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改行不行？媒體向前行！
主辦：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日期：2008年10月13日09：30-12：00
地點：客家文化會館
主持：馮建三（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與談人：
洪貞玲（媒體改造學社召集人、台灣大學新聞所副教授）
管中祥（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助理教授）
曾昭媛（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公民媒改聯盟成員）
張時健（傳播學生鬥陣成員、政大新聞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鄭國威（全球之聲多語言計畫負責人、I’m TV社群營運部主任）
陳文賢（中時工會常務理事）
劉嘉韻（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秘書長）
整理：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10月13日上午舉辦的「媒改行不行？媒體向前行！」座談，是「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系列座談的最後一場，分別邀請到專業及草根媒改團體、白領及藍領的媒體工作者、公民參與者，以及新媒體運動者，由各種不同角度來探討媒改運動的現狀、困境與發展。
回顧媒改運動的歷史
代表媒改社出席的洪貞玲說，媒體改革在解嚴之後百家爭鳴的社會運動中，有著特殊之處，它在整個脈絡是屬於新社會運動。在台灣，是由傳播學術圈、新聞界和社運團體所結合。而媒改社跟其他媒改團體如「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或「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等團體的不同之處，在於媒改社不著重於監督，而將焦點放在媒體政經結構的改革。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過去台灣的無線電視體系是一個官控商營的運作模式，「這是一種反民主，」洪貞玲說。於是有一群學者在2001年成立了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簡稱無盟），而在2003年轉型成媒改社，並承接了運動脈絡及當時的四大訴求：反對徹底私有化、台視華視公共化、中視民視專業化，以及無線電視民主化。從2004年推動無線電視公股處理條例修法，到2006年公廣集團成立，可以說是達成媒體結構改革的階段性目標。但這樣的結構並不是媒改社當初所預期的結果，例如台視最後還是民營化了，而公廣集團亦未完整成型。
接下來可以去談的是，民進黨八年執政期間，媒改運動跟政治團體的關聯。媒改社由是學者組成的，擅長的是倡議性的提案，並擁有較多的論述資源，透過公開寫文章、政策的研究案以及政治遊說，希望使得無線電視改革的議案可以成為政治操作的結果。一開始2000年陳水扁的競選總統期間，邀請了各界學者撰寫政策白皮書，學者們原想利用這樣的合作機會，讓理想中的傳播政策真正落實，但後來民進黨政府卻令他們大失所望。一開始被視為跟政府有密切合作關係的媒改團體，發現政府沒有那麼積極實現承諾後，兩者之間的關係從合作轉為監督、甚至反對。媒改社內幾位老師曾經擔任官股電視台的董事，但其實政府對於改革不太有興趣，因為政治邏輯就是：媒體是比較好用的，於是這些學者公開辭職，並批判民進黨政府。
