與國情不符，應該通通禁掉。其次，國內的影視從業人員良莠不齊，做出的作品也多有不好的……我是寫小說的，與影視無緣，只不過是掙點小錢。王朔、馮小剛，還有大批的影星們，學歷都不如我，搞出的東西我也看不入眼。但他們可都發大財了。應該嚴格審查——話又說回來，把Internet上的通訊逐貞看過才放行，這是辦不到的；一百二十集的連續劇從頭看到尾也不大容易。倒不如通通禁掉算了。
文化大革命十年，只看八個樣板戲不也活過來了嘛。我可不像年輕人，聲、光、電、影一樣都少不了。我有本書看看就行了。說來說去，我把流行音樂漏掉了。這種烏七八糟的東西，應該首先禁掉。年輕人沒有事，可以多搞些體育鍛煉，既陶冶了性情，又鍛煉了身體……這樣禁來禁去，總有一天禁到我身上。我的小說內容健康，但讓我逐行說明每一句都是良好的信息，我也做不到。再說，到那時我已經嚇傻了，哪有精神給自己辯護。電影電視都能禁，為什麼不能禁小說？我們愛讀書，還有不識字的人呢，他們准贊成禁書。好吧，我不寫作了，到車站上去扛大包。我的身體很好，能當搬運工。別的作家未必扛得動大包……我贊成對生活空間加以壓縮，只要壓不到我；但壓來壓去，結果卻出乎我的想像。
海明威在《鐘為誰鳴》說過這個意思：所有的人是一個整體，別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問喪鐘是為誰而鳴——它就是為你而鳴。但這個想法我覺得陌生，我就盼著別人倒霉。五十多年前，有個德國的新教牧師說：起初，他們抓共產黨員，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後來，他們抓猶太人，我不說話，因為我是亞利安人。後來他們抓天主教徒，我不說話，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他們來抓我，已經沒人能為我說話了。眾所周知，這裡不是納粹德國，我也不是新教牧師。所以，這些話我也不想記住。
2009-02-03(1:39 PM) - #36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
作者： 罗素（Bertrand Russell） 翻译：方舟子
译者按：该译文最初是根据网上的一个英文版翻译的，原文有所脱落和误植。现根据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校对，顺便改正了几处误译。
这是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在伦敦现世学会的演讲“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反驳各种有关上帝存在的逻辑论证，省略。
基督的品质
现在我要对理性主义者们处理得不是很充分的一个课题说几句，那就是基督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最有智慧的人？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我们都会同意他是。我自己并不同意。我想在许多方面我与基督享有要比自称的基督徒们更多的相同观点。我不知道我能否跟随他一直到底，但我能跟他比自称的基督徒们走得更远。你们记得他说过：“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告诫或新准则。在基督之前的五、六百年，老子和佛就已用到它；但是事实上，基督徒们并不接受这个准则。比如，我一点也不怀疑现任首相(Stanley Baldwin)是一个最认真的基督徒，但我不会建议你们去打他一个耳光试试看。我想你们会发现他认为基督的这句话仅仅是一种比喻。
还有另外一点我认为也是非常优秀的。你们记得基督说过：“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你们会发现这个准则在基督教国家的法庭并未被普遍采用。我这辈子认识许多诚挚的基督徒的法官，然而他们没有一位觉得其所作所为与基督教的准则相互冲突。基督还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准则。主席已经提醒你们，我们到这儿不是来谈论政治的，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在上一次的选战中，政治家们所激烈辩论的就是多么有必要推辞那些借贷者，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在这个国家，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是由不同意基督教导的人组成的，因为他们无疑并未按这个教导行事。
接下来还有基督的另一句箴言，我认为也是非常好，但我发现在我们的基督徒朋友中少有人遵循。他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这是一句非常卓越的箴言，虽然很难照办。我想所有这些格言都很好，虽然难以照办。我并非声称我在遵循它们。但是，对于基督徒们，不遵循它们可就是另一码事了。
基督教导中的缺陷
我承认以上这些箴言是非常卓越的，但是我无法相信人们会认为福音书中所描绘的基督具有最高的智慧和最好的美德。在此我必须指出，我们涉及的不是一个历史问题。基督是否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即使他存在过，我们也不知道有关他的任何事情，所以我不涉及这一个历史难题。我仅仅关注出现在福音书中的基督；以福音书的叙述为准，人们会发现其中的有关基督的一些事情看起来并不那么明智。举个例来说，他无疑认为在那时候的人全都死光之前，他将驾着祥云第二次降临。有许多经文证明这一点。比如，他说：“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接着他还说：“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此外还有很多处很清楚地表明，他相信第二次降临将发生在许多当时人的有生之年。那是他的早期追随者的信仰，并且那也是他的许多道德教导的基础。当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时，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他的第二次降临将很快发生，世俗的一切也就不值得计较了。事实上，我知道有些基督徒相信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即将来临。我知道有一个牧师，曾经威胁教区教徒说第二次降临已迫在眉睫，使教徒们非常恐慌；但当教徒们发现他在花园里种树苗时，就感到无比欣慰了。早期的基督徒是不会去做在花园里种树苗这种事的，因为他们从基督那里相信他的第二次降临已经在即。在这方面，基督很显然不如其他有些人那么明智，他确实不是最明智的人。
道德问题
接下来你们遇到了道德问题。在基督的道德品质中有一项非常严重的缺陷，那就是他相信地狱的存在。我自己并不觉得一个真正极度仁慈的人能够相信永久的惩罚。根据福音书的记述，基督无疑相信永久的惩罚，并且人们一再发现，他对那些不听从他的传道的人充满了报复的怒火——这种态度在传道士当中并不罕见，可是于最高的美德有损。比如，在苏格拉底身上你就找不到这种态度。你会发现他对那些不听从他的人非常地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在我看来，对一个圣人来说，采取这种态度要比义愤填膺更加值得。你们可能都还记得苏格拉底在临死前说的那些话，以及他在平时对不赞同他的人所说的话。
你们会发现在福音书中基督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这是对那些不喜欢他的布道的人说的。在我看来，这真不是很好的口气，而诸如此类有关地狱的话语还不少。自然，还有一段大家熟悉的经文是关于干犯圣灵的罪恶的：“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句经文已在世上引起了不可胜数的苦难，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人被认定犯了干犯圣灵的罪恶，他们在今世来世都是不可宽恕的。我真地不认为一个在他的性情中还有一定程度的善良的人会把这种畏惧和恐怖带给这个世界。
基督又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他不断地谈着哀哭切齿。在读者看来，当基督期望着别人的哀哭切齿时一定感到了某种快意，否则不会一遍又一遍谈得这么频繁。当然，你们都会记得关于绵羊和山羊的话；在第二次降临时他将把绵羊从山羊中分别出来，然后对山羊说：“你们这披咀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永火里去。”他继续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他还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他也是反反复复地说着这种话。我必须说，
所有这一切有关地狱之火是对罪的惩罚的教条，是一个残酷的教条。它是一个把残酷带给了这个世界的教条，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代又一代的残酷折磨。如果你们能认为基督正是福音记录者所说的那样的话，那么福音书的基督，无疑要对这些残酷折磨担负一定的责任。
还有其它一些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比如加大拉人的猪一事，把鬼驱入猪群让猪闯下山崖投进海里，那对猪无疑不是很慈善。你们要记得他是万能的，他本可以仅仅把鬼驱走就可以了，但是他却选择把它们送入猪群。还有那个关于无花果树的古怪的故事，这个故事总是让我迷惑不解。你们记得这个无花果树出了什么事。“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颗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彼得……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干枯了。’”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故事，因为那时本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你真地不能怪罪无花果树不结果。我自己觉得，无论是就智慧还是就美德来说，基督都没有达到某些历史名人的高度。在那些方面，我想我应该把佛和苏格拉底置于基督之上。
感情因素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不认为人们接受宗教的真正原因跟论证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接受宗教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人们经常被告知，攻击宗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举动，因为宗教使人有道德。我就是这么被告知的，但我未加理睬。你们都知道在塞缪尔·勃特勒(Samuel Butler)的《重访埃瑞璜》(Erewhon Revisited)一书中对这种说法的讽刺。在这本书中，有一位希格斯访问一个边远国家，住了一段时间后乘气球逃离那里。二十年后，他故地重游，发现那里有了一个崇拜他的新宗教，他被称之为“太阳之子”，传说他飞升上了天堂。他发觉庆祝升天的大典即将举行，又听到汉基和盘基教授，这两位“太阳之子”教的大祭司，在私下交谈中透露他们从没见过这位希格斯，并希望永远不会见到他。他感到很气愤，就过去对他们说：“我要去揭露这个骗局，告诉埃瑞璜人民，我就是那位希格斯，我是人，我只是乘气球飞走而已。”他被告知：“你不能这么干，因为这个国家的所有道德规范都与这个神话紧密相连。一旦人们知道你并没有飞上了天堂，他们的道德就会败坏。”这样，他被说服了，悄悄地离去。
这就是那个理念：如果我们不坚持基督教，我们全都会道德败坏。在我看来，那些坚持基督教的人恰恰是最为败坏的人。你们发现有这么个古怪的事实，那就是在任何时期，宗教越强盛，对教条的信仰越强烈，残酷的行为也就越严重，事态也就越糟糕。在人们全心全意相信基督教的所谓“信仰的世纪”，有让人备受折磨的宗教裁判所；有几百万不幸的妇女被当作女巫烧死；以及在宗教的名义下对各色各样的人所实施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发指的行径。
当你考察这个世界，你会发现人类情感的每一点小小的进步，刑法的每一个改善，减少战争的每一个步骤，更好地对待有色人种的每一次进程，对奴役制度的每一次削弱，世界上道德水准的每一次提高，都是与反抗教会组织息息相关的。我可以很谨慎地说，被教会组织起来的基督教，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世界道德进步的主要敌人。
教会是怎样阻碍进步的
当我说教会仍然如此时，你们也许会认为我走得太远了。我并不这么认为。
这是一个事实。你们要容忍我提到这个事实。这不是一个愉快的事实，但是是教会迫使人们不得不提到这个不愉快的事实。假设在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缺乏经验的女孩跟一个梅毒患者结婚了，对这件事，天主教教会会说：“这是一件牢不可破的圣事。你必须跟他一起生活。”而且那位女人还不能采取任何措施预防自己生出患梅毒的孩子。这就是天主教教会的说法。我说这是恶魔般的残忍，对于那些天然同情心还未被教条所扭曲的人，或对于那些在面对所有的这类折磨良心还未死绝的人，没有一个会认为继续维持这种状态是正确合理的。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在现在，教会根据它的所谓道德准则，在许多方面让各种各样的人们遭受到不应得的和不必要的痛苦。当然，正如我们所知，教会的所作所为，大部分都是为了反对世界上消灭这些痛苦的种种进步和改良，因为它挑出一套与人类幸福无关的狭隘准则，给它们贴上了道德的标签。当你说为了人类的幸福，这种或那种折磨应该被终止时，他们却认为应该原封不动：“人类幸福跟道德何干？道德的目的并不是使人幸福。”
恐惧是宗教的基础
我认为，宗教基本上和主要地是基于恐惧。它一部分是出于对未知事物的恐慌，另一部分，正如我已说过的，是出于在遇到麻烦和纷争时感觉需要有一位老大哥援助的愿望。恐惧——对神秘事物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恐惧——是所有这一切的基础。恐惧是残酷之母，因此毫不奇怪残酷和宗教总是手拉手走在一块。这是因为恐惧是这两件事的共同基础。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在开始能够对事物有了一点理解，并在科学的帮助下对事物有了一点掌握，
而科学正是在反抗基督教、反抗教会、反抗所有的陈旧箴言的压力之中，一步一步地推进。科学能够帮助我们战胜已伴随人类这么多代的懦弱的恐惧。科学能够教育我们，我想我们自己的心灵也能够教育我们，不要再去寻找空想的支持，不要再在空中捏造子虚乌有的帮手，而是依赖于我们自己在地上的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更美好的世界，去取代多少世纪以来教会所营造的世界。
我们必须做什么
我们必须脚踏实地，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世界：它的好事实，它的坏事实，它的美丽和它的丑恶；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就怎么样地看待它，而不要害怕它。要用聪明才智去征服这个世界，而不只是向来自它的恐怖卑屈地臣服。关于上帝的整个观念来源于古代东方专制主义的观念。它与自由的人们格格不入。当你在教堂中听到人们贬低自己，说他们是可怜的罪人，诸如此类，都是可鄙的，于自尊的人类毫不相配。我们应该站起来，坦率地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创造一个最美好的世界，即使它并非如我们所希望的那么美好，毕竟也要比所有过去的时代别人创造出来的世界更好。一个美好的世界需要知识、仁慈和勇气；它不需要对过去日子的充满遗憾的渴望，也不需要那些用长久以前无知的人们所说的话语铸成的、束缚智慧的镣铐。它需要无所畏惧的眼界和无拘无束的智慧。它需要对未来的希望，而不是向后看，留恋那我们坚信将被我们的智慧创造出来的未来远远地超越的死去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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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全錄(form:The Bertrand Russell Society)：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by Bertrand Russell
Introductory note: Russell delivered this lecture on March 6, 1927 to the National Secular Society, South London Branch, at Battersea Town Hall. Published in pamphlet form in that same year, the essay subsequently achieved new fame with Paul Edwards' edition of Russell's book,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and Other Essays ... (1957).
As your Chairman has told you, the subject about which I am going to speak to you tonight is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Perhaps it would be as well, first of all, to try to make out what one means by the word Christian. It is used these days in a very loose sense by a great many people. Some people mean no more by it than a person who attempts to live a good life. In that sense I suppose there would be Christians in all sects and creeds; but I do not think that that is the proper sense of the word, if only because it would imply that all the people who are not Christians -- all the Buddhists, Confucians, Mohammedans, and so on -- are not trying to live a good life. I do not mean by a Christian any person who tries to live decently according to his lights. I think that you must have a certain amount of definite belief before you have a right to call yourself a Christian. The word does not have quite such a full-blooded meaning now as it had in the times of St. Augustine and St. Thomas Aquinas. In those days, if a man said that he was a Christian it was known what he meant. You accepted a whole collection of creeds which were set out with great precision, and every single syllable of those creeds you believed with the whole strength of your convictions.
What Is a Christian?
Nowadays it is not quite that. We have to be a little more vague in our meaning of Christianity. I think, however,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items which are quite essential to anybody calling himself a Christian. The first is one of a dogmatic nature -- namely, that you must believe in God and immortality. If you do not believe in those two things, I do not think that you can properly call yourself a Christian. Then, further than that, as the name implies, you must have some kind of belief about Christ. The Mohammedans, for instance, also believe in God and in immortality, and yet they would not call themselves Christians. I think you must have at the very lowest the belief that Christ was, if not divine, at least the best and wisest of men. If you are not going to believe that much about Christ, I do not think you have any right to call yourself a Christian. Of course, there is another sense, which you find in Whitaker's Almanack and in geography books, where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is said to be divided into Christians, Mohammedans, Buddhists, fetish worshipers, and so on; and in that sense we are all Christians. The geography books count us all in, but that is a purely geographical sense, which I suppose we can ignore.Therefore I take it that when I tell you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I have to tell you two different things: first, why I do not believe in God and in immortality; and, secondly, why I do not think that Christ was the best and wisest of men, although I grant him a very high degree of moral goodness.
But for the successful efforts of unbelievers in the past, I could not take so elastic a definition of Christianity as that. As I said before, in olden days it had a much more full-blooded sense. For instance, it included he belief in hell. Belief in eternal hell-fire was an essential item of Christian belief until pretty recent times. In this country, as you know, it ceased to be an essential item because of a decision of the Privy Council, and from that decision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and the Archbishop of York dissented; but in this country our religion is settled by Act of Parliament, and therefore the Privy Council was able to override their Graces and hell was no longer necessary to a Christian. Consequently I shall not insist that a Christian must believe in hell.