相較於非正式法人團體的媒改社，成立於1999年的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則是個實質的組織。「對我來講，目前媒體是阻礙社會進步的，」媒觀董事長管中祥表示，他們不只是單純對某些媒體內容的不滿，而是要追求一種價值。媒改其實是手段，而更主要的目的，一是身份關係的改變：我們是媒體的使用者，從媒體接收訊息，但忽略了我們是媒體的主人；二是重建媒體的公共性：就如同傳學鬥以前講過的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公民文化。
突破媒改運動與民眾的距離
管中祥認為，媒改是一種眾聲喧譁，媒改社的公共化運動是屬於系統化、步驟性的運動類型，而學者的強項在於生產論述、研究政策，並擁有較高的社會資本。政黨找會學者諮詢或背書，社會資本則容易引起社會關注。而當運動者被政治團體視為自己人時，好處是可以見縫插針、想辦法偷渡我們想要的政策；壞處則是會被貼標籤。當政黨提出一些與媒改團體相近、卻似是而非的政策時，「我們很難向民眾解釋，我們跟他們是不一樣的。」管中祥說。
此外，雖然目前的路線認為，政治遊說和政策研究是一種可行的改革力量，但卻相對地忽略了集結社會力量的重要性，也因此陷入困境。這個困境一部分來自於社會、一部分是來自學院裡頭的運動者。對學者來說，運動是一種兼職的工作，受限於本身的正業，學者無法全心投入運動、成為全職的草根工作者；媒改運動跟民眾的真實生活之間也有一段距離。到後來，遊說工作因內外因素影響，減少了非常多，政策實踐的可能性以及影響社會民眾的機會也跟著降低。管中祥表示，媒改運動更需思考的，是我們社會基礎是什麼？組織裡有記者和研究者，卻沒辦法使這些想法也能讓民眾理解、連結，而這也是在台灣的媒改運動裡，整體來講較為缺乏的部份。不過管中祥也表示，媒觀已朝這方向在做努力，從中小學校園演講、社區大學駐點授課、到舉辦大學生營隊，都是為了擴展媒改運動的草根群眾。
公民媒改聯盟的現狀
身為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的活躍成員，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曾昭媛提到，這個聯盟的成立，是2005年新聞局公佈頻道換照審議的時候。當時許多婦女和性別團體，認為媒體有太多侵犯性別和人權的例子，於是婦援會提出後，由婦女新知召集，後來很快地也一些勞工、原住民或社區團體想要加入，並在很短的時間內宣佈聯盟的成立。曾昭媛表示，公民媒改聯盟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媒體、公民團體和政府之間的對話，並讓媒體發揮自律和他律，提升其內容品質。
曾昭媛說，聯盟的成立之所以能這麼快速，因為當時媒體的表現能夠舉出歧視、侵犯人權的例子實在太多了，雖然之前大部份團體對媒體議題不甚了解，但都對媒體有很多不滿。在這樣的基礎上，聯盟提列出了多項的人權價值，希望能夠放進媒體的自律條文之中。因為掌握了新聞局要換照的時機，所以很快地就讓媒體接受；接著聯盟辦了一個公聽會，提出各種規範條文，邀請到各電視台主管，進行了非常細緻的討論和修改，希望建立雙方都能接受的標準。「很多議題都進來了，」曾昭媛回憶道，「媒體不僅願意接納這些條文，還邀請代表各種議題的公民團體，進入了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
看起來公民媒改聯盟已達到了令人滿意的成效，但每兩個月召開一次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卻消耗了聯盟成員聯盟大部分的能量，內部卻變得很少開會，現在已經鬆散到一年大概只聚會一兩次。此外，雖然在建立自律公約，並定期與電視台主管會面之後，就很少有很嚴重侵犯人權的新聞出現，然而有許多比較隱微的歧視，很難納入條文裏面。雖然商業媒體越來越能理解公民團體在意的是什麼，但他們不一定會照作，而且他們怕自己犯錯，許多社會議題就乾脆不報導，所以新聞便愈加八卦瑣碎，也不認為社會議題的報導和探討是他們的商業責任。