The Existence of God
To come to this ques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it is a large and serious question, and if I were to attempt to deal with it in any adequate manner I should have to keep you here until Kingdom Come, so that you will have to excuse me if I deal with it in a somewhat summary fashion. You know, of course, that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laid it down as a dogma that the existence of God can be proved by the unaided reason. That is a somewhat curious dogma, but it is one of their dogmas. They had to introduce it because at one time the freethinkers adopted the habit of saying that there were such and such arguments which mere reason might urge against the existence of God, but of course they knew as a matter of faith that God did exist. The arguments and the reasons were set out at great length,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felt that they must stop it. Therefore they laid it down that the existence of God can be proved by the unaided reason and they had to set up what they considered were arguments to prove it. There are, of course, a number of them, but I shall take only a few.
The First-cause Argument
Perhaps the simplest and easiest to understand is the argument of the First Cause. (It is maintained that everything we see in this world has a cause, and as you go back in the chain of causes further and further you must come to a First Cause, and to that First Cause you give the name of God.) That argument, I suppose, does not carry very much weight nowadays, because, in the first place, cause is not quite what it used to be. The philosophers and the men of science have got going on cause, and it has not anything like the vitality it used to have; but, apart from that, you can see that the argument that there must be a First Cause is one that cannot have any validity. I may say that when I was a young man and was debating these questions very seriously in my mind, I for a long time accepted the argument of the First Cause, until one day, at the age of eighteen, I read John Stuart Mill's Autobiography, and I there found this sentence: "My father taught me that the question 'Who made me?' cannot be answered, since it immediately suggests the further question `Who made god?'" That very simple sentence showed me, as I still think, the fallacy in the argument of the First Cause. If everything must have a cause, then God must have a cause. If there can be anything without a cause, it may just as well be the world as God, so that there cannot be any validity in that argument. It is exactly of the same nature as the Hindu's view, that the world rested upon an elephant and the elephant rested upon a tortoise; and when they said, "How about the tortoise?" the Indian said, "Suppose we change the subject." The argument is really no better than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 world could not have come into being without a cause; nor,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re any reason why it should not have always existed. There is no reason to suppose that the world had a beginning at all. The idea that things must have a beginning is really due to the poverty of our imagination. Therefore, perhaps, I need not waste any more time upon the argument about the First Cause.
The Natural-law Argument
Then there is a very common argument from natural law. That was a favorite argument all through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special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ir Isaac Newton and his cosmogony. People observed the planets going around the sun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gravitation, and they thought that God had given a behest to these planets to move in that particular fashion, and that was why they did so. That was, of course, a convenient and simple explanation that saved them the trouble of looking any further for explanations of the law of gravitation. Nowadays we explain the law of gravitation in a somewhat complicated fashion that Einstein has introduced. I do not propose to give you a lecture on the law of gravitation, as interpreted by Einstein, because that again would take some time; at any rate, you no longer have the sort of natural law that you had in the Newtonian system, where, for some reason that nobody could understand, nature behaved in a uniform fashion. We now find that a great many things we thought were natural laws are really human conventions. You know that even in the remotest depths of stellar space there are still three feet to a yard. That is, no doubt, a very remarkable fact, but you would hardly call it a law of nature. And a great many things that have been regarded as laws of nature are of that kind. On the other hand, where you can get down to any knowledge of what atoms actually do, you will find they are much less subject to law than people thought, and that the laws at which you arrive are statistical averages of just the sort that would emerge from chance. There is, as we all know, a law that if you throw dice you will get double sixes only about once in thirty-six times, and we do not regard that as evidence that the fall of the dice is regulated by design; on the contrary, if the double sixes came every time we should think that there was design. The laws of nature are of that sort as regards a great many of them. They are statistical averages such as would emerge from the laws of chance; and that makes this whole business of natural law much less impressive than it formerly was. Quite apart from that, which represents the momentary state of science that may change tomorrow, the whole idea that natural laws imply a lawgiver is due to a confusion between natural and human laws. Human laws are behests commanding you to behave a certain way, in which you may choose to behave, or you may choose not to behave; but natural laws are a description of how things do in fact behave, and being a mere description of what they in fact do, you cannot argue that there must be somebody who told them to do that, because even supposing that there were, you are then faced with the question "Why did God issue just those natural laws and no others?" If you say that he did it simply from his own good pleasure, and without any reason, you then find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which is not subject to law, and so your train of natural law is interrupted. If you say, as more orthodox theologians do, that in all the laws which God issues he had a reason for giving those laws rather than others -- the reason, of course, being to create the best universe, although you would never think it to look at it -- if there were a reason for the laws which God gave, then God himself was subject to law, and therefore you do not get any advantage by introducing God as an intermediary. You really have a law outside and anterior to the divine edicts, and God does not serve your purpose, because he is not the ultimate lawgiver. In short, this whole argument about natural law no longer has anything like the strength that it used to have. I am traveling on in time in my review of the arguments. The arguments that are used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change their character as time goes on. They were at first hard intellectual arguments embodying certain quite definite fallacies. As we come to modern times they become less respectable intellectually and more and more affected by a kind of moralizing vagueness.
The Argument from Design
The next step in the process brings us to the argument from design. You all know the argument from design: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made just so that we can manage to live in the world, and if the world was ever so little different, we could not manage to live in it. That is the argument from design. It sometimes takes a rather curious form; for instance, it is argued that rabbits have white tails in order to be easy to shoot. I do not know how rabbits would view that application. It is an easy argument to parody. You all know Voltaire's remark, that obviously the nose was designed to be such as to fit spectacles. That sort of parody has turned out to be not nearly so wide of the mark as it might have seeme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cause since the time of Darwin we understand much better why living creatures are adapted to their environment. It is not that their environment was made to be suitable to them but that they grew to be suitable to it, and that is the basis of adaptation.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design about it.
When you come to look into this argument from design, it is a most astonishing thing that people can believe that this world, with all the things that are in it, with all its defects, should be the best that omnipotence and omniscience have been able to produce in millions of years. I really cannot believe it. Do you think that, if you were granted omnipotence and omniscience and millions of years in which to perfect your world, you could produce nothing better than the Ku Klux Klan or the Fascists? Moreover, if you accept the ordinary laws of science, you have to suppose that human life and life in general on this planet will die out in due course: it is a stage in the decay of the solar system; at a certain stage of decay you get the sort of conditions of temperature and so forth which are suitable to protoplasm, and there is life for a short time in the life of the whole solar system. You see in the moon the sort of thing to which the earth is tending -- something dead, cold, and lifeless.
I am told that that sort of view is depressing, and people will sometimes tell you that if they believed that, t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go on living. Do not believe it; it is all nonsense. Nobody really worries about much about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millions of years hence. Even if they think they are worrying much about that, they are really deceiving themselves. They are worried about something much more mundane, or it may merely be a bad digestion; but nobody is really seriously rendered unhappy by the thought of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this world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years hence. Therefore, although it is of course a gloomy view to suppose that life will die out -- at least I suppose we may say so, although sometimes when I contemplate the things that people do with their lives I think it is almost a consolation -- it is not such as to render life miserable. It merely makes you turn your attention to other things.
The Moral Arguments for Deity
Now we reach one stage further in what I shall call the intellectual descent that the Theists have made in their argumentations, and we come to what are called the moral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You all know, of course, that there used to be in the old days three intellectual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all of which were disposed of by Immanuel Kant i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but no sooner had he disposed of those arguments than he invented a new one, a moral argument, and that quite convinced him. He was like many people: in intellectual matters he was skeptical, but in moral matters he believed implicitly in the maxims that he had imbibed at his mother's knee. That illustrates what the psychoanalysts so much emphasize -- the immensely stronger hold upon us that our very early associations have than those of later times.
Kant, as I say, invented a new mor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that in varying forms was extremely popular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 has all sorts of forms. One form is to say there would be no right or wrong unless God existed. I am not for the moment concerned with whether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or whether there is not: that is another question. The point I am concerned with is that, if you are quite sure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then you are in this situation: Is that difference due to God's fiat or is it not? If it is due to God's fiat, then for God himself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and it is no longer a significant statement to say that God is good. If you are going to say, as theologians do, that God is good, you must then say that right and wrong have some meaning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God's fiat, because God's fiats are good and not bad independently of the mere fact that he made them. If you are going to say that, you will then have to say that it is not only through God that right and wrong came into being, but that they are in their essence logically anterior to God. You could, of course, if you liked, say that there was a superior deity who gave orders to the God that made this world, or could take up the line that some of the gnostics took up -- a line which I often thought was a very plausible one -- that as a matter of fact this world that we know was made by the devil at a moment when God was not looking. There is a good deal to be said for that, and I am not concerned to refute it.
The Argument for the Remedying of Injustice
Then there is another very curious form of moral argument, which is this: they say that the existence of God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bring justice into the world. In the part of this universe that we know there is great injustice, and often the good suffer, and often the wicked prosper, and one hardly knows which of those is the more annoying; but if you are going to have justice in the universe as a whole you have to suppose a future life to redress the balance of life here on earth. So they say that there must be a God, and there must be Heaven and Hell in order that in the long run there may be justice. That is a very curious argument. If you looked at the matter from a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you would say, "After all, I only know this world. I do not know about the rest of the universe, but so far as one can argue at all on probabilities one would say that probably this world is a fair sample, and if there is injustice here the odds are that there is injustice elsewhere also." Supposing you got a crate of oranges that you opened, and you found all the top layer of oranges bad, you would not argue, "The underneath ones must be good, so as to redress the balance." You would say, "Probably the whole lot is a bad consignment"; and that is really what a scientific person would argue about the universe. He would say, "Here we find in this world a great deal of injustice, and so far as that goes that is a reason for supposing that justice does not rule in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so far as it goes it affords a moral argument against deity and not in favor of one." Of course I know that the sort of intellectual arguments that I have been talking to you about are not what really moves people. What really moves people to believe in God is not any intellectual argument at all. Most people believe in God because they have been taught from early infancy to do it, and that is the main reason.
Then I think that the next most powerful reason is the wish for safety, a sort of feeling that there is a big brother who will look after you. That plays a very profound part in influencing people's desire for a belief in God.
The Character of Christ
I now want to say a few words upon a topic which I often think is not quite sufficiently dealt with by Rationalists, and 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Christ was the best and the wisest of men. It is generally taken for granted that we should all agree that that was so. I do not myself. I think that there are a good many points upon which I agree with Christ a great deal more than the professing Christians do. I do not know that I could go with Him all the way, but I could go with Him much further than most professing Christians can. You will remember that He said, "Resist not evil: but whosoever shall smite thee on thy right cheek, turn to him the other also." That is not a new precept or a new principle. It was used by Lao-tse and Buddha some 500 or 600 years before Christ, but it is not a principle which as a matter of fact Christians accept.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 present prime minister [Stanley Baldwin], for instance, is a most sincere Christian, but I should not advise any of you to go and smite him on one cheek. I think you might find that he thought this text was intended in a figurative sense.
Then there is another point which I consider excellent. You will remember that Christ said, "Judge not lest ye be judged." That principle I do not think you would find was popular in the law courts of Christian countries. I have known in my time quite a number of judges who were very earnest Christians, and none of them felt that they were acting contrary to Christian principles in what they did. Then Christ says, "Give to him that asketh of thee, and from him that would borrow of thee turn not thou away." That is a very good principle. Your Chairman has reminded you that we are not here to talk politics, but I cannot help observing that the last general election was fought on the question of how desirable it was to turn away from him that would borrow of thee, so that one must assume that the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of this country are composed of people who do not agree with the teaching of Christ, because they certainly did very emphatically turn away on that occasion.
Then there is one other maxim of Christ which I think has a great deal in it, but I do not find that it is very popular among some of our Christian friends. He says, "If thou wilt be perfect, go and sell that which thou hast, and give to the poor." That is a very excellent maxim, but, as I say, it is not much practised. All these, I think, are good maxims, although they are a little difficult to live up to. I do not profess to live up to them myself; but then, after all, it is not quite the same thing as for a Christian.
Defects in Christ's Teaching
Having granted the excellence of these maxims, I come to certain points in which I do not believe that one can grant either the superlative wisdom or the superlative goodness of Christ as depicted in the Gospels; and here I may say that one is not concerned with the historical question. Historically it is quite doubtful whether Christ ever existed at all, and if He did we do not know anything about him, so that I am not concerned with the historical question, which is a very difficult one. I am concerned with Christ as He appears in the Gospels, taking the Gospel narrative as it stands, and there one does find some things that do not seem to be very wise. For one thing, he certainly thought that His second coming would occur in clouds of glory before the death of all the people who were living at that time. There are a great many texts that prove that. He says, for instance, "Ye shall not have gone over the cities of Israel till the Son of Man be come." Then he says, "There are some standing here which shall not taste death till the Son of Man comes into His kingdom"; and there are a lot of places where it is quite clear that He believed that His second coming would happen during the lifetime of many then living. That was the belief of His earlier followers, and it was the basis of a good deal of His moral teaching. When He said, "Take no thought for the morrow," and things of that sort, it was very largely because He thought that the second coming was going to be very soon, and that all ordinary mundane affairs did not count. I have, as a matter of fact, known some Christians who did believe that the second coming was imminent. I knew a parson who frightened his congregation terribly by telling them that the second coming was very imminent indeed, but they were much consoled when they found that he was planting trees in his garden. The early Christians did really believe it, and they did abstain from such things as planting trees in their gardens, because they did accept from Christ the belief that the second coming was imminent. In that respect, clearly He was not so wise as some other people have been, and He was certainly not superlatively wise.
The Moral Problem
Then you come to moral questions. There is one very serious defect to my mind in Christ's moral character, and that is that He believed in hell. I do not myself feel that any person who is really profoundly humane can believe in everlasting punishment. Christ certainly as depicted in the Gospels did believe in everlasting punishment, and one does find repeatedly a vindictive fury against those people who would not listen to His preaching -- an attitude which is not uncommon with preachers, but which does somewhat detract from superlative excellence. You do not, for instance find that attitude in Socrates. You find him quite bland and urbane toward the people who would not listen to him; and it is, to my mind, far more worthy of a sage to take that line than to take the line of indignation. You probably all remember the sorts of things that Socrates was saying when he was dying, and the sort of things that he generally did say to people who did not agree with him.
You will find that in the Gospels Christ said, "Ye serpents, ye generation of vipers, how can ye escape the damnation of Hell." That was said to people who did not like His preaching. It is not really to my mind quite the best tone, and there are a great many of these things about Hell. There is, of course, the familiar text about the sin against the Holy Ghost: "Whosoever speaketh against the Holy Ghost it shall not be forgiven him neither in this World nor in the world to come." That text has caused an unspeakable amount of misery in the world, for all sorts of people have imagined that they have committed the sin against the Holy Ghost, and thought that it would not be forgiven them either in this world or in the world to come. I really do not think that a person with a proper degree of kindliness in his nature would have put fears and terrors of that sort into the world.
Then Christ says, "The Son of Man shall send forth his His angels, and they shall gather out of His kingdom all things that offend, and them which do iniquity, and shall cast them into a furnace of fire; there shall be wailing and gnashing of teeth"; and He goes on about the wailing and gnashing of teeth. It comes in one verse after another, and it is quite manifest to the reader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pleasure in contemplating wailing and gnashing of teeth, or else it would not occur so often. Then you all, of course, remember about the sheep and the goats; how at the second coming He is going to divide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 and He is going to say to the goats, "Depart from me, ye cursed, into everlasting fire." He continues, "And these shall go away into everlasting fire." Then He says again, "If thy hand offend thee, cut it off; it is better for thee to enter into life maimed, than having two hands to go into Hell, into the fire that never shall be quenched; where the worm dieth not and the fire is not quenched." He repeats that again and again also. I must say that I think all this doctrine, that hell-fire is a punishment for sin, is a doctrine of cruelty. It is a doctrine that put cruelty into the world and gave the world generations of cruel torture; and the Christ of the Gospels, if you could take Him asHis chroniclers represent Him, would certainly have to be considered partly responsible for that.