而關於與政府對話，曾昭媛遺憾地表示，這方面是非常少的，NCC很強調自己是一個獨立機關，與公民團體接觸時非常小心翼翼。她轉述去年擔任NCC副主委的石世豪，曾向說聯盟成員們說的話：「公民參與媒體改造，也要有能力才能參與吧？」石世豪用很精英的姿態說：你們的能力是不足的！曾昭媛認為，雖然他陳述了某種事實，但讓公民有參與傳播政策的能力，應該是政府該做的才對。當媒改社向聯盟講述，NCC版本的通傳法草案是有如何嚴重的問題之後，成員們也深感不安，跟去抗議NCC好幾次；但要他們跟NCC委員做政策辯論，卻是做不到的。「連我這個參與程度比較深的人，都沒有能力對政策做深入的討論，全國可能也沒有多少民眾有這種資源。」曾昭媛說。
而無論是關注媒改議題，或組織志工進行媒體監督，對於對一般NGO來說，其實會排擠掉其他面向的人力，而且難以看到成果，效益是非常低的。曾昭媛表示，就因如此，婦女新知決定淡出聯盟，而其他團體可能更早就淡出了。雖然媒體長期的問題沒解決，但聯盟的階段性成果已經達到了，沒有力氣繼續監督這一塊。她也提出，政府資源的挹注，跟公民團體壯大是有關的，例如性別平等教育已經成功入法了，是否有可能讓媒體識讀教育也入法，成為通識教育重要的一環？這樣可以讓各個資源薄弱的NGO都鬆一口氣，但實在不知道可行性有多少。
接觸第一線、創造團結可能性
身為未來的媒體工作者，傳播學生鬥陣成員張時健指出，當我們談到婦女、勞工運動的時候，都是談論這些人的本身；但媒改運動卻是改革媒體，而不是改革媒體裏面的人。當我們指責媒體的時候，但裏面的人卻是一個孤單的狀態。張時健說，國外有許多以記者為主的團體，常受到各方社運或公民勢力的要求、期待或批判，這時他們常轉為一種退步或保守的姿態，變成各種勢力拉扯的對象。主體本身消失了，誰拉得動我、我就跟誰走。最後，導致作為一個『整體』的其他記者們，在遭遇『外面』團體的期待時，就會以防衛的心態，帶著失望和忿怒去回應。因此，傳學鬥這兩年的轉型，就是儘量去跟第一線工作者接觸，以一個未來的媒體工作者的身份去理解他們。「這是一個里程碑，」張時健說，「我們常講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意識很薄弱，而這些新聞是他們做出來的，所以我們用力批判他們。但我們很少設想，他們有沒有可能不要這麼做呢？」
一般媒體工作者受到批評時，會說：「我們不這麼做的話就活不下去」、「工作也是上面指派的嘛，沒有選擇的餘地！」進而變成一種無解的循環。張時健表示，就是為了打破這種循環，這幾年傳學鬥將路線轉為對第一線工作者進行訪調，作為組織和團結的準備；但不能把這些準備侷限在薪資或福利，更需要跟各種社會議題有所連結。然而張時健強調，一切的前題是：組織是有可能的；如果沒有團結的主體，就只能淪為被批判和要求的對象。此外，張時健對於公民媒體的發展表示樂觀，但這樂觀是有一個高度的，那就是公民媒體還沒辦法取代傳統媒體，所以傳播學生還是不能放棄佔取主流媒體位置的可能性。希望有所行動的人，得跟有所反省的人保持連帶，這連帶存在的時候，我們才有組織、團結的可能性。
記協盼望公民社會的力量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秘書長劉嘉韻以最近央廣、公視和中央社的人事異動為例，表示不管公共或是國有的媒體，都免不了帶有官方色彩、受到政府的箝制。此外，商業媒體也面臨相當嚴重的困境，記者在媒體機器中，只是寫稿的機器，寫的都是長官或是權勢者的觀點。劉嘉韻說，她以前自己在中央社的時候，就曾有立委打電話要求按照其意思去更改。而電子媒體的記者每天早上就照著報紙頭條去追新聞，也不管上面寫的對不對。記者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並且使新聞容易流於一言堂的報導，民主社會的可貴乃在於多元的聲音和價值，而今卻被窄化了 ，「我們是不是在走回頭路呢？」劉嘉韻自問道。