There are other things of less importance. There is the instance of the Gadarene swine, where it certainly was not very kind to the pigs to put the devils into them and make them rush down the hill into the sea. You must remember that He was omnipotent, and He could have made the devils simply go away; but He chose to send them into the pigs. Then there is the curious story of the fig tree, which always rather puzzled me. You remember what happened about the fig tree. "He was hungry; and seeing a fig tree afar off having leaves, He came if haply He might find anything thereon; and when He came to it He found nothing but leaves, for the time of figs was not yet. And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it: 'No man eat fruit of thee hereafter for ever' . . . and Peter . . . saith unto Him: 'Master, behold the fig tree which thou cursedst is withered away.'" This is a very curious story, because it was not the right time of year for figs, and you really could not blame the tree. I cannot myself feel that either in the matter of wisdom or in the matter of virtue Christ stands quite as high as some other people known to history. I think I should put Buddha and Socrates above Him in those respects.
The Emotional Factor
As I said before,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real reason why people accept religion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argumentation. They accept religion on emotional grounds. One is often told that it is a very wrong thing to attack religion, because religion makes men virtuous. So I am told; I have not noticed it. You know, of course, the parody of that argument in Samuel Butler's book, Erewhon Revisited. You will remember that in Erewhonthere is a certain Higgs who arrives in a remote country, and after spending some time there he escapes from that country in a balloon. Twenty years later he comes back to that country and finds a new religion in which he is worshiped under the name of the "Sun Child," and it is said that he ascended into heaven. He finds that the Feast of the Ascension is about to be celebrated, and he hears Professors Hanky and Panky say to each other that they never set eyes on the man Higgs, and they hope they never will; but they are the high priests of the religion of the Sun Child. He is very indignant, and he comes up to them, and he says, "I am going to expose all this humbug and tell the people of Erewhon that it was only I, the man Higgs, and I went up in a balloon." He was told, "You must not do that, because all the morals of this country are bound round this myth, and if they once know that you did not ascend into Heaven they will all become wicked"; and so he is persuaded of that and he goes quietly away.
That is the idea -- that we should all be wicked if we did not hold to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people who have held to it have been for the most part extremely wicked. You find this curious fact, that the more intense has been the religion of any period and the more profound has been the dogmatic belief, the greater has been the cruelty and the worse has been the state of affairs. In the so-called ages of faith, when men really did believe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 all its completeness, there was the Inquisition, with all its tortures; there were millions of unfortunate women burned as witches; and there was every kind of cruelty practiced upon all sorts of people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You find as you look around the world that every single bit of progress in humane feeling, every improvement in the criminal law, every step toward the diminution of war, every step toward better treatment of the colored races, or every mitigation of slavery, every moral progress that there has been in the world, has been consistently opposed by the organized churches of the world. I say quite deliberately that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s organized in its churches, has been and still is the principal enemy of moral progress in the world.
How the Churches Have Retarded Progress
You may think that I am going too far when I say that that is still so. I do not think that I am. Take one fact. You will bear with me if I mention it. It is not a pleasant fact, but the churches compel one to mention facts that are not pleasant. Supposing that in this world that we live in today an inexperienced girl is married to a syphilitic man; in that case the Catholic Church says, "This is an indissoluble sacrament. You must endure celibacy or stay together. And if you stay together, you must not use birth control to prevent the birth of syphilitic children." Nobody whose natural sympathies have not been warped by dogma, or whose moral nature was not absolutely dead to all sense of suffering, could maintain that it is right and proper that that state of things should continue.
That is only an example. There are a great many ways in which, at the present moment, the church, by its insistence upon what it chooses to call morality, inflicts upon all sorts of people undeserved and unnecessary suffering. And of course, as we know, it is in its major part an opponent still of progress and improvement in all the ways that diminish suffering in the world, because it has chosen to label as morality a certain narrow set of rules of conduct which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human happiness; and when you say that this or that ought to be done because it would make for human happiness, they think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atter at all. "What has human happiness to do with morals? The object of morals is not to make people happy."
Fear, the Foundation of Religion
Religion is based, I think, primarily and mainly upon fear. It is partly the terror of the unknown and partly, as I have said, the wish to feel that you have a kind of elder brother who will stand by you in all your troubles and disputes. Fear is the basis of the whole thing -- fear of the mysterious, fear of defeat, fear of death. Fear is the parent of cruelty, and therefore it is no wonder if cruelty and religion have gone hand in hand. It is because fear is at the basis of those two things. In this world we can now begin a little to understand things, and a little to master them by help of science, which has forced its way step by step against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gainst the churches, and against the opposition of all the old precepts. Science can help us to get over this craven fear in which mankind has lived for so many generations. Science can teach us, and I think our own hearts can teach us, no longer to look around for imaginary supports, no longer to invent allies in the sky, but rather to look to our own efforts here below to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place to live in, instead of the sort of place that the churches in all these centuries have made it.
What We Must Do
We want to stand upon our own feet and look fair and square at the world -- its good facts, its bad facts, its beauties, and its ugliness; se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be not afraid of it. Conquer the world by intelligence and not merely by being slavishly subdued by the terror that comes from it. The whole conception of God is a conception derived from the ancient Oriental despotisms. It is a conception quite unworthy of free men. When you hear people in church debasing themselves and saying that they are miserable sinners, and all the rest of it, it seems contemptible and not worthy of self-respecting human beings. We ought to stand up and look the world frankly in the face. We ought to make the best we can of the world, and if it is not so good as we wish, after all it will still be better than what these others have made of it in all these ages. A good world needs knowledge, kindliness, and courage; it does not need a regretful hankering after the past or a fettering of the free intelligence by the words uttered long ago by ignorant men. It needs a fearless outlook and a free intelligence. It needs hope for the future, not looking back all the time toward a past that is dead, which we trust will be far surpassed by the future that our intelligence can create.
Electronic colophon: This electronic edition of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was first made available by Bruce MacLeod on his "Watchful Eye Russell Page." It was newly corrected (from Edwards, NY 1957) in July 1996 by John R. Lenz for the Bertrand Russell Society.
2009-02-03(12:46 PM) - #37
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五四的長遠影響在於文化啟蒙，可是最近香港卻為一股蒙昧主義的幽靈所籠罩。
由宗教右派掀動的這股蒙昧主義的歪風，以維護家庭價值，保衛道德文化的名義，對與性有關的問題，開展一場「文化戰爭」。就連一條本意在於維護家庭安全，防止 暴力悲劇發生，以免傷害家庭成員的條例，都在宗教右派無限渲染「家庭制度行將崩潰」這種蠱惑人心的煽動底下，變成一場頗為無聊的意識形態角力。
以法律條文上的爭執所掀起的這場爭論，和其他在美加等地宗教右派挑起的「文化戰爭」一樣，都只是他們借題發揮的工具。在他們要從所謂的「世俗主義者」手中奪 回美國，重新成為他們理想的「上帝之國」的長期爭戰中，任何問題(包括無謂如強要在法院內外立「十誡」碑石)，都可以成為他們的爭戰對象。就正如這場論爭 當中站在極右的一端，聲稱不能讓「同性同居」這個概念，在香港法典上作那怕只是「零的突破」的關啟文，也在繞了一大輪法律圈子之後，坦白直言他所關心的， 其實只是家暴法修訂所帶來的「文化含意」和它的「象徵意義」。
一如一個針對美加教友的基督右派網站所 定義﹕「文化戰爭」是對付周圍墮落世界的一場爭戰，目的是使世界重歸基督。他們的文化使命，是與福音的使命並行，目的是由福音去改造文化，使世界順服主耶 穌。在他們為信徒訂出的七條文化戰爭的準則中包括了﹕「認識人人都是戰士，教會和每個信徒都加入」、「決心遵行十誡」，並「不給魔鬼留任何餘地」。
基督徒當然有權去信仰任何他們認為合適的世界觀，但令人納悶的是，在香港這個基督徒佔人口只有數個百分點的地方，這批基督宗教右派在家暴條例修訂的爭論中， 從來都沒有向公眾說明，他們的激烈「恐同」立場，其實只是來自他們這一派對基督教義的狹隘詮釋。他們口口聲聲維護的，就儼然是一些不證自明，自有永恆的 「家庭價值」，並把這套未經解釋的所謂「家庭價值」論述，和「男女異性」的婚姻制度綑綁在一起。
基督教從來都站在維護既有的家庭制度的一方嗎？《聖經》上有明言，哪一種是上帝喜愛的永久家庭制度嗎？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的教徒，似乎欠了要向香港廣大的非信徒解釋，為什麼相信同一個上帝，天主教至今不容許離婚，而基督新教卻可以？歷史 上是誰(馬丁路德？)縱容了那可怕的「零的突破」，令今日家庭制度日益廢馳，離婚率漸增，「家庭價值」日益衰落的「道德滑坡」？
在香港及在中國人社會，輕言家庭價值就更令人迷惑。因為中國文化語境下，家庭價值所指涉的，遠非只是近代西方浪漫主義核心家庭的夫妻相愛，子女不濫交、不搞 同性戀等，而是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外，一大套以一夫多妻為原型的倫常綱紀、婆媳妻妾，妯娌相爭的錯綜關係，以致三貞九烈、七出之條的戒律，和買賣婚 姻、童養媳、妹仔買賣等等延伸的封建禮教，以及為抗衡此等禮教秩序的「逃逸路線」，例如自梳女的不婚同住，金蘭結義的姊妹相親。
五四時代的時人志士首要衝擊者，正是這套婚姻與家庭的制度。他們以平等自由的價值為標尺，鞭撻既有家庭制度，反思「家庭價值」對婦女和廣泛人性的摧殘，追求人性獨立。
他們問﹕從來如此，便對嗎？
事實上，自晚清以來，中國先知先覺的有識之士，對家庭和婚姻的本質和理想，進行了大量沒有禁區的思想探索和生活實驗，不單只有婦女離家出走的「易卜生主義」、自由戀愛，更有「去家」、「毁家」、「廢婚」等的論調和大量環繞這些問題的智性辯論。
他們那一代人，就是敢想敢問。
例如，康有為的《大同書》中，就直指「家人 強 合」是一種「苦」，並有「去家界，為天民」的構想，更說在「太平大同之世，凡有色欲交合之事，兩歡則相合，兩憎則相離……無名無分，無界無限，唯兩情之所 屬。既然人人可得，也就沒有強合、佔奪、搶爭之事」，除此之外，康有為還提到「其有歡合者、不論男女之交及兩男之交，皆到官立約，以免他爭。」大抵康有為 除了是維新志士，更是提倡「公民聯合／同性婚姻」的鼻祖。
康有為的《大同書》，寫於西方世界還未有什麼同志運動之前。而這些一百年前中國的先知先覺者，早就意識到家庭和婚姻制度的演進和變革，與社會、文化和人格進步互相緊密扣連。沒有對家庭制度、家庭價值的反思，社會變革進步也只是空談。
大同世界當然不是一蹴即就，這些洞見深刻的批判理論，也不存在什麼鼓吹不鼓吹的問題。但當然，今日的基督右派，為了「文化戰爭」的需要，亦大可把康有為也列 為當代性解放魔鬼的先驅，扣上同志運動打手的帽子，又或者把《大同書》列為禁書，批判其為污染中國青年一代的精神大毒草，從基督教書局的書架上移除，以示 「不給魔鬼留任何餘地」。
不過，基督右派除了自我陶醉於他們的「象徵之戰」、「文化之戰」之餘，忘了向這一代今日尚存的，自吃人的禮教和封建異性婚姻體制逃逸出來的同性同居 者解釋，為什麼蘇穎智牧師可以斬釘截鐵的宣示﹕「要立法令他們不受傷 害，無可能！」在中國文化啟蒙的歷史進程中，基督教究竟站在何方？
這樣說來，基督教從來不會去衝擊家庭價值嗎？答案當然不是。
香 港教會史學家Carl Smith在一篇動人的著述中，生動的描述了香港的新教教會在五四前後，廢除妹仔買賣的運動上所扮演的積極角色。當年的基督教青年會 (YMCA／YWCA)聯繫起來的基督徒，站在改革的一方，與工會分子攜手，促成了一九二三年香港廢除妹仔奴婢制度的條例通過。發人深省的是，在這椿新教 教會成員首次積極投身的人權運動中，反對廢除妹仔奴婢制度的封建勢力，例如買辦富豪周壽臣，就辯稱妹仔是華人家庭制度的一部分，暗指主要由基督徒組成的 「廢妹仔派」是在破壞華人固有的「家庭價值」。
家庭、家庭，多少罪惡假汝之名？
一直以來，香港絕大部分信徒(包括那些在今日仍在教會學校讀書的學生)都沒有被告知，早年的傳教士都是坐販賣鴉片給中國的東印度 公 司艦隊來港的。殖民權力和宗教權力，原來就密不可分。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內地就因此燃起了猛烈的「非基督教運動」。蔡元培、胡適、陳獨秀等知識分子不分派 別，強烈要求教育脫離宗教控制，要求收回教育權。在滾滾而來的歷史浪濤下，香港基督徒一改保守習性，站在改革和進步的一方，十分合理自然，也可能因此而使 香港基督教會，倖免於後來席捲中國，更激烈的反洋教運動的災難。
可是，殖民地給予基督教會的種種特權，很容易令一些人忘記了，文化上的保守主義，並不是近代的中國人，長遠真心接受基督信仰的原因。
當代美加的基督右派以激進好戰著名，可是，香港的基督右派空有好戰之態，卻難掩內裏的辭窮理屈，底子薄弱。如梁燕城者，丟一些過時書袋不及之餘，以罵人「偽民主派」、「淫賤議員」掩其不濟，已廣為識者笑。
更 有論者，以為可以單靠諷剌同志運動沒有一種惠及所有「同一屋簷下」各類有「同住」關係人士的襟懷，就足以向公眾說明同志追求的平等，也不是真正的平等，其 立意只為顛覆香港合法婚姻的定義。這些自稱蒙恩的基督徒忘了，這種嘴巴論辯(巧妙的「反諷修辭」！)，只是陳水扁式的「烏賊戰略」，把人人都抹黑成「帶點 歧視成分」，卻沒有使自己的歧視變得合理。真理，卻迷失在這些犬儒辯駁的交鋒當中。
香港教會史學家Carl Smith以他的健筆，詳細地見證了這樣可供古今對照的精彩一幕﹕在東華醫院一個辯論廢妹仔法例的集會上，一位明顯的反立法者以反諷的口吻說﹕外面每天還 有男人苦力被販賣，為什麼你們只為女人大費周章！眾人聽罷，起哄踏腳，以示不滿……要求主席立付條例舉手議決。
歷史，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大同理想」並非「天國」觀念，五四以來，激發了無數的青年人，踏實地探求社會文化與時並進的改革之道。他們不會像宗教右派，虛言要等待起草一條「真正要實現全面平等」的「世界大同條例」(可能還會包括「動物權益」在內)，以掩飾其落伍的歧視心態。
文 化研究學者Lawrence Grossberg判斷宗教右派實質上並非真是一種守持真理的保守主義，而是一種後現代文化氛圍下出現的「舞弄感情的犬儒主義」(sentimental cynicism)，因為雖然狂熱，他們骨子裏其實並不相信有真理。在香港這股宗教右派歪風下，也正好見證了後現代主義嘴巴上的奇巧淫技，如何取代了基督 徒的生命見證，和正面理性的護教。
可悲的是，基督信仰在前門要驅走後現代犬儒主義的同時，它已在後門「暗渡陳倉」。
基督，在哭泣。
(圖片為編輯所加，引自mendrakis)
2009-02-03(12:45 AM) - #38
《閱讀左派》
一種快樂的政治學