另外也談到各家媒體的人事縮編和媒體未來的發展。劉嘉韻指出，前陣子中國時報大動作裁員，聯合報也傳出風聲，依附於媒體的記者，幾乎沒有抵抗的能力。但是，有賴於科技的發達，現在每個人都可以做報導，她希望公民新聞的發展，可以讓民眾選出自己關心的議題，並發揚公民社會的力量。
身為工人的意識
接著談到媒體工作者的組織與團結。具有多年組織經驗的大傳聯總幹事陳文賢說，他在三十幾年前從世新的編輯採訪科畢業，像今天這種媒改議題的座談，他在年輕的時候參加過很多；但在中國時報裁員的時候，出來對外界說明、站在資方立場的那幾個人，三十年前也都辦過這種座談會，在當年的黨外時代，聽他們講媒體改革，後來有人成立了新新聞，又有「為新聞自由而有」、無盟成立等等事件，但台灣的媒改運動、包括工會運動卻都在消退，到底是哪個地方出了差錯？
陳文賢表示，當初進中時的時候，原本要進編輯部，但在編輯訓練時，講師講了一句話，讓他決定改當校對：「你怎麼編都沒關係，只要有一個人喜歡就好了，那個人就是余社長。」這就是身為一個工人，要怎麼面對權力的問題。他認他很幸運能進到中時工會，一開始就是抗爭。早期黨外的同志，遇到利害問題的時候常會產生動搖，導致運動會遭到叛變；工會用抗爭的方式，不斷的看到人的原形，沒有經過考驗，沒辦法知道一個人能否堅持下去。
陳文賢以兩個故事為例，表示有許多的「運動」其實是手腦不協調的， 負責領導的人構想這個運動怎麼走，下面的人卻只負責執行，而不知道怎麼去理解運動的核心理念。進入運動以後，每個人是怎麼去理解，這是他非常在意的。在中時工會裡，所有的會員都要有集體共識，任何方針，如果有會員反對，就進行不下去。「沒有人會被當作手段，所有人都是目的，」他說。中時工會在開會員大會之前，都會密集召開小組座談，傾聽所有會員的聲音，嘗試直接民主。陳文賢說，「在實踐過後，我們才知道實踐這些東西是困難的、才知道我們的能力是遠遠不足的。」
陳文賢也指出，台灣媒體有各種問題，從外面監督很難，那從裏面呢？就跟張實健講的一樣，取而代之。但困難的地方，就是綁著利害，所以講每一句話都要進到很細致的考慮。中時工會是以藍領為主，比較接觸不到媒體內容的部份；而中時年底可能會裁到剩三百個，但白領的記者、編輯從來沒有說過參與或爭取什麼，白領勞工的缺席，對於運動是很大的傷害。
新公民力量－GVO全球之聲
全球之聲多語言計畫負責人鄭國威以輕鬆的方式開場，他問觀眾：你們為什麼有動力看台灣的新聞呢？他說，其實他也想監督新聞，但漸漸失去這些動力，每看新聞都覺得好好笑、 綜藝性非常高，但到底是誰在關心媒體改革這件事情呢？我們這些人覺得媒體問題很嚴重，是因為我們都是媒體人，會不會對於一般人來說不是那麼嚴重呢？
鄭國威接著介紹了全球之聲的起源和發展過程，而就目前來講，全球之聲除了一般性的的部落格報導以外，對於媒體改革是放在比較全球性的面向。首先是言論審查，例如中國以及許多國家，政府會限制人民在網路上的言論自由；甚至在台灣也有言論審查，像是在網頁上寫有關酒類的訊息時，就會有某些法律限制。接下來是數位落差，公民媒體希望以網路做一個載體，而若是數位落差存在，這個載體就無法普及。數位落差關係到階級以及近用媒體的問題，沒有電腦、沒有數位相機，就沒有發聲的權力和管道。最後就是語言的問題，當我們希望透過網路，喚起大家一起關心一些議題，但通常我們只能看見台灣的問題，即使是使用同樣語言的香港和中國也很少接觸到，更別說坦尚尼亞等等遙遠的國家了。因此，目前擁有十餘種語言版本的全球之聲多語言計畫，便是希望透過翻譯，讓各地的各項議題能夠有形成國際串聯的機會。
而關於公民媒體與媒改之間的關係，鄭國威說，若讓自己成為媒體，自身的改革即等同於媒體的改革。他表示，公民記者常被大眾媒體稱為「假記者」，好似記者這個身份是很神聖的，但他並不想進入媒體、也不覺得一定要在特地機構之下才能獲得身份。掌握媒體的人，通常同時也是握有大多數社會資源的人，好像要透過他們才能改變一些事情，但如果我們自身改變對媒體的認知，也許跳過媒體，靠我們自己就能夠達成一些理想。