－－安德瑞．高茲的「人文生態論」（上）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對自然人道地占有」，這句出自1960年代馬庫塞(Herbert Maucuse)的哲學忠告，在今日以地球暖化為核心的生態危機中，愈顯得發人深省。如果將資本主義表述為一種「掠奪自然、破壞生態、瘋狂生產、非人勞 動」的經濟生產系統，馬庫塞指出了這一災難系統的非人化結果，安德烈．高茲(Andre Gorz, 1923-2007 )則闡述了這一非人性系統的災難性成因。法國左派思想家高茲的全部著作表明，除非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和生產邏輯獲得根本性的扭轉，否則一個不論階級、不分 貧富的「全球鬱卒」時代的來臨，已在不遠之處。
生態倫理 vs 經濟理性
1975年(英譯本1979年)的《政治生態學》(Ecology As Politics)，不僅是高茲理論形成的起點，也因對法國「核議題」的深入分析，而建立了一種和「理性∕經濟人」相對立的「倫理∕自由人」的「生態社會 主義」思潮。從經典馬克思主義另闢蹊徑，如果資本主義內含必然性的危機，那麼在生態社會主義看來，這種危機不是來自技術不足、市場萎縮、通貨膨脹等等誤人 子弟、瞞天蓋世的謊言，而是來自資源枯竭、生態破壞這些實質災難。20世紀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證明，西方發達國家以提高「資本有機構成」來挽救自身之危機 的策略，遠遠不如乾脆實行「資本輸出」，乘著「環境種族主義」（註1）和「生態殖民主義」的雙翼，飛向第三世界國家尋求救命靈丹與再生活水。落後國家的上 層精英習慣把資本輸出稱為「外資(外商)」、「殖民現代性」，「跨國公司」，似乎資本輸出只是「內外有別」的差異，殊不知資本輸出夾帶的是污染輸出、在地 能源的掠奪、報廢技術的二次交易、本地勞工的廉價雇傭、內政干涉、市場投機與金融炒作……等等。在《政治生態學》一書中，高茲提出了一種與經濟學的經濟理 性決裂的「新經濟學」，但它同時又是一種與政治密切結合、從而從中可以一覽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內在弊端和外部禍害的激進政治學。這種思想依據的不再是科學邏 輯或理性，而是倫理與文化，它是推進文明進程的槓桿，而不是開動生產的按鈕或推手。
「資本家即使熱心地從事環保工作，腦子裏想的也還是賺錢」（註2），甚至，資本家還會利用環保來賺錢！這就是資本主義打死不退的利潤動機。只要存在利潤動 機，資本主義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就無法克服，因為沒有人會認為空氣、水、地下礦產，以及自然界維持自身平衡的物質能量，是需要付費的，換言之，在資本主 義體系下，一切「非人為再生產」的資源都被視為免費的、任意取得的，而這種「自然免費論」，就是資本主義大肆掠奪自然資源、破壞生態環境資的誘因；利潤動 機與掠奪誘因的結合，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一種在增長、積累、消費不斷加深和加重的循環消耗。高茲直言，要想在以「生產」為導向的資本主義體系內維持 生態的平衡，要想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上置入生態倫理和人文關懷，根本是癡人說夢，因為，「資本主義生產」(capitalist production)本身就是一種破壞，它生產著、促銷著、販售著破壞，並且不斷破壞性的進行生產！
什麼叫「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或「經濟理性」？什麼又是「生態倫理」？一如世間並不存在「公益資本主義」這一名詞：以創造勞動者幸福和利益的資本主義企 業，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和管理原則，不是為了使勞動變得輕鬆愉快、幸福美滿，不是為了使勞動與勞動者之間、生產活動與自然資源之間獲得協調與平衡，更不是 為了確保社會公益或服務於大眾的社會選擇，而是以最大的社會成本來換取極少數人的壟斷利益。資本主義願意投注大量資金以維護機械、廠房、行銷的「最佳 化」，也不願付出只需很少代價就可以使勞動者改善健康和精神狀態的「人道投資」；即使被迫從事污染管制，資本主義也會通過提高價格來轉嫁生產成本，一種為 了彌補資源掠奪而投注的成本，最後依然以「回收」的方式回流到擁有價格優勢的資本家。今日，人們以高昂的價格購買生活空間，花錢購買清淨的飲水、以遷徙換 取清新的空氣、千萬眾人承受一根冒煙的煙囪、全球多國忍受少數強權的工業污染，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和它的荒謬性！
至於所謂「生態倫理」與「經濟理性」的不同，很簡單，被經濟理性視為成長(growth)的，在生態倫理看來卻是災禍(catastrophe)，被經濟 理性視為收益(revenue)的，在生態倫理看來卻是損失(loss)，同樣的，在經濟理性看來是增殖的，生態倫理則斥之為浪費（註3）。生態倫理與經 濟理性像似連體嬰，但卻是頭腳倒立的連成一體。
技術法西斯主義與「核政治」
1973年的「石油危機」給高依賴、高耗油的西方國家帶來巨大的衝擊，但這並沒有促使西方國家進行人文反省，反而換得「以更大的掠奪來彌補短缺」的傲慢政 策。當時，法國電力公司提出了「能源替代計劃」，主張以核能取代石油，發展「全電氣化」的核能生產模式。1974 年3 月4 日，在沒有充分辯論、沒有公投、沒有調查研究並強力壓制反核抗爭之下，右派執政的麥斯梅爾(Pierre Messer)政府批准了該項計畫。通過對法國「核電計劃」的研究，高茲提出了「技術法西斯主義」(technofascism)的指控。在高茲看來，技 術法西斯是「技術官僚主義」(technobureaucracy)的產物，技術官僚是由政客、技術精英、企業、資本家所組成的「技術獨裁統治」，他們宣 稱實施核計畫可以減少石油消耗、節省能源、增加就業、提高生活品質、減少污染等等，但這全是欺民惑眾的謊言。因為所謂「能源替代」完全與節約、提升生活品 質、能源替代無關，它根本與以一種能源取代另一種能源的事實無關，而是以更大的能源消耗、支付更大的生態成本、承擔更高生命風險、預期「不可控制的災 難」(uncontrollable disaster)，來換取技術官僚的利益。
法國的核電計劃實質上就是一種技術官僚體制下的「黑箱秘約」(blackbox contract)，一種挪用技術名義、建立在人民資訊不對等、缺乏專業民意監督下的「意識形態選擇」。在高茲看來，技術選擇雖然是現代社會選擇 (social choices)的一種，但一種旨在鞏固資本主義生產邏輯和維護技術官僚利益的社會選擇，會以修辭化、偽裝化、人為中性化的技術選擇而強加於社會大眾。實 際上，技術本身從來就不是中性的，也不存在樂觀與悲觀之別，技術本身就是社會選擇的鬥爭，它總是織染著權力的密碼和印記；而「核技術」─人類至今對此高能 量、高致命之稀有能源的濫用，一幅由政客、資本家、技術狂人所打造的「能源夢幻」─從一開始就是獨裁政體下的意識形態選擇，「無論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 義的核技術，都預示和決定著一個集權的、等級森嚴的、警察統治的社會」（註4）。實際上，「核危機」是資本主義的最高危機，只要人類依然迷信「核」這種 「硬技術」(hard technology)，人類的自毀就不是一種假設，而是倒數計時的進程。（待續）
註1：西方經濟理論總是把全球生態問題歸結為落後國家人口膨脹、資金短缺、資源匱乏、技術落後等等，或者是決策錯誤、政治獨裁等等，總之，生態問題似乎與發達國家的資源浪費、技術濫用無關，反而是落後國家愚昧貧窮的後果。
註2：Andre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79, p. 6
註3：Andre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79, pp. 32-33
註4：Andre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79, p. 19
《閱讀左派》
一種快樂的政治學
－－安德瑞．高茲的「人文生態論」（下）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以「經濟理性」指導生產和「為了市場」而勞動的資本主義體制，不可能在符合人類的真實(必需)、有限(適量)需求的條件下屹立不搖。為了維持體制運行於不 墜，資本主義必須「製造需求」，也就是製造超過了人類真實、有限需求之外的假性需求。馬庫塞(Herbert Marcuse)把這種捏造出來的、非自覺性的、乃至病態和貪婪的需求，稱為「虛假需求」；而高茲則把追求、獵取、滿足虛假需求的消費稱為「異化消費」。 假性需求和異化消費，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兩大支柱。
從異化消費到「剛好就好」
異化消費就是依據假性需求而進行的消費，也就是不是依據人類真實需要而進行的滿足行動。異化消費類似於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符號活動」概念：一種操縱符號的系統性行為，就像人們喜歡抽 “Marlboro”香煙，是為了想擁有一種約翰．韋恩(John Wayne)（註1）男性帥氣和酷感，人們不惜健康使用「娃娃鏡片」，是為了模仿日本女星濱崎步(Ayumi Hamasaki)（註2）那雙大眼睛，這種「成為別人」的消費是一種「否定自己」的消費。在此意義下，如果資本主義是一種為了逼迫人們「成為異己」而進 行生產的體制，那麼它從來就不是什麼神秘或了不起的體制，它不過是一種為了市場而生產，不斷製造、渲染、誘發假性需求以擴大異化消費的、非人性的「假體 制」。
在《經濟理性批判》(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一書中，高茲主張以「生態倫理」來取代「經濟理性」，因為前者以「人自身」為生產目的，後者則以「市場交換」為目的。這種「取代」並不是主 觀的期待或學者的幻想，而是一種客觀趨勢和科學規律。依據高茲的觀點，經濟理性依賴於一種「工作意識形態」(the ideology of work)，一種把異化勞動說成人類基本德性之表現的假理論。但是以「經濟」為目的的工作形態，從來就不是人類歷史中主要的活動，這種「經濟性勞動」僅僅 是近200年來工業資本主義興起後特有的現象。經濟性勞動一開始就織染著「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它掩飾了勞動的價格化和產品市場化之下的剝削性和反人性，同時又把勞動加以倫理化、美德化。資本主義將「勞動意識形態」表 述為和個人成就(personal success)相關的道德責任(moral duty)和社會義務(social obligation)，通過這種「道德─義務─成就」的連結，資本主義社會將自己定義為「工作為本的社會」(work-based society)。
所謂「工作為本」，就是我們常聽到的「工作倫理」(work ethnic)，「企業精神」(enterprise spirit)、「勞動美德」(virtue of labor)等等騙人的名詞。在高茲看來，工作倫理包含幾個內涵：每個人工作越多，生活就會過得越好；工作少或不工作的人是反社會的，不應成為社會的成 員；人們因辛勤工作而獲得成就，失敗者因懶惰而受到譴責（註3）。這種勞動的美德化觀點，在今日依然根深蒂固，依然是當代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典範，它甚至成 為區分右、左派和詆毀左派的標準：右派主張辛勤工作、增加就業，左派主張荒廢工作、吃喝玩樂！
實際上，「越多越好」(the more the better)、「多勞多獲」(producing more means working more)以及「多勞多金」(producing more will lead to a better way of life)觀點已經失效，「過度勞動」不僅無法增產，反而是以生命透支、過度勞累為代價。高茲以「晶片革命」(the micro-chip revolution)為例，晶片的發明就是為了「快速地增加勞動的簡約」(to make rapidly increasing savings in labour)，也就是勞動的「快與省」，這意味著生產的提高是建立在各部門勞動總量的下降而獲得實現的！至於「需求」方面，今日人們對空氣、水、空間、 寧靜、美感、時間、人際交往等等「人文∕生態」需求大幅增加，說明了「經濟∕物質」需求已經大縛下降。對此，高茲提出了「剛好就好」(enough is enough)的概念（註4）：人們應該以「少勞」取代「多勞」，從「為市場利潤」而生產轉向為「生命品質」而生產。
從經濟勞動到自主活動
「剛好就好」不是一個經濟範疇，而是一個統合並協調了需求、生活與時間的文化範疇。在傳統社會中，人們在小塊土地上進行生產只是用來滿足家庭成員、牲畜的 需要，人們從野地森林中砍伐的木材只是為了充當燃料或取暖。正是因為勞動時間與強度是適量的，所以人們還有餘暇來從事非經濟的文化活動。「剛好就好」固然 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概念，但它絕不是過時的或作廢的概念，在今日技術發達的社會條件下，它反而具有實現的可能，甚至是人類未來解放的關鍵所在。在《通 往天堂之路》一書中，高茲指出微電子革命下的自動化生產，不僅大幅降低(貨幣)資本對生產的影響，也大幅減少了勞動時間，這是一種更具本質性解放意義的進 展，「它將開創一門多元協商的時間政治學，並在尚未成形、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單獨實現解放」（註5）。
人們經常誤解高茲的觀點是通過「廢除勞動」來實現社會解放，實際上，高茲所主張廢除的只是那種「以經濟為目的勞動」(Work for economic ends)，而勞動時間的減少也不是為了製造一種好逸惡勞的價值觀，而是為「自主性活動」(Autonomous activity)創造前提與條件。高茲在《告別工人階級》(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一書序言中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習於把「工作」(work)和「職業」(job)等同，人們通常不說自己從事什麼工作，而是說自己從 事什麼職業。然而工作一旦變成以謀取薪資的職業，就會變成一種時間的販售、外在的壓迫、精神的負擔。處在這種「薪資工作」中，人註定是不情願、不自由、不 快樂的。如果薪資工作是一切不自由、不快樂的來源，那麼自由與快樂就必須在「工作之外」尋找，真正的生活就不是開始於「上班」，而是開始於「下班之 後」(after work)。在一個廢除了薪資勞動的社會中，人們將不再渴望集中於「經濟生產」的勞動，而是渴望某種自我定義的活動，於是，「『真正的生活』開始於工作之 外，工作本身成為開發『不工作』的一種手段，並且成為個人獲得他們所追求之各種可能活動的『臨時職業』之一」（註6）。
從痛苦經濟到快樂政治
高茲的全部著作旨在呼籲一種從「痛苦的經濟」向「快樂的政治」的社會轉化，一種以「自由活動」來取代「上班工作」，並最終實現以「自由時間∕充分休閒」為 基礎的人文社會來取代「必要時間∕異化勞動」的經濟社會。快樂的政治學不是致力於以「增產」來保障充分就業，而是通過技術與觀念的雙重革命來實現必要勞動 的廢除。面對未來，人們究竟要以什麼方式來實現勞動的廢除，將是「左派政治」最核心的議題。對高茲而言，一個真正自由解放的社會，將是一個以創造而不是以 欲望來指導生產的社會，一種「最少生產、最好生活」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自由時間將以快樂和美感的方式被使用而不只是勞動的中斷，休閒娛樂將成為社會共 享的價值而不只是簡單的休息或勞動力的補充。左派政治的最高目標在於實現快樂，也就是實現人類從「勞動生產社會」向「時間解放社會」(society of liberated time)的轉變。（完）
註1：約翰．韋恩(1907 – 1979)，美國知名男影星，常飾演西部牛仔或警長，是美國文化史上拓荒英雄、柔情俠客和法律正義的象徵性人物。
註2：濱崎步(1978─ )，日本知名女歌手，大眾流行偶像的代表。
註3：André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New York: Verso, 1989, Chapter 3
註4：André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p. 111
註5：André Gorz, Paths to Paradise: On the Liberation from Work, London: Pluto, 1985, p. 103
註6：André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Pluto, p. 81
2009-02-02(8:43 PM) - #39
我認為，這是最好的一部「六四」紀錄片－－《天安